一项新研究发现，人的反应速度会随着呼吸周期发生变化：相比吸气时，人在呼气时对视觉刺激的反应平均快了41毫秒。41毫秒只有1/25秒。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差异几乎难以察觉；但在需要快速反应的场景中，它可能具有一定意义。 呼吸不仅影响心率，也可能影响反应速度 呼吸一直被认为与大脑活动密切相关。例如，缓慢呼气通常会让身体更加平静。其背后涉及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也就是负责调节心率、呼吸、血压等不需要我们主动控制的生理活动的神经系统。但呼吸的作用可能并不只是“让人冷静下来”。 2026年9月，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 Erika Yamazaki 和 Ken Paller 在 iScience 发表研究，考察了一个问题：人的反应速度，会不会随着呼吸处于吸气、呼气还是两次呼吸之间的停顿而变化？ 研究人员让35名健康年轻成年人完成一项精神运动警觉任务（Psychomotor Vigilance Task，PVT）。PVT是一种常用于实验室的持续注意力测试。被试需要盯着电脑屏幕，当视觉刺激出现时，尽快按下按键。研究人员由此可以测量一个简单的指标：从看到刺激到做出按键反应，需要多少时间。 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并没有要求被试以某种方式呼吸，而是记录他们自然状态下的呼吸，并通过鼻腔附近的气流传感器记录每个人的呼吸波形，再把每一次按键反应与当时所处的呼吸阶段对应起来。 呼气时，反应快了41毫秒 被试在呼气阶段做出的反应，平均比吸气阶段快41毫秒。而在呼气结束之后、下一次吸气开始之前的短暂呼吸停顿中，反应速度也比吸气阶段快，大约21毫秒。反应最慢的时段，则出现在吸气接近顶峰的时候。 换句话说，人的反应速度并不是完全稳定的，它会随着呼吸节律出现细微但系统性的变化。 这41毫秒究竟意味着什么？41毫秒约等于1/25秒。一记时速90英里（约145公里）的网球发球，在这41毫秒里可以飞行大约1.6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呼气时打网球，就一定能比吸气时快1.6米。 实验测量的是非常简单的视觉刺激—按键反应，而不是网球、拳击或其他真实运动中的完整反应。因此，不能直接把实验结果等同于竞技表现。但对于一个本身就可能只相差几十毫秒的快速反应过程来说，这个差异并不能完全忽略。比如在百米赛跑等对起跑反应高度敏感的项目中，几十毫秒已经可能具有实际意义。 为什么呼气时反应更快？ 这项研究并没有直接测量副交感神经活动，因此目前还不能确定，为什么呼气会让反应速度变快。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呼吸节律本身会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过去的研究发现，经鼻吸气和呼气产生的节律性气流，会影响与注意力、感觉加工和运动控制有关的脑区活动。也就是说，呼吸不仅会改变身体的生理状态，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尺度上影响大脑处理外界信息的方式。 研究人员因此推测，呼气阶段可能让负责处理视觉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动作的神经网络处于更高效的状态。不过，这仍然是对机制的推测，而不是这项研究已经证实的结论。 这对运动有什么意义？ 这项发现对运动训练有一定启发。对于网球发球、篮球罚球、射箭等可以自己决定动作启动时机的运动，可以尝试随着呼气完成动作。而在接发球、拳击闪避等需要对外部刺激立即做出反应的场景中，运动员无法控制刺激出现时自己处于哪个呼吸阶段。因此，更现实的做法是保持自然、稳定的呼吸，避免紧张时不自觉地屏住呼吸。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项研究测试的只是简单的视觉按键反应，还没有证明呼气能够直接提高网球、拳击等真实运动中的竞技表现。但它至少提示，呼吸可能是影响快速反应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数字：31.2%的乌克兰成年受访者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的诊断标准。 这项研究由伦敦国王学院、基辅经济学院、乔治·华盛顿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柏林东欧与国际研究中心（ZOiS）以及英国退伍军人心理健康慈善机构Combat Stress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属于KonKoop创伤研究项目。 调查则由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实施。2024年5月，研究人员对2504名乌克兰成年人进行了电话调查，了解他们一生中的创伤经历，以及战争相关经历与PTSD、CPTSD症状之间的关系。 三个人里，可能就有一个符合PTSD或CPTSD标准 调查发现，25.2%的受访者符合PTSD标准，另外6%符合CPTSD标准，合计达到31.2%。 PTSD可能表现为反复出现创伤记忆或噩梦、回避与创伤有关的场景，以及持续处于高度警觉状态。 CPTSD除了这些症状，还可能进一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调节、自我评价和人际关系。 但需要注意，31.2%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受到战争影响。 有些人虽然没有达到疾病诊断标准，却可能正在经历失眠、焦虑、恐惧、情绪低落或者持续的紧张感。诊断标准划出的是一条临床界线，而真实生活中的心理痛苦往往比这条界线更加广泛。 很多人经历的，是一连串创伤 调查中，71%的人表示居住地曾遭到炮击，44.5%的人表示亲人在战争中受伤或死亡，32.9%的人曾因战争流离失所并与亲人分离。 而战争并不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经历创伤。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成年后至少经历过一次创伤；接近一半的人在童年时期就经历过创伤。 心理创伤并不一定是一次独立事件。不同人生阶段经历的创伤可能不断叠加，而战争又带来新的创伤暴露。研究发现，一个人一生中经历的创伤越多，符合PTSD或CPTSD诊断标准的可能性就越高。 危险还没有结束 我们通常理解的PTSD，是危险已经过去了，但人的大脑和身体仍然停留在过去。 可对于仍然生活在战争环境中的人来说，情况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一个人仍然面临炮击、流离失所、家庭分离以及亲人安危等现实威胁，那么高度警觉并不一定完全是对过去创伤的“错误反应”。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是对现实环境的适应。 这也是心理创伤研究中“持续创伤应激”（continuous traumatic stress）所关注的问题。 这个理论强调，在威胁长期存在的环境中，焦虑、警觉和回避等反应不能简单按照“危险已经结束后的异常心理反应”来理解。这也提示我们，传统PTSD框架虽然非常重要，但可能不足以解释所有持续战争环境中的心理反应。 心理创伤，需要被看见 受到心理创伤影响的，并不只是直接参与战斗的人。流离失所者、遭受袭击的居民、失去亲人的人，以及长期照顾受伤或受到创伤的家人，都可能承受严重的心理负担。 而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要继续生活。他们需要工作，需要照顾孩子，需要买菜、做饭，也需要想办法让生活看起来“正常”。 这也是为什么战争中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被持续关注。心理援助当然包括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医疗服务，但也包括家庭、朋友、社区和社会支持——让一个人在经历巨大损失之后，仍然能够重新获得一些安全感、联系感和生活的确定性。 战争留下的，不只是需要重建的房屋和基础设施，也包括需要慢慢恢复的人的心理。 而心理创伤的恢复，往往需要比重建一栋房屋更长的时间。

