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中期选举掀起蓝色狂潮,特朗普2.0宣告结束……了吗?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正如市场与各路民调机构所预测,民主党取得大胜,但胜利的规模仍然超出预期。随着特朗普阵营遭遇惨败,我们是否到了宣判特朗普2.0时代终结的时刻了呢? Part 1:解读2026蓝色狂潮:历史传统与城乡割裂 03:45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期选举成了民主党掀起“蓝色浪潮”的舞台。但纵观美国过去十几年的历史,中期选举对在任总统往往并不友好:总统所在党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维持现状,更常见的是或多或少失去对国会的控制。近 20 年来,几乎每一任总统都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本党对国会的控制,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民主党今年的这场大胜,因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从历史传统来看,美国建国者刻意把众议院的选举频率定为两年一次,本意是约束众议员。但随着美国政党政治逐渐成熟,这场原本针对众议员的考试,变成了针对总统的考试。加上回溯投票在美国选民中是一种强大的投票动机,选民逐渐把手中的中期选举选票,当作惩罚或奖励在任总统的工具。一旦在任总统表现不佳(比如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选民就会积极动用这件惩罚武器。 不过,这次选举也有一些 2026 年独有的特殊因素。第一,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向来低于大选年。美国选民可以分为核心选民和边缘选民两个群体:核心选民在每次选举中都不会缺席,边缘选民却可能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中期选举中缺席。因此,一种可能是,投票率下降让特朗普、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的票仓出现了重组。第二,美国的城乡政治分裂。以这次选举中出现巨变的德克萨斯州为例:在参议员选举中,如果只看地图,共和党在州内大部分县都占优势。但对民主党来说,只要守住州内几座核心大城市的稳固票仓,并在那里取得巨大领先,就足以压过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城乡分裂自 2016 年以来一直横亘在美国两党政治之间。如今在德州,民主党苦心经营的城市票仓,终于战胜了乡村的共和党票仓。 图1: 战后的历次中期选举中,在任总统所在政党常常表现不佳;近20年以来,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一至两院的主导几乎已成传统 图2:在德州参议员选举中,共和党拿下了更多的县,但这不代表着更多的票。民主党在德州苦心经营城市战略,使得大城市的活跃选民压倒乡村,促进德州转蓝。本图中,圆圈颜色代表获胜党派,圆圈大小与深度代表获胜幅度。该地图中的大型蓝色圆圈,对应了德州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圣安东尼奥等的主要大城市。(图源:美联) 图3:在南部与中南部,大城市驱动的政党重组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大城市表现出更强的民主党倾向。(图源:卫报) Part 2:中期选举会终结特朗普2.0时代吗? 36:18 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未必足以终结“特朗普 2.0 时代”,更可能带来的是立法僵局。民主党虽然掌握了参众两院的多数,但只是简单多数,而非三分之二的特别多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国会享有立法权,总统则对立法拥有否决权,国会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支持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因此,在当前的格局下,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民主党可以在国会通过自己心仪的法案,却会遭到总统否决,且无力推翻;另一方面,总统或其他共和党人提出的法案,也很难在国会获得通过。由此,民主党与特朗普陷入立法僵局,双方相互牵制,彼此的法案都无法通过。考虑到当前的政策现状偏向特朗普一边,这种现状可能会因为僵局而长期维持下去。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简单的、基于Krehbiel(1998)的空间模型来理解这一点。 为了把问题简化,我们假设一个只有 11 名议员的议会,其中共和党 6 席、民主党 5 席。所有政策都可以放在一条从左(自由派)到右(保守派)的一维政策轴上,每名议员在轴上都有一个自己最理想的位置,政策离这个位置越近,他就越满意。议员按简单多数投票,也就是 11 票中拿到 6 票即可通过,并且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真实偏好投票。按理想位置从左到右排序,第 6 名议员 L6 就是中位议员:他的左右两边各有 5 人,谁能拿到他这一票,谁就能过半。图中的“现状”是拜登时期留下的政策,位于偏左的位置。我们假设不存在强力党鞭。 在第一张图中,现状是拜登时期留下的偏左政策,位于 L3 和 L4 之间。中位议员 L6 提议把政策移到自己的理想位置。对 L6 和右边的 5 名共和党议员来说,这个新方案都比现状更接近自己的理想位置,所以这 6 个人会投赞成票;左边的 5 名民主党议员离现状更近,会投反对票。结果是 6 比 5,提案通过,政策从现状移到中位议员的位置。不论现状一开始落在哪里,中位议员总能拉上一侧的议员凑够半数,所以在不存在总统的情况下,最终胜出的一定是中位议员所偏好的政策。 在第二张图中,我们图 1 的基础上加入了总统。总统是共和党人,他的理想位置在 L9 和 L10 之间,比中位议员更偏保守。现状仍然是拜登时期留下的偏左政策。中位议员 L6 提出自己的理想点,和图 1 一样,L6 加上 5 名共和党议员共 6 票,以 6 比 5 在国会通过。法案送到总统面前时,总统只需要比较新方案和现状:中位议员的位置比偏左的现状更接近总统自己的理想位置,所以总统会签字。最终政策将移到中位议员的位置,和不存在总统时的结果相同。也就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总统与国会多数同属共和党,总统的否决权不构成障碍,政策顺利向右移动,总统与共和党共同胜出。 中期选举之后,在我们的简化模型中,假设民主党拿下 6 席,中位议员 L6 变成了民主党人,而总统仍然是共和党人。此时的现状是共和党统一执政期间留下的政策,位于 L6 和 L7 之间。民主党想把政策往左推,可以在国会以 6 票过半通过,但总统会否决,因为新方案离他的理想位置比现状更远。推翻否决需要 11 票中的 2/3,也就是 8 票,从左往右数,第 8 票落在共和党议员 L8 身上。而 L7 和 L8 都离现状更近,不会支持推翻,民主党最多只能凑到 6 票。反过来,总统和共和党想把政策继续往右推,又会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多数否决。于是,50% 赢家线和 2/3 否决线之间形成了一段僵局区:只要现状落在这个区间里,向哪个方向修改都无法通过,政策只能维持原状。 如果再加入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即结束辩论、进入表决需要 3/5 的议员同意,在 11 人的议会里就是 7 票。如果共和党提出向右的政策,第 7 票落在民主党议员 L5 身上,民主党可以用阻挠议事拖住共和党的法案。如果民主党提出向左的政策:第 7 票落在共和党议员 L7 身上,共和党同样可以阻挠民主党的法案。不过往左改本来就要过总统否决这一关,需要拿到 L8 的第 8 票,这道门槛比 7 票更高,所以左侧的阻挠议事线并不会让僵局区变得更大。结果是,僵局区从原来 L6 到 L8 的范围,向左扩大到 L5 到 L8:即使现状稍微偏左,只要落在这个区间里,任何修改都会被总统否决或者被阻挠议事挡下,政策同样只能维持原状。 参考文献 * Campbell, Angus. 1960. “Surge and Decline: A Study of Electoral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3): 397–418.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Fiorina, Morris P.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rehbiel, Keith. 1998. Pivotal Politics: A Theory of U.S. Law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dison, James. 1788. The Federalist No. 52.
