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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主播：rain 崔老师
最近两个很重要的朋友都向我推荐了一部电影——《牛来》。
它很特别：导演信雨萌和妈妈孙丽芳两个人，用五年时间几乎包办了编剧、动画、配音、配乐、主题曲，最后真的把这部86分钟的动画电影送进了电影院。它的粗糙几乎一眼可见，豆瓣评价也走向两个极端。崔老师一路看一路研究它到底有多“糙”，我却在电影院哭了三次。
因为作为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妈妈，我在牛来身上看到了另外一个故事：现实里的牛来连站起来都很困难，可在梦里，他能奔跑、迁徙，遇见很多动物，拥有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世界。
这让我第一次很具体地去想：一个很少表达的孩子，他的内心究竟有多大？我们会不会因为听不到、看不到，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他想简单了？
聊着聊着，这一期也从一部电影慢慢走到了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能力提高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生活吗？干预究竟为了什么？桌面教学、自然情境、生活能力分别有什么价值？如果最终想要的是孩子拥有更好的生活，我们每天花出去的时间，又该放在哪里？
以下涉及大量剧透，如果准备看《牛来》，可以先去看电影，再回来听我们吵架。
两位很重要的朋友先后推荐《牛来》，我决定一定要去看。崔老师则从头到尾都缺乏兴趣，最终说服他的理由非常朴素：电影只有86分钟，“大不了咬咬牙”。
一个朋友最初给电影打了三星，第二天又改成五星。因为很多镜头和情节离开电影院以后，还会重新回来。
这也成了我们对这部电影最好奇的地方：一部看起来如此粗糙的作品，为什么会让一些人念念不忘？
一部几乎由母女两个人“手搓”出来的院线动画。
导演、编剧、动画、配音、音乐、主题曲，大部分工作都由谢雨萌和妈妈孙丽芳两个人完成。
崔老师迅速进入影评模式：剧本、音乐和文字有相当完整的文学性，梦境设计也有巧思；动画、建模、转场和声音制作则时时让人怀疑自己的眼睛。
于是产生了我们这一期第一个分歧：
如果换一个成熟团队，把同一个故事制作得更加精美，它会成为更好的电影吗？
还是恰恰因为眼前这种笨拙、粗粝、两个人硬做五年的痕迹，《牛来》才成了今天的《牛来》？
我在牛来身上，看见了一个自闭症孩子。
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都发生在牛来的梦里。
梦里的动物都能站起来，能说话，能奔跑。直到最后梦醒，我们才重新看见现实里的牛来：一头连站立和行走都很困难的小牛。
那一刻我几乎哭崩了。
我突然开始想可乐。
他表达出来的东西一直很有限。有时候他说得少、不回应，我们很容易顺着外在表现去理解他：好像他没听见，好像他没在意，好像里面也没有多少复杂的东西。
可我们其实不知道。
他的脑子里会不会也有一个像牛来的梦一样，很热闹、很复杂、我们完全无法进入的世界？
崔老师为什么一边嫌弃，一边承认这个故事“有东西”？
他把电影粗暴地分成两部分：妈妈负责的文学、音乐和编剧部分，完成度相当高；导演负责的动画视觉部分，呈现出另外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粗糙。
可恰恰是这个落差，让电影变得很奇怪。
主题曲有诗意，台词有余味，梦境也埋了不少暗示；下一秒，一条蛇又以近乎童年电脑小游戏的方式从银幕上爬过去。
我们一边笑，一边又被它击中。
有些作品的奇怪之处就在这里：制作能力和它能够承载的东西，完全没有按照常规比例生长。
一部如此粗糙的电影能够进入院线，本身算不算这个时代的奇迹？
我的感觉是：算。
两个人做了五年，最后真的拿到了龙标，走进电影院，让陌生人花四十块钱坐下来观看。
崔老师更警惕这种叙事。他觉得“普通人的自我实现”很容易被浪漫化，如果所有人都把作品质量放在一边，只赞美“我终于做出来了”，那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在这里吵了很久。
我更愿意相信市场自己会做选择。今天大家愿意去看《牛来》，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这件事太罕见：两个人花五年手搓了一部电影，而且真的进了电影院。
这种不可复制，可能本身就是它成为事件的原因。
一千个人走进电影院，可能看到一千个《牛来》。
这一点我们倒很快达成了一致。
好的文学和电影会留出空间，让观众把自己的经验放进去。
我想到余华说过的意思：人的体验、欲望、想象和理解，会让我们在别人的经历里看见自己的命运。
所以朋友看到了他的东西，从里面看到了普通人的自由和自我实现，而我看到的是可乐。
牛来一次次想站起来、跟着迁徙，努力以后依然摔倒。
这件事当然可以被理解成一个残障孩子的故事。
它也可以装进去很多人的人生经验：特别想做好一件事，走了很久，最后依然没有抵达原来想象的地方。
“你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什么？”
我说，我看到自闭症孩子可能拥有一个无法被我们看见的丰富世界。
崔老师的答案是：建筑行业和影视行业可能都挺艰难的。
但聊到妈妈，我们又重新回到同一个地方。
电影里的妈妈一直托举牛来。
现实里的孙丽芳也用了五年时间，陪儿子一起做完这件事情。
这两组母子之间出现了一种很奇妙的重叠：孩子要完成一件远远超过眼下能力的事情，身后一直有一个妈妈。
为什么在短视频时代，还要花86分钟坐在电影院里看一部如此粗糙的电影？
中间我无数次想摸手机，也真的摸了几次。
如果这部电影出现在电脑屏幕里，我很可能两分钟就关掉。
电影院强迫我把注意力交给了它。
这也成了这次观影一个额外的体验：我们越来越习惯快速判断一件东西值不值得继续看，而有时候，一个作品真正留下来的东西，要等你和它待得足够久以后才出现。
我愿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原因：推荐它的朋友很了解我的生活。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想到我。
《牛来》算不算一个普通人的自我实现？
公司的文章把它理解成一个关于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故事：普通人也可以大胆创作，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作品，然后进入大众视野。
