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街灯底下》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5
王安忆:中国音乐在中国
开始语:
音乐是情绪的载体,倘若心事无处安放,就去听一听音乐。音乐本身也是情绪,当你觉得孤单,便可以在旋律中寻找共鸣。音乐,是声波最动人的模样,它同生命一般,持续震颤、缓缓起舞。有音乐相伴,世间便不再有长久的孤寂。
正文:
我总以为,音乐是极端虚无的东西,没有形迹,逝者如斯。乐评呢,又有点像说梦,将无当作有。倒是有一次,在唱片社遇到一位世家遗民,指了面前一大坑碟片说:这就是“声色犬马”中的“声”。这才觉得可感一些。要不去深究,回到面上,感官的一层,乐声激起的反应,还是相当具体的。有时候,猛听到一句,头皮一麻,或者,心中突一亢奋,就是这反应了。但要说其中的理由,则又茫然起来。有一回,去一个区体育馆听克利夫兰交响乐团演出,那体育馆是临时布的音响环境,却歪打正着,出来“真”声了。又因平时多是听见音响中的金属声,触不到皮肉。那乐队出来第一句,弓毛从弦上挫过去,气流从管内通过,不禁微微一颤,性感极了。渐渐地,适应了乐器的肉声,便平静下来,终止于此了。至于那是谁人的什么曲子,曲子的内容如何,其实是无关的。
所以,放弃思想,单是以“好听不好听”来听,也能听出些东西。我比较觉得好听的,还是民歌,原因是顺耳。民歌是天音,生来如此。西南地区的民歌,是小调型的,照理,音程间是有些突兀,可音之婉转,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出不去,顺势而下。有一种空疏与单薄,却性灵得很。东北的小调大约统是以二人转打底了。文化革命中,有一出节目,坐唱,《祖国处处有亲人》。说一个老大妈,去部队上看儿子,呼和浩特错到了二连浩特,幸亏一路上站站遇见好人,将她送去目的地,就是二人转的曲调。我当时所在的徐州地区文工团也排演过,后一排乐队操乐器,前一排演员,手上各系一对小板子,坐倒了,从头唱到尾,可真是热烈好听。那曲调脱口便出一般,朗朗上口。其实是说话,有韵有腔有板的说话。好听的东西,都是说话,其中有人声。二人转的说话,是最为流利、酣畅的一种,顺到有些俗和俚,可爽利之极,又有了豪气。西北的信天游、道情,江西的兴国山歌,那就是人声里的“号”。“号”到“号”不上去了,再一节节下来,左右旁顾,一步三回头。或者是“骂”,高兴极了、欢喜极了的“骂”,连珠炮似地一个音一个音甩出去。总之,好听的声音里往往有人。大约这只是针对我的,针对我的“虚无病”。有了人,就变得实了,与感官有了接触,有肌肤之悦了。
乐器中,最有人的是唢呐。但我又不爱听“咔戏”,那是学人,有媚俗气。它原是人的延长了的喉舌,喜和悲,直逼逼地道出,是最简朴的人。胡琴则是经了教化的,略微站开一些,旁观着的人。京胡,是最为节烈忠孝,有原则和信仰,也就是有道。二胡则江湖气重一些,乡野风的,缺一点社稷理想,天下胸怀,比较注重个人;声腔有一种奇异,就像那种侠的奇相。板胡是安居乐业,小户里的人家,风范略要狭小,但却是常情,只是不如唢呐“质”,稍稍矫情那么一些些。因不是像唢呐那样原始的裸露的悲喜,而是稍微富饶、农家的小康,就要委婉一点,也就是端着一点架子了。
戏曲是经过提炼的人声。昆曲,还有南方的粤剧,梨园戏里,那种假音,上下滑行,真假相衔的关隘,不再是通常的人声,而是从人声中挤压出来,像粮食里酿酒,酿出来的,像是离远了,其实是精华,最有肉感。我不太明白的,究竟是它仿丝弦竹管,还是丝弦管仿它,总归,丝竹声与人声相通,都是天物,应归作一类。人的听觉视觉,都是不自觉地趋向同类,只不过,现代人的世界里,声像太满,触觉变硬了,需要强重的打击,才可有反应。只能借助科技,而将那最自然本质的声音,称为“古音”。想想,那是何等的精致,不止是竹,是竹的衣,震颤作声,是声中的最精微。京剧要比昆曲现代一步,离古音远一步,丝竹显然不足了,于是,胡琴锣镲,是皮铁器,铿锵嘹亮。