37 美以选战焦灼,伊朗战争能否迎转机?全球超级选举周期在十一月初迎来高潮:以色列大选已经落幕,但谁来组阁依然悬而未决;美国中期选举即将登场,大概率会改变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备受瞩目。对国际社会来说,这两个国家的内政从来都牵动外交。这两场选举将如何改变两国的国内政治,又会怎样影响国际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争的走向? Part 1:「选完没赢家」——以色列大选复盘 04:06 2022年以来,这届以色列议会难得地完成了四年任期,但这四年并不太平: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接连爆发,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途也随之扑朔迷离。2026年大选中,艾森科特领衔反对派向内塔尼亚胡阵营发起新一轮冲击,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内塔尼亚胡阵营和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都没能拿到组阁所需的61个席位。然而,手握关键席位的阿拉伯政党,未必能成为以色列的"造王者"。对两大阵营来说,与阿拉伯政党结盟都不是好选项。因此,以色列的组阁僵局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最有利的做法就是继续拖下去,保住自己看守总理的位置。 Part 2:「选前分胜负」——美国中期选举前瞻 24:47 美国中期选举向来被看作总统的"期中考试",而且历史上,总统所在的政党往往考不好。从这次的民调来看,民主党很有可能夺回众议院,参议院也有机会翻盘。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正是由于共和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参众两院,他最重要的几部立法才能侥幸通过;但即便如此,最终的优势依然很微弱。倘若民主党真如民调所示拿下国会,特朗普的任期后两年恐怕将面临"分立政府"的局面。 Part 3:国内政治变动与伊朗战争前景 39:36 两场选举过后,伊朗战争会不会再度升级,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何况这场战争早已不只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三方之间的事,战火已经蔓延到海湾、红海和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美以两国胶着的选情,会如何影响伊朗战争的走向?关键还要看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决策是怎么做出。在以色列,开战的决定权牢牢握在政府手里,议会只需要被告知。而在伊朗问题上,以色列朝野的立场高度一致。因此,无论这次是内塔尼亚胡继续执政,还是艾森科特逆袭上台,以色列对伊朗的强硬路线都不太可能根本改变。在美国,开战的主动权长期以来已经从国会转移到总统手中,但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国会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尝试从未停止。战争权力决议对总统缺乏约束力,于是"钱袋子"成了更有效的武器。国会至今没有为这场战争批过一分钱专项拨款,参议院民主党还挡住了年度国防授权法,以至于五角大楼只能挪用训练和维护的经费来打仗。倘若民主党真如民调所示拿下国会,这种施压只会更加有力,或许将成为约束伊朗战争最现实的力量。
36 卢拉逆转险胜,拉美右翼浪潮止步巴西当地时间10月25日,备受瞩目的巴西总统大选决选结果揭晓。首轮领先、决选前民调一度占优的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功亏一篑,80岁的左翼老将卢拉以约51.8%对48.2%的微弱优势逆转胜出,即将开启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这不仅是巴西左翼的一场胜利,也让席卷拉美的右翼浪潮在巴西止步。如何理解今天的巴西政治,以及它背后近百年的历史演变?卢拉的胜选,又会给拉美的右转浪潮带来怎样的影响? Part 1:巴西政治百年史 03:19 近一百年来,巴西政治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 1930年,瓦加斯通过革命上台,开启了巴西的民众主义时代。作为强人,他推动巴西从农业出口国转向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并通过劳工立法把城市工人纳入政治;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他在二战后的民主化浪潮中被迫下台,又在1950年通过选举重返总统府。1954年,瓦加斯在政治危机中饮弹自尽,但他缔造的政治联盟又主导了此后十年的巴西政坛。瓦加斯身后,巴西经历了十年动荡的民主竞争,最终在1964年迎来军事政变和长达21年的军人统治。军政府延续了瓦加斯开创的国家主导工业化,却抛弃了他的劳工路线,以压制代替动员。依靠外债维持的高速增长,最终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难以为继。 1985年军政府退场后,巴西政治进入新的轨道。最初的十几年里,中间派和中右翼主导政坛,左翼的卢拉三度竞选总统都铩羽而归。2002年卢拉终于胜选,巴西进入"卢拉时代"。以中庸、妥协和渐进改革为特征的"卢拉主义",在不触动精英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了大规模减贫,卢拉也由此成为巴西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劳工党的执政一直延续到2016年罗塞夫被弹劾。2016年前后,"洗车行动"反腐风暴、经济衰退与全球右翼复兴相互叠加,老博索纳罗从国会边缘一跃登上总统宝座。从此,卢拉代表的左翼与博索纳罗家族代表的右翼,成为巴西政治的新主线。 Part 2:2026,卢拉的惊险逆转与拉美右翼浪潮的止步 41:48 图1:在选举结果揭晓前,某预测平台的市场分布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2026年的选举堪称戏剧性。 首轮投票中,小博索纳罗以47%对45%领先卢拉;此后的多数民调也显示他保持优势。首轮众,其他候选人合计不到8%,且大多来自右翼,在高度极化的巴西政坛,外界普遍认为这部分选票难以撼动选情,甚至会进一步流向小博索纳罗。然而决选当天,卢拉在计票中途反超,最终逆转胜出。 从选票分布看,两位候选人都守住了各自的核心票仓。 卢拉在东北部各州的底层选民中取得了比对手更大的领先优势,这或许得益于更充分的选民动员;弗拉维奥在圣保罗、里约和南部等经济发达地区更受支持,但优势不足以抵消卢拉在东北部的领先。而被视为"风向标"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卢拉在首轮落后近60万票的情况下实现反超,延续了"谁赢米纳斯,谁赢巴西"的规律。这次选举也让近年席卷拉美的右翼浪潮在巴西止步。 巴西没有成为右翼的"最后一块拼图",它在金砖和多边外交中的活跃角色也有望延续。 图2:两位候选人均守住了自己的核心票仓,但卢拉在东北方的领先优势更大,这是他胜利的关键
35 法国人为什么又在抗议?"革命老区”法国又一次爆发街头抗议,并在最近几天演变成了暴力手段,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场抗议为何发生?为什么爱上街的偏偏总是法国人?它又和明年即将发生的法国大选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场街头运动,正在变成各方争夺议程的战场。谁能借势而起,谁又会被拖下水? Part 1:马克龙的十年之痒与法国的教育危机 03:37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之后,法国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危机终于爆发。法国有一套完善的师范教育体系,但当一名中学老师的门槛并不低。2010年的"硕士化"改革之后,想当老师必须读完三年本科加两年硕士。大约十年后的新一轮改革,又把教师资格考试推迟到硕士第二年末,门槛进一步抬高,法国教育系统由此陷入长期的人手短缺。与此同时,马克龙执政以来持续压缩公共开支,流向教育的财政资源和人力日益捉襟见肘。到今年开学季前夕,法国不少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没有老师、开不了课的局面。正是这一困境,最先把教职工和学生推上了街头,拉开了这场大规模抗议的序幕。 Part 2:大选来临前的「抗争剧目」20:46 一场抗议之所以不断升级,离不开背后高度政治化的大环境。这场抗议发生在距离明年法国大选不到半年的时候,四位主要候选人早已摩拳擦掌。在高度分裂、两极分化的法国政坛,他们从左到右分列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与中间:极左翼的梅朗雄、中左翼的格鲁克斯曼、中右翼的菲利普,以及极右翼的勒庞,彼此之间敌意重重。法国实行两轮投票制:第一轮无人过半,得票前两名进入第二轮对决。在选情胶着的当下,这四个人都有机会走进最后的决战。因此,四位候选人都在等待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事件,好让自己最擅长、最"拥有"的议题成为舆论焦点。这次抗议,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契机。 抗议之初,代表左翼的梅朗雄视之为推行自身政治纲领的绝佳机会,高调站在抗议的高中生一边。但随着暴力逐步升级,更加强调秩序的勒庞找到了反击的突破口;另外两位走中间路线的候选人,也纷纷与梅朗雄划清界线。这场抗议原本关注的是民生,但民生议题被政治化为梅朗雄的武器,抗议中的暴力又被包装成勒庞反击梅朗雄的武器。一场原本关乎民生的社会运动,就这样变成了两种议题立场之间的较量。
