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看《牛来》？或者为什么不看《牛来》？

马小褂

:我觉得这里首先需要区分“形成亚文化”和“邪典化”。 “邪典”（cult）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崇拜共同体”的意味。它后来被引申到电影、文学等文化领域时，所谓“邪典经典”虽然不再具有严格的宗教意义，但依然保留了某种结构：作品本身之外，需要存在一群相对稳定、忠诚度较高的受众，他们不仅消费这部作品，而且通过特定的语言、符号、仪式和共同实践来确认彼此的身份。 因此，我觉得判断一部作品是否真正完成了“邪典化”，不能只看它有没有形成某种仪式，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仪式能不能在作品热度消退之后继续存在，并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 以《牛来》为例，现在电影院里共同高喊“牛来”，当然已经很接近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邪典仪式”了。观众并不是单纯地观看电影，而是在共同完成某种只有圈内人才理解的行为，并借此确认“我们都是牛来观众”。但这还只能说明《牛来》正在经历一种邪典化的过程，而不能证明它已经成为了“邪典经典”。 真正值得观察的是热潮过去以后会发生什么。比如未来《牛来》登陆流媒体、发行 DVD还有多少人会继续主动组织活动、重复这些仪式、生产新的二创，并把“牛来”作为一种持续的身份认同。如果届时仍然存在一个具有忠诚度和内部文化的社群，那么我们才比较有理由说它完成了邪典化。反过来说，如果它的所有仪式都高度依赖当下的网络热潮，那么热度消失以后这些行为也随之消失，它可能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网络快闪”，未必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邪典经典。 这可能也是当下很多依靠抽象热梗走红的作品所面临的问题。互联网极大降低了参与文化生产的门槛，也让一个作品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模仿、二创和仪式化行为，但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注意力流动速度也非常快。一个梗可以迅速成为共同语言，也可以迅速被下一个梗取代。因此，“人人都在玩”并不等于“形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信徒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看，“奶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例。它当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已经高度发展的“邪典文化”。它拥有自己的符号、黑话和大量二创，甚至形成了某种类似信仰共同体的东西。但它和我们通常在文艺领域说的“邪典经典”又有所不同：很多“奶龙”的参与者甚至并不真正消费所谓的“奶龙经典文本”。他们消费的实际上是一个已经脱离原始文本、独立运作的文化符号。 所以我会倾向于把两者区分开来： 《牛来》的问题是它能不能从一次集体狂欢变成一个长期存在的社群。 “奶龙”的问题则相反。它已经形成了相当强的文化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未必建立在一个需要被持续观看、解释和重新消费的“经典文本”之上。

析谬:谢谢老师，之前我是概念不清晰，现在了解了。

等待西风:拿它跟郑渊洁相提并论，有点骂人了，《牛王醉酒》里面哪篇故事都强多了吧😂

冬日可爱dongri:你再看一遍，他的意思是整件事情的发生荒诞到像郑渊洁故事里的情节，不是《牛来》像郑渊洁写的……

马小褂

:你是会捧杀的。

马小褂

:是的，我嘴瓢了😂

马小褂

:其实闯红灯这个事儿仔细想想是一个经典的伦理哲学辩题。因为它可能是成本最低的一种违法行为，能看出一个人到底怎么看待“规则”和“结果”。对我来说，规则值得遵守是因为它背后有正当的理由，而不是因为“规则”本身就神圣不可违背。就闯红灯来说，从康德式的角度来说红灯之所以必须遵守，是因为交通规则必须成为一种大家都能预期的普遍规则（如果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性遵守，规则的协调功能就被破坏了），这是它正当性的来源；但从结果主义的角度看，规则的正当性归根到底来自它防止伤害的后果。那么假如说视线良好又无车辆，那么闯红灯本身并没有造成规则所要避免的坏结果。“因为这是规则，所以即使毫无后果也不能违反”的论证在我看来就把手段和目的倒置了。规则值得遵守，是因为它通常能带来更好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服从规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目的。所以如果你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它的底层其实是康德主义vs结果主义的经典辩论。就我来说，我完全支持法律禁止闯红灯，因为制度上确实需要一个简单、统一的规则；但在具体情况下，如果我判断没有任何实际危害我就还是会闯红灯，而且我也接受其带来的一切后果（包括可能的罚款）。

马小褂

:日本那边的反响就是把它看成中国的homo动画

神经蛙_VVEh:这种建立在不可能的不健康之上的文化就不如是自我抹消的（如同水渍）而非在如room扔勺子的仪式中一遍遍强调自身的文化意义。银梦可能是更好的自我戒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