我以为,其实锣鼓铙钹亦是人声一种,将肉喉亮出来的一声,是吵声、呐喊,亦不知是京剧仿它,还是它仿京剧。总之,京剧有铿锵之声,气流从声带上滚滚而去,越进越勇,直上高处,是人声的强音。到了这步,人声都变得不像人声,像乐器声。戏曲都讲吊嗓,就是要将人声调出乐器声来。也就是人声的锻炼之声。民间小戏,也吊嗓,却吊的大本嗓,没有质变的,只是量变。这需要有实力,嗓音要好,力气也要足。这也好听,哗啦啦的,是糙声,有糟糠气。就像我们文工团里那一些从柳子戏班遗留下来的老艺人,全是这样的大本嗓。在现代歌剧里,与那些受过西洋训练的歌唱家和在一起,更显其粗糙甚至野蛮。那时候青春年少,总是喜欢光鲜的东西,听也不要听。可后来却有了改变,觉出那声音的痛快、彻底,将肉喉唱劈了,破出来的声音,乡下人说:号得没人腔了!就是这个声。像越剧这样在近代城市里兴旺起来的市民戏,声音要悦耳得多,不是那么强拗着,而是顺从地,依着人声的自然状。倒真是说话,却是带着些矫饰的说话,有一些俗丽。我曾问起著名越剧小生茅威涛,越剧如何发音,她一句话回答了我:和流行歌曲完全一样。所以,大约,越剧是戏曲中的流行歌曲吧!
流行歌曲的问题是,和说话太像,太为寻常,就平白了。音乐是人声的戏剧,总是要有些奇出的地方吧!不过,流行歌有流行歌的好。倘要平白到根,平白到人之常情这一层,又见出神奇了。有一回,香港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研讨会,自然要研讨到她与胡兰成的关系里,有一位蒋芸女士,论文就针对这个问题,开口便举座皆惊。她说,张爱玲不会识人,从此出发,谈到她和胡兰成。用的全是寻常之理,明辨是非,事情忽然就变得简单明白,走出云遮雾罩。好的流行歌就可能有这样的明理,上海话叫做“拎得清”。什么事情都摊开了,也不就是个子丑寅卯?
流行歌中,我最喜欢的是邓丽君。词和曲都平易随和,是一个妇女在话家常,话到一些私情,亦是里巷中人的私情。有一首歌的词是这样:“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分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曲子附着字音,有一种徐徐的节奏,是布衣布衫的女子,诉怨的节奏,因为谦逊,就带几分自嘲,足见气量大,可也不是没原则,过了底线,也是绝决的。并不呼天抢地,已经伤了,那就保持一点面子,也是自尊。寻常人的世故、懂事、识相、知趣,因没有资格任性。邓丽君是市井中人,没有民歌的“质”,她有许多曲子都是民歌作素材,可被她唱成了新竹枝词;亦没有京昆的富贵华丽。她就是常人常话,饱暖却不思淫欲。
流行歌,有时真能听见几句好句子。电视剧《婉君》里,主题曲起首的一句极好:“有个女孩名叫婉君……”一个字音不倒,娓娓的。电视剧《俺爸俺妈》的主题曲那第一句也好:“说一段往事给你听……”叙述体的,全顺着字音。当然,真正好,还是好不过民歌,民歌以及民间故事的格式,大约都来源于《诗经》。简单的体式,每一段基本相同,只略有变化:“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贲其实。之子于归,立其家室。”反复歌咏,就那么一小点变化,推进了旋律。于耳于心,都极愉悦。
这就是我这个写实派听乐的经验,一定要抓住形迹,也因此,西洋音乐使我感觉困难了。好像是,那么庞庞然的一大物,铁壁铜墙的,无可触摸。西洋的乐器,都是物质的元素,塑造功能极强,可用于制作任何形状、规模、特性的东西。于是,西洋的歌喉,也要锻炼成声音的元素,参与进塑造。我自然是仰慕它的伟大,可事实上却难以贴近。如前边所说的,“声色犬马”的“声”,感官,因无共同的生活背景作经验,不容易被激发;要用思想,就更难办了,如此抽象的一个存在,无论如何也抓不住其中的教益。有时候,也觉得巴赫好,是喜欢他的严格、规则,有些像画里的装饰画,图案布局的匀整、平衡、形式化。大约也并不是巴赫的要旨。歌剧里的重唱也觉得不错,也是因同样的理由,三、四、五,甚至六、七个声部,同时进行,你进我出,你高我低,一丝不乱。佩服它的精密,有些类似对钟表机械的敬意。贝多芬因为时时处处的有,到底是听熟了,便也觉得有一种天然,顺势而行的浑然一体,但非要将“第五”的动机解释成“命运的敲门声”,则又茫然了。总之,不得要领。也因此,对陈丹青的爱好西洋音乐,便抱了怀疑。