牵手通常被看作一种亲密表达，心理学研究发现，这个简单的身体接触，可能影响我们面对压力、疼痛，甚至回忆痛苦经历时的感受。 牵手会让人感觉更安全？ 心理学家长期关注身体接触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 2006年，心理学家 James Coan 等人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发表了一项研究，探索亲密关系中的身体接触是否能够缓冲人们面对威胁时的压力反应。 研究邀请16名已婚女性参与实验。研究者告诉被试，她们可能会接受电击，并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一种观察大脑活动变化的脑成像技术）记录她们面对电击威胁时的大脑反应。 实验中，被试分别经历三种情况：牵着丈夫的手、牵着一名陌生男性研究人员的手，或者不牵任何人的手。 结果发现，与不牵手相比，牵着丈夫的手时，被试大脑中与威胁和压力反应相关区域的活动降低。牵着陌生人的手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但效果弱于牵着丈夫的手。而且，夫妻关系质量越高，丈夫牵手带来的缓冲作用越明显。 这提示研究者，身体接触本身可能具有安抚作用，来自重要他人的支持，可能会向大脑传递更强的安全感信号。 牵手会改变痛苦记忆吗？ 最近，一项研究进一步探索牵手是否能够减轻“社交痛苦”（social pain）。 这里的“社交痛苦”，指的是由于关系受损、被拒绝、失去重要他人等经历带来的心理痛苦。比如，被朋友排斥、经历分手，或者受到重要他人的伤害，都可能产生类似的体验。 过去研究发现，身体疼痛和社交痛苦在大脑中存在部分共同的神经基础。因此，如果牵手能够缓解身体疼痛，它是否也可能影响社交痛苦？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团队邀请参与者回忆自己曾经历过的社交痛苦事件。这些经历需要包含明显的负面情绪，例如感受到受伤、愤怒、悲伤、被拒绝或被抛弃。 参与者在回忆这些经历时，会进行不同的互动：一部分人在牵着伴侣的手时回忆，另一部分人则握着握力球（squeeze ball）回忆，作为对照条件。 研究者通过参与者的自我报告（self-report）来衡量社交痛苦程度。一周后，研究者再次邀请参与者回想这些经历，并再次测量他们感受到的痛苦程度，以比较这些痛苦记忆是否发生变化。 牵手不会立即消除痛苦，但可能改变记忆 研究结果显示，牵着伴侣的手，并不会让人们在当下回忆痛苦经历时立即感觉更好。 但是，一周之后，那些曾经在牵手状态下回忆痛苦经历的人，再次想起这些事情时，感受到的不适程度更低。相比之下，握着握力球回忆的经历，没有出现同样程度的变化。 牵手可能不是一种即时的“止痛方式”，而是可能影响了一段痛苦经历之后被重新唤起时的情绪反应。 为什么牵手可能影响痛苦记忆？ 研究者提出，这可能与一种叫作“记忆再巩固”（memory reconsolidation）的机制有关。 过去，人们常认为记忆形成后就像储存在大脑中的文件一样稳定。但现代研究发现，当我们再次回忆一段经历时，这段记忆可能会暂时进入一种可以被更新的状态，随后重新储存。这个过程被称为记忆再巩固。 例如，一个人回忆一次被拒绝的经历时，通常会再次体验当时的孤独、受伤或无助。但如果在回忆这段经历的同时，又获得了新的积极体验——比如来自亲密伴侣的支持和身体接触——这段记忆可能会加入新的信息。 未来再次想起这件事时，大脑可能不再只联想到当时的伤害，也可能包含“我曾经被支持”“我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体验。 牵手不是治疗，但可能具有修复作用 这项研究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例如，牵手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强？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融入心理治疗？它是否能够帮助处理更加严重的创伤经历？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研究回答。 目前来看，牵手并不是心理治疗的替代方案。但亲密关系中的一些简单互动，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有影响力。

在人际关系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人们究竟更容易被与自己相似的人吸引，还是更容易被与自己不同的人吸引？ 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伴侣，这被称为相似性假说（similarity hypothesis）；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可能会被与自己互补的人吸引，即“异性相吸”（opposites attract）。 那么，现实中的伴侣，到底更像彼此，还是更互补？ 选型婚配 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指的是人们在选择伴侣时，并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更容易与某些特征相似的人建立关系。 比如，教育程度相近的人更容易成为伴侣；拥有相似生活经历、兴趣和价值观的人，也更容易走到一起。 在人格研究领域，研究者进一步关注：长期伴侣之间，是否也会表现出更相似的人格特征？ 例如，一个外向、喜欢参加聚会的人，是否更可能找到同样喜欢社交的伴侣？一个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人，是否更可能和另一个充满探索欲的人在一起？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 Ted Schwaba 及国际研究团队分析了来自全球46个队列（cohort，即长期追踪的一组研究对象）的数据，样本规模从60多万人到超过110万人。 研究者采用了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即综合大量研究数据，通过统计方法寻找更稳定的规律，而不是依赖单个研究结果。 你和伴侣的性格有多像？ 研究者估算了伴侣之间在五大人格维度上的匹配程度。结果发现，伴侣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格相似，但这种相似程度非常小。 例如，开放性的伴侣相关系数约为0.04，外向性的相关系数约为0.03。 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用于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一致程度，通常范围从-1到1。数值越接近1，说明两者越倾向于同步；越接近0，则说明关系越弱。 虽然这些结果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但研究者认为这种人格匹配的影响“微乎其微”。人格相似可能存在，但它并不是决定两个人走到一起的关键因素。 邻近性原则 研究中，伴侣之间匹配程度最高的，并不是人格，而是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 两人的教育程度相关系数达到0.37，明显高于人格因素。 这可能与人的生活轨迹有关。