34 解码「中国冲击论」:欧美贸易焦虑背后的经济政治逻辑随着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中国冲击”“中国冲击2.0”这些说法又一次回到了公众视野。“中国冲击”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它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一样,它是一个诞生于严肃经济学研究、后来才走进公共讨论的学术概念。然而,一旦进入政治场域,它就渐渐脱离了原本的含义,变成了一件政治工具。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回到贸易理论的脉络里,“中国冲击”究竟在说什么?它的真实面目和本质是什么?“中国冲击2.0”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欧洲对它格外焦虑? Part 1: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 03:29 自大航海时代起,全球贸易就成了世界历史的重要底色,“什么样的贸易才是好的”也随之成为一个反复被争论的问题。这其中,最早占上风的是重商主义:国与国做生意要分输赢,关键是保持对外顺差。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希望买到更便宜的原料和粮食,压低生产成本,也需要更大的海外市场,于是转而拥抱自由贸易,两位早就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被推到了台前:亚当·斯密提出分工和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专门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再互相交换。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一个国家样样都比别人强,它也应该专做机会成本最低、相对最拿手的产品,其余的拿去交换。这样一来,强国和弱国之间的贸易同样对双方有利。然而,这两位经济学巨人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当他们只关心一个国家的总福利是受益还是受损的时候,便忽略了国家内部赢家与输家的分野。 Part 2:谁是自由贸易的赢家和输家?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 vs 李嘉图-维纳框架 18:55 整个贸易政治的核心问题是:自由贸易展开之后,一国之内谁会受益,谁会受损?赫克歇尔和奥林率先接过了李嘉图没有回答的问题,把比较优势的来源解释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多寡。由此,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会出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随后,经济学巨匠保罗·萨缪尔森和他的合作者斯托尔珀在这个框架里更进一步,提出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自由贸易会让一国丰裕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富,让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穷。 大约三十年后,萨缪尔森又和经济学家琼斯一起,重新整理了李嘉图和维纳早年的思想,形成了“特定要素模型”,为这个定理补上了短期的一面:当生产要素被锁在原来的行业里难以流动的时候,输赢将按行业划分:出口行业赢,进口竞争行业输。 这些理论勾勒出一个基本事实:自由贸易注定会在一国之内制造赢家和输家。至于赢家和输家具体是谁,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Part 3:中国冲击1.0:一个被政治包装的必然结果 34:34 2013年,Autor、Dorn 和 Hanson 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China Sydrome》。这篇论文横空出世,成为21世纪影响美国政策,乃至全球贸易格局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和前面那些理论框架不同,它是一项实证研究,用数据证明了中国进口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下滑的重要推手,而且损失高度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李嘉图-维纳框架的预测。然而,“中国冲击”这个概念一进入政治领域,就逐渐偏离了它的本意。其实,“中国冲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类历史上,贸易给一国内部的输家带来冲击的例子比比皆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洲的廉价粮食涌入欧洲,冲垮了欧洲的农民;到了1890年代,美国农民自己也被全球粮价暴跌拖入困境;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纺织品、钢铁、彩电和汽车又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美国。中国冲击,成为了一个沦为政治工具的概念。 Part 4:中国冲击2.0 为什么欧洲尤其焦虑?50:27 2025年,ADH 中的 Autor 和 Hanson 在《纽约时报》撰文,警告“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到来,而且会比第一次更严重。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中国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转向了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轮冲击的性质:这一次,被冲击的不再是美国小镇上的服装厂和家具厂,而是美国和欧洲赖以立身的高端制造业。在这一轮冲击里,欧洲比美国更焦虑。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筑起了关税墙,中国出口转而大量流向更开放的欧洲市场,欧洲成了承接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欧洲领导人由此陷入强烈的焦虑,并把矛头指向中国的经济结构:补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然而,补贴也好,顺差也好,失衡也好,市场竞争也好,这些原本可以在经济学框架里讨论的问题,一旦被卷进地缘政治,就很难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 参考文献 关于第一次“中国冲击”,请见: *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https://doi.org/10.1257/aer.103.6.2121 *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6).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8, 205–24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315-015041 关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在政治上的影响,请见: * Stolper, W. F., & Samuelson, P. A.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1), 58–73. https://doi.org/10.2307/2967638 * Rogowski, R.