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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是《不上班基地》第一次尝试用视频播客的方式来记录，视频切片会在小红书和视频号发布，音频完整版依然可以在小宇宙和苹果播客收听。
我的嘉宾乔超，一上来先用不到一分钟讲完了自己的经历：南航本科、北大硕士、北京央企、外派委内瑞拉、杜克 MBA、携程、几家创业公司、医疗科技公司、新加坡，最后全职做保险。
她说，每次跟别人介绍自己，都在想怎么才能压缩一点，因为变化实在太多了。
但聊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觉得她的经历虽然看起来很散，主线其实很清楚：她一直在换工作、换城市、换国家，也一直在确认两件事——什么样的工作对她有价值，以及什么样的生活不会让她觉得自己被困住。
这两个问题，她用了十几年才慢慢想明白。
没有达到目标，人生也不会毁掉
乔超第一次发现“没有达到目标也没什么”，是在高考以后。
她原本有交大自主招生的机会，但当时一心想考清华北大，最后没考上，去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结果到了学校，她发现生活也没有因此变糟，认识了很多至今仍在联系的朋友。
她在节目里说：
你的人生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其实也不会就毁掉什么之类的，不也挺好的嘛。
后来她还是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算是绕了一圈，又把这个目标完成了。
我觉得这段经历对她后面的人生影响挺大。她当然会为了想要的东西努力，考托福、考 GMAT、申请 MBA，一件也没少做；但她也越来越能接受，人生没有按照原计划发生，并不等于整条路都走错了。
我和心理咨询师聊天的时候，曾经发现自己有一种潜意识。好像上好的学校、找好的工作、不断升职加薪是华山天险一条路，两侧都是掉下去就万劫不复的悬崖。直到我开始心理咨询之后才意识到这都是没来由的恐惧。
但乔超从高考失利的经历中很早就明白了：失败了，那就先去看看另一条路上有什么。
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可能是一座监狱
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以后，乔超进了一家军工央企，还解决了北京户口。在很多人眼里，这完全是一条康庄大道。
她被外派到委内瑞拉，参与给当地监狱安装监控的项目。那几年当地经济危机严重，货币快速贬值，连卫生纸都短缺。她却在做一个自己看不到多少实际价值、进展也很慢的项目。
有一次，她从监控画面里看到穿橙色衣服的犯人在铁丝网前来回晃。她忽然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监狱。
对她来说，那个监狱不是某一家公司，也不完全是外派本身，而是一直重复一件她看不到价值、也没有发挥空间的事。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监狱，所以我需要冲破这个牢笼。
问题是，想离开和知道去哪儿，是两回事。
她当时没有清晰答案。当时的互联网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她想去互联网。但作为一个已经在央企工作了两年的人，回北京找互联网工作并不容易。于是又走回自己最熟悉的路径：不知道做什么，那就读书。后来她去了杜克读 MBA。接到offer的同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没有选择放弃。于是，读书、求职、怀孕、生孩子和家人生病挤在同一段时间里，最后虽然都扛了下来，人也确实被耗掉了一部分。
我曾看过一个视频，里面的观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她认为人不能特别“努力”，而是应该匀速地以自己的步调前行。一旦额外努力，我们迟早要把这消耗的力气躺回来。乔超好像就是这样。
纸面上认同的文化，进去以后未必受得了
乔超在杜克读 MBA 时，怀孕期间找到了一份桥水的实习。
在进去以前，她很认同桥水讲的原则、创意择优和坦诚。进去以后，她发现自己每天不仅要工作，还要学习和讨论《原则》，接受来自不同人的持续评价。
公司相信，一个人很难看清自己，需要从很多角度收集评价，才能拼出相对完整的样子。这个逻辑单独看并没有问题，实际生活在里面，却完全是另一种感受。乔超说她感觉只要在公司里，就会被持续地评价和打分。这在非常强调不要judge他人的美国社会，是非常“独特”、甚至恐怖的企业文化，公司曾多次因此被员工告上法庭。
乔超虽然是一个大e人，在中国是绝对的外向擅交际。但语言的隔阂，加上彼时她也才在美国一年多，还没有完全适应那里的文化，被同事评价为 laid-back。和她一起实习的人会非常直接地争取自己的观点，她遇到冲突时却更容易先把自己关起来，觉得“好烦”。
她后来总结，那段经历让她第一次意识到，很多自己以为理所当然的规则，其实并不是唯一的规则。不同文化对冲突、质疑权威和表达不满的理解，可以完全不同。
我以为自己想升职，后来发现不是
回国以后，乔超在携程和几家创业公司之间换了不少工作，也经历了几次裁员。
她曾经默认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目标应该是升职加薪、当领导。后来有一位前领导直接告诉她：“我觉得你根本不想当领导。”
她第一反应是，原来这么容易就被看穿了吗？
