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0眼下有一个很“网红”的词，叫做“原生家庭”。我尚不能确定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与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所谓的“家”、或者“家庭”，在具体的涵盖上，究竟存在一种怎样的分别；我粗陋的理解，是不是说，这个“原生”的意思，指的就是一个人的“来时路”吧，所谓“原生家庭”的意思，应该就是说的一个人的具体的“出处”，他的一个来龙去脉了？
所以，我现在要写的“我”的那个“家”，或许也是一种“原生家庭”的概念了吧。
前面说到过，因为学龄前整个都是在乡下长大的，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来到大上海后，又被直接寄养到了外婆家，一直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才算是“正式”地“回归”到商业一村26号——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倒不如说是“来到”了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他们的那个“家”了吧——因为不论是一开始的商业一村，还是后来的同心路，甚至一直到那个“唐山路”，我在那个所谓的“家”里的状态，始终就是“游离”的，是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所排斥的。
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的父亲（上海人叫嗲嗲），前面说了，我的奶奶，我的乡下，是在苏北乡下的如东县的（现在号称南通专区）；而我的妈妈，却是浙江宁波人（好像是叫“鄞县”的，好像还是越剧之乡，像毕春芳、金采风，好像都是从当时的鄞县走出来的）。
我想说的是，我爸和我妈，他们是不是就像现在很多外地来沪打工的年轻人一样，在上海结识了从另外地方来这里工作的人，就地“结婚”成为所说的“新上海人”，所以才会有了这样一种老爸是苏北人、妈妈是浙江宁波人，这样一种“天南地北”的结合的。
之前上海有一种说法，叫做“跑码头”，就是很多人从外地各处来到上海滩讨生活（相对机会更多一些），跟当下的情形还是有点类似的。
不过刚才说“天南地北”，其实像苏北和宁波，按照进化的理论来讲，还是离得不够远的，最好恨不得就是广东或者海南的跟东北的或者西藏的结合，那样的“血缘”，离得就会更远了，生出来的小孩或许就会更优质？更聪明？
还有像我大妈妈是宁波人，遇到的我的大伯伯也是江苏人，是海门人。基本上也是类似的情形。
不过，现在再倒溯回去，对我爸妈真正的、还算比较“完整”的最初印象，应该是从“商业一村”开始的吧——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应该是从上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爸妈把我从上了两年小学的外婆家，接“回”到了他们的家，或者也可以说是接“回”到了他们自己的身边生活了。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就是在前面所提到过的，那个“上海汽车附件厂”工作了。他是做机修钳工的，据说是“八级钳工”，后来还被评为了“技师”（这应该是作为一名“钳工”可以拥有的最高“界别”了）。儿时对爸爸的印象，是有点瘦瘦的，大多时候都是那种板寸的头，喜欢喝那种泡满茶叶的浓茶，在戒烟前，经常也是会抽烟的，但好像也是作为一种日常的喜好，并不是那种烟瘾很重的“瘾君子”吧。
前面所说的那个“上海汽车附件厂”，其实就在中山北路上，距离我们“商业一村”是不太远的，所以，我吧那时候应该就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吧——相对来讲，我的妈妈那个“上海无线电十二厂”就要远很多了（现在查下来是在“广东路”那里，小时候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我妈妈上下班，应该都是坐公交车的（我现在还有印象，我妈妈皮夹子里那种“公交月票”的样子和画面）。
