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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大皇帝们为释迦牟尼老师和各位菩萨建造佛像，塑造金身，听起来好像相处得不错，但你要知道，皇帝们拜倒在佛教之下，把佛祖和菩萨们供起来，可不代表他们同样尊重那些没涅槃的，还在喘气的大和尚们，在礼乐制度的影响之下，尊卑贵贱，成了皇帝和活着的僧侣之间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说佛教在诞生伊始，就没想过僧人们要如何和国王相处，我修我的八正道，你统治你的臣民，咱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用听谁的，这既是释迦牟尼老师的思想，也是印度当时的实情。之所以会这样，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是当时印度宗教派别特别多，而佛教并不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等佛教传到西域之后，事情就不一样了，那里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都没有能和佛教抗衡的，国王贵族们很快就投降了，把佛教抬高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就像前面说的，鸠摩罗什同学在西域各国讲经的时候，国王经常跪下，让他踩着自己的背登上讲台，就算不说教权超越了王权，但至少，它的地位那是相当地超然，不需要对王权低头。我们只要联想一下，欧洲中世纪的某些时候，天主教会的权力一度超越了王权，那你就知道，世俗的权力在宗教，尤其是全体国民相信的一种宗教的一神教系统面前，有时候是毫无办法的。
不过呢，中国却有点儿不一样，在佛教传入之前，俺们虽然没有宗教，但儒家思想却已经运行了几百年，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里有一个成熟的社会秩序体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最重要的是，天子至高无上，并且唯一。这就导致佛教进来之后，并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一下子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和尚们和大臣们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也许可以，但面对儒家至尊皇帝老子，很明显地，跪拜行礼，低头做小，看起来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可是这事儿对于佛教徒来说，挺难，为啥？因为《四分律》上明白无误地说了：“佛令诸比丘长幼相次礼拜，不应礼拜一切白衣。”翻译过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可是教导过我们了，出家人之间要有规矩，后出家的必须对自己的师兄师长们恭敬礼拜，但对于那些没出家的，不管你是皇帝，还是百姓，我们大和尚就不需要，也不应该对他们行礼，甚至说只有把他们当空气，我才能修行圆满。
这样一来，和尚们就陷入了两难，一边是孔老夫子，另一边是释迦牟尼老师，到底是入乡随俗，还是死守佛教戒律呢？当然，这种两难的情况，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也就是你给皇帝行礼，可能获得更多的好处，但不行礼，也没啥大的伤害，要是不行礼就马上“涅槃”，一刀砍死你，那自然也是没啥悬念的，只要和尚们不傻，就不会有什么两难，几乎百分百地，都会选择顺从，这也是北方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真实景象。
大家知道，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在南京建立政权，等于是跑到了南方，北边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胡人，换而言之，少数民族兄弟的地盘。这些家伙虽然嘴里说着孔孟之道，但本质上，依旧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粗野豪放，一言不合就动刀子，根本没耐心和你讲道理或者辩论。
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一个大和尚敢于去争取和帝王平等的权力，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只要你一争，对方就会用你的脖子试一试刀锋，你就省略了修行的艰难，马上“涅槃”了，但能不能成佛却是谁也不知道。
所以在北方，虽然佛教的地位极高，佛窟，佛寺，各种佛建筑很多，大和尚们也挺受尊重，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规规矩矩地服从帝王要求，把自己放到了皇帝下面，该行礼就行礼，该跪拜就跪拜，我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
在十六国时，建立了胡夏国的赫连勃勃据说是性情暴躁，反复无常。公元418年，他在长安听说有一个叫韦祖思的人学问很好，就让他来帮助自己建功立业，这位韦祖思大才子应该是听说过赫连勃勃的脾气，来了之后就有点儿害怕，又是磕头又是作揖的。没想到的是，赫连勃勃却因为这件事当场发飙，怒气冲冲地嘶喊道：“姓韦的，你当年对着姚兴都不下拜，今天却对我用这么大的礼节，很明显，你这个王八蛋是一边拜我，一边在心里骂我是王八蛋啊。”韦祖思一听，又气又怕，除了嘴里大声喊no，居然没有任何其他的辩解，史书上说“无言以对”，这让赫连勃勃更加生气，老子居然说对了，这个姓韦的就是在心里骂我王八蛋！于是，毫无悬念地，韦祖思被赫连勃勃一刀砍下了脑袋。
碰到这么一个真正的王八蛋，读了无数诗书的韦相公只能自认倒霉，垂头丧气地走上了黄泉之路。
只是佛教的大和尚们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却觉得挺不错，皇帝不让下拜，正好符合释迦牟尼老师的教导，那岂不是两全其美了？所以，这些人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419年和赫连勃勃见面的时候，就一个个傲然挺立，没有一个下拜的，都伸着脖子等赫连勃勃给他们点赞。但这些大和尚们不知道的是，喜怒无常的赫连勃勃这次改主意了，他看见和尚们不下拜，也没说话，一转身就回后宫去了，不一会儿，又出来了，身上披了一幅释迦牟尼老师的画像，然后慢悠悠地对大和尚们说，我赫连勃勃就是“人中之佛”，你们拜我就是拜佛，下跪不？不下跪的话，你们现在就可以去给韦祖思那小子说法去了。大和尚们一看这架势，再联想到此人平时的暴行，一秒钟都没耽搁，马上跪倒一片，连连叩首。至于说嘴里叫的是陛下，还是佛祖，史书上没说，我也不知道。