教育经历往往影响一个人的社交圈、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 此外，心理学中的邻近性原则（proximity principle）认为，人们更容易与经常接触、距离较近的人建立关系。 许多情侣在高中或大学时期相识，并不只是因为“命中注定”，也因为他们共享相似的生活环境，有更多机会认识彼此。 因此，人生经历、生活环境和共同目标，可能比人格相似更能影响两个人是否走到一起。 爱情不是寻找另一个自己 很多人想象中的灵魂伴侣，是一个和自己高度相似的人。 但这项研究提示，真正影响伴侣关系的，可能不是人格上的完全匹配。 一个外向的人，可以和一个安静的人相爱；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也可以和一个偏好稳定的人长期相处。 爱情并不一定是在寻找另一个自己。 更多时候，两个人走到一起，是因为各自的人生轨迹在某个时刻交汇，又因为共同经历和未来目标而继续同行。 参考文献 Schwaba, T., Clapp Sullivan, M. L., Akingbuwa, W. A. et al. Robust inference and correlates from genetic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Nature (2026).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6-10992-9

一项近期发表于《纽约科学院年鉴》（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的研究，从身体衰老的角度，探讨了一个问题：孤独和社交孤立，会不会影响身体衰老？ 孤独和社交孤立，不是一回事 研究人员利用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的数据，追踪了2343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及其伴侣。 研究同时考察了社交联系的几个不同方面：社交孤立（social isolation）、孤独感（loneliness），以及关系质量（relationship quality）。 其中，社交孤立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研究人员根据婚姻状况、与子女和其他家人或朋友联系的频率，以及参与社区活动、兴趣组织或其他社会活动的频率等因素，计算“社交孤立指数”。得分达到一定程度，就被归类为社交孤立。 而孤独感则不同。它指的是一个人主观上感受到的社会联系不足。研究人员使用UCLA孤独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进行测量，例如询问一个人多经常感到缺乏陪伴、与他人隔绝或被排斥在外。 简单来说：社交孤立，是“实际上有多少社会联系”；孤独感，是“自己觉得有多少社会联系”。 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在一起，但它们并不完全重合。 身体可能真的“知道”你孤不孤独 研究人员接下来观察了参与者的表观遗传衰老（epigenetic aging），也就是通过人体细胞中的一些表观遗传变化，估算身体衰老的程度和速度。 这里涉及研究中的两类“表观遗传时钟”（epigenetic clocks）。 所谓表观遗传时钟，并不是细胞里真的存在一只“钟”，而是一种根据DNA甲基化等分子变化来估算身体衰老程度的工具。DNA甲基化可以理解为DNA上的一种化学标记，它会随着年龄和身体状态发生变化。 这项研究使用了第二代和第三代表观遗传时钟。它们关注的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第二代时钟主要用于估算一个人未来发生与年龄相关疾病以及死亡的风险；第三代时钟则更关注一个人的身体是否正在以比实际年龄更快的速度衰老。 因此，研究人员实际上是在问两个不同的问题： 社交孤立和孤独，会不会与更高的健康风险有关？又会不会让身体衰老得更快？ 孤立和孤独，可能影响身体的方式不同 10年的随访结果显示，社交孤立和孤独感与这些生物学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 客观的社交孤立，与更广泛的生理损伤以及更高的死亡风险相关；而主观的孤独感，则更多与表观遗传层面的加速衰老相关。研究还发现，那些既处于社交孤立状态，又感到孤独的人，以及那些正向关系较少、负向关系较多的人，表观遗传衰老速度更快。 而且，这些影响并不是完全即时出现的。社交孤立的累积似乎尤其重要——孤立持续得越久，相关的不良影响可能越明显。 孤独感与表观遗传衰老的关系，似乎与孤独感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关。研究发现，较早人生阶段经历过孤独的人，之后测量到的表观遗传衰老速度更快。这意味着，孤独感的影响可能并不只发生在当下。较早时期的孤独经历，可能与多年之后的身体衰老状态有关。 人很多，不代表不孤独 一个人每天都可能见到同事、家人、朋友，社交活动也不少，却依然觉得自己没有可以真正交流的人。另一个人可能只有三两个知己，却觉得非常满足、被理解和支持。 所以，社交健康并不能只用“认识多少人”“多久参加一次聚会”来衡量。 关系的数量、关系的质量、一个人主观上的孤独感，以及这些状态在生命中持续的时间，都可能发挥不同作用。 判断一个人的社交健康，不能只看他有没有朋友、参加多少活动。这些关系是否足够稳定和支持，以及他自己是否感到被理解和连接，同样重要。

大多数人都能轻松区分左右，但也有人并没有这么容易。研究显示，约有 10%–15% 的人表示自己经常混淆左右。比如开车去某个地方时，明明应该左转，却下意识地向右转。 通常，这种错误并没有什么严重后果。但有一个场景例外：手术。假设一名患者的左肾患有癌症，需要切除左肾。然而，如果医生在手术过程中混淆了左右，误把右侧健康的肾脏切除，后果可能非常严重。 这类错误属于医疗领域所说的 “绝对不应发生事件”（never events）。这里的“绝对不应发生”，是指完全可以预防、却可能导致患者重伤或死亡的医疗差错。手术部位弄错，就是其中的一类。 设计一个“手术场景” 一项刚刚发表在科学期刊《认知前沿》（Frontiers in Cognition）上的新研究，开发了一种专门用于研究术中左右混淆的测试。论文题目是《理解“绝对不应发生事件”：开发一种评估术中左右混淆的生态效度行为测试》（Understanding never events: developing an ecologically valid behavioral test for left-right confusion during surgery）。 这里的 ecologically valid（生态效度），指的是一项心理学测试与现实生活中真实情境的相似程度。研究人员希望测试的不是一个人能不能在纸上分清左右，而是当一个人面对与手术相似的空间关系、身体姿势和时间压力时，还能不能分清左右。 研究人员因此设计了一项新的左右混淆测试，叫做 NEST（Never Events in Surgery Test），可以译为“手术中绝对不应发生事件测试”。 研究招募了 108名志愿者。测试时，一个成人体型的 CPR训练假人（用于练习心肺复苏的模拟人体模型）被仰卧放置在医学检查床上。志愿者需要在时间压力下，根据指令指出假人身体上的特定部位。 假人的姿势和志愿者所处的位置会系统性地变化，从而制造出不同难度的左右判断任务。比如，假人仰卧，而志愿者站在假人的头部一侧时，志愿者的左侧与假人的左侧基本处于同一方向，判断起来相对容易。但如果志愿者站到假人的脚部一侧，情况就不同了。此时，志愿者的左侧对应的是假人的右侧，志愿者不能简单地把自己的“左边”当成假人的“左边”，而必须完成一次视角转换。这更接近医生在面对患者时可能遇到的空间判断问题。 对比三种传统测试 为了比较 NEST 与现有测试之间的关系，志愿者还完成了三项传统的左右混淆测试。 第一项是 《左右问卷》（Left-Right Questionnaire），主要询问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多经常混淆左右。