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关于李嘉图–维纳模型,见: * Jones, R. W. (1971). A three-factor model in theory, trade, and history. In J. N. Bhagwati, R. W. Jones, R. A. Mundell, & J. Vanek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honor of Charles P. Kindleberger (pp. 3–21). North-Holland. 关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与李嘉图–维纳模型的协调,见: * Mussa, M. (1974). Tariff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e importance of factor specificity, substitutability, and intensity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6), 1191–1203. https://doi.org/10.1086/260271 * Hiscox, M. J.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关于“中国冲击2.0”与欧洲,请见: * Hass, R., & Czin, J. A. (Hosts). (2026, August 5). Can Europe survive China Shock 2.0? (No. 10) [Audio podcast episode]. In The Beijing Brief.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an-europe-survive-china-shock-2-0/ * Szczudlik, J. (2026, July 20). The European Union faces “China Shock 2.0” (PISM Bulletin No. 49 [2681]).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s://pism.pl/publications/the-european-union-faces-china-shock-20 * Tordoir, S., & Setser, B. (2026, May 20). China shock 2.0: The cost of Germany’s complacency [Policy brief].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policy-brief/2026/china-shock-20-cost-germanys-complacency * Capital Economics. (2026, March 4). Will China finally pass its big rebalancing test? [Chief Economist’s Note]. https://www.capitaleconomics.com/print/pdf/node/89488 关于中方立场,请见: *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 July). China’s position on the so-called excess capacity issue [Material for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关于产业政策的历史合理性,见张夏准与克鲁格曼的早年讨论 * Chang, H.-J.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 Krugman, P. R. (Ed.). (1986).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IT Press. * Krugman, P. R.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 469–479. https://doi.org/10.1016/0022-1996(79)90017-5
33 历史性访美的三重暗线:伊朗降温、二战旧谊与AI军备竞赛因审核原因,节目中某些部分可能出现不连贯的听感,抱歉! 一场历史性的访美之旅落下帷幕。2026年,中美两国元首打破近十年坚冰、实现互访,堪称今年分量最重的外交大戏。在刷屏的仪式感背后,双方在实质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共识、取得了哪些新进展?这次元首会晤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外界最关注的三大议题——伊朗问题、台湾与日本问题,以及AI军备竞赛,拆解这场历史性访美背后的三条暗线。 Part 1|伊朗:新问题与降温 02:25 伊朗是特朗普在此次会晤中最关心、也最有求于中方的议题,双方将其列为实质性成果的首位。尽管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征收通行费"这两项基本原则已经确立。可以预见,伊朗问题及其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有望进入中美合力解决的快车道。更耐人寻味的是,美方公报中提到,特朗普希望中国提高成品油产量——这是否如部分美媒所言,是特朗普在向中国"求援",以缓解国内的能源危机?无论答案如何,能源危机确实让美国陷入了某种被动,这也为此次互访中种种隆重的仪式感,提供了一个更务实的注解。 Part 2|二战盟友,旧瓶新酒 13:14 2026年并非二战爆发或胜利的整数纪念年份,但此次会晤中,双方却在成果清单和系列讲话里高调重温中美二战同盟情谊,颇为不同寻常。今年恰逢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一强调的重心在于维护战后秩序,而非单纯纪念战争胜利,也鲜明体现了特朗普对所谓"G2格局"的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相关成果公布后,日本与台湾当局反应激烈:重提二战同盟,让当年的共同敌人日本坐立不安,也让台湾当局无所适从。这是本次会晤成果中最值得玩味的一项。它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正在委婉松动对台立场,在一个中国政策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Part 3|AI作为一场军备竞赛 26:24 全球AI竞争本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这也让这场技术竞争越来越像当年的美苏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安全困境":一国为自保而增强实力,却被对方视为威胁,最终各方都被迫竭力扩充军备,陷入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今天的AI竞赛,恰如彼时彼刻,中美或将面临一场"囚徒困境":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合理管控各自的AI发展节奏,AI带来的社会风险就有望得到控制;但如果双方都无法抵御背叛的诱惑,试图通过暗中放任AI发展来谋取地缘政治优势,就会陷入AI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在技术竞争的相关研究中,像AI这样军民界限模糊、又深度嵌入经济体系的技术,与当年的核武器一样,是国际监管合作中最难啃的骨头。所幸此次会晤就AI问题建立了对话管控渠道。AI治理并非无解,而人类未来的走向,或许正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抉择。