实际上，赫连勃勃“我就是佛”这一招，本来就是从和尚们那里学来的。早在北魏开国年间，大概是公元397年，首都平城所有和尚的领袖，是一位法号法果的大师。当时很多人对是否应该去参拜开国皇帝拓跋珪产生了疑问。就像前面所说，尊重释迦牟尼老师的教义，就不应该去，但不去的话，以后咋在平城里面混日子，就是一个难题。最后法果大师还是决定去，只不过他给自己，也给所有心里犹豫的佛教徒们一个大大的台阶下，他当时是这样说的：“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拓跋珪就是佛祖如来的化身，我们这些大和尚是拜佛，不是拜皇帝。这个马屁拍得相当巧妙，不仅化解了自己的尴尬，也让拓跋珪这老小子龙颜大悦，导致他在位时，对法果大和尚相当照顾，给封了爵位不说，还亲自到法果住的地方去看他，而且去了之后还连连叹气，说一位佛法精湛的高僧，咋能住这么小的地方呢？来人啊，再给大和尚建一个住所，花钱不怕，一切费用都由我来出。
像赫连勃勃、拓跋珪这些人，江山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打下来的，正如朱元璋后来写的诗，“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规矩这类东西，那从来都只有他们给别人定的份儿，绝对不可能让和尚的规矩比他们的规矩还大。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我尊重佛教和死了的佛祖菩萨等等，那是为了现在的统治和将来我死后的世界，至于说你们这些还在喘气的和尚，那就必须服从我，尊重我，否则，你马上就去涅槃，这基本就是当时中国北方的现状。
关于这件事，有一个和尚那是深有体会，此人曾经很无奈地长叹过一声，说了一句话，叫“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孩子们，想要弘法，就需要靠我们这些喘气的大和尚，那咱们就得先把这口气喘匀称，把命保下来，还要获得一定的权势，为了这个目标，大家一定要和君主们搞好关系。
说这句话的，就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大师，后来被称为“印手菩萨”的道安和尚。
道安这个人生于公元312年，12岁就出了家，至于说啥原因，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只能猜测是为了给家里省一口粮食才走进了佛门。可能是因为长得比较丑，佛门里的师傅也不喜欢他，不教给他佛法，只是让他下地干农活。三年之后，道安15岁，年纪大了，胆气也壮了，有一天就要求他师傅给他佛经看，他师傅顺手就给了他一本《辨意经》，道安劳作之余，看了一个中午，傍晚回来，就把经书还给了师父，要求另换一部。他师父又给了他一部近万字的《成具光明经》，道安仍用田间休息时间阅读，晚上回来要求师父再换一本，他师父就有点不耐烦，呵斥他说读书要用心，读完才能换。谁知道安说我不仅读完了，还背下来了，然后朗声就把两本经书从头到尾背了一遍。你都能想到他师父当时眼珠子都差点没掉到地上，这种过目不忘的才能，自古以来，那就如同大熊猫一样的稀少。于是，他赶紧给道安剃了头发，后者这才成为一名正式僧人，有了化缘的权力，接着，就开始了外出游学。
道安在游学的过程中遇到了佛图澄，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一本经书也没翻译，活了117岁的老和尚。佛图澄极为欣赏他的才华，收其为弟子。为了不让自己的其他弟子小瞧长得丑的道安，佛图澄每次讲经之后，都会让道安再复述一遍，结果是后者不仅复述无误，而且中间经常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每每切中要害，让大家对这位丑和尚敬佩不已，甚至后来有了“漆道人，惊四邻”这样的赞叹，这个粗黑的大和尚可真了不起。
就这样，在佛图澄死后，道安就成了大和尚们的实际领袖，史书上说“四方学士，竞往师之”，有很多人开始拜他为师，这里面就有后来汉传佛教净土宗的祖宗，庐山慧远法师。
我们说时逢乱世，不仅仅是普通人需要心灵慰籍，那些争夺天下，杀人无数的枭雄，也试图从道安这里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当这哥们儿住在襄阳时，达官显贵们集资给他和他的弟子们修了一个寺院，叫檀溪寺，可以容纳500多人。后来，前秦的军队攻克襄阳，道安又被带到了长安，据说前秦的那个天王苻坚在攻襄阳之前，就放出话去，说我以十万之众攻打襄阳，只为了得到一个半人，“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安公就是代指道安法师，由此也可以看出，北方的统治者们当时对他是无比推崇。
但既然这种推崇是皇帝老子们给的，他们也就能随时剥夺，啥时候给你，啥时候剥夺，甚至啥时候砍了你的光头，那就要看心情了。
后赵的冉闵当权的时候，有一天，他去恭恭敬敬地问一个叫法饶的和尚关于打仗的事儿，这个法饶顺口瞎白话了几句，结果是全说错了，冉闵打了败仗之后，一怒之下，不仅砍了法饶的脑袋，还开始在境内屠杀所有佛教僧人，一时间，大和尚们是人头滚滚，遍地哀鸣。
不幸的是，这个大乱局也被道安赶上了，他一看形势不妙，就赶紧带着大家往南逃跑，在到达新野的时候，大家决定化整为零，分开躲避，这样不至于被一窝端了。就在这个时候，道安对弟子们说了上面那句“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这既是在当时情势下对弟子们的劝诫，也是多年颠沛流离形成的一个佛教发展指南，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大家记住，要和统治者们搞好关系。
公元385年2月8日，这位大和尚早上起来忽然说“吾当去矣”。弟子们以为老师这个“当去”是说要出门办事，也就没当回事，谁知道吃过斋饭之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74岁的道安直接去世了，或者说圆寂，涅槃，都对。
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都相当高，同时代的鸠摩罗什说他是“东方圣人”，近代的梁启超说“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这个评价实在是有点惊世骇俗，那么为啥道安的地位如此之高呢？这个，我们下集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