第二项是 《卑尔根左右辨别任务》（Bergen Left-Right Discrimination Task），志愿者需要观察不同姿势的火柴人图片，并判断图片中人物的左手和右手。第三项是 《左右指令任务》（Left-Right Commands Task），志愿者听到口头指令后，需要触碰自己相应的身体部位，例如“用你的右手肘碰你的左膝”。 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但它们与真实手术环境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别。毕竟，看一张图片、听一句指令，和站在手术台旁判断患者身体的左右，并不是同一件事。 有些人确实更容易混淆左右 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志愿者的左右辨别能力都很好。在 NEST 测试中，超过一半的人一次左右混淆都没有出现。不过，也有一小部分志愿者表现出了明显更多的左右混淆：在某些姿势条件下，约5%–10% 的志愿者在45次左右判断中至少错了4次，也就是错误率达到约 9%或更高。 研究人员还发现，传统左右混淆测试中的表现，与 NEST 中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这意味着，一些传统测试或许并不能充分反映人在复杂、接近真实工作的情境中会不会混淆左右。 为什么这项研究值得关注？ 左右混淆本身并不是什么罕见现象。对普通人来说，偶尔把左和右弄反，通常只是一个小错误。但在某些职业和情境中，同样的认知错误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代价，手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因此，研究人员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找出“谁最容易左右不分”，而是进一步理解：人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左右混淆？ 如果能够用更加接近真实工作的测试发现这种风险，未来或许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手术中的左右混淆，并改进相关的安全流程。

女性比男性更健谈。这种说法根植于日常文化中。真的有证据证明女性比男性说得更多吗？ 2007年：男女每天到底说多少话？ 这个问题真正有系统的实证研究，直到2007年才出现。 2007 年，心理学家 Matthias Mehl 等人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 396 名参与者的数据，其中包括210名女性和186名男性。这些参与者来自美国和墨西哥的6个样本，数据采集时间为1998年至2004年。 研究者通过电子激活录音机（electronically activated recorder，EAR）记录参与者日常生活中的声音片段，再据此估算他们每天说出的单词数量。EAR 是一种便携式录音设备，会在一天中随机启动，间歇性地录下几段每次约30秒的声音。受试者并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会被录音，因此研究者可以在尽量不干扰日常行为的情况下，观察他们的说话情况。 结果显示，女性平均每天说 16,215 个单词，男性则为 15,669 个，两者相差约 546 个单词。 看起来女性确实略多一些，但这个差异并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性（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统计学显著性是在判断：观察到的差异，究竟更可能反映真实的群体差异，还是仅仅来自抽样的随机波动。 因此，2007年的研究结论是：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女性和男性每天说的单词数量存在真正的性别差异。 后来有研究者指出，Mehl 等人的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因此即使男女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也可能因为统计效能不足而没有被检测出来。此外，研究设计本身也存在一些局限。 如果把样本扩大很多，结果会怎样？2025年，Tidwell 等人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正是试图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2025年：把样本扩大到2197人 这一次，研究者使用了同样基于 EAR（电子激活录音机） 的自然环境抽样方法，但把样本扩大到了 2,197 人，参与者来自美国、瑞士、塞尔维亚和澳大利亚四个国家。研究最终获得了 631,030 段录音。这些数据可以覆盖人们真实生活中的各种说话场景，也能减少单个样本偶然性带来的影响。 研究者还增加了一个有意思的比较：除了测量人们实际说了多少话，还让参与者自己评价“自己是不是一个健谈的人”。 结果显示，女性每天说的单词总量确实略高于男性。原始数据中，女性平均每天说 13,349 个单词，男性为 11,950 个。研究模型估计的性别差异约 1,073 个（原始平均数相差约 1,399 个）。 但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说话量的差异实在太大。有些人一天说很多，有些人一天说得很少。这种巨大的个体差异，使得男女之间的平均差异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统计不确定性。 因此，研究者依然无法确认：这个差异究竟代表了真实的性别差异，还是随机抽样造成的波动。 换句话说，数据看起来女性平均多说一些，但还不足以证明“女性就是比男性更爱说话”。 女性觉得自己更健谈 虽然实际说话量并没有显示出明确的性别差异，但在自我评价上，女性却比男性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健谈的人。 也就是说：“女性觉得自己更爱说话”是真的，但“女性实际上说得更多”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明确支持。 这两件事并不矛盾。一个人可能很喜欢聊天，但每天实际说话并不多；另一个人可能每天需要大量工作沟通，却并不觉得自己健谈。 年龄可能也会改变结果 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年龄效应（age effect）：不同年龄段的男女，说话量的性别差异并不完全相同。 在较年长的参与者中，男性每天说的单词数反而略高于女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年纪越大，男人就越爱说话”。它只是研究样本中观察到的一种统计关联，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至少，它再次说明了一点：“男性”和“女性”并不是决定一个人说多少话的唯一变量。年龄、个体差异、生活环境和具体社交情境，都可能发挥作用。 所以，女性真的更爱说话吗？ 如果从刻板印象和自我认知来看，女性确实更容易认为自己比男性健谈。 但如果把问题变成一个可以测量的行为指标——一个人一天到底说了多少单词——现有的数据并没有证明女性和男性存在明确的性别差异。

