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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吗？当所有人致力于把自己变成一部智能手机，持续迭代、不断升级，到底是机器更像人了，还是人更像机器了？
当「情绪稳定」成为现代人的标配，当「情绪」成为了被管理、被优化的对象，当所有那些脆弱、悲伤、孤独、愤怒，统统成为了需要割除的、有害的东西，我们失去的到底是什么？
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王小伟 教授，他最近出版了新书《重新回到生活：科技时代的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
💡本期节目你将听到：
哲学要回应个体生命经验的真问题，而不是在象牙塔里自我反刍
当情绪稳定成为「正能量暴政」，崩溃正在悄悄发生
当年轻人表达愤怒，意味着对世界还有期待
抑郁源自不可退出的终身优化，但人不应该成为手机
为什么更好的版本，永远是明年的我呢
撸猫很快乐，不需要「撸猫大赛」来证明
被触动也是能动，人的能动不应该只有征服
「悲伤」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林间空地」
精神病学为痛苦命名，但也让规训内化
概念太多，经验太少，二者之间扭矩极大
找不到工作，再多的哲学解释都很苍白
生活不是解方程，那些重要的问题大概率不是靠反复追问解决的
完美的一天，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发呆
要警惕「表演日常生活」，改良逻辑无处不在
📂节目中提到的名词概念
技术（La Technique）/技术逻辑
来自法国思想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12–1994）1954 年的著作《技术社会》（La Technique）。埃吕尔刻意区分了"技术"（technique）与"机器"：机器只是技术最表面的形态，技术的本质是"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中，以理性方式达成的、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之总体"。
换言之，技术不是一堆工具，而是一种以效率为唯一判准、把一切事物都当作待优化对象的总体性逻辑。埃吕尔进一步指出，现代技术是"自主"的，它不受人控制地自我增殖、自我迭代，一项技术必然呼唤下一项技术。座架（Gestell）
海德格尔在 1953 年演讲《技术的追问》中提出的概念，中译亦作"集置"。海德格尔问"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他的著名回答是：技术的本质绝不是任何技术性的东西。现代技术是一种"解蔽"世界的方式，它把万物——河流、土地、森林，乃至人自身——都摆置为随时待命、可供调用的"持存物"（Bestand）：莱茵河不再是诗中的河，而是水电站的供电来源；人不再是此在，而是人力资源。座架就是这种总体性摆置本身。它解释了为什么身处技术时代的人，会不自觉地用"用途"和"优化"的眼光打量一切，包括自己的情绪和生命。优绩主义（Meritocracy）
英国政治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在 1958 年的政治寓言《优绩主义的崛起》中首次提出了 meritocracy 一词，描绘了一个按"智商加努力"严格排序的未来反乌托邦。2020 年，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中重启了对它的批判：优绩制的问题不只是结果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对于失败的道德化，即赢家相信自己的成功全凭应得，输家则被告知他们的困顿也只能怪自己。于是，竞争没有退出机制，尊严被完全押注在优绩之上。功绩社会/倦怠社会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倦怠社会》一书中的诊断：现代社会已经从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过渡到"功绩社会"。规训社会的关键词是禁令，例如"你应当""你不许"；功绩社会的关键词是肯定，例如"你可以""你能做到"。剥削不再主要来自他者，而来自自我：人同时是施暴者和受害者，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无限项目中自我剥削，直至耗竭。韩炳哲认为，抑郁症是功绩社会的标志性病理，它不是软弱，而是一个不再有外部主人、却对自己发动战争的主体的崩溃。规训（Discipline）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5）中提出的概念。前现代的权力以公开的肉刑展示君主意志，现代权力则换了一种更经济的方式：通过时间表、操练、考核、检查，在学校、工厂、医院、军队中生产出"温顺而有用的身体"。其建筑原型是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囚犯看不见监视者，但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看见，于是把监视内化，最终不再需要看守。规训的最高形态是自我规训：规范被内化为自我要求，人成了自己的狱卒。情绪管理、自我管理、终身学习，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被重新审视。躯体化（Somatization）