32 我们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究竟有多远?探讨下一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注定是和平年代人们最热衷的国际政治谈资。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回望,有人认为世界大战遥不可及,也有人认为它早已悄然爆发。尽管2026注定是战火频仍的一年,但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世界大战的悬崖边上了吗? 图1: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数据表明,进入2020年代后,全球国家间战争的伤亡程度达到历史新高。 Part 1:「世界大战」是如何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04:37 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始于1914年和1931年,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然而,如果代入当时人们的视角,他们又是如何确信自己正身处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呢?回顾历史便会发现,一场战争之所以能被称为"世界大战",其实是在战争进程与战后的历史总结中被逐步建构出来的。 1848年,"世界大战"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但那时它不过是用来形容一场前所未闻、令人惊骇的战争的夸张说法。一战爆发之后,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世界大战的意义。然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围绕"二战"爆发的讨论甚嚣尘上,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预见它的规模。二战真正爆发后,身处其中的各国,也没有在第一时刻认定自己处在世界大战当中,仍主要将自己卷入的局部战事视为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的卫国战争皆是如此。直到美国参战之后,这场战争的"世界性"才被不断强调、逐渐建构与凸显,为了团结广大反法西斯国家的精神符号。 图2:发表于1934年《群言》杂志上的文章,代表着民国知识界对于世界大战的讨论兴趣。 Part 2: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8:15 图3:凡有世界大战,必有大规模军事联盟 世界大战的根本定义在于两个要素:其一,需牵涉众多主要国家,引发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战争;其二,战后必须带来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革。以此为标准,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大战可扩充至至少五次。纵观历次世界大战,国家间联盟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国际关系理论表明,联盟是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凡有世界大战,战前必有大规模的国家间结盟。这一理论由两项机制支撑: 1. 其一,世界大战意味着多边战争,而"选边站"的不确定性本身会抑制国家的轻举妄动。然而一旦联盟确立,第三方国家的立场便变得相当明确,这反而提升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938年前后,希特勒在欧洲的布局,特别是与苏联结成互不侵犯同盟,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入侵波兰的重要因素。 2. 其二,盟友与盟友的盟友,共同织就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联盟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某处冲突爆发,便可能牵动整个联盟网络,将各方悉数卷入战局。在一战当中,由一声枪响引发的世界大战,其关键机制就在于原本处于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经由双方各自的盟友以及盟友的盟友网络传递,成了一场大规模世界大战。 Part 3:今天的世界并未出现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 40:20 大规模国家间联盟是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而在2026年,我们并未看到这一条件的出现。就美国而言,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他不断消耗着美国战后数十年苦心经营、赖以维系的盟友网络;而中国则始终奉行不结盟政策。面对"中美必有一战"这一潜在结局,世界主要大国均未通过结盟来完成选边站队——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至今仍未出现。 参考文献: 关于世界大战的名称流变,可见 Wilton, David. 2021. "World War." Wordorigins.org, September 7, 2021. https://www.wordorigins.org/big-list-entries/world-war.与 张士伟. 2025.《"第二次世界大战"名称的流变》.《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5年7月8日. https://www.cssn.cn/lsx/slcz/202507/t20250708_5885187.shtml. 关于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理论,可见:Vasquez, John A., and Ashlea Rundlett. 2016. "Alliances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Multiparty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8): 1395–1418. doi:10.1177/0022002715569770.
31 星宇「告洋状」事件背后,重思企业跨国监管的真实与幻觉8月底,一场劳资纠纷登上了热搜:汽车行业知名供应商星宇股份以"二选一"的方式逼退应届生,引发广泛争议。比争议本身更值得思索的,是其中发酵出的"告洋状"现象——据称,一些被逼签的应届生将举报材料投向了欧洲车企,甚至试图触达欧盟,希望借助境外的跨国监管力量,倒逼国内的星宇股份。"告洋状"到底管不管用,也成了这几天争论的焦点。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告洋状何以可能?为什么欧盟总能拿捏跨国企业?它背后的跨国监管体系是怎么发展、怎么运行的?它真的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一把万能钥匙吗? Part 1:跨国监管与「看得见的手」—— 长臂管辖、阿尔斯通与安世案 07:31 围绕"告洋状"的争议,对应的其实是一个学术概念——"跨国监管"。这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现象:一个国家内部的监管规则,通过某种跨国机制,被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企业之上。这种强加有时粗暴直接,有时迂回间接。粗暴直接的一端,体现为"长臂管辖"——过去的阿尔斯通案,以及最近的安世半导体案,展现的正是这种直接强制的跨国监管。 图1:《美国陷阱》与阿尔斯通案 Part 2:跨国监管与「看不见的手」—— 加利福尼亚效应 18:05 监管规则还有另一种向境外传递的方式,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简单来说,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饱受汽车尾气污染之苦,于是在美国率先出手,制定了比联邦标准更加严苛的排放标准。由于加州本身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汽车市场,车企为了保住这块市场,被迫改进自己的排放技术——而与其单独为加州开一条生产线,不如干脆把这套更严格的标准,直接推广到加州以外的其他市场。这种监管规则从一个地区出发,借由市场机制扩散到全球的路径,就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是监管规则向外扩散最经典的一种间接方式。 Part 3:欧盟的监管崛起与「告洋状」的复杂一面 31:31 今天的欧盟,似乎成了全球监管力量下手最狠的地区。但在历史上,人类对大企业的系统性监管,起始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大型垄断巨头的崛起,美国政府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及老罗斯福任内的一系列反垄断行动,打击垄断组织,开启了监管大企业的先河。 1990年之后,这股监管力量出现了一次跨大西洋的大反转。欧洲率先树立起"预防原则"这套监管理念,并借助一个体量庞大的统一市场,催生出比"加利福尼亚效应"更强大的"布鲁塞尔效应"。欧洲由此开启了一个强监管年代,成了跨国巨头的克星——苹果、谷歌、Meta这些曾经予取予求的巨头,纷纷在欧盟栽了跟头,付出了惨痛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告洋状"是一件真正好用的工具。