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汪曾祺称自己“又解放，又解脱”。他参加庆祝游行，对进驻团工作组提意见，为被整的人说话，贴大字报阐述观点，参加各种座谈会，十分兴奋。有一张大字报的最后一句是“让我们高呼乌拉”！

3. 但很快，汪曾祺遭到了北京京剧团内的围攻。大字报贴出来了，其中说汪曾祺对别人作品看不上，很高傲。但他没有傲骨，“江青拉他，他就上天安门”。

4. 汪曾祺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代与江青、于会泳的关系，交代是不是“四人帮”留下来的潜伏分子。汪曾祺被“挂”了起来，不给工作，检查问题。

5. 因为被重点审查，汪曾祺进出办公室都是低着头，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又”是重点。也不敢跟人交谈，又无处可去，只能在资料室喝茶。

15. 心情郁闷的日子长达两年之久，汪曾祺常常喝酒，酒后常发脾气骂人，说自己冤枉，骂清查人员不懂政策，还手握菜刀大声嚷嚷：我要断指明志，以后再不写东西了。

17. 汪曾祺在1978年的一篇检查中说：“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江青也没有给我太大的荣誉，因为我有政治上的弱点。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我觉得很痛心，很悔恨。我今年58岁，我还能再工作几年，至少比较像样地做几年。”

平反了，思乡了

20. 1978年4月11日，汪曾祺写《我的态度》一文，表示将“尽我所知、毫不隐瞒地揭发江青和于会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写下保证：“我没有给江青、于会泳写过任何信。”

21.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该文被认为从根本上理论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2019年，该文入选普通高中语文教材。

22. 1977年12月，举行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汪曾祺长子汪朗参加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后的第二次高考，也是首次全国统一高考。汪朗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录取。

23. 1978年11月16日，新华社报道，遵照党中央决定，全国“右派分子”全部摘除帽子。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25. 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为汪曾祺作了“右派”平反结论，称“把一个说了几句错话而且又已经做了检查的同志划为敌我问题，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

27. 汪曾祺终于不用写交代材料了，但单位也没有分配工作。这个春天，长女汪明从插队农村病退回城，待业家中。父女二人每日闲聊、散步、做饭，过了一段悠闲日子。

28. 1978年11月前后，汪曾祺萌发了为汉武帝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他跟同事讨论过这个选题，也开始收集关于汉武帝的材料，做成卡片。

30. 1979年6月，汪曾祺托朱德熙转致季镇淮信，透露最近“想用布莱希特的方法写几个历史剧”，写出历史人物的既伟大亦平凡，初步拟定的两个戏是《司马迁》和《荆轲》。

33. 汪朗上写作基础课，写了一篇小说习作。他在钢铁厂当过炉前工，小说写一次因工厂领导瞎指挥造成的事故，工人连夜抢救才保护了设备。次日一早，厂里广播站朗声广播“由于领导英明，指挥得力，才避免了更大损失”。小说结尾是：忙了一夜的工人已经精疲力竭，在澡堂里听着广播睡着了。汪曾祺看后，提了个意见：“结尾不好!太平。应该是工人听了这样的广播之后，骂了一句：他妈的！结束。”

34. 李荣、朱德熙是汪曾祺联大同系好友。他们见汪曾祺闲在家里，有心让他换个环境。李荣与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相熟，给胡看汪曾祺的文章，并说“此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是北京第一”。

35. 胡乔木此前已经将沈从文调到了社科院历史所，他问汪曾祺是否愿意去社科院文学所。汪曾祺觉得自己的本行是创作，不适合研究，没去。

36. 据林斤澜回忆，胡乔木还曾想让汪曾祺去北京作协，曾在一个香烟壳上写“汪曾祺进作协”。在北京作协的林斤澜很高兴，但汪曾祺不愿意，说“你胡乔木在香烟壳上这样写，你把我当什么”！此事不知何时，但北京作协是1980年才正式成立的。

新出现的老作家

《受戒》震动文坛

1. 1980年的春节是2月16日。节日前后，汪曾祺应邀为“沈从文将出的选集”写后记，将沈从文的主要作品浏览一遍。汪曾祺后来回忆，这也是他写《受戒》等作品的触因之一。