医学人类学与精神医学的术语，指心理与社会层面的痛苦找不到语言出口时，转而以身体症状（疼痛、麻木、乏力）表达出来。经典案例来自哈佛大学精神科医生、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湖南的田野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量患者——尤其是农村中老年女性——以"神经衰弱"和各处疼痛就诊，深层却是无处言说的抑郁与社会性苦难。凯博文由此区分了 disease（医生诊断的疾病）与 illness（病人体验到的疾痛），并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中提出：躯体化是一种"习得的苦难惯用语"，当一个社会不允许痛苦被直接说出，身体就成了最后的语言。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情绪价值
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1983 年在《心灵的整饰》（The Managed Heart）中提出"情绪劳动"：空乘、客服等服务业劳动者被要求管理自己的感受，把微笑和耐心作为商品出售。由此，情绪成为资本加工的原料。
"情绪价值"一词则经历了从营销学（顾客体验中的情绪收益）到亲密关系话语的漂移，如今成为择偶与职场的高频词。
两个概念共享同一个背景：当情绪被定价、被管理、被要求产出，"稳定"和"积极"就不再是性格描述，而是一种绩效要求。林间空地（Lichtung，澄明）
海德格尔的术语，字面意为密林中被开辟出来、透进光亮的空地，中译常作"林中空地"或"澄明"。在《存在与时间》及其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用这个词思考真理的本质：真理（aletheia）不是命题与事实的符合，而是"无蔽"——存在者得以显现的那片敞开地带，就像光要照亮万物，先需要一块空明之地。悲伤之为林间空地，是借用了这一意象：悲伤不争夺、不竞赛，它是一块让人得以安静共处、彼此照面的空地。内卷（Involution）
"内卷化"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提出，用以描述一种文化模式在无法向外突破时，转向内部的精细化与复杂化。盖尔茨1963 年在《农业内卷化》中用以描述爪哇水稻农业"劳动力不断增加、人均产出却不增长"的困局。黄宗智将其引入中国研究，概括华北与长三角小农经济"没有发展的增长"。2020 年前后，这个词经由网络讨论与项飙的访谈再次流行，并被提炼为一个直击本质的定义：一场不允许退出的竞争——所有人都在变得更努力，但没有人因此更接近出口。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2013 年在《Strike!》杂志发表的檄文引爆了全球共鸣，2018 年扩展成书。所谓狗屁工作，指的是连从业者本人都暗中认为毫无存在必要的岗位——格雷伯将它们分为五类：随从（衬托上级重要性）、打手（替雇主攻击他人）、打补丁者（修补本不该存在的问题）、打勾者（制造"工作已完成"的书面证据）、监工（管理不需要管理的人）。他的尖锐之处在于指出这类工作的核心伤害不是辛苦，而是一种"精神暴力"：人无法成为自己行动结果的原因，无法在作品上署名，而这恰恰违背了人对有意义劳动的本能需要。被触动（Passibility，承受性）
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叙事几乎把"能动性"与"征服"画上等号：主体的尊严在于改造自然、达成事功。但哲学史上始终存在另一条线索，强调人的能力同样包含承受与感应——列维纳斯称之为 passibility（承受性/易感性）：在一切主动之先，人首先是会被他人、被世界击中、触动的存在。承认被触动是能动性的一部分，也就承认了人生的意义不必全部来自"我做到了什么"，也可以来自"我被什么深深地打动过"。
重新回到生活：科技时代的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 | 王小伟
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度技术化的时代，工作、情绪、爱情和死亡正在受到技术洪流的冲刷，人的工具性智力和细腻的情感能力正在被科技接管，人生的意义感也逐渐隐蔽、安静地流失。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提供这样一个审慎的哲学视角，审视人在深度技术化时代的微妙处境，探讨高新技术对时下生活的深度重构，以及如何应对科技可能带来的虚无，尝试回答为什么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常会遭遇无意义感。
日常小事不通向宏大结果，不汇入效率逻辑，不计入增长曲线，就安静发生在技术之外。面对非常具体的日常生活，我们同为普通人，不能放弃自我叙事，甘做技术化时代被动的承受者。但每个具体的人可以站在自己确实的处境中，考量科技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在科技时代保持一种生活的鲜活。因为人的核心部分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鲜活的生命力。
这本书并不提供标准答案，但哲学的思考可以使我们在当下保持开放的向度，更好地观照当下。
人是生命，不是智能。人生最重要的内容，通常是不被测量的，它就在我们安静的日常生活中。
📌节目制作信息
节目统筹/声音设计/主播：付宇
主视觉设计：英宝
片头片尾曲：Episode 33 - The fin. remix - She Her Her 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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