我们常常讨论父亲会如何影响女儿：塑造女儿的自尊（self-esteem），影响她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以及她未来如何看待男性和伴侣。 但反过来，生育女儿会不会也影响父亲？ 发表于《人格与个体差异》（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相比有儿子的父亲，有女儿的父亲维系与孩子母亲之间亲密关系的动机更强。 研究者进行了三项研究，共有近1700名参与者。结果比较一致：有女儿的父亲，维持与伴侣之间稳定关系的动机更强。 其中一项研究发现，与有儿子的父亲相比，有女儿的父亲报告了更高的伴侣依恋（attachment）——也就是与伴侣建立情感联结、从关系中获得安全感的程度。同时，他们的关系承诺（relationship commitment）、关系满意度（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和信任感（trust）也更高。 不过，这些结果主要来自参与者的自我报告（self-report），也就是由参与者自己评价自己的感受和行为，因此研究者进一步观察了伴侣的报告。 在一项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中，研究者在不同时间点收集数据。结果发现，有女儿的母亲普遍认为，自己的伴侣提供了更多关系支持（relationship support）。 而这种现象并没有出现在母亲身上：无论生育儿子还是女儿，母亲对亲密关系的自我报告并没有显著差异。 为什么女儿可能影响父亲对伴侣的态度？ 研究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原因。 一个可能的解释，与父亲和女儿之间的长期关系有关。 此前的研究已经发现，父亲的行为可能影响女儿对男性和亲密关系的期待。比如，当女儿看到父亲对母亲可靠、温情、有承诺并且愿意提供支持时，这些互动可能成为她理解“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重要参照。 基于这一点，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有了女儿之后，父亲可能更有动力维持稳定的伴侣关系。 这种变化或许与父亲希望向女儿展示长期伴侣关系的价值有关，也可能与社会文化中对女孩的保护性期待、父亲对家庭脆弱性的感知等因素有关。 但这些目前都只是可能的解释，并没有被这项研究直接证明。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有女儿的父亲都会因此变成更加体贴的伴侣，也不能据此认为有儿子的父亲对伴侣投入更少。 它提示我们的是：亲子关系的影响不一定只有一个方向。 父母会影响孩子，但孩子的出生和成长，也可能反过来改变父母的行为，以及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

别人没有及时回复消息，就开始想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朋友聚会没有叫自己，会觉得是不是被排除在外；同事一句语气平淡的话，也可能反复琢磨很久。 这可能与一种被称为拒绝敏感性（Rejection Sensitivity）的心理倾向有关。 把模糊信号理解成拒绝 1996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 Geraldine Downey 和 Scott Feldman 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发表论文，系统提出了“拒绝敏感性”这一概念。 他们发现，拒绝敏感性较高的人，不仅更担心被拒绝，也更容易从模糊的人际信息中察觉到拒绝。比如，对方没有及时回复消息，可能只是因为在忙，但一个拒绝敏感性较高的人，更容易将其理解为“他是不是不想理我”。 因此，拒绝敏感性并不只是被拒绝之后更难过，而是可能从拒绝发生之前就开始：因为预期自己会被拒绝，所以对相关线索更加敏感，也更容易将不确定的信号解释为拒绝。 研究者后来发现，这种倾向还可能影响人们对亲密关系的判断和行为。拒绝敏感性较高的人，在恋爱关系中更容易关注伴侣可能代表拒绝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产生更强烈的反应。 害怕被拒绝，反而影响关系 这可能形成一种循环：预期被拒绝 → 更关注拒绝线索 → 更容易将模糊行为理解为拒绝 → 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所以，拒绝敏感性并不一定表现为“脆弱”。面对同样的担忧，有人可能变得更加讨好和依赖，有人则可能选择先把别人推开。 不止存在于恋爱关系 拒绝敏感性并非只存在于亲密关系中，也可能出现在友谊、家庭和工作等各种人际关系里。 2017年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上的一项荟萃分析，汇总了75项研究，发现拒绝敏感性与抑郁、焦虑、孤独感、边缘型人格障碍和身体变形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存在显著关联。 一些研究还发现，童年时期的虐待或拒绝经历与之后较高的拒绝敏感性有关。这意味着，一个人过去的人际经历可能影响他对未来关系的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童年经历会直接决定一个人后来是否具有拒绝敏感性。 更准确地说，拒绝敏感性描述的是一种处理人际信息的倾向：当一个人已经预期自己可能被拒绝时，他可能会更加留意相关信号，也更容易对这些信号作出强烈反应。 你可能低估了别人对你的喜欢 有研究发现，人们在与陌生人交谈之后，往往会低估对方对自己的好感，这种现象被称为好感落差（liking gap）。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喜欢对方，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喜欢自己，于是很容易用自己的不安去填补这个信息空白。 有时候，不是没有人喜欢你，而是你还不太相信，别人真的喜欢你。

“FOMO”这个词，你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它是 Fear of Missing Out 的缩写，中文通常译为错失恐惧。 2013年，心理学家 Andrew Przybylski 等人在《计算机在人类行为中的应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发表经典研究，将 FOMO 定义为一种持续担心别人正在经历自己缺席的、有价值的体验，同时希望与他人的经历保持联系的心理状态。研究发现，FOMO 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和较差的情绪状态有关，也与更频繁的社交媒体使用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会害怕错过？ 2024年，康奈尔大学研究团队通过 7项实验、超过5000名参与者研究了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人们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错过某项活动本身，而是错过与重要的人建立联系的机会。 比如，错过一场演唱会未必令人难过，但如果朋友们都去了，情况就不同了。此时担心的可能已经不是“没看到演唱会”，而是“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件事，而我没有参与”。 因此，FOMO 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心理需求：归属感。我们不仅希望拥有某些体验，也希望自己仍然属于某个群体。 社交媒体把这种感觉放大了 过去，我们并不知道别人一天到晚在做什么。现在，社交媒体让这种信息几乎随时可见。 朋友旅行，同事聚会，同学升职，熟人参加音乐节……这些经过筛选的生活片段不断出现在眼前，也不断提供新的比较对象。 于是，原本只是“别人正在做一件事”，很容易变成“为什么别人有，而我没有”。 研究发现，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与 FOMO 有明显联系。