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劳动”:那些没人看见的记忆工作

“隐形劳动”:那些没人看见的记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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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记住很多事情:什么时候预约体检,家里的食材什么时候该补充,孩子几点要接送,什么时候缴费,周末有什么活动。

这些事情看起来琐碎,却都需要一种重要的认知能力——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它指的是“记住将来要做某件事,并在合适的时间执行它”。在家庭中,前瞻记忆几乎无处不在。这些事情往往并不只是完成某个具体动作那么简单,还需要持续关注、提前计划和不断提醒,因此构成了一种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劳动(invisible labor)。


家庭里的前瞻记忆

一项家庭事务从“想到要做”到“真正完成”,通常要经过几个阶段。

首先是计划:决定什么时候做、怎么做,以及需要提前准备什么;其次是提醒:记住这项计划,并在必要时提醒自己、伴侣或孩子;然后是执行:到了合适的时间,真正把事情完成;最后是评估:确认任务是否完成,以及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这是一套持续运行的认知过程。问题在于,这套过程往往发生在脑子里,其他家庭成员很难直接看到。


母亲承担了更多记忆劳动

2022年,心理学家埃琳·哈林顿(Erin E. Harrington)和塞琳达·里斯-梅兰康(Celinda Reese-Melancon)研究了有子女家庭中的前瞻记忆分工。研究对象是夫妻双方,他们分别报告自己和伴侣承担了多少与家庭相关的记忆工作,以及在计划、提醒、执行和评估四个阶段中的参与程度。

研究发现,母亲普遍认为自己承担了更重的认知负担,尤其是在与孩子有关的事务上;而父亲更倾向于认为双方的分工是公平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夫妻双方对彼此工作量的判断并不一致。

当母亲评价父亲承担的记忆劳动时,她对父亲工作量的判断与父亲自己的评价基本一致;但当父亲评价母亲的记忆劳动时,对母亲工作量的估计却明显低于母亲自己的报告。

这种差异尤其集中在前两个阶段:计划和提醒。与此同时,母亲还经常帮助父亲记住和处理各种需要提前安排的事情。


为什么这些劳动容易被忽视?

2019年,琳赛·罗伯逊(Lindsay G. Robertson)、塔玛拉·安德森(Tamara L. Anderson)、克里斯蒂娜·金(Christina L. Kim)等研究者通过访谈和焦点小组,研究了母亲承担的家庭“心智劳动”。

他们发现,父亲承担的记忆劳动更多是具体、独立、容易被看见的任务,例如倒垃圾、修剪草坪等。这些事情通常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完成之后也很容易被其他家庭成员察觉。

而母亲承担的记忆劳动,则更多是琐碎、持续、难以被看见的任务:安排家庭日程、追踪孩子的需求、记住各种截止时间,以及不断关注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

一位受访者把这种工作形容为一种持续运行的“后台程序”(background job)。它不会一直出现在别人眼前,却需要持续占用注意力。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均衡?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一方故意逃避责任。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是:承担较多前瞻记忆劳动的人,往往同时承担了更多家庭事务的“管理权”;而没有参与这些后台工作的另一方,很难意识到这些事情究竟有多少。

当一个人长期负责记住家庭中的各种事项,另一个人就不需要频繁调用自己的记忆去处理这些事情。久而久之,可能忽略了那些没有被看见的认知劳动。


怎样减轻这种“隐形劳动”?

要改善这种情况,不是简单要求某个人“多做一点”,而是先让原本隐藏在大脑里的记忆劳动变得可见。

第一,把记忆外化。 不要让家庭事务全部依赖某一个人的大脑。可以使用共享日历、统一待办清单、家务板等工具,把各种事项记录下来。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遗忘,也能让所有家庭成员看到家里究竟有多少事情需要被记住。

第二,进行协作记忆。 双方可以在前瞻记忆的各个阶段共同参与,而不是由一个人负责计划、提醒,另一个人只负责执行。真正的分担应该从“这件事什么时候做、怎么做”开始,而不仅仅是最后帮忙完成某个动作。

第三,利用技术减少记忆负担。 手机提醒、共享日历以及基于位置的提醒工具,都可以把一部分记忆工作交给技术,让提醒发生在更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从而减少一个人持续把事情放在脑子里的负担。

第四,把细碎的小事列出来。 很多家庭并不是没有分工,而是大量琐碎事务根本没有被计算进去。只有先让这些事情“显形”,才有可能真正讨论分工是否公平。

第五,定期讨论家庭的记忆劳动。 夫妻可以设定固定的家庭沟通时间,专门讨论最近有哪些事情需要持续跟进,以及哪些任务需要重新分配。甚至可以把这次家庭会议本身也放进日历中,避免“讨论家庭事务”又变成某一个人的记忆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