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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编《说说唱唱》，很得喝彩
1. 1950年1月，北京市文联《说说唱唱》创刊。主编李伯钊、赵树理。
4. 夏天，汪曾祺回到北京，进《说说唱唱》杂志当了编辑部主任。当时在北京市文委工作的王松声也毕业于西南联大，他回忆道：有一天杨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介绍给我，并说汪曾祺也愿意来文联工作。我说，那好啊！杨毓珉把汪曾祺领到人事科，说松声同志已同意汪曾祺来文联工作了。
6. 同事曹菲亚回忆，汪曾祺不怎么说话。冬天，屋里冷，汪曾祺经常背靠暖气片，一言不发，抽烟想事。
8. 9月10日，《北京文艺》创刊。老舍任主编，汪曾祺为编辑部总集稿人，即编辑部主任。
15. 《说说唱唱》1950年第10、11期连载安徽作家陈登科的《活人塘》。陈登科文化程度不高，不会写的字就自己造。手稿中有个字是“馬”字去掉四点，后来是康濯猜出来了——“趴”。马没有四条腿，可不是趴下了？！
18. 《说说唱唱》《北京文艺》两刊每月有一点编辑费，都到饭馆吃掉了，几乎吃遍了北京有名的饭馆。
19. 老舍每年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老舍生日，腊月二十三。汾酒、竹叶青、伏特加，喝什么喝多少随意。菜都是老舍亲自掂配的北京风味。
26. 老舍有一次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两个人，一个是端木，一个是汪曾祺。”
28. 11月，汪曾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团中南区第二十二团，赴江西进贤。该团共有成员119人，时任北大西语系教授的冯承植（冯至）任团长。汪曾祺后来回忆，“这个团的成员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大学教授、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商业局的、园林局的、歌剧院的演员、教会医院的医生、护士长，还有这位静融法师。浩浩荡荡，热热闹闹”。
31. 汪曾祺1952年去江西进贤参加土改，进驻夏家庄王家梁村。汪曾祺是小组长。组员一是刚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的女高音歌唱演员邹德华，一是嘉兴寺和尚净融法师。
36. 也是在1952年8月，新华社撤销外文翻译部，成立国际新闻编辑部，因外文干部不足，从大学中抽调一批人员加以充实。汪曾祺夫人施松卿从北京大学调入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
剧本得了一等奖
45. 1954年12月11日，汪曾祺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青年宫举办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00周年会议。
46. 1954年，汪曾祺根据王亚平的建议，从《儒林外史》中找题材，创作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老舍看了初稿，曾在酒后对汪曾祺说：“你那个剧本——没戏！”
47. 《范进中举》在文化局戏剧科的抽屉里压了很长时间，后由袁韵宜推荐给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得到王的肯定，介绍给奚啸伯演出了。这个戏在北京市戏曲会演中得了剧本一等奖。
50. 1955年2月，汪曾祺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参与筹办《民间文学》，工资从文艺六级升为文艺四级，每月180多元。这次调动是因为全国文联某负责人的动议，许以涨工资一级，他拒绝了，说留在北京市文联也可以涨一级工资，那位负责人说那就涨两级。
52. 1955年4月23日，《民间文学》创刊，编辑者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名列编委。
54. 1955年5—6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给这些材料写了序言和编者按语。
56. 1955年7月，在肃反审干运动中，单位人事部门抓住汪曾祺1936年被吸收进“复兴社”的问题不放，使他十分苦恼。后来终于做出结论，属一般历史问题。
63. 1956年9月，汪曾祺作文艺评论《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发表于《民间文学》1956年10月号。
66. 1956年11月21日至12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汪曾祺在会上做了发言。涂光群时任《人民文学》编辑，他回忆汪曾祺的发言“见解不凡，编辑水平很不一般”。从发言中大家才知道，南京青年作家方之的成名短篇《在泉边》是汪曾祺从来稿中发现并予发表的。
补划成“右派”
68.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69. 1957年5—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同时，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及教育、科技、文艺、新闻、出版、卫生等各界纷纷召开座谈会，向党员、干部、群众征询意见。
70. 在“大鸣大放”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有关人士一再动员汪曾祺向党组织提意见。汪曾祺觉得不配合也不好，就写了一篇短文《惶惑》发在单位的黑板报上。文中提到群众对人事工作意见颇多，人事部门几乎成为“怨府”。结尾说：“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73. 汪曾祺的新诗《早春（习作）》，包括《彩旗》《杏花》《早春》《黄昏》《火车》五题，经徐迟编发，刊于《诗刊》1957年6月号。诗人邵燕祥说，只凭“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这两句，汪曾祺就算得上是真正的诗人。
74. 同事刘锡诚后来回忆，汪曾祺那时年仅37岁，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都是用毛笔行书小楷，清秀而透着灵气。写完一张稿纸，总是抟成一卷，扔进身边的纸篓和麻袋里，废稿堆成了一个个小山。
83. 1958年夏某日，汪曾祺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突然发现过道里贴满了围攻自己的大字报，措辞激烈，称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且已出现“右派”字样。
84. 事情一开端，接着就是多次批判会，全单位所有人一一发言，罗列汪的各种“罪状”。最终结论下来：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之后，撤销职务，连降三级，工资从180元骤减到105元。