在一家教育创业公司，她觉得业务本身有价值，自己的发挥空间也很大。但当她和公司请来的管理者发生冲突，最后被辞退时，她才意识到：在公司里工作，还是要服从组织整体的意志。一个人有发挥空间，不等于她拥有最终决定权。
那次裁员以后，她用一个很乔超的方式安慰自己。
她发现薪酬的英文 compensation 也有“补偿”的意思，于是突然想通：公司给钱，就是为了补偿人在工作里承受的痛苦。换一个语言，她就懂了。
当然，她后来又说，这个观点也不完全对。如果一份工作只剩痛苦，再高的补偿也未必值得。但在当时，它确实帮她从被裁的情绪里走出来了一点。
比起“工作就是痛苦”这个临时结论，更重要的是她终于确认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两件事：
1、做的事情要有价值；
2、自己要有发挥空间。
升职、头衔和组织里的位置，并不是她最在意的东西。
公司要有第二曲线，人其实也要有
乔超在 MBA 里学过一个概念：当公司的第一曲线还很平稳时，就要开始寻找新的增长点，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曲线。有的公司能完成转型，有的公司转不过去，就慢慢消失了。
她后来想，这件事放在人身上也一样。
在收入稳定的时候，就应该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干了，或者公司不要我了，我要怎么办？
2021 年，她还在上班时开始把保险当作副业。这个决定没有经过特别复杂的行业比较。她在朋友圈看到一个美国 MBA 同学做保险，就请对方介绍了国内的朋友，聊完觉得方向没错，于是开始做。
她对这件事几乎没有“学历这么高，怎么去卖保险”的心理门槛。
一方面，她亲历过母亲生病，所以认同保险给人托底的价值。另一方面，她从小看父母做过小生意，对职业并没有很强的高低贵贱之分。
她说，客户因为信任她来买保险，她会觉得很开心。对她来说，这就是一件能帮助人的工作。
不过，她也没有把这条路说得很轻松。保险是销售，收入不稳定，要面对竞争，也要持续回答客户的问题。她后来逐渐把目标客户定位在有跨境资产配置需求的人群（A8-A10），是因为这类客户更看重专业能力、数字理解、不同市场的差异，以及长期信任。乔超过去在中国、美国、新加坡工作的经历，刚好在这里重新连成了一条线。
以前那些看起来互不相干的路，没有白走。只是它们的价值，往往要到很后面才看得出来。
不上班需要的不是勇敢，是安全感
乔超不是在第一次不想上班时就辞职了。
她从拿到北京户口、开始第一份工作以前，就非常强烈地不想上班。后来经过十几年，她一度以为自己应该已经被改造好了。结果等到有足够安全感以后，她发现自己还是不愿意上班。
真正让她离开的条件很具体：卖掉房子，手里的钱足够让自己停一段时间；保险这条副业已经做了几年；上一份工作又把她消耗得很厉害。公司最后因为她做副业而裁掉她时，她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还能拿一笔补偿。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只要勇敢就能裸辞”的故事。她能做这个选择，背后有资产、有副业积累，也有家人的支持。
我和乔超对上班的体验也不完全一样。
我刚毕业时其实很喜欢上班，因为和上课相比，上班让我拥有了更大的主体性。乔超从毕业第一天不喜欢上班，则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原本有很多可能，一旦进入一个组织，可能性就被不断收窄。
后来她也把这件事想得更具体：她不是不喜欢工作，而是不喜欢一群人按照组织的方式，一起把一件事持续做下去。她喜欢体验新的东西，喜欢从零到一；但一件事进入长期维护，她就很快失去兴趣。
我本质上的人生逻辑是体验。这个事情我没做过，我去看一下；玩过了，就玩过了。但是工作会让你继续玩那个东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做了那么多份工作。未必是她没有耐心，也未必是每家公司都有问题，而是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承认：别人都在追求的东西，不一定也是她想要的。
理想生活，是给自己留下足够多的时间
乔超讲到自己上一份工作让她有机会在新加坡独自生活一段时间。
她住在有泳池的公寓里，写文章，和朋友聊天，想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并没有特别明确，但她忽然觉得，这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
她小时候想象的理想生活，是一个人住在山上，旁边有一片草地。
现实当然不是山顶。她现在要做保险、写内容、服务客户，也一样会忙。但她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留给自己，再选择什么时候和人连接。
她接下来还是准备把保险这件事做得更扎实，也在尝试经营自己的境外公司。只是她不想为了显得像一家公司就招很多人。她更喜欢松散的合作关系，大家相对自由，需要时一起做事。
聊到 AI 时，她的边界也很具体：收集数据、查资料这类机械工作可以交给 AI，文章的思考和逻辑要自己完成。因为如果把原本能做的思考也外包出去，人的能力会慢慢萎缩。
这跟她一路换工作的逻辑其实很一致。工具可以省力，组织也可以提供资源，但她不想把判断、选择和生活的主导权一起交出去。
她现在仍然没有一套适合所有人的答案。只是试了十几年以后，终于更确定哪些东西不适合自己。
那也行。很多时候，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已经能帮人省下不少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