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
3大家好，本期来到了我们的特约专栏【世界并未如约而至】
在这一期中，我们从Darcy Harris提出的political grief（政治性哀伤） 出发，讨论一个属于当代人的情感经验：
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传统意义上的失去，却依然感受到悲伤？
为什么一个社会的变化，会进入个人的身体、关系和未来想象之中？
我们究竟在哀悼什么？
当失去没有发生，我们为什么仍然会悲伤？
传统意义上的悲伤通常与死亡相关，而Harris关于 non-death loss（非死亡丧失） 的研究则是说明：
人也会因为身份、关系、生活方式、社会位置和未来可能性的消失而悲伤
很多时候，我们失去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原本相信会存在的生活
个人痛苦，如何成为社会问题？
在这里，我们又借助老朋友C. Wright Mills的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会学想象力）讨论：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的焦虑、疲惫和无力感，不能只被理解为个人心理问题？
哪些痛苦是个人承担的，那么、哪些痛苦其实来自公共制度和社会变化？
我们脚下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松动？
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新概念，assumptive world（预设世界）
人生活在一套未必被意识到的基本信念中：世界大体安全；努力能够换来回报；规则具有稳定性；未来可以被规划
但当社会变化不断冲击这些信念时，人失去的其实是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
而政治变化带来的痛苦，其实很多时候、正来自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感
我们哀悼的，是一个从未实现的未来
什么是Lauren Berlant笔下的cruel optimism（残酷的乐观）？
很多人依恋的，其实更像是一套关于【好生活】的承诺：
努力就会有回报、有成果、会成功；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社会会越来越公平；
下一代会拥有更好的未来
即使这些所谓的承诺在现在是越来越难以兑现，我们依然需要依靠它们生活
于是，我们经历了一种特殊的悲伤
我们就这样、在等待中发现，那个以为的未来可能从未真正存在
政治性哀伤，为什么属于这一代人的共同经验？
很多人的痛苦来自一种时间断裂：
过去相信的未来无法继续，可是啊，新的未来又尚未形成
我们不仅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本期待成为怎样的人
悲伤之后，我们还能如何继续呢？
也许，悲伤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诊断
我们真正珍惜什么？哪些问题不应该只由个人承担？
当失落被转化为怀旧、排外或寻找替罪羊时，悲伤也可能成为新的分裂来源
当旧的未来已经无法相信，我们是否还能共同创造新的未来？
Darcy Harris 达西·哈里斯的political grief（政治性哀伤）：
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传统意义上的失去，却依然感受到悲伤？
——传统的丧亲，是失去一个具体的依恋对象；而当代人的悲伤，是失去一整套赖以生存的隐性规则，一种连续性、确定性与意义框架。
传统意义上的悲伤通常与死亡相关，而Harris关于 non-death loss（非死亡丧失） 的研究则是说明：人也会因为身份、关系、生活方式、社会位置和未来可能性的消失而悲伤。很多时候，我们失去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原本相信会存在的生活。
为什么一个社会的变化，会进入个人的身体、关系和未来想象之中？
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身体会长期处于“应激准备状态”（之前了解“人类丰荣”的时候好像有了解到人长期处于单一环境、过单一生活时也会有一种躯体化反应）；当“人生标准路径”失效，亲密关系、代际关系、朋友关系都可能失去统一的参照系与沟通基础；但未来是一片充满可能性广阔天地，我们也会感受到“自由的眩晕”。
我们究竟在哀悼什么？
——我们在哀悼一种“理所当然”的人生剧本；哀悼世界的确定性；哀悼理想中的自我；哀悼共享的共同体。
当失去没有发生，我们为什么仍然会悲伤？
个人痛苦，如何成为社会问题？
C. Wright Mills的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思维超能力，它可以让你发现：你不是一个人孤单迷茫，而是集体焦虑中的一员！
很多年轻人的焦虑、疲惫和无力感，不能只被理解为个人心理问题。否则是把公共问题私人化，让个体为结构性困境买单。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遇到，那大概率是个人问题；如果一代人、一个群体都在经历，那这种痛苦大概率来自公共制度和社会变化。
我们脚下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松动？
assumptive world（预设世界）人生活在一套未必被意识到的基本信念中：世界大体安全；努力能够换来回报；规则具有稳定性；未来可以被规划。但当社会变化不断冲击这些信念时，人失去的其实是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
豆包：预设世界的理论源头是创伤心理学家 罗纳德·扬诺夫-布尔曼（Ronald Janoff-Bulman） 1992年在《破碎的假设：走向创伤的新心理学》中提出的假设世界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能正常生活，是因为我们默认持有一套从未被明说的基本信念，构成了我们的“心理安全基底”，主要包括三个核心假设：
1. 世界总体是友善的、安全的；
2. 世界是有意义、有规则、可预测的；
3. 自我是有价值、有能力掌控生活的。
这套信念就像我们脚下的隐形地板，平时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当重大创伤或剧烈社会变化发生时，地板会突然碎裂，人就会坠入深层的失控与虚无。
而政治变化带来的痛苦，其实很多时候、正来自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感
我们哀悼的，是一个尽管从未实现，却曾往支撑前走的未来。
Lauren Berlant的cruel optimism（残酷的乐观）：
很多人依恋的，其实更像是一套关于【好生活】的承诺：努力就会有回报、有成果、会成功；教育能够改变命运；社会会越来越公平；下一代会拥有更好的未来……
即使这些所谓的承诺在现在是越来越难以兑现，我们依然需要依靠它们生活。越是执着于这份渴望，就越会被它消耗、被它伤害；但我们又无法轻易放手，因为它是我们维持生活意义的唯一支柱。
贝兰特还提出了一个配套概念缓慢死亡（Slow Death）：这种乐观带来的不是一次性的崩溃，是日复一日的、慢性的生命力耗竭——你抱着希望往前走，却一点点被失望磨掉所有力气，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精神的枯竭。
于是，我们经历了一种特殊的悲伤。我们就这样、在等待中发现，那个以为的未来可能从未真正存在
政治性哀伤，为什么属于这一代人的共同经验？
很多人的痛苦来自一种时间断裂：过去相信的未来无法继续，可是啊新的未来又尚未形成。我们不仅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本期待成为怎样的人
悲伤之后，我们还能如何继续呢？
也许，悲伤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诊断。
我们真正珍惜什么？哪些问题不应该只由个人承担？
当失落被转化为怀旧、排外或寻找替罪羊时，悲伤也可能成为新的分裂来源。
当旧的未来已经无法相信，我们是否还能共同创造新的未来？
放弃对“好生活”的执念，不是放弃希望，而是放弃那个别人塞给你的、单一的、标准化的希望。
当预设的未来彻底不可信，我们反而获得了一种自由：不再被别人定义的“成功”绑架，不再为不可能兑现的承诺耗竭，转而自己去定义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值得的未来。
一个人的改变是渺小的，但当越来越多的人从个人的悲伤里走出来，开始共同思考、共同创造，新的未来，就会在这个过程里慢慢生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