20. 1980年8月12日，汪曾祺用两个上午写成了《受戒》，文末自注“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以1980年为起点，43年前是1937年，时汪曾祺在江阴念高中，初恋。

21. 汪曾祺写《受戒》，完全不知道这篇小说能不能发表。下笔之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单位一些同事，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是啊，为什么要写几十年前一个小和尚谈恋爱？有什么现实意义？揭示了什么重大问题？

23. 大约是1980年八、九月间，北京文联开汇报会，北京京剧团、《北京文学》都作为下属单位参加。北京京剧团团长杨毓珉汇报时提到了汪曾祺写《受戒》，说这小说挺好，看着挺有味道，不过不能发表，不能让它流入社会。《北京文学》负责人李清泉一听说来了兴趣，找杨毓珉说给我看看行不行？杨毓珉等人死活不同意，说不能外传，不是发表也不行。这大概是怕给汪曾祺惹祸。

24. 李清泉只好直接给汪曾祺写了个条儿，要求看《受戒》。汪曾祺当年就把《受戒》送给了李清泉，但也附了张条儿，说：要发表可得有点儿胆量才行。

25. 《受戒》发表于《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此前《北京文学》叫《北京文艺》，改名后第一期，做成了小说专号，当期除了《受戒》，作者还包括李国文、母国政、从维熙、张洁、张弦、陈祖芬、郑万隆等。

26. 1980年12月的《北京文学》《北京日报》《文艺报》纷纷发表张同吾、梁清濂、唐达成等人评论《受戒》的文章，尤其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唐挚）的《赞〈受戒〉》影响最大，唐赞美《受戒》“这样一篇洋溢着诗情的作品的威力，绝不下于一篇宣扬无神论的檄文”。《小说月报》1980年12期也选发了《受戒》。

28. 1981年1月14日，汪曾祺写了篇散文《我的老师沈从文》。汪曾祺曾当面给沈从文下过一个定义：你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后来被汪曾祺用来概括自己，加了个前缀“中国式的”。

33. 汪曾祺重写的旧作《异秉》发表于江苏作协主办的《雨花》1981年第1期。《异秉》的写作时间比《受戒》还早，但稿子推荐给《雨花》后，编辑部出现了较大争议，甚至有人说：发这种小说，好象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意思是这根本不是小说。

35. 《雨花》另一位主编叶至诚（叶圣陶之子，叶兆言之父）一直引以为憾的，是没有以最快速度发表《异秉》，以致让《北京文学》发表《受戒》抢了先手。《受戒》引发震动之大，好评之多，也不是《异秉》可以相比。

36. 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转载了《受戒》，汪曾祺应邀撰写了《关于〈受戒〉》。汪曾祺在文中澄清“我没有当过和尚”，说《受戒》“有点像边城”，“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2. 1981年6月末，汪朗在《甘肃日报》的实习结束，与同学结伴去四川旅游，在四川遇到了特大洪灾，交通断绝，与家里也断了音信。家里人还开玩笑，说汪朗是不是被长江大水冲走了。

1. 1981年8月20日左右，将近两月音讯皆无的汪朗回到北京，家人才知道，他去了高邮！汪朗在四川遇上洪水后，一路在乐山、成都、重庆滞留，交通恢复后，再沿长江葛洲坝、武汉、庐山、南京一路东行，最后到了镇江，见到大姑汪巧纹，又和大姑一道去了高邮小住。

2. 汪朗在高邮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接待，亲友还好奇地打听：汪曾祺平日是不是总在小本子上随手记下素材？

3. 汪朗的高邮行明显对汪曾祺有“搅动”作用。汪曾祺于1981年8月26日致信小学同学刘子平，说自己很想回乡看看。但前段时间连续参加笔会，没有为剧院做什么事，不太方便再申请外出，希望高邮有关部门出函邀请，才好向单位说话。

1. 1981年9月下旬，高邮县人民政府向北京京剧团发出公函，正式邀请汪曾祺回乡。时任县委宣传部干事的陆建华回忆：县领导根本不知道《受戒》《大淖记事》这些小说，最后他们只好搬出了“《沙家浜》的作者”这个名头，县领导听后神情惊讶，毫不犹豫地指示：“请他回来！”