2025年的一项研究中，社会比较倾向是 FOMO 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 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我们未必真的想参加那个聚会、买那件衣服或者去那个地方，却仍然会因为“别人正在做，而我没有”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商家也很懂这种心理 FOMO 并不只存在于社交媒体。电商页面上的“仅剩1件”“最后5分钟”“限量发售”，实际上也在利用人们对“错过”的敏感。 这里涉及一个经典的消费者心理学概念：稀缺性（scarcity）。当商品或机会看起来即将消失，人们往往会认为它更有价值，也更容易产生购买的紧迫感。“最后一件”制造的是供应稀缺，“最后5分钟”制造的是时间稀缺。前者告诉你东西可能没了，后者告诉你机会可能没了。 于是，一个原本应该是“我要不要买”的问题，很容易变成“现在不买，是不是就亏了”。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将虚假的倒计时、虚假的稀缺信息等列为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暗黑模式”（dark patterns）。这类做法并不是正常的限时促销，而是通过人为制造紧迫感来影响消费者的决定。 不可能什么都不错过 FOMO 最麻烦的地方，是它没有终点。 总会有下一场聚会、下一次旅行、下一件爆款、下一项新技能。你不可能参加所有活动，也不可能拥有所有看起来精彩的生活。 所以，有时候真正需要面对的并不是：“我怎样才能不错过更多？” 而是：“我能不能接受，自己的生活必然会错过一些东西？”

人们评价儿童媒介，通常关注观看时长、教育意义、是否适龄，以及内容是否安全、多元、具有亲社会意义。 这些当然重要，但还有一个问题：媒介有没有给孩子留下理解和消化的时间？ 儿童需要把看到的东西串联起来，理解故事为什么这样发展，判断角色为什么这样做，体会角色的情绪，并把新的概念和已有经验联系起来。这些都需要时间。 比如美国教育动画《问问故事机器人》（Ask the StoryBots），涉及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眼睛如何工作、行星从何而来等丰富主题，但知识往往通过笑话、歌曲、画面切换和风格变化快速推进。孩子还没来得及消化一个画面，下一个刺激已经出现。 同样20分钟，体验可能完全不同 这也是为什么单纯统计“屏幕使用时长”（screen time）其实相当粗糙。 两个孩子都看20分钟，一个可能是在观看逻辑连贯、有停顿和重复的故事；另一个可能连续看了大量短的片段，面对不断出现的角色、鲜艳画面、歌曲、音效和互动奖励。 都是20分钟，但两个孩子的体验完全不同。因此，除了“孩子看了多久”，还应该问：这20分钟里，孩子的注意力经历了什么？ 节奏 节奏（pace）并不是内容之外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儿童媒介体验的一部分。 当然，这并不是说慢节奏节目一定比快节奏节目好。活泼热闹的儿童节目同样可以制作得很好，有些所谓的“慢节奏”内容也可能沉闷乏味。 关键在于，媒介的节奏是否给孩子完成一次完整的注意活动（an act of attention）留下了时间。 比如《汪汪队立大功》（Paw Patrol）的故事通常非常清晰：有人遇到困难，小狗队员集合，各自发挥特长，最后恢复秩序。但如果遇险、救援和结局推进得过快，孩子可能一直被紧张的剧情推着向前，却没有多少时间理解角色为什么这样做，或者体会责任、合作和关心他人意味着什么。 一些儿童游戏也是如此。不断“竞速—获胜—奖励—解锁”的循环，可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让孩子高度投入，但投入并不等于思考和理解。 慢媒介 所谓慢媒介（slow media），并不只是镜头切得慢，而是给孩子留下理解、预测、回应和想象的空间。 例如《罗杰斯先生的邻居》（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花园宝宝》（In the Night Garden…）和《天线宝宝》（Teletubbies），都会反复使用熟悉的人物、问候、歌曲和日常行为。 这种重复看起来简单，却能为儿童建立一个熟悉的框架。新的概念可以在这个框架里慢慢出现，而不需要孩子不断适应新的刺激。 这里的“慢”，不是没有刺激，而是刺激不会不断接管孩子的注意力，而是留一点时间，让孩子自己理解。 如何选择儿童媒介 儿童之间存在年龄、气质（temperament）、语言能力和感官敏感度（sensory sensitivity）等差异，因此很难给节目简单贴上“适合”或“不适合”的标签。 家长不妨观察几个更具体的问题：孩子是在理解故事，还是只是在等待下一次刺激？节目有没有给他时间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个情绪出现后，有没有足够时间让孩子体会？看完之后，他会不会继续谈论故事、模仿角色，或者把其中的内容带进自己的游戏？ 所以，选择儿童媒介时，除了问“这个节目有没有教育意义”，也可以问一句： 它有没有给孩子留下自己思考的时间？

有些孩子吃东西非常“挑”。不吃蔬菜，不吃肉，甚至只能接受很少几种食物；食物稍微换一种做法，就坚决不肯吃。 大多数时候，这可能只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挑食。但对一部分人来说，对食物的回避和限制可能严重到影响营养、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这时，它可能已经不是简单的“挑食”，而是一种进食障碍——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Avoidant/Restrictive Food Intake Disorder，ARFID）。 ARFID不是为了减肥 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 于2013年被正式纳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 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限制进食通常并不是因为害怕长胖或对身材不满意。这也是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与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等进食障碍的重要区别。 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患者可能因为食物的味道、气味、口感或外观而拒绝进食；也可能因为担心吃东西会带来某种不良后果，例如噎住、呕吐、腹痛；还有一些人对食物本身缺乏兴趣，甚至很少感觉到饥饿。 这几种情况也可能同时存在。 有人无法忍受某些食物的感觉 比如，无法接受软烂的口感，不能忍受混合在一起的食物，闻到某种气味就想吐，或者只能接受特定品牌、特定形状和特定温度的食物。 对这类人来说，问题可能不是“不喜欢吃”，而是某些食物带来的感觉让他们难以忍受。 有人是因为害怕 例如，一个孩子曾经吃东西时噎住，之后开始担心再次噎住。 最开始，他可能只是避免那一种食物；后来开始避免需要咀嚼的食物；再后来，连固体食物都不敢吃。 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经历过呕吐、严重恶心或腹痛之后。这时，限制进食并不是为了控制体重，而是一种对恐惧的回避。 还有人只是“不想吃” 还有一类人并不特别害怕食物，也没有明显的感官敏感，只是对吃东西没有什么兴趣。 他们可能很少感到饥饿，容易忘记吃饭，或者觉得吃饭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并导致体重下降、营养不足或明显影响生活，也可能符合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的特征。 怎样区分挑食和 ARFID？ 