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幕」系列第三期,我们暂时从AI与大国竞争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把目光转向一个更具体、也更迫切的问题:AI,正在如何冲击“普通人”的就业?
Part 1:AI与就业,已发生的故事
从2025年末Amazon的大裁员,到今年六月以Meta为代表的新一轮硅谷裁员潮,AI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冲击,已经从概念层面走到了现实层面。越来越多的数据和证据表明,有两类群体正在不成比例地承受这种冲击:一类是AI最先掌握相关技能的行业,如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另一类是可替代性强、但适应能力相对较弱的初级白领岗位,如客服、记账员和人力资源专员。一个共同的趋势是,这种冲击往往首先落到新晋大学毕业生身上。

图1:自2024年以来,仅在美国科技行业,已有超过 150 家科技公司裁员,总人数至少达到 11.5 万人。其中,有相当多公司的裁员声明与AI相关。

图2:在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就业正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资深工程师的需求仍相对稳健,而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却在明显收缩。 来源:Brynjolfsson, Erik, Bharat Chandar, and Ruyu Chen.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 Six Facts about the Recent Employment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未发表手稿

图3:在美国,基层服务业的就业也呈现出类似的“代际分化”,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也在明显收缩。 来源同上
Part 2:AI与就业,未发生的故事
AI 对人类就业的冲击,是人类漫长历史中“创造性毁灭”的又一次体现。创造性毁灭对社会与市场的良性运转具有积极意义,但对“具体的人”而言,往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今,学界、政界与业界对于“AI是否会冲击人类就业”已基本没有异议,但分歧仍然存在:乐观派相信,这种摩擦只是暂时的,AI最终将创造新的增长点;而悲观派则认为,通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出历史上的蒸汽机、内燃机等单一领域技术创新。
在2025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得以一窥人类历史上漫长的“创造性毁灭”逻辑。然而,在理想状态下实现人类与 AI 的和平共处,所需要的条件相当苛刻:它不仅要求新技术跨越自己的“卡夫丁峡谷”,持续创造足够多的新岗位,也要求社会制度能够及时完成调整与补偿,让被冲击的群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转型。「我们时代的珍妮机」并非危言耸听,但有关AI社会影响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图4:从16世纪科隆裁缝对压针头机器的集体抵制到“卢德运动”,人类对技术进步的抵抗经历了漫长历史

图5:在莫基尔关于技术进步的解释中,开放的社会制度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社会能否接纳新技术;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新兴技术所代表的群体,能否与既得利益群体达成协商,甚至对后者作出必要补偿。

图6:在 Aghion–Howitt 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呈倒 U 型,其背后取决于两种相互竞争的作用力:一方面,增长会提高企业创造岗位的收益预期,从而降低失业;另一方面,增长也会强化“创造性破坏效应”,使旧企业更容易被新企业迅速赶超,丧失垄断地位,进而缩短岗位存续时间并推高失业。来源:Aghion, P., and P. Howitt. 1994.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3): 47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