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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公元1644年，一个叫爱新觉罗的家族领着一群东北人干掉了朱元璋的子孙们，入主中原。
这些家伙原来的信仰是萨满教，标准姿势就是今天东北流行的跳大神，正式名称是萨满舞，一般是两个人跳，一个叫大神，一个叫二神。据说，这玩意包治百病，也可以驱邪，降魔，祭祀等等，总之一句话，你想得到某种东西，或者想驱赶某种东西，咱就开始跳，一不留神愿望实现了，那就是大神儿显灵，如果最后没啥效果，那是你的心不诚，后来这东西还催生出了一种艺术形式，今天东北著名的二人转。
我们说爱新觉罗这群家伙当然不是简单的大老粗，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这套萨满教相对于人家存在了上千年的儒释道三门学问，根本就不够看，拿不上台面。所以到了中原，马上人模狗样起来，一往情深地扎进了儒家的怀抱，大力推崇孔子。当然，这个也不奇怪，儒家历来是中原王朝的统治思想，历史上无论儒释道三家斗得多么厉害，在帝王心中，儒家老大的位置是没有被撼动过的，只是释道两家谁是老二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谁当老二呢？不用说，肯定是佛教，为啥？因为你只要看看这群东北人的老丈人就知道了，全都是膀大腰圆的蒙古大汗，而在元明两朝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地位嗖嗖滴往上涨，所以，藏传佛教在清朝的地位也是相当地高，北京现在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大皇帝早年的王府，后来为了表示尊重藏传佛教，就改成了喇嘛庙。王府里面曾经香气扑鼻的闺房，现在都能住大和尚了，你说它的地位高不高吧？
不过呢，清朝统治者的大脑比他们蒙古老丈人要发达一点，不像那群岳父们当政的元朝，把喇嘛教捧到了天上，最后却丢了天下。清朝皇帝们信喇嘛教纯粹是政治需要，喇嘛们本身的政治地位并不高，这个前面介绍密宗时我们就说过了，什么达赖、班禅这些活佛，清廷要是说你不是，那你就不能是。
而且，比起藏传佛教，清朝很多皇帝从佛学理念上，好像更认可汉传佛教，比如说那个传说中在五台山出家的顺治皇帝。虽然顺治出家只是民间传说，没有任何史料支持这一观点，相反，认为他死了的证据却很多，但此人也确实写过一首诗，或者叫偈子，其中有“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落在帝王家”的字样，并且他生前也确实经常找汉传佛教的大和尚给他讲课，看起来，这哥们对他自己的投胎技巧不太满意，当然，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凡尔赛。
除了顺治，还有自称“圆明居士”的雍正皇帝，对禅宗是既推崇，也很有研究。你要知道，在整个清朝的统治时期，唐朝之后唯一能和净土宗抗衡的禅宗，也逐渐日落西山，原因就是前面说过的“禅净双修，净土为归”的理念，在清朝江湖上，出现了净土宗一家独大的局面。
尽管雍正大皇帝极力批判这种现象，甚至以皇帝至尊的身份满大街吆喝，说禅宗这玩意好啊，一瞬之间就可以顿悟成佛，多好。只不过他再强势，也终究是抵不过老百姓的喜好，那净土宗不需要想太多的逻辑，不需要学太多的知识，全身心地信，加上念个佛儿就能死了之后到一个无比美好，要啥有啥的世界，听起来是既合理，又让人向往。而顿悟之说实在是太飘渺了，悟了之后，啥好处也没得到，还是要修净土宗，那我要你这个顿悟干啥？还不如回家炖大白菜呢。
但前面我们也说过，净土信仰这种有神仙参合进来的佛教，虽然很容易被老百姓接受，但也很容易就导致社会上产生一些丑恶现象。今天佛教历史研究人员都承认，晚清到中华民国这段时间，是佛教界公认的寺院大和尚们行为最差劲的时候，具体来说，就是大家都不怎么清修了，也不钻研佛法了，一门心思地想着怎么顺应民意，搞法会，做法事，赚死人的钱。
当时社会上，老百姓一边是强烈地鄙视这些和尚们，一边又有无数的人为了在西天弄一个好位置，不断地去贿赂大和尚们。有钱人一掷千金，没钱的也经常哆哆嗦嗦从口袋里排出几个大钱，交给和尚们。当然，客观地说，这并不完全是某一个宗派的责任，但净土宗是十大宗派里面宗教色彩最浓厚的一个，也是这时候最盛行的一个，这也是事实。
这种宗教色彩反应在佛教上，就产生了下面三个现象。
