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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6年，全球化赛道早已告别“单纯出海拓增量”的粗放时代，行业竞争逻辑彻底重构，企业间拉开差距的核心，不再是“要不要出海”，而是能否精准锚定高价值区域市场、依托AI技术打造差异化核心优势、在理性资本环境下实现高质量长效增长、完成新技术从研发验证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跨越。
在此行业变革背景下，由出海全球化新型智库EqualOcean主办、以“韧性全球化，AI向未来”为核心主题的「2026出海全球化百人论坛」（GGF2026）于6月在上海圆满落幕。
本届论坛摒弃空泛的趋势解读与风口空谈，聚焦出海真实痛点与落地难题，以务实、深度、落地的对话视角，聚焦全球产业新变局、AI技术全链路赋能、企业韧性全球化发展、新技术商业化落地等核心议题，深度探讨新时代出海趋势判断与实战路径，为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凝聚共识、赋能革新。
其中，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商学院原院长牛华勇，围绕《科技跃升与产业新势能: 十大出海产业的全球突围》这一话题，进行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嘉宾介绍
牛华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原院长。全国国际商务（MIB）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教育部备案国别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跨国制裁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创新创业中心主任。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全球指数研究与全球知识图谱创新团队）。
2025年创办“中国企业国际化工作室”，专注于中国企业出海中的人才评价、监管合规、跨文化管理等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同年创办“温度创新”计划，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创业、科研和社会活动的公益服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全球指数与绩效评价研究；最近几年为在校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全球金融》、《全球税制》等中国企业国际化系列课程，以及《中国经济改革》、《战略财务管理》、《财政学》等特色课程；近五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社团项目，区域国别视域下国际形象构建及中国话语权提升机制研究，项目号25SGB014）等科研课题多项，发表CSSCI、SSCI、SCI论文十多篇。参与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多语种人才全球胜任力培养的北外模式（2023年，排名第九）；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教师团队（2022年，排名第六）。
兼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化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理事（国际商务谈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管理委员会委员，澳洲注册会计师公会会员（CPA AUSTRALIA MEMBERSHIP），中国跨境电子商务50人论坛成员。《哈佛商业评论》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评委、鼎革奖评委。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美中青年领袖论坛（Young Leader's Forum）中方代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能源研究中心研究员（Founding Research Fellow），新南威尔士大学客座研究员（2009-2012），中国管理50人论坛成员，中国企业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商务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CSIAM）金融科技与算法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评价方法与应用分会理事。
双志精英会企业家俱乐部联席理事长，彼得▪德鲁克中国管理奖提名专家，腾讯公司《腾云》杂志“云中智库”成员。作为专栏作家，曾长期为《中国经济周刊》、新浪财经等撰写专栏文章。
以下为演讲实录，经EqualOcean 编辑整理。
大家好。今天我想利用20分钟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中国企业出海的思考。这些想法并非最近才形成。我真正开始系统性地思考这个问题是在2021年，最早接触这个问题则是在2017年。
2017年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节点，是因为此前一年我国外汇储备出现了快速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出台了新的对外投资有关的外汇政策，鼓励企业以实业投资为主开展海外并购和投资，同时对金融、娱乐等领域的投资进行限制。此前，一些房地产企业收购海外的休闲娱乐类资产等案例较为常见，而政策调整后，企业更多将目光投向海外矿山、石油资源、工业设备，以及技术和品牌资产。
当时学界对这一政策存在不少担忧。很多人认为，对外投资监管趋严后，中国企业原本十分活跃的海外投资是否会出现明显下滑。从数据来看，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确实出现回落，但随后进入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阶段，并一直持续至今。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体维持在1500亿至2000亿美元之间。尽管期间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但如果剔除汇率因素，可以看到自2017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实际上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
也正是在2021年，我开始特别关注这一现象。当时我发现，2020年的对外投资数据并未受到明显冲击；到了2022年再看2021年的数据，同样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后续也依然保持稳定。作为经济研究者，当时我们每天都在讨论各种经济风险和挑战，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和对外投资的数据却始终保持稳定，甚至还有小幅增长。
这让我意识到，背后一定存在更深层次的产业逻辑。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外部环境持续变化，但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并没有中断。因此，我想先提出两个观点。我认为，在中国企业持续出海的背后，已经形成了一套越来越清晰的发展逻辑。
关于中国企业出海，我想提出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2018年以来美国推动的对华“脱钩断链”政策，实际上已经持续影响了全球产业格局。无论是美国历届政府，还是部分欧美国家，在相关政策方向上都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以欧洲为例，2018年以来，中国企业对欧盟的并购规模明显下降，除了我们的外汇投资新规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欧盟对中国企业并购实施的极为复杂的各种审查，大大增加了并购的成本。
