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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内心里是这么想的：一万条理由往往抵不过一条理由。原审法院的“理由”罗列了一条又一条，都是对其自身判决结论不自信的合理表现。究竟是以程序不符，还是以事实及法律的不合规，该判决自己也无从作出判断，只好能列的都列上算数。
而原告诉求的理由则只有一条：因为那份《购房合同》所依据的，是带有冒充原告签名的家庭买房协议；而这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判断上都属显著的违法，当判定“无效”。
后来，在有一年（2022年）的2月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我的再次上诉进行了立案（案号：2022-沪02民终1805号）。没过几天，在2月16号的下午三点，在“二中院”的204法庭，进行了再一次的庭审，当庭的审判长叫余艺，主审法官是张长青。
就在这次的庭审过程中，法官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向我和对面（被告）两边都做了一些思想工作，他们劝我说，因为我在户籍方面一些时间节点上，的确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尽管我当时可能因为对相关事情后果的意识反应比较迟钝，但毕竟我的身份证上那个“1011室”的标注是明确无误的，也就是说，我当时在拍身份证照片时，理应是知道自己的住址已经从当时的“909室”，变更到后来的“1011室”了。
我内心顿时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意识的迟钝；当时和曹文清做“先迪公司”已经接近后期了，但还是根本没有在意自己在“909室”房产上面的权利，正在一步步地被自己的老爸和哥哥蚕食，总体上也是自己的疏忽和反应迟钝，才让别有用心的人得了便宜。想到这里，我近乎是有种无力感产生了——我的这个官司，从2020年8月份打到现在，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历经了多次庭审、还有两次的上诉，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有点精疲力尽了。而且在这同时，我还在帮一位之前搞装修设计时结识的女客户打她那个标的很高的“离婚官司”，自己在精力方面着实是有点分配不过来了。
不过法官跟我说，我如果能够同意接受法庭调解，就不要作流程上的“判决”了，他们会让我的父亲选择适当的时候，来找我做一次当面（但是是私底下）的“赔礼道歉”（因为在法庭上，老人家应该是没有这份勇气做这个事情了）；同时，对方同意出八万块钱，作为一种“道歉性”的补偿，因为老人家现在住养老院，再多的钱是拿不出来了，等等。
我明知道在钱这方面，我所要的，不单单是老爸的钱（他的所有的收入，现在都是放在我姐姐那里打理的，除了他们自己，是没有人知道那些钱现如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的）；而作为“豪取”整个唐山路“909室”房子的最大受益者，并没有在这次的诉讼过程中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利益损失，这其实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没办法，我已经竭尽所能了，中级法院都已经“发回重审”了，再次的上诉人家也受理了，如果不接受“现在”法庭调解的结果，以后就会走上一条遥不可及的申诉、抗诉、甚至是进京维权等，一路下去的漫漫长路。我想着，还是把更多的经历，更多地放到自己的日常享受中去吧，至少在帮别人的诉讼上面，还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完成。
所以我最后接受了法院的“调解”，尽管如我所料的那样，我的老爸至今没有向我作过任何形式的所谓“赔礼道歉”，不管是电话的，还是视频的，甚至是当面碰头表达的。——也正是如此，我才要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讲出了，让这些肮脏的事情能有一个很好的记录和时间上的“见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