第一，六道崇拜盛行。六道和轮回这样的概念，本来是释迦牟尼老师顺手从婆罗门教借过来的，他老人家想说的是，六道众生皆苦，为了脱离六道轮回，一定要勤修佛法，方可涅槃，获得永久解脱，否则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面轮回煎熬。可惜的是，在明末乃至整个清朝，这个概念被无限拔高了，而其他佛教概念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念了半辈子阿弥陀佛的信佛之人，却连“四真谛”是啥玩意都不知道，很是可怜。很多人开始专门研究三世因果以及六道轮回，像《三世因果经》这样，公认的由中国人自己编造的经书，也被加上“佛说”两个字，变成了《佛说三世因果经》而大行其道，大和尚们对此不仅不拨乱反正，反而推波助澜，在寺庙里面公然赠送。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佛陀所预言的末法时代，如果是，那这老爷子当年还真是挺牛掰的，相当地厉害。
第二，由于过度宣传六道，导致了祈福，改命，添寿等行为，正如思想家黄宗羲说的那样，“与鬼神交手为市”，就是和鬼神做买卖的思想被大家统一接受。结果呢？大家去庙里烧香跪拜，不是为了尊重释迦牟尼老师，想学习他的思想，而是去求佛或者菩萨保佑这辈子升官发财，死了去西天，或者来世再有个好出身等等。
虽然我们说从明代开始，这事儿就在渐渐增多，但明朝那时候，至少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不赞同的，甚至是抵制的，大才子徐文长就曾经写过一副对联来讽刺这种现象，说“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纸钱能续命，分明菩萨是赃官”。但到了清朝和现代，就很少有人强烈抵制这种情况了，每年初一，都有大把的人拿着大把的钞票，去庙里等着烧第一炷香，求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你要是进去鞠个躬，说老师过年好啊，学生给您拜年了，然后一炷香也不烧，一个子也不捐，一个愿也不许，掉头就走，那反而成了另类。
最后一个现象是偶像崇拜日益严重。这等于是重新回到了佛教早期进入中国的时代，把修建佛像，建造寺庙看作是功德，很少有人继续钻研佛经和佛理，即使是研究，也无外乎是什么《地藏本愿经》这类的大肆宣言六道和佛像崇拜的经书，像《瑜伽师地论》，《楞伽经》这类经书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甚至连名字都很少有人记得了。
我们说如果仅仅是上面三个趋势也无可厚非，这说明佛教的宗教化越来越明显，老百姓需要宗教，它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儿，至于说释迦牟尼老师的思想，他自己都不太在乎，我们也就无所谓了。
但有一件事，那一定是坏事，就是大和尚们用六道轮回来吓唬人，宣言恐怖的三世因果理论。如果说仅仅按照你作恶还是行善来吓唬你，这还没啥，甚至是好事，但和尚们根据别人对佛教的态度来决定人家死了到那儿去，那就是过分了，你说一句和尚不好，他说你“谤佛”，诽谤佛祖，死了就要下地狱，这简直和真正的佛教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呢，从晚清到民国，佛教处于一个很奇怪的境地，一方面是由于害怕六道里面的畜生、恶鬼和地狱道，加上大和尚们宣传佛菩萨有求必应这类神话，迷信和法事几乎变成了佛教的全部，大和尚们看起来很受欢迎；
另一方面，由于和尚们的贪得无厌，和大量愚昧迷信导致的悲剧，寺院和僧人尼姑们又被老百姓痛骂，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叫做“地狱门前僧尼多”，我考证了一下，发现原话是“地狱门前僧道多”，这本来是一句把大和尚和小道士都捆在一起骂的话，后来居然变成了“地狱门前僧尼多”，专门指责佛教徒的了，大和尚和小尼姑们那就有必要反思一下了，咋整成这样了呢？
但是，即便在乌云满天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一缕圣洁的阳光洒下。晚清，有一位不是大和尚的佛教徒还是很值得人尊重的，他就是生于1837年的杨文会，被称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有一句话叫“国士无双”，这话要是你对着镜子说，那你是自吹自擂，但这样评价杨文会的，是曾国藩、李鸿章这类的牛人，史书上多次重复“以国士目之”，那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这说明人家杨文会确实不一般。他对于佛教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金陵刻经处，刻经的意思就是印刷佛教经书，金陵自然就是南京，这个地方在今天南京淮海路上，很遗憾，上次去南京错过了。