我妈妈那个厂子，当时是属于所谓“仪表局”的，是做那种叫做“电子元器件”的，我妈妈做的是那种“流水钱”（想来就是专门做一些“电焊”之类的吧），这种工作一天八小时下来，应该是相当枯燥和单调的，所说看上去活也不是太重，但是一直坐在那里，八个钟头做同一个动作，首先对腰就不会太友好；而我妈妈好像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胃病了，反正也应该是日常生活过于紧张了，饮食方面不太合理还是怎的？
当然，我妈妈身上是有很多病症的，她后来去世前的好几年里，是每天都要做好几次那种“透析”的。这个应该是她那时候肾脏功能已经严重受损了，身体已经是没法有效地清除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这种“透析”其实就是用来替代肾脏工作的。（关于我妈妈最后的去世，也可能是存在着另一个“惊天大秘密”的，这个后面再详细说吧）
不过我妈妈患过的毛病，还有一个，是“高血压”。这个应该就是遗传的可能多一些了，因为我的大妈妈（也就是我妈妈的姐姐），还有我的那两个所谓的“舅舅”，他们也是全部患有高血压的；好像我哥哥也有——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经常怀疑自己也有“血压高”的，经常是一累、或者一激动，就会出现类似头脑涨热、有点晕乎的那种不适，不过每次有机会去到哪里测量血压，又都是没有什么显示不正常的，究竟是当时每次量的时候，我正好没有处在那种“高血压”的状态上，还是说，我小时候已经胜过很多病了，老天爷怜惜于我，就在“遗传”我妈妈高血压这件事情上，让我做了“漏网之鱼”？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疯狂切荒诞的年代里，在政治上都很激进的我的爸妈，当时居然是作为对立的两派纯在的，我爸属于“造反派”（后来被称作“三种人”），我妈则是所谓“赤卫队”、“保皇派”，和我爸在政治上是形成明显的对立的——但是他们两人之间，好像也并没有出现过什么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相互“大动干戈”的滑稽传说，可能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家庭，他们也就瞬间回归到相对的“理性”了吧。
——再说回来。我至今的印象当中，我在“商业一村”那个“自己家里”的时候，我的爸妈，当时社会上是叫做“双职工”的。一方面这是一个好词儿，因为这表示夫妻两人都是上班的，都是有工作的，收入上“可能”会多一些；但另一方面，就是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照顾和陪伴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妈能够让我“回”到他们身边，应该是觉得我的哥哥、姐姐已经长大了，多少可以充当一下我这样一个从乡下上来不久的这个木讷孩子的“监护人”了？因为那时候印象当中，我的哥哥整天“不学好”，又是学抽烟、又是“打群架”，我爸妈觉得他能够自己管好自己就算不错了，所以就把“管好”（看好）我这个弟弟的任务（或“权限”），整个交给了我的那个姐姐了。
不管后啦在“唐山路”房子这件事情上，我的哥哥是不是那个最大的获利者，但是至少，在当时（小时候），我觉得哥哥对我倒是没有什么“欺负”之类的事情的，最多就是也不怎么关心我这个弟弟的——可能同时也有我那个姐姐对我的“关心”已经过于“深入”了。
有关我那个姐姐，当时也就还是个小学高年级学生，但是她小小年纪，从那个时候对我的利用，小脑经已经动的很灵巧了，这些在卷一“商业一村”的故事里已经都有详尽描述了。反正总体上，我当时在“商业一村”，我的名义上的那个“自己家里”，我是感受不到多少“家”的温暖和温馨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整个世界也是根本不属于我的了。
后来，伴随着我们一次次的搬家，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我和我的哥哥和姐姐，也都是随之长大了。前面说过，我哥哥高中毕业后，先是去了崇明的一个叫做“长江农场”的，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发展和低下，就业岗位严重不足，所以尽管那时候还提倡所谓“光荣妈妈”，号召要多生孩子（可能是为当时所滋生的那种要“准备打仗”的妄念所驱使吧），但是真到了孩子们从中学毕业，就又没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去消化那些毕业生，所以当时就有两种层面的“消解”方式，一种就是我哥哥那种，去一些所谓的农场“锻炼”；另一种更惨，就是直接的“插队落户”，直接作为一个“农业户口”，务农了。——要不是后来改革开放，提供了打量了的就业岗位和生存机会，那些“插队落户”的、或者那些去“农场”的，除非你可以顶替自己的父母回城（就像我哥哥顶替我妈妈，我的大表哥顶替我大妈妈），那就得在那些偏远的农村，过一辈子，了却残生了。