在今天的星宇事件里,它未必真的立了功;而放到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中,跨国监管也未必总能带来正向效应——它同样可能演变成长臂管辖,或者被地缘政治武器化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有关"加利福尼亚效应",请见:Vogel, D. (1995). Trading up: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有关"布鲁塞尔效应",请见:Bradford, A. (2020).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有关越南企业问卷调查研究,请见:Malesky, E., & Mosley, L. (2018). Chains of love?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firm‐level diffusion of labor standard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3), 712–728. 4. 有关"跨大西洋监管大反转",请见:Vogel, D. (2012). The politics of precaution: Regulating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0 拆解美加贸易战:加拿大,不是特朗普想要的软柿子先向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最近有出行行程,并且更换了设备,这次录音在中段不小心纳入了一些背景杂音,已尽力消除,还希望大家包涵~ 2026年已经走完三个季度。对美国来说,这一年的外交战线堪称"四处出击"——年初的委内瑞拉算是唯一达成目标的行动,但除此之外,在格陵兰,在伊朗,在北美,美国几乎处处碰壁。上周,美加新一轮贸易谈判正式破裂,美加墨协定(USMCA)名存实亡。为什么是加拿大?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间点?对即将迎来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来说,这场新的贸易战究竟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拆解。 Part 1:美国的内忧:债台高筑,物价难降,大考将至 04:30 中期选举步步逼近,特朗普手里的经济牌却不太好打。政治、社会、外交本就四处碰壁,原本该是压舱石的经济,这次也没能幸免。本月,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虽然距离债务危机还有距离,但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利息成本持续攀升,通胀迟迟承压——多重压力压顶而来。而这一切,最终都体现在了一个数字上: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总统同期最低。 图1: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总统同期最低(图源:皮尤中心) Part 2:美国的外患:雷声大、雨点小的对伊朗D-Day制裁 04:30 随着《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窗口到期,美伊不欢而散,美国顺势对伊朗的地下交易网络与"影子船队"祭出新一轮制裁。实体清单上密密麻麻列出了不少据称是伊朗"白手套"的企业,但美国在明、伊朗在暗,面对这个本就难以观察和追踪的地下交易网络,再猛烈的制裁也很难伤其筋骨。雷声大、雨点小,是这轮制裁给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但比起制裁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这场"石油危机"中所扮演的缓冲角色——这一点,正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政界的视野。 Part 3:特朗普苦寻软柿子,但加拿大这次说不 24:15 美加墨协定(USMCA)本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难得的外交遗产,但随着他的贸易立场愈发激进,这份协定反过来成了束缚他手脚的约束。2026年恰逢USMCA的续签年,特朗普却早早拒绝续签,转而强行重启谈判。在"解放日"关税方案于国内受阻后,他另辟蹊径,于7月20日援引1930年关税法,直接对加拿大开刀,试图以打促谈。然而,极限施压这一套戏码,这次并不灵验。一边是深陷石油困境、又要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的特朗普;另一边,是坐拥美国头号石油来源国地位、背后有加拿大民意撑腰的卡尼。这场对峙,依然胜负难料。 图2:加拿大是美国头号石油进口来源国,特别是重原油资源
29 龙餐馆故事 (下):美国的「伊拉克大捷」是怎样变成一地鸡毛的?本期节目会涉及一些有关《欢迎来龙餐馆》电影的剧透内容,建议大家观影后收听~ 「龙餐馆」专题第二期,我们来谈谈战争爆发之后的故事。 整部电影的戏剧张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战后「中东某国」这片土地上持续不断的战乱螺旋与国家失序,并由此催生了诸多人道主义悲剧。然而,这些悲剧的根源,与其说是美军的军事行动本身,不如说是美国在战后重建——那场失败的「新伊拉克」建设——所埋下的祸根。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聊聊,美国的「伊拉克大捷」是怎样变成一地鸡毛的? Part 1:仓促的的「新伊拉克」计划 03:14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所向披靡并不令人意外。不到一个月的摧枯拉朽之后,萨达姆政权便告垮台,伊拉克随即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战后治理阶段。然而,无论是与二战后占领纳粹德国、日本的周密计划相比,还是与阿富汗战争后相对快速的国家重建相比,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计划都显得异常仓促。这份计划的核心,不过是两条原则——有限的「去复兴党化」,以及对伊拉克军队的渐进式改造。然而,这项本就温和的方案,最终却在重重掣肘之下未能成型。 Part 2:美国的官僚内斗与布雷默的登场 15:38 图1:伊拉克「总督」布雷默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有一个更具学术影响力的理论贡献——「官僚政治模型」。该模型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并非源自某个理性决策者的一贯意志,而是国务院、国防部等各权力部门相互博弈、彼此拉扯的产物。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过程中,这种"鸽派—鹰派"式的权力角力表现得尤为显著:原本主张温和方案的旧有机构,在这场内部权力斗争中逐渐被架空、边缘化;而布雷默则以精英外交官与反恐专家的双重身份,粉墨登场,填补了权力真空。 Part 3:两条法令与伊拉克的历史转折 28:13 布雷默上任伊始,便签署了两道行政命令——第一号令与第二号令。这两纸文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伊拉克战后重建走向失败的关键转折点。第一号令,将原本温和的「去复兴党化」政策推向了更激进的清洗;第二号令,则是一纸放虎归山的决定——解散整个伊拉克军队。一激一放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伊拉克国家秩序就此彻底崩溃。 尾声:伊拉克政治与龙餐馆故事 40:00 参考文献 * 有关伊拉克战后治理的纪实时间线内容,可见:Garrett,M.,Graff. 2023. "Orders of Disorder." Foreign Affairs, 5月5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iraq-united-states-orders-disorder. (2026年8月22日). * 有关布雷默决策幕后过程的信息,来自 Miller Center. (2019, August 19). L. Paul Bremer III o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ttps://millercenter.org/the-presidency/presidential-oral-histories/l-paul-bremer-iii-oral-history * 有关伊拉克军队解散后的余波,可见 Thompson, Mark. 2015. "How Disbanding the Iraqi Army Fueled ISIS." Time, May 29, 2015. https://time.com/3900753/isis-iraq-syria-army-united-states-military/.