2. 1981年9月29日，汪曾祺写了一首诗，用一张毛边纸写成一个斗方，寄赠给朱德熙。跋语更像是一封短简：“四十年前与德熙莲花池小店坐雨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九日曾祺 国庆节后将应邀回故乡小住约一月 书此告别。“诗云：“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朱德熙把这幅字配了镜框挂在书房里。

1. 汪曾祺在高邮住了一个多月。每日看资料，散步，访旧，为人题诗写字。很多人称他“汪老”，他不习惯，数次说道：“才六十岁，怎么就称老、称老作家呢？”

1. 1982年春节期间，胡乔木去看望沈从文，谈起汪曾祺的创作，评价说“无一句空话”。沈从文后来在致学生吴宏聪信中提到此事，并“重译”胡乔木的评语为自己的习惯用语：“对人事有深刻理解，对文字应用效果，也有深刻理解，一切心中有数，所以才能在极普通小小故事中，给读者一种清新印象。”他举的例子是《大淖记事》。

1. 1982年2月，北京出版社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列为“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一种，首印21000册。这是汪曾祺新时期复出后的第一本书，收入短篇小说16篇，创作时间从1940年代至1980年代。

1. 1982年4月，汪曾祺与林斤澜、刘心武，应作协四川分会及四川人民出版社之邀，经陕西赴四川访问讲学。同时被邀的还有广东的孔捷生与贵州的何士光。

2. 四川之行，汪曾祺写了不少诗文，如《成都小吃》：“十载成都无小吃，年丰次第尽重开。麻辣酸甜滋味别，不醉无归好汉来。”这首诗他后来曾抄给朱德熙。

1. 汪曾祺访问新疆、甘肃一个月，1982年9月22日在兰州就开始写作系列散文《天山行色》，回到北京后10月7日完成，共10篇，实际字数9300余字，是汪曾祺散文中罕有的长篇。

1. 汪曾祺在兰州听一位青年诗人说了一件事：某次赶“花儿会”，听见婆媳二人，用韵语交谈，“这媳妇走进一个奶奶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那祷告词是：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哩，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哩，咯咯嘎嘎地笑着哩”。汪曾祺大为惊奇，说是“用诗交谈”，此后多次举此例以说明“民间文学的智慧”。

1. 汪曾祺为沈从文八十大寿写了一首七律贺诗，开头是“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端木蕻良很赞赏“犹及”二字，汪曾祺自己比较满意的大概是颈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1. 《十月》杂志专刊《长篇小说》创刊，编辑母国政被分配联系汪曾祺，上门约稿。汪曾祺说，想写长篇，“还只有写高邮”，并且说“不一定有多大意思，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还有这样一种形式的长篇小说”。母国政立即想到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敦促汪曾祺动笔，汪曾祺说，他需要回高邮住一段时间，但总是难于成行。

1. 1983年3月末，汪曾祺应《北京文学》之邀，到门头沟为北京市青年作者短篇小说创作班授课。一位公社书记告诉汪曾祺：有一天，大队书记开完会，收拾会场时，发现会议桌的塑料台布上有一些用圆珠笔写的字。这些字迹是对面坐着的两位大队书记写的，一人写一句，写的是《受戒》里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这件事让汪曾祺很感动，也促使他思考自己作品能在精神上给读者什么。

1. 1983年8月1日，汪曾祺完成了《故里三陈》。汪曾祺自己说，这组小说是“急就”的，因为王蒙新任《人民文学》主编，要集中发一堆五千字以内的短小说，等米下锅，逼得汪曾祺在酷暑中用两个上午约四个小时赶出来三篇，总共不到八千字。

2. 王蒙看了《故里三陈》后，想用《陈小手》作为杂志头条，但这样做，同期就不能发后两篇。王蒙找汪曾祺商量，偏巧汪去了密云开会，找不着人，只好三篇一起发了。就这样，《人民文学》错过了用《陈小手》做头条，否则会是“带点爆炸性的大胆做法”（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