如果把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看作一个金字塔，那么当时美国位于顶层，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处于上层，韩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位于其下，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则处于较低层级。最底层则是尚未真正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主要依靠农业内部循环的国家。那时，中国加入WTO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
所以，2001年刚加入WTO时，中国大致处于这个金字塔的倒数第二、第三层位置，主要生产附加值较低的产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逐步在从低端到高端的各个产业层级形成竞争力。2018年之后，美国推动“脱钩断链”，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之外。当时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但从今天来看，中国正在原有体系之外，被迫塑造出另一个新的全球产业体系，也就是另外一个逐步在走向独立的“金字塔”，或者说是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新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当前快速发展的AI技术领域，中国都正在形成新的全球竞争优势。因此，理解这一基本变化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知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方向，以及哪些产业能够持续获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从我的观察来看，这种红利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其影响越来越不完全取决于国内经济周期或短期经济形势的变化。
当前，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与AI行业从业者交流时，大家普遍充满信心；而与一些传统产业企业交流时，却能感受到很强的经营压力。昨天我还和一些传统产业的朋友交流，他们对市场环境感到十分焦虑。但与此同时，AI领域的发展势头却非常强劲。这种反差也反映出，不同行业正在经历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二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刚才马总提到的判断。这些年以来，中国能够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逐步形成独立且重要的位置，核心原因在于工程师红利，或者说研发红利。过去，中国企业更多是在产品制造环节形成优势；而未来，中国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领域，可能将更多体现在研发创新能力上。工程师队伍的规模、研发能力的积累以及技术创新的持续推进，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基础。
我接下来的核心内容，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
第一，是从制造红利到研发红利。
从数据来看，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作为高校教师，我的直接感受是，虽然文科领域经费相对有限，但中国现在能够获得的研发经费，可能已经仅次于美国同行，明显高于欧洲同行。理科、工科领域更是如此。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重视研发投入的社会，而且研发投入的力度相当大。
这种研发投入的增长，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体现在密度上。现在中国研发投入密度已经超过欧盟。中国研发经费的爆发大约出现在2015年，那正是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经济形势非常好，PE、VC大量涌入，很多年轻的创业者拿着一个PPT就能收到投资。现在情况已经不同，没有真正的硬科技项目，很难再获得资金支持。但这么多年下来，一个重要变化是，企业已经成为研发经费投入的主体，这一点和美国比较接近。
当然，学界自身也存在需要调整的问题，外界对学界研发有不少意见。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学界在某种程度上演变出了一个自娱自乐的系统，和产业界距离太远。例如，各大商学院的MBA招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部分的原因就是教学内容与产业实践脱节，攻读MBA的性价比在下降。同行们大都也清楚商学院存在什么问题，但很多问题并不好解决。比如写一本厚厚的产业调研报告，对评职称没有加分；而发表一篇核心期刊或顶刊文章，在评职称时可能就是很多分。在零分和很多分之间，老师自然会选择很多分。
再看制造业企业研发经费和全国基础研究经费，规模都已经很大。我们头部大学的预算总额和研发经费，大都已经位居全球前列，研发投入程度超过欧洲绝大部分学校。专利数据也能说明问题，中国每年的专利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整个发达国家的总和。甚至像我们这种过去很少产生专利的学校，最近两年也开始有专利出现。作为文科院校、语言类院校，过去可能有人会认为外国语大学在AI时代地位会下降，但我认为正好相反。在人工智能时代，表达的核心是语言，所有的研究都以语言为基础。正所谓，“一切皆语言。”AI本质上也是对语言规律的总结。即便未来进入多模态时代，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手势表达，本质上也只是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企业的研发红利正在慢慢转化为出海的溢价能力。过去中国企业更多依靠人多、产品便宜，而现在正在转向技术更强、品牌更硬。
第二，出海产业结构的变迁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中国企业出海产业结构本身正在发生变化。
“出海”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今天谈出海，既包括贸易，也包括投资并购、对外工程承包等多种形式。在贸易领域，目前最热门的是跨境电子商务。从小件商品到大件商品，本质上仍然属于贸易范畴，只不过相比传统贸易，跨境电商极大提高了效率。
如果把出海相关的内容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贸易仍然是当前国际矛盾和摩擦最集中的领域，也是各方攻防最激烈的领域。即便如此，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贸易仍然实现了15%的增长。作为研究者，我对此也感到非常惊喜。在如此复杂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依然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长幅度，确实值得关注。
但相比贸易本身，更重要的变化在于，中国企业正在逐步构建以中国研发能力和中国管理能力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体系。
过去，全球产业链中的跨国公司总部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把重要业务布局放到中国。未来甚至可能出现新的趋势：中国不仅会成为本土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中心，也有可能成为美国之外最重要的研发中心。