28 龙餐馆故事 (上):伊拉克的2003,与中东的战争螺旋本期节目是《欢迎来龙餐馆》专题节目第一期,无剧透内容,可以在观影前放心收听 《欢迎来龙餐馆》的故事发生在哪里? 虽然导演和编剧巧妙地使用“中东某国”来给故事建立了一种架空感,但是时间线和情节都无疑指向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二十三年之后,伊拉克战争仍被称作国际关系当中一场“由失败上升而成的悲剧”。作为《龙餐馆》故事的背景,伊拉克在2003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东总是离不开战争的螺旋?作为《龙餐馆》专题的第一期节目,我们顺承之前节目对于2026美以伊战争的梳理,回顾中东战争史当中由美国引入的新世纪要素。 时间轴 06:12 以色列、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大三角结构 09:59 1979·多事之秋 * 阿以冲突的缓和与戴维营协议 10:27 * 埃及“背刺”阿拉伯世界,伊拉克蠢蠢欲动,谋求阿拉伯世界领导权 13:07 * 两伊的政治巨变:霍梅尼、萨达姆登场与两伊战争 14:21 * 故事外的故事: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本·拉登的崛起 18:37 22:45 1990·失意者的命运交汇 *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与海湾战争 23:08 * 本·拉登主动请缨保卫沙特遭拒绝,步入流亡时代 25:29 * 本·拉登公开反美;1990代末的恐怖主义风暴;911事件 28:58 31:40 2001·新世纪的新战争 * "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31:40 * 美国进攻阿富汗;本·拉登的逃亡;美国确立三大“邪恶轴心” 34:43 * 伊拉克「首当其冲」;鲍威尔的“白色粉末”; * 美国为什么热衷于去打伊拉克? 37:28
27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贸易战」,是怎样打的?注:需要说明的是,本期节目所基于的《管子》一般不被认为是严谨的史料。有关《管子》是否真的为管仲亲笔所著,是否是西汉时期才出现的累积性记述,是否记录了真实历史事件或托管仲之名构造的思想实验,众说纷纭。当然,即使成书于西汉,它依然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经济著述。我们采取最小公约数,可以将《管子》视作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贸易战思想/谋略”的代表。 关税、出口管制、断供、卡脖子——这些听上去相当现代的词汇,似乎是全球化退潮之后才被发明出来的东西。然而,使用经济手段迫使对手屈服,是一门相当古老的人类技艺。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早已经有人在系统性地思考"如何用市场与贸易摧毁一个国家",本期我们从这几场发生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贸易战」谋略《管子·轻重篇》讲起,看看它凭什么可以被称作世界上最早的经济战手册,以及这套逻辑和今天的世界究竟隔了多远。 Part 1:管仲、《管子》与他的时代 04:12 出身低微的管仲,是春秋诸子中经济思想尤为突出的一位。除了我们熟悉的"官山海"——把盐铁之利收归国有,还有一套更精妙的"轻重术",即物价的贵贱与货币的多少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掌握了这套规律,就可以主动制造某种商品的稀缺或过剩,用价格调动人的行为。这种逻辑,构成了《管子》中贸易战谋略的基础。 Part 2:管仲的贸易战谋略:「服帛降鲁梁」与「积柴制莱莒」 07:17 「服帛降鲁梁」与「积柴制莱莒」是管仲的贸易战谋略中的两个经典故事。「服帛降鲁梁」是一场"诱多+逼仓"的战术,先把鲁梁两国诱进绨帛这个单一品种,让它们把全部产能押上去,再在最高点撤单、关闭市场,让对手手里的存货一夜之间失去买家;「积柴制莱莒」则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操作。齐国先在庄山铸币,再用这些自己造出来的钱去高价收购莱、莒的柴薪。等到齐国闭关停购,莱莒两国的国库里堆满了齐国的钱,却买不到一粒粮食,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次典型的铸币税收割,是向外输出通胀的最早样本之一。两个案例,一个操纵的是价格,一个操纵的是货币,合起来构成了轻重术的两条腿。 图1:宋刊本《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所见“服帛降鲁梁”故事 Part 3:十九世纪的轻重术——美国如何巧取珍珠港?25:50 无论管仲的故事是否真实,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谋略反复出现,美国夺取珍珠港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案例。1875 年,美国给予夏威夷蔗糖免税进入本土市场的特权,十几年间把这个王国的经济彻底绑死在对美单一出口上,等到 1887 年条约续签窗口时,夏威夷对美国的市场依赖既已形成,面对美国强求珍珠港独占使用权的价码,已经没有拒绝的余地。参见:Carnegie, A. (2015). Power Plays: 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shape Coercive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图2: 1881年,忙碌的夏威夷种植园工人 Part 4:套牢问题、专有资产与市场权力——轻重术的现代经济解释 31:11 管仲的全部谋略,放进当代经济学的框架里,归根结底建立在同一个问题上:套牢问题(hold-up problem)。所谓套牢,是指一方投入了无法收回、也换不了用途的资源之后,曾经的竞争性市场就变成了只剩一个买家的世界——对方可以随时重新开价,而本方没有退出的余地。它需要两个条件同时成立。一是资产专用性,即资产在当前用途下的价值远高于次优用途:例如,鲁梁的丝织投入无法无痛转化为农耕资本,夏威夷为蔗糖出口铺下的种植园、糖厂与港口资本也无法转投他处。二是市场权力结构:如果绨帛有十个买家,齐国撤出不过是一桩生意告吹,正因为它是唯一的买家,撤出则等于整个市场的消失。 管仲的贸易战谋略与现代经济学,在这样的情景中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回音。 图3:资产专有性概念的集大成者,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 图4:著名的费雪车架厂案例的出处,影响力深远的KCA文章:一旦一方做了专用性投资,契约签订前的竞争性市场就变成了签订后的双边垄断,对方可以重新开价。这就是套牢(hold-up)。有了这个变量后,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决策就可以得以分析——专用性越高,一体化越可能。
26 跌跌不休的日元背后,是高市早苗唤醒的『安倍幽灵』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过去几个月日元加速贬值背后,直接的市场诱因与深层的经济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汇率是日本政治与经济最难解的一道题?以及,为什么说这一轮日元下跌,是高市早苗亲手唤醒的「安倍幽灵」? Part 1:解释日元的小周期暴跌 * 06:11 供求关系是理解汇率的最直观工具 * 10:20 美日利差是弱日元的经典解释,它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在这次暴跌中出现了不寻常因素? * 16:15 美日利率调整相向而行,但是日元并未如期止颓; * 17:31 什么是债汇双杀?为什么债汇双杀不寻常?为什么债汇双杀出现在今天的日本? * 27:46 美伊战争对日本的输入性通胀 图1:美元-日元汇率走势图。战后初期,美元与日元以1比360固定汇率挂钩;在经历了1971史密森协定和1985广场协定之后,日元进入强势周期;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任首相之后,日元开启以美日利差所驱动的弱势周期。 Part 2:为什么汇率是日本最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也许没有之一? * 34:11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s的转型;美国如何以邻为壑,通过1971年史密森协定和1985年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 * 44:53 广场协议后的复杂日本:「円高不況」,扩张与泡沫经济及其破裂 * 51:31 安倍经济学的药方:带回弱日元 * 55:07 为什么汇率政策无法讨好所有人?日本政府的两难困境是什么? Part 3: 高市早苗唤醒「安倍幽灵」,但安倍经济学不太可能是她想要的解药 58:15 图2:高市早苗政治生涯的所有关键职位几乎都来自安倍的提携,自视为安倍的忠实门生,更是安倍经济学的忠实拥趸
