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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我们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行坤，聊了聊工作社会的终结和打工人的未来。
【本期介绍】
"要找到一个高收入、高技能、高稳定性的全职工作，就如同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找一把可以晒太阳、喝咖啡、看风景的躺椅——人可以很惬意，但巨轮正在沉沦。"
这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中写下的意象。北京大学刘云杉教授二十年前初读英文版时，被这句话深深触动，随手记下。那时，她还觉得这只是"观望"；如今，她说，这已是"体受"。也因如此，中信出版社于今年引进了本书的中文版，译作《工作社会的终结》。
我们正身处一场无声的巨变。"毕业即失业""35岁危机""非升即走""零工经济""数字游民"——这些词汇不再是暂时的阵痛，而是逐渐成为常态。
贝克在书中预言：充分就业、终身职业、以工作为核心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保障——这套曾经支撑民主与繁荣的基石，正在被技术、全球化和资本流动所瓦解。不稳定、临时、碎片化的就业不再是边缘现象，而是向社会的核心地带蔓延。
当"有个班上"不再理所当然，当学历不再是安全网，当每个人都被迫像"自我公司"一样经营自己——我们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教育还能许诺"知识改变命运"吗？工作的未来，是走向更深的异化，还是催生一个"多元活动社会"，让家务、志愿、公民参与和有偿工作同等被珍视？
受出版社邀请，「问题青年」和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两位学者展开对谈：工作社会是怎么开始和终结的？从充分就业到零工时代，教育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又该想象何种未来？
【本期嘉宾】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行坤，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收听指北】
今天去找一份稳定且高薪的工作，就像去泰坦尼克号上找一把躺椅
刘云杉梳理教育与就业的关系：从选优任能到优绩主义，教育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也是把人分类、分流、各就各位的机器。
工业化之前，孩子在家里劳动中习得技能。工厂出现后，需要"人手"而不是"人"——初等教育随之普及，训练的核心不是脑袋，而是纪律、服从、自我控制。高考"做题家"的逻辑，其实和泰勒流水线一脉相承。
新自由主义崛起，全球化把工作机会转移，"高技能工作"成为新口号，社会结构从"橄榄型"变成"哑铃型”，中产开始塌陷。
王行坤指出，二战后到1970年代，西方社会充分就业的“黄金三十年”不是自然状态，而是劳资博弈、工会力量、福利国家共同托举的结果，且是历史上罕见的例外。
单位制、人民公社、WTO后的城市化浪潮……中国的就业史与西方存在错位。前三十年有保障但没自由，01年到19年有增长但没有集体保护。两位老师给出了各自的判断，也聊到为什么年轻人会怀念那个时代。
王行坤从劳资博弈、苏联式微的角度给出解释，为什么充分就业的“黄金三十年”，会在70年代末瓦解？
35岁危机与"奥德赛期"：经验为什么成了负资产？稳定雇佣时代需要专业与忠诚，灵活就业时代要求随时迁移、不断习得。刘云杉用"盆栽植物"的比喻描述当代职业人：可以挪到任何地方，但永远长不大，对任何一段生活都缺乏连续感。人生变成了"洋葱头"——一层层剥开，没有内核。
两种饥饿感：我们失去了哪一种？刘云杉区分"腹脏匮乏"（求生的饥饿感，驱动纵向跃升）与"感官匮乏"（好奇心，驱动横向创造）。第一代大学生靠前者突围；而当温饱解决、父母包办，第二种饥饿感并没有自然生发——很多人连感官都钝化了。
照顾孩子、社区参与、环境监督、艺术创作——这些创造社会价值的事，凭什么不算"工作"？贝克晚年转而支持UBI（全民基本收入），不是为了让人躺平，而是让人有能力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成为"公民"而不是"私民"。刘云杉则提出另一种想象：不是惊天动地的事业，而是"能安顿自己、让自己沉迷的小事"。
【后期制作】斌仔
【Logo设计】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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