而按照当时的就业政策，既然我哥哥去了农场，我姐姐就相对来讲，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了。但当时来讲，留在上海也是分成“硬档”和“软档”的——如果是像我大表哥那种直接的插队落户，那下面的一个（我大表姐），就可以是“硬档”了，直接进了某个工矿企业（当时这样的企业比较稳定、福利也好）；而我姐姐，因为哥哥去的是农村，她就属于“软档”，所以她当时被分配去到的那个“求精机械厂”，当时就是属于那种“集体”的，不属于“全民”的（可能理论上来讲，一方面福利方面稍微差一些，还有就是没有“全民”的工矿企业那种“铁饭碗”那么“稳定”了吧）。记得当时还有另外一种被当时认为更“软”的“软档”，就是去一些商店里做营业员，那时候营业员作为服务行业，是被普遍不看好的，被戏贬为“柜台猢狲”。
其实上面所说的“硬档”、“软档”也好、“全民”、“集体”、甚至“柜台猢狲”也好，都是当时（计划经济）社会经济状况下的那样一种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当后来整个社会改革开放以后，那些陈旧的社会框架和价值体系也就逐步被瓦解殆尽了——至于眼下又有些低等生物想要回到那个状态，那时另一种文本要讨论的话题了。
再说回来，后来就是，我的妈妈因为要让我哥哥回上海，好像就申请了“病退”，应该就是有些“提前”退休了吧（是不是就是“早退”的意思）——所以我妈妈她尽管也是在组织上的“老人”了，大半辈子都在不断地“奉献”的，但是牵涉到自己儿子的“前途”和未来，她还是考虑得更实际了，她平生为那个组织所一直在做的那种“奉献”，那时候也就戛然而止了。所以我哥哥就去到了我妈妈的那个“上无十二厂”上班了；而更幸运的是，后啦正好改革开发，很多企业进行所谓的“体制改革”，走向市场化，所以就有了我哥哥后来从经营厂里的类似产品的设柜批发，就开始了后来那些年里的“做生意”经历了。
而我哥哥后来讨的老婆，也就是我的嫂子了，就是当时在长江农场结识的，而且两个人的妈妈，居然就同在一个“上无十二厂”的。我那个嫂子，这个人是很难描述的，你可以说她很直率，说话从来就是没轻没重的，想说什么，好像都是不过脑子的；但是她每一次“无意”间的“粗鲁”，其实最后都是会有她自身所需的利益的获得的。
虽说我嫂子的妈妈和我哥哥的妈妈（也就是我妈妈）是在同一家单位工作的，但是她们一直就是相互看对方不顺的那种。所以我嫂子“嫁”进来之后，和我妈妈的关系，就一直存在着某种“前嫌”的，基本上就是面和心不和的，有时候面子上也是“不合”的。而我哥哥好像一开始就像是欠了我嫂子什么似的，反正在我嫂子面前，是缺乏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能力的—— 但这背后或许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那些都是演给别人看的，这从最后“唐山路”的房子整个转移到我嫂子的名下，也是可见一斑了（具体后面详述）。
至于说我的那个姐姐呢，去了那个“大集体”的“求精机械厂”，后来就遇到了她的同事，谈了朋友，后来也就成了我的“姐夫”了。这个里面其实也是存在着很多“精彩”的过程和故事的，但是全部写下来，这个“支线”过于“丰满”了，话题可能就拽不回来了，所以有机会就另起文案，写成小说，或许也是很不错的。
这里简单说一下后来成为我“姐夫”的。他们多少也是属于那种“高干家庭”了吧。我姐夫有姐弟四人，最大的是姐姐，然后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他们的父亲也算是为老革命了，据讲是曾经担任过黄浦区的副区长还是啥的，具体我也没去考证过。但是我去过当时他们在上海五原路的那个家里一两次，的确还是看得出来，家境也是够殷实的，一般人家很难匹配。
我姐夫的大哥，倒真是是担任过那个时候好像是卢湾区，环保局的局长还是副局长来着？我记得当时我姐夫还给了我一张当时很红火的“俏江南”的“金卡”，优惠力度很大，据讲就是他那个局长的哥哥管理下的餐饮企业。
其实光是我姐夫家里人，他们之间的那种可以说是尔虞我诈的那些争房夺利，也是可以单独成为一部很精彩的小说的，而且也是很能干折射出当时我们那个社会形态下人性当中的很多本质的，可惜在这里就不能作过多的叙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