硅幕3 直面「我们时代的珍妮机」,AI如何冲击了人类的就业?「硅幕」系列第三期,我们暂时从AI与大国竞争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把目光转向一个更具体、也更迫切的问题:AI,正在如何冲击“普通人”的就业? Part 1:AI与就业,已发生的故事 05:39 从2025年末Amazon的大裁员,到今年六月以Meta为代表的新一轮硅谷裁员潮,AI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冲击,已经从概念层面走到了现实层面。越来越多的数据和证据表明,有两类群体正在不成比例地承受这种冲击:一类是AI最先掌握相关技能的行业,如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另一类是可替代性强、但适应能力相对较弱的初级白领岗位,如客服、记账员和人力资源专员。一个共同的趋势是,这种冲击往往首先落到新晋大学毕业生身上。 图1:自2024年以来,仅在美国科技行业,已有超过 150 家科技公司裁员,总人数至少达到 11.5 万人。其中,有相当多公司的裁员声明与AI相关。 图2:在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就业正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资深工程师的需求仍相对稳健,而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却在明显收缩。 来源:Brynjolfsson, Erik, Bharat Chandar, and Ruyu Chen.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 Six Facts about the Recent Employment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未发表手稿 图3:在美国,基层服务业的就业也呈现出类似的“代际分化”,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也在明显收缩。 来源同上 Part 2:AI与就业,未发生的故事 32:37 AI 对人类就业的冲击,是人类漫长历史中“创造性毁灭”的又一次体现。创造性毁灭对社会与市场的良性运转具有积极意义,但对“具体的人”而言,往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今,学界、政界与业界对于“AI是否会冲击人类就业”已基本没有异议,但分歧仍然存在:乐观派相信,这种摩擦只是暂时的,AI最终将创造新的增长点;而悲观派则认为,通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出历史上的蒸汽机、内燃机等单一领域技术创新。 在2025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得以一窥人类历史上漫长的“创造性毁灭”逻辑。然而,在理想状态下实现人类与 AI 的和平共处,所需要的条件相当苛刻:它不仅要求新技术跨越自己的“卡夫丁峡谷”,持续创造足够多的新岗位,也要求社会制度能够及时完成调整与补偿,让被冲击的群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转型。「我们时代的珍妮机」并非危言耸听,但有关AI社会影响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图4:从16世纪科隆裁缝对压针头机器的集体抵制到“卢德运动”,人类对技术进步的抵抗经历了漫长历史 图5:在莫基尔关于技术进步的解释中,开放的社会制度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社会能否接纳新技术;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新兴技术所代表的群体,能否与既得利益群体达成协商,甚至对后者作出必要补偿。 图6:在 Aghion–Howitt 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呈倒 U 型,其背后取决于两种相互竞争的作用力:一方面,增长会提高企业创造岗位的收益预期,从而降低失业;另一方面,增长也会强化“创造性破坏效应”,使旧企业更容易被新企业迅速赶超,丧失垄断地位,进而缩短岗位存续时间并推高失业。来源:Aghion, P., and P. Howitt. 1994.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3): 477–94.
25 热浪炙烤,贸易梗塞,焦虑欧洲与她的「水深火热」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冲击各国社会,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却在中欧贸易摩擦中疲于应对,当下的欧洲呈现出一种撕裂与紧绷并存的焦虑状态。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在高温愈发频繁的背景下,欧洲社会在空调等基础适应性设施上依然显得格外“别扭”?欧洲左翼政党又为何逐渐转向一种「不问劳工问气候」的政策路径?以及,在热浪不断加剧的现实压力下,持续升温的中欧贸易争端将可能走向何方。 Part 1:为什么欧洲国家对空调这事儿这么“别扭”?05:03 长期气候温和的欧洲,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上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既未预料到今日愈发频繁的极端高温,也很少为空调等主动降温设施预留空间。即便在当下,不少欧洲政府仍将空调视为“非必要”的选择,更倾向于推广强调节能与环保的“被动降温”方案。在这样的政策与认知背景下,空调逐渐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含义:在部分左翼话语中,它近乎一种环保“禁忌”;而在右翼政治动员中,空调则被重新定义为关乎民生与适应气候风险的关键议题,甚至成为其争取选民的重要抓手。未来的欧洲政治,极有可能会上演一场“空调战争”。 Part 2:为什么欧洲左翼政党「不问劳工问气候」?20:28 历史上,欧洲左翼政党以劳工权益与社会主义为核心基础,但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白左”“woke”等标签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漩涡焦点。过去数十年间,基于阶级叙事的传统左派与强调身份政治的新左派逐步合流,构成欧美政治中的一条重要演变路径。这一转型既是对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回潮冲击的回应,也是左翼政党在社会结构变化中寻求新的政治基础的结果。同时,它也映射出英格尔哈特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转向,以及皮凯蒂所概括的“婆罗门左派”现象:左翼的社会基础从传统工人阶级,逐渐转向受教育程度更高、价值取向更偏文化议题的群体。「不问劳工问气候」,在热浪之下显得尤其尴尬。 Part 3:热浪中的贸易焦虑,默茨的「新广场协议」之梦 42:42 自2024年以来,中欧贸易摩擦在“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韧性”等叙事框架下,逐渐上升为欧盟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2026年美国对外贸易冲突阶段性缓和,欧盟内部也开始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关系,试图在既有格局中寻求调整空间。然而,无论是在产业政策还是汇率问题上,欧盟对中国的批评,往往伴随着对自身结构性困境的回避。从产业竞争力到内部分配失衡,这些长期问题并未因对外施压而得到实质性回应。在这一背景下,默茨所设想的“新广场协议”更像是一种政治想象,在成员国分歧与现实约束之中,正变得愈发难以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