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讲学40多年，刻印流通佛教经典一百多万册，很多经典都是当时国内失传了的，他花大价钱从国外弄回来的，包括唯识宗、三论宗这样偏理论的很多经典，这对于佛教复兴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一样的作用。
不仅刻经，杨文会还收徒传播佛法，门下出了像欧阳竟无、章太炎和太虚法师这样了不起的人物，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太虚法师，他是现在流行的“人间佛教”的第一位倡导者。
所谓的人间佛教，就是把佛教的道理用在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当然，要加上一些变通。比如说念佛的那个净土宗，一直以来，都是死了之后才能去西天净土，但是人间佛教的信奉者，在不否认西天净土的前提下，提出了“人间净土”的概念，也就是与其一生战战兢兢念佛烧香以求死了之后去西天，为什么不努力适应甚至改造我们的这个世界，让它变成净土呢？
关于人性和佛性之间的关系，太虚老和尚提出了比禅宗更进一步的思想，他说“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已经不需要顿悟了，你只要老老实实，做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事对得起社会，把人做好，就是当代之佛，就成了，就差没喊出“好人成佛”四个字了。他的这种理念后来被他的弟子印顺法师、圣严法师，还有前些年圆寂的台湾星云大师广为推广。
这些主张除了对现在人有鸡汤一样的指导意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就是改变晚清以来佛教沦为迷信和敛财工具的状况。
圣严法师就曾经描述过他看到的各种老百姓对佛教的误解，然后总结说，老百姓已经把“信佛，看成是祭祖、拜神和敬鬼这类的风俗”，他说佛教不反对这个，但是佛教也不是“死人之佛教”，我们有责任让大众知道佛教的本来面目，应该是做“活人的佛教”，这也是人间佛教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当今世界，星云大师1967年创建的佛光山，实行的就是太虚大和尚等人当年提倡的人间佛教，它的未来如何，尚未为可知，不过在我看来，做“活人的佛教”，让大家心存光明，乐呵呵地积极做人，总比做“死人的佛教”对这个社会有更大的，更积极的意义，也更接近真实的佛教思想。
最后呢，我想用一个禅宗小故事来结束这个专辑。大家知道，禅宗的历代祖师去世之前，都要留下一个偈子，也就是一种类似五言诗词的东西，据传说，这个习惯开始于释迦牟尼老师，他在把禅宗传给摩诃迦叶的时候，就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凭我对佛教的理解，这个偈子虽然佛理深刻，但不一定是释迦牟尼老师本人说的，这里不解释，因为解释不清楚，并且，它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从有禅宗的那一天开始，临死之前说几句神神叨叨的话，就如同电影里英雄牺牲之前要交代后事一样，成了禅宗高僧大德圆寂之前的一个保留节目。
公元1163年的一个晚上，有一个禅宗老师父要圆寂了，弟子们围在床前，一开始是等，后来就变成了催，师父，您可别急着咽气啊，死之前必须得留下点儿话，一定要写个偈子啊，可这位禅师明显准备好了，乐乐呵呵地一心想着去死，不想写。没办法，弟子们最后只好苦苦哀求，老和尚躺在那儿烦得要死，你们这么呱噪，俺还咋舒舒服服地死？最后，这位禅师气得一转身就坐了起来，大声说道：“无偈就死不得吗？”然后抓起笔来，写下了下面的偈子，“生亦只恁么，死也只恁么。有偈与无偈，是甚么热大？”你要是目瞪口呆地说，这是什么大白话？那你还真错了，这不是大白话，是他那个小地方的一种方言，或者说是大白话里面的大白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生啊，死啊，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留偈子，不留偈子，又有忒么什么区别？接着，这位叫宗杲的大和尚把笔一扔，心满意足地蹬腿死了。
然后呢，咱们的专辑也结束了。谢谢大家，中东史话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