85. 汪曾祺后来在《寂寞和温暖》里写沈沅“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划为“右派”当天，汪曾祺回到家里，对施松卿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86. 《诗刊》1958年第8期发表《读者对去年本刊部分作品的意见》，点名批评穆旦的《葬歌》，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艾青、陈梦家、公刘、邵燕祥等人的诗作，文中涉及汪曾祺《早春》一诗：“北京测绘局赵洪端同志来信，他认为：这是一篇非常恶劣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对新中国春天的阴暗情绪，在作者笔下看不到春天的美丽的景色，更看不到社会主义成就有如春天一样的光芒万丈照耀与降福于人民，所看到的只是对新中国春天景物（彩旗、杏花、黄昏、火车）一句句哀伤紊乱的调子。……”
早春（习作）
彩旗
当风的彩旗，
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
杏花
杏花翻着碎碎的瓣子……
仿佛有人拿了一桶花瓣撒在树上。
早春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
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黄昏
青灰色的黄昏，
下班的时候。
暗绿的道旁的柏树，
银红的骑车女郎的帽子，
橘黄色的电车灯。
忽然路灯亮了，
（像是轻轻地拍了拍手……）
空气里扩散着早春的湿润。
火车
火车开过来了。
鲜洁，明亮，刷洗得清清爽爽，好像闻得到车厢里甘凉的空气。
这是餐车，窗纱整齐地挽着，每个窗口放着一盆鲜花。
火车是空的。火车正在调进车站，去接纳去往各地的旅客。
火车开过去了，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火车喷出来的汽是灰蓝色的，蓝得那样深，简直走不过一个人去；但是，很快，在它经过你的面前的时候，它映出早已是眼睛看不出来的夕阳的余光，变成极其柔和的浅红色；终于撕成一片一片白色的碎片，正像正常的蒸汽的颜色，翻卷着，疾速地消灭在高空。于是，天色暗下来了。
88. 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后，安排在北京劳动了一段时间。先在十三陵修水库；又赴西山八大处劳动，劳动内容之一是为出口大葱装箱；最后二十多天则是在西山刨坑种树。
89. 1958年底，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行前，与家人一起到前门买下乡用品（牙刷、牙膏、内联升布鞋等），最后剩下80多元钱，施松卿挑了一块苏联表给汪曾祺戴上，说：“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劳动。”
90. 汪曾祺下乡当天，施松卿不能请假回来送行。汪曾祺给妻子留了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张家口的老汪
94.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不再担任此职务。在农科所的传达会上，汪曾祺语出惊人：“毛主席是不是犯了错误哟！？”四座为之失色。好在农科所的领导只是说：“大家的认识要统一到党指示的思路上来！”后来，在“劳动锻炼”成员小组学习会上，汪曾祺自责说：“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个难改的坏毛病：浮躁！”
95. 1959年4月22日（农历三月十五），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因肺心病去世，享年63岁。过了一段时间农科所的领导才把消息告诉汪曾祺。汪曾祺闻讯痛哭流涕。当时也不可能批准一个右派回家奔丧。
96. 下放到张家口劳动以后，汪曾祺干过大部分农活，能够扛起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走上45度坡的高跳。
97. 后来汪曾祺基本上固定在果园上班。他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他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98.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99. 1959年年底，农科所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对同时下放来的几个人进行鉴定。工人组长认为“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领导则考虑到他下放才一年，时间太短，再等等。
101. 1960年8月，交了一份思想总结之后，党组织决定为汪曾祺摘掉右派帽子。但汪曾祺原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无接收之意，他只好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02. 1960年8月下旬，汪曾祺承担了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工作地点在农科所下属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这段画马铃薯的日子很惬意，汪曾祺后来多次回忆，“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
103. 沽源是清代的军台，汪曾祺在沽源画马铃薯，可以说是“发往军台效力”，于是他用画马铃薯的红颜色在带去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
108. 1961年11月25日，汪曾祺完成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呈给沈从文和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张兆和看。第二年春天，《羊舍一夕》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极受重视。
《羊舍的夜晚》稿费乃最高标准
109. 杨毓珉接受陈徒手采访时回忆：“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
114. 1962年 5月20日，汪曾祺写成小说《王全》，刊于《人民文学》1962年第12期。《羊舍一夕》《王全》发表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找到汪曾祺，建议他再写几篇，出一个集子。汪曾祺起初未答应，说自己的东西孩子们看不懂，而且也没什么好写的了。编辑不甘心，三番五次登门约稿，汪曾祺才答应，凑成四万字的一个小说集。
115. 1962年10月给15日，沈从文致信程应鏐称赞《羊舍一夕》，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又为汪曾祺鸣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
120. 1962年，老舍曾在某个场合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121. 《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给了千字22元的最高标准，稿酬，和郭沫若、老舍一样，总共800余元，汪曾祺问家人说：“怎么会这样呢？”这笔钱，从1963年直到80年代初期，一直是汪家最大的一笔积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