小孩子挑食很常见，但挑食本身并不等于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 关键在于，这种限制性进食是否已经造成明显的身体健康或心理社会功能损害。 比如，一个孩子不喜欢某些蔬菜，只吃自己喜欢的几种食物，并不意味着他患有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 但如果一个人的食物种类越来越少，以至于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出现体重下降、生长受到影响或营养素缺乏；甚至需要营养补充剂或管饲，就已经不是普通挑食那么简单。 而且，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很瘦。即使体重正常甚至超重，如果限制性进食已经造成营养问题或明显影响日常生活，也可能存在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 它还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交生活。 比如，因为害怕餐厅里没有自己能吃的东西而拒绝聚餐，或者因为无法和别人一起吃饭而回避学校活动。 因此，判断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的重点不是“吃得有多挑”，而是这种回避和限制是否已经影响了身体健康或日常生活。 ARFID 和厌食症的区别 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的限制进食通常与体重、身材和身体形象有关；而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的核心并不是害怕变胖或追求更瘦。 所以，“吃得少”不等于厌食症，也不一定是在减肥。 有些孩子是真的害怕食物、无法忍受某些食物，或者对吃东西根本没有兴趣。 和自闭症、焦虑症有关吗？ 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与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以及焦虑等情况存在一定关联。 一项对261名儿童和青少年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患者的研究发现，约28%同时存在自闭症谱系障碍；研究还发现，自闭症特征与食物的感官敏感、对进食缺乏兴趣等表现有关，而焦虑则尤其与“害怕进食后产生不良后果”有关。 但这并不意味着自闭症或焦虑就等于有回避/限制性摄食障碍。ARFID 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进食障碍。 怎么治疗？ ARFID 的治疗需要根据一个人回避食物的具体原因来制定。 目前常见的方法包括营养干预、家庭治疗，以及针对 ARFID 的认知行为治疗（CBT-AR）。 例如，对于因为害怕噎住而不敢吃东西的人，治疗可能需要逐步面对这种恐惧；对于对食物口感极度敏感的人，则可能需要循序渐进地扩大能够接受的食物范围。 如果已经出现明显营养缺乏、体重下降或其他身体问题，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医学和营养治疗。

“我们所说的话，构筑了我们栖居的世界。” 这句话相传出自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Hafez），但具体出处并不明确。无论是否出自哈菲兹，它都很适合用来理解沟通对生活的影响：我们每天说出的、写下的，甚至默念于心中的话，都在塑造我们与自己、与他人相处的世界。 德国沟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舒尔茨·冯·图恩（Friedemann Schulz von Thun）认为，美好生活不仅意味着获得快乐，也意味着理解和整合自己内心彼此冲突的部分。 沟通四方模型 舒尔茨·冯·图恩提出了沟通四方模型（Communication Square）。他的观点是：一句话往往同时包含四类信息。说话的人像是有“四张嘴”，而听话的人则有“四只耳朵”。 四类信息分别是： 1 事实内容（Factual content）：这句话本身在陈述什么事实？ 2 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这句话透露了说话者怎样的状态、感受或想法？ 3 关系层面（Relationship aspect）：这句话体现了说话者如何看待彼此的关系？ 4 诉求（Appeal）：说话者希望对方做什么？ 例如，小明正在开车，副驾驶的小红突然说：“前面绿灯了！” 从字面上看，这只是在提供一个事实信息：前方是绿灯。但与此同时，这句话也可能透露出说话者的状态——也许她很着急；体现两人的关系——也许她对小明的驾驶方式并不完全满意；还包含一个诉求——希望他赶紧开车。 因此，舒尔茨·冯·图恩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话的人像是长着四张嘴，同时发出四类信息；听话的人则像是长着四只耳朵，同时接收这些信息。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不同的人，可能会特别依赖其中某一只“耳朵”。比如，一个人如果特别习惯用“关系之耳（relationship ear）”听别人说话，就容易把对方的一句话理解为对自己、对彼此关系的评价。 比如，“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有人听到的可能只是事实：“你今天回来得比较晚。”但如果“关系之耳”特别敏感，听到的可能是：“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你是不是在责怪我？” 于是，一句普通的话，也可能被听成批评、否定甚至攻击。 这也是为什么，沟通中的问题有时并不完全来自说了什么，也来自我们究竟用哪一只“耳朵”在听。 内在团队 舒尔茨·冯·图恩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内在团队（inner team）。 一个人的内心并不一定只有一个声音。面对同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同时听到不同的声音： “去试试吧。”“还是算了，万一失败呢。” “应该做到最好。”“差不多就可以了。” “别人会怎么看？”“我其实根本不想在乎别人怎么看。” 这些声音有时甚至彼此矛盾，但它们都属于我们自己。 舒尔茨·冯·图恩认为，与其压制其中某些声音，不如让它们充分表达，再通过内心对话（internal dialogue）进行协调，最终实现自我厘清（self-clarification）。 换句话说，内在团队不是要消灭某些声音，而是让不同的声音都有机会被听见。 不急着压制内心的完美主义 比如，准备尝试新事物时，心里可能冒出：“万一做不好怎么办？”“既然不能做到最好，为什么要做？” 与其立刻压制这个声音，不如问问它：“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失败？最担心什么？” 也许，这个声音并不是在阻碍我们，而是在试图保护我们，避免失败、被批评或被否定。 内在团队的意义，就是让这些不同的声音都被听见，再综合考虑，而不是急着消灭其中任何一个。 让不同的声音都被听见 这种方式的核心，不是让所有内在声音达成一致，而是允许它们被看见和理解。焦虑、害怕失败、追求完美，甚至想逃避的部分，都不必被排斥。 当不同的声音都被纳入考量，我们反而更容易做出符合真实自我和现实处境的决定。 美好生活或许不是让内心永远没有冲突，而是学会与那个复杂、矛盾的自己相处。 参考文献 Poerksen, B. & Schulz von Thun, F. (2026). Communication As An Art of Living: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Routledge.

