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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巴瓦哈。今天来聊聊挪威电影《爱的暂停键》。
《爱的暂停键》真正动人的地方是它没有给出一个全新的、完美的玛利亚。它只是让她开始看见：原来我过去一直这样，原来我会这样说话，原来我会这样生气，原来我害怕这个，原来我一直在重复母亲和我的关系，原来我在亲密关系里面，会用我最害怕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种认识其实非常疼，因为真正的自我认识，通常不是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恰恰相反，它经常是：原来我也会伤害别人，原来我也不是无辜的，原来我曾经以为自己只是受害者，但我也在制造一些东西，这可能才是成年人真正的成长。
看电影的过程中，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已经足够自由，为什么人还是会痛苦？玛利亚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里？这是挪威电影，而且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欧洲”，它发生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北欧社会。玛利亚并不是一个生活在传统父权家庭里的女人，她有工作，她有自己的经济能力，她有自己的欲望，她可以离婚，她可以重新开始，她不是法律意义上必须依附丈夫才能生存的女人，而她所处的社会，也长期把性别平等、公共托育、父母双方参与育儿等事情视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挪威的家庭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所谓的“earner-carer model”，也就是既是劳动者，也是照护者。理想状态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应该能够工作，也都应该能够照顾孩子。国家通过父母假期、父亲专属假期、公共托育等制度，尽量把照护从一个私人家庭问题变成一个社会共同承担的问题。研究北欧福利国家的学者一直把这种“同时参与有偿劳动和无偿照护”视为北欧家庭政策的重要特征。挪威现在的政策也仍然明确强调这一点。官方资料显示，挪威受雇父母可以获得较长的育儿假，其中一部分专门保留给父亲；公共托育和有上限的托儿费用，也被视为帮助父母同时参与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重要制度。
所以从表面上看这应该是一个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的社会。女人可以工作，男人应该参与育儿，孩子有公共托育，婚姻不是女人唯一的经济保障，离婚也不是一个女人人生的终结。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玛利亚还是这么痛苦？这恰恰是《爱的暂停键》最有意思的一层。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制度上的自由，和心理上的自由，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经常会把北欧社会想象成一种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生活，平等，独立，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夫妻之间彼此尊重，孩子从小就被当成独立的人，国家提供公共福利，一个女人不需要依靠一个男人才能生活，这些都是真的。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爱的暂停键》，会发现：这些制度解决的是“一个人有没有选择的可能”，它们没有办法替一个人解决：“我敢不敢选择？”甚至没有办法解决：“我选择以后，会不会内疚？”更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你不再需要我，我还是不是一个值得爱的人？”所以《爱的暂停键》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拍到了福利国家之后的一个非常现代的问题：当生存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家庭以后，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依赖亲密关系来确认自己？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传统社会里的婚姻，有非常明确的功能，经济，生育，财产，社会身份，照护，一个人结婚，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爱你”，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两个人通过婚姻进入一个经济共同体，但现代社会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变化，我们越来越希望婚姻不仅满足这些实际功能。我们希望它满足：爱情，理解，激情，友谊，精神共鸣，性，自我成长，安全感，身份认同。甚至希望伴侣成为：最好的朋友，最懂你的人，灵魂伴侣，心理治疗师，家庭成员，共同创业者，共同养育孩子的人。也就是说：婚姻承担的功能反而越来越多了。而北欧这种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恰恰把这个问题推得更远，因为一个人已经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于家庭，于是婚姻越来越不是“我必须和你在一起”。而变成：“我选择和你在一起。”听起来非常浪漫，但它也意味着一个很残酷的问题：既然是选择，那么你随时也可能不选择我。于是现代亲密关系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悖论：我们比过去更自由地选择爱人，但也因此更清楚地知道，爱人的离开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