如果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能够认识到这一变化，那么未来它们很可能会在中国建立大规模研发中心。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工程师红利仍在持续增长。中国不仅拥有大量高水平工程师，而且培养体系仍在不断输出人才。无论是北大、清华，还是其他院校，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程师，整体素质都非常高。
问题在于，中国自己的头部企业是否能够完全消化这些工程师资源？我的判断是消化不了。因此未来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家日本企业如果继续完全依靠日本本土研发，那么它在东南亚市场与中国企业竞争时将越来越困难。因为中国企业研发迭代速度更快，研发团队规模更大，综合条件也更加完备。
对于这些跨国企业而言，更有竞争力的模式可能是将管理总部保留在本国，而把研发中心设在上海、深圳等中国城市，在中国招聘大量工程师开展研发工作。中国自身未必能够吸收全部工程师资源，而这些国际企业如果能够利用中国工程师红利，未来在东南亚等市场与中国企业竞争，才有可能保持竞争力。否则，其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样的变化很快就会到来。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出海产业结构已经越来越偏向于研发驱动和科技驱动。以汽车产业为例，2024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汽车数量已经正式超过欧洲出口到中国的汽车数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反转。这也意味着，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向全球市场提供的，已经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低附加值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基于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形成竞争力的产品。
第三，当前出海的十大产业分析
我想结合我们的数据，谈谈当前出海产业结构的一些变化。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头部的出海产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科技型、研发驱动型产业；第二类则是创意和情绪驱动型产业。
我认为，不能低估情绪驱动型产业的重要性。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化、创意和情绪表达层面的需求。比如有些孩子数学成绩一般，但喜欢画画。很多家长会担心这样的孩子未来发展不好，但实际上，未来不同产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科技研发需要一部分人，而创意和内容产业同样需要大量人才。
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知识平权的问题。我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并不是知识平权，更准确地说，它是精英群体内部的知识平权。教授掌握的知识，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但并不在高校任教的人掌握的知识之间，未来可能越来越接近；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人之间，差距未必缩小，甚至可能扩大。
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的有效使用本身需要结构化知识作为基础。如果一个人具备较好的知识结构，能够熟练使用人工智能，那么他的知识增长可能呈现指数级扩张；而另一个人即使非常努力，但无法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其知识增长可能仍然是线性的。长期来看，两者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明显。
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未来可能带来新的社会挑战，即社会精英群体与普通大众之间进一步分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终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面对。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未来可能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回到出海产业本身。从我们的统计来看，当前出海的十大产业中，一部分属于技术驱动型产业，另一部分则属于创意驱动型产业。这两类产业共同构成了未来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这是必要的。但在创意产业和内容产业方面，我认为也应该给予足够重视。两者之间应当保持平衡。如果所有资源都向单一方向集中，未来可能会带来新的就业和发展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一两年，这种平衡正在逐步恢复。虽然大家依然存在焦虑，但新的平衡正在形成。未来中国企业出海，既需要技术驱动的“硬实力”，也需要创意驱动的“软实力”，两者应当齐头并进。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不要把出海仅仅理解为贸易、投资或者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更深层次来看，出海最终是生活方式的传播。
当一个外国人来到上海，在城市里走一圈，看到整洁的街道、有序的交通、高效的商业环境，他产生的第一个感受可能不是某项技术有多先进，而是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值得向往。他会思考，自己的国家未来是否也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生活方式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短剧能够在海外流行，本质上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某种情绪表达和生活方式的传播。无论是穿越题材还是霸总题材，其背后都包含着特定的情绪需求和文化想象。它们所承载的往往是一种情绪表达，而未必具有人们想象中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对于这些文化产品和生活方式表达，我认为社会和监管部门应该给予更多空间和包容性。
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更宽广的生活方式选择空间。未来中国的竞争力不仅仅来自先进的AI、先进的硬件或者完整的产业链，这些当然重要，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形成足够的吸引力，让全世界有才华的年轻人都能够向往这样的生活方式。
历史上，大唐长安之所以繁荣，不仅因为经济强盛，更因为周边各国的人都希望来到长安发展。无论是朝鲜人还是突厥人，都把长安视为向往之地。大唐实现了在价值观、组织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的引领。
因此，我认为，中国企业出海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核心议题。最初是贸易问题，随后是投资问题，今天越来越体现为科技问题。而从长期来看，最终极的问题是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存在的最重要意义。所以结论就是，科技最终也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方式。GDP的提高、发展科技都是阶段性的任务，让每个人都过得充实而幸福，或者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终极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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