孤独感（loneliness）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全球关注的健康问题。美国正在推动社区、企业和政府建设更多促进人际联结的基础设施；英国政府甚至曾专门设立孤独事务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负责推动相关政策。 这些公共项目试图从社会层面减少孤独。那么，对一个正在感到孤独的人来说，自己又可以做些什么？ 人们通常怎么应对孤独？ 感到孤独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联系朋友、家人。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应对方式。 但研究发现，独处活动（solitary activities）同样可能帮助人们缓解孤独。比如投入自己喜欢的爱好、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学习新东西，甚至只是暂时转移注意力。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当一个人主动选择一项自己愿意做的活动时，这种主动性可能比被外界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更有助于改善孤独感。 近期发表在《精神病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iatry）上的一项研究，就专门考察了人们在感到孤独时，会自发采取哪些应对方式，以及他们认为这些方式是否有效。 研究者分析了两个大型数据集：BBC孤独感实验（BBC Loneliness Experiment）和欧盟孤独感调查（EU Loneliness Survey），共涉及18352人，年龄从16岁到99岁。 结果显示，人们最常采用的策略包括： 1 与亲近的家人和朋友待在一起； 2 巩固已有的亲友关系，而不是一味认识更多新朋友； 3 给自己留出独处时间； 4 独自进行体育运动。 人们应对孤独，并不只有社交这一条路。事实上，一些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独处活动。 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 这项研究也提示，应对孤独可能没有一种适合所有人的万能方案。对一个人来说，缓解孤独可能是约朋友吃饭、聊天；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是在家泡一杯茶，安静地读一本喜欢的书。 年龄和性别，也会影响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应对方式： 与中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倾向于探望亲人、寻求心理咨询，以及给自己留出独处时间。他们也更认可与亲友倾诉、反思自己为什么感到孤独等方式。 老年人则较少选择心理咨询，更倾向于参加社团、主动认识邻居，以及通过其他活动转移注意力。 性别差异同样存在。男性更常选择加入社团、参加集体体育活动等方式；女性则认为更多种类的活动能够改善孤独，包括心理咨询、倾诉自己的感受以及参加社交活动等。 单纯增加社交活动，并不一定能够消除孤独 研究结果提示，关系质量（relationship quality）可能比单纯拥有多少社会关系更加重要。 因此，当一个人感到孤独时，未必需要强迫自己参加更多聚会、认识更多人。对有些人来说，重新联系一个真正亲近的朋友可能更有意义；对另一些人来说，做一件自己喜欢、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也可能是有效的选择。 目前还需要更多研究来验证不同策略在不同人群中的长期效果。但至少现有研究提醒我们：孤独并不意味着必须用更多社交来解决。

人们常把顶尖运动员视为“心理强大”的人，认为他们应该能够承受高强度训练和比赛带来的压力。但事实上，精英运动员同样面临较高的心理健康风险。 运动损伤、过度训练、职业倦怠、成绩压力，以及公众和社交媒体的高度关注，都可能影响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在强调坚韧和竞争的竞技环境中，一些运动员即使已经出现心理困扰，也可能因为担心被认为“不够坚强”而不愿主动求助。 2026年，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更新了《精英体育运动心理健康专家共识声明》（expert consensus statement on mental health in elite sport），进一步强调对运动员心理健康进行主动监测和早期干预。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心理健康筛查（mental health screening）。 筛查，不是诊断 心理健康筛查通常是让运动员完成简短的结构化问卷，用来发现可能需要进一步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它并不能直接诊断抑郁症、焦虑障碍等精神疾病，而是帮助专业人员判断：这个人是否需要进一步评估或支持。 这一区别很重要。IOC强调，心理健康存在于一个连续谱（continuum）上。一个人即使没有达到某种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也可能正在经历明显的压力、焦虑、职业倦怠或其他心理困扰，并影响自己的生活和竞技表现。 因此，筛查的意义不是给运动员贴上“有心理问题”的标签，而是尽可能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发现风险。 为什么要主动筛查？ 运动员往往不会主动求助，有些人甚至会一直训练、比赛，直到心理问题严重影响生活或竞技状态。 如果心理健康筛查能够像身体健康检查一样，成为运动员日常健康照护的一部分，就可以增加早期发现和干预的机会，也能让心理健康成为竞技体育中一个正常的健康议题，而不是只有出现危机时才被关注。 IOC建议在一些特别值得关注的时间节点进行筛查，例如赛季开始、奥运会或世锦赛等重大赛事结束后、发生重大运动损伤特别是脑震荡之后，以及退役或离开竞技体育的转型阶段。 这些时期的共同特点是：运动员的训练、生活或身份发生了明显变化，心理压力也可能随之增加。 不能拿筛查“筛掉”运动员 心理健康筛查本身也存在风险。 如果运动员担心自己的回答会影响选拔、参赛资格或职业生涯，就可能不愿意如实填写。因此，IOC特别强调，筛查的目的应该是发现问题、提供支持和进行转介，而不是把运动员筛掉（screen-out athletes）。 如果筛查发现风险，下一步应该是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进行进一步评估，并在需要时提供治疗或其他支持，而不是仅凭一份问卷判断运动员是否适合比赛。 同时，筛查还需要明确的信息保密机制。运动员需要知道谁可以看到结果、信息如何保存，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向其他人员披露。只有这样，他们才更可能真实反映自己的状态，而不是把筛查当成一次“走流程”（box-ticking exercise）。 体育系统的责任 过去，人们谈论运动员心理健康，往往强调运动员自己要提高抗压能力和心理韧性。 但IOC这次更新的共识声明体现出一个重要变化：运动员的心理健康不只是个人问题，也是体育系统需要承担的责任。 身体健康需要定期检查，出现伤病需要治疗；心理健康同样应该有主动识别、专业评估和及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