我看完以后，反而比看之前更能理解这个角度。
崔老师依然有他的质疑：一个人的自我实现如何与专业标准、公共资源和对他人的价值相处？
我们没有争出结论。
但《牛来》大概最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里。有人觉得它应该得到五星，有人觉得一星都嫌多。评价电影这件事本身，也成了电影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终于从电影回到了可乐。
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孩子说得少，很容易让成年人产生一个误解：他的想法也少。
他不回应，就以为他没听见。
他不表达，就以为他没有那么复杂的感受。
他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太醒目，我们每天处理这些东西，处理久了，有时候会把一个活生生的小朋友压缩成“一组需要解决的问题”。
《牛来》给我的提醒很简单：
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我不能因为自己看不到，就默认那里什么都没有。
这个未知本身，值得我们保留一点敬畏。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又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问题：能力越强，人就一定越幸福吗？
小说里的主人公原本有智力障碍，接受手术以后越来越聪明。
从传统“康复”的眼光看，这是巨大的进步。
可随着理解能力增加，他也越来越能够辨认这个世界的嘲笑、恶意、虚伪和排斥。
知道得更多以后，痛苦也跟着增加。
这让我重新想到我们带可乐做的很多事情。
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力提高。
但能力和生活品质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等号。
有一些技能真的会让他生活得更加自由。
也有一些东西，可能主要缓解的是大人的焦虑。
这两者需要不断辨认。
如果可乐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刻板活动里，他自己也许挺快乐，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带他去运动、爬山、做家务？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们会担心，所谓“有意义的生活”，会不会只是成年人定义出来的一套标准，然后再强行塞给孩子。
但另一方面，人终究需要用活动填满一天。
生活自理、运动、爬山、玩耍、阅读，至少能够增加一个人的身体能力、生活经验和可选择的东西。
所以我们慢慢找到一个更愿意接受的目标：
提高生活质量。
干预可以帮他更好地照顾自己，增加能够选择的活动，让他的世界多几个入口。
至于哪些东西真的值得练，可能以后每做一件事情，都值得多问一句：这件事最后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
我们又重新争论了一遍ABA。
以前那些坐在桌子前做动作模仿、卡片训练、听指令，到底有没有价值？
我会反思：一些看起来和真实生活距离很远的训练，当初有没有必要？
崔老师的判断更明确：这些基础训练本身有价值。
比如多步骤动作模仿，表面看只是“摸头、摸鼻子、举手”，训练的可能是听指令、保持信息、按照顺序完成动作。
自然情境教学当然很好，可真实生活里能抓到的教学机会有限。
桌面训练提供的是一个干扰更少、能够高密度练习的环境。技能在这里先出现，再慢慢进入生活。
所以问题也许一直都在“最终能不能回到生活”。
桌面只是起点。
泛化出去，能力才真正属于孩子。
一段“重度孩子通过快乐互动慢慢变好”的视频，又让我破防了一次。
看到这种内容时，我会本能地警惕。
因为类似故事我已经看过很多版本：把中间的方法换成中药、针灸或者某一种神奇疗法，叙事结构几乎一样——曾经很重，后来好了。
那天我和一位老师争论得有点激动。
后来回头看，我也会问自己：这么生气，里面有没有自己的东西？
也许有。
会不会这些年我们已经没有最初那么拼命？
会不会因为长期缺少正反馈，慢慢松掉了一些东西？
这类问题一旦开始问，很容易变成家长对自己的审判。
崔老师给了一个更简单的答案：
与其反复折磨自己到底够不够努力，不如回到今天能做什么。
所以聊着聊着，我们开始规划开学后的晚上。
二年级马上开始。
我们希望先把几件最基础的事情留住。
第一类是生活：扫地、洗碗、收衣服、晾衣服，慢慢学习洗自己的小袜子、小内裤，自己穿衣服、选衣服。
然后是身体活动：跳绳、垫上运动，继续让身体保持在运动里。
再往后，还有机器人训练、绘本、写字、弹琴、看电视。
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
可乐以后可以用什么来安排自己的时间？
会做的事情越多，他能够选择的生活也越多。
学业的意义，也许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
可乐现在对长短、高矮这些概念依然很不稳定。
教了，可能过几天又忘。
可崔老师提到一个我挺认同的角度：有时候学习的价值也在于让他进入一种状态。
坐下来。
平静一点。
听外界的信息。
思考一个问题。
写字时能在一件事情上待一会儿。
这种状态本身，也可能成为未来生活质量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聊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好生活”是什么。
大概包括：能够相对平静地生活，能够提出自己的需求，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也拥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
电影看完了，我们当然还是不知道可乐脑子里到底有怎样的世界。
但《牛来》让我愿意重新保留一种想象：
一个孩子展现出来的部分，可能只是他的很小一部分。
而我们做的那些教育、训练和干预，最后也许都该回到同一个问题：
这些事情有没有让他的生活多一点选择，多一点能力，也多一点属于他自己的空间？
这大概也是我看完《牛来》以后，真正想留下来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