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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冲击各国社会，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却在中欧贸易摩擦中疲于应对，当下的欧洲呈现出一种撕裂与紧绷并存的焦虑状态。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在高温愈发频繁的背景下，欧洲社会在空调等基础适应性设施上依然显得格外“别扭”？欧洲左翼政党又为何逐渐转向一种「不问劳工问气候」的政策路径？以及，在热浪不断加剧的现实压力下，持续升温的中欧贸易争端将可能走向何方。
Part 1：为什么欧洲国家对空调这事儿这么“别扭”？
长期气候温和的欧洲，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上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既未预料到今日愈发频繁的极端高温，也很少为空调等主动降温设施预留空间。即便在当下，不少欧洲政府仍将空调视为“非必要”的选择，更倾向于推广强调节能与环保的“被动降温”方案。在这样的政策与认知背景下，空调逐渐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含义：在部分左翼话语中，它近乎一种环保“禁忌”；而在右翼政治动员中，空调则被重新定义为关乎民生与适应气候风险的关键议题，甚至成为其争取选民的重要抓手。未来的欧洲政治，极有可能会上演一场“空调战争”。
Part 2：为什么欧洲左翼政党「不问劳工问气候」？
历史上，欧洲左翼政党以劳工权益与社会主义为核心基础，但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白左”“woke”等标签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漩涡焦点。过去数十年间，基于阶级叙事的传统左派与强调身份政治的新左派逐步合流，构成欧美政治中的一条重要演变路径。这一转型既是对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回潮冲击的回应，也是左翼政党在社会结构变化中寻求新的政治基础的结果。同时，它也映射出英格尔哈特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转向，以及皮凯蒂所概括的“婆罗门左派”现象：左翼的社会基础从传统工人阶级，逐渐转向受教育程度更高、价值取向更偏文化议题的群体。「不问劳工问气候」，在热浪之下显得尤其尴尬。
Part 3：热浪中的贸易焦虑，默茨的「新广场协议」之梦
自2024年以来，中欧贸易摩擦在“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韧性”等叙事框架下，逐渐上升为欧盟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2026年美国对外贸易冲突阶段性缓和，欧盟内部也开始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关系，试图在既有格局中寻求调整空间。然而，无论是在产业政策还是汇率问题上，欧盟对中国的批评，往往伴随着对自身结构性困境的回避。从产业竞争力到内部分配失衡，这些长期问题并未因对外施压而得到实质性回应。在这一背景下，默茨所设想的“新广场协议”更像是一种政治想象，在成员国分歧与现实约束之中，正变得愈发难以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