因陈丹青亦是写实派的,写实派的性格是现实的,注重的是感官与虚无之间,当中的一段。比感官进一步,又不到虚无之境,讲的是认识这一节,特别的要求是经验作底。经验是个人拥有的现实资料,是由感生———不是感官,感官是纯官能性,而感性则怀有理智攫取,再交于认识筛捡的。我曾看陈丹青用过这么一个词———视觉经验,我以为这不是指画作的对象,还是指的,看世界的依据。
1983年底,我与陈丹青在纽约第一次见面与认识。他来到纽约已经两年,与画廊签约,已将搬来美国,可说是开端良好,前途顺利。可在我面前,却是一个沮丧的人,带着茫然失措的表情。他不读英语,厌恶美国饮食,他坐下来就谈上海的童年往事,插队往事。他一个人关在房里死读“老庄”,读到哽咽不已。他珍藏在裤袋里,有一页练习簿上撕下的纸,正反两面写着细小端正的汉字,是还未出道的阿城,所写的一篇小说,送给他看看,他也献宝似地拿给我看。他拿了我的两本行文幼稚的小说集,在纽约蛛网般的地铁里边读边流泪,身前身后的外邦人,谁也不知道这个亚洲面孔的青年是在为什么感伤。谁也不会明白,一个写实主义者失去它的视觉经验背景之后,巨大的怅惘。
他这一去,就是十数年不归家,其中去过一次中国台湾和香港,看到了那许多中国人的脸,还有类似上海金陵路的骑楼建筑,已经足够让他觉着亲切了。他那“视觉经验”稍许回来了些,可还没有完全回来。要知道,写实派对经验的要求是严格与偏狭的,需要有大量的时间积累。时间像北方的土壤一样,缓慢培育着植被,年轮是紧裹着一层一层,质地坚硬严密,根部的形成决定了以后一生的长成。当他终于再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已在蜕变。还好,还有一些经验的残象,嵌在新的视觉之间。他大街小巷的走啊走的,寻访旧师旧友,努力要将经验接上茬,继续生长与发展,可要接上茬谈何容易。然而,就这些残象,也在往回拉他呢!无论怎样改变,也是看得懂的改变,深知其里,痛庠相关。之后,他几乎年年回来,直到现在,回来教书。
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主义者,无论走到多远,都要回来寻找最初的成因,那是经验的根部,所有的经验都在此上面伸枝发叶。这样实打实地,什么都要眼见为实,亲闻历见。无论是从看世界的方法,还是经验的准备,我都了解不到陈丹青与西洋音乐的关系。当然,我也是一个偏狭的经验主义者,免不了以自己所见去认识别人。不过,我同样注重现实。那么回过头去追究一番,我想起来,第一次在纽约见面时,他不仅回忆童年往事,还带我去了大都会博物馆,在那里,他熟络得好像到了家。他告诉我,他阅读的书目中,不仅有老庄,还有一本俄国文学,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他前些日子在上海图书馆所作讲演的题目为《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于是,你便可以揣摩出一些他的经验中的西洋音乐的成分。
这些西洋的经验,是在中国盒子里变过形的,就好比那一个“城隍庙里的拉斐尔”。西洋音乐是在磨秃了的唱针下面,沙啦啦地传入耳中,由于唱片陈旧和受潮,声部混沌成一团。而更多的西洋音乐,恐怕不是用耳听,而是用眼睛,从文字中阅读来的。要说,那时候,文学书籍,可说是艺术的百科全书。就像当年,陈丹青指着大都会博物馆的壁上,说:现在可看到真经了。那么,当陈丹青在纽约音乐厅里,听那交响乐团演奏,心里也是在说:现在可听到真经了!就是那些印刷品,唱片的沙沙声,还有文学作品的修辞描绘,成为我们这些缺课的艺术者的科学启蒙教育。这些教育,与其说是它们的本身,毋宁说是它传递过程的人和事,一些器物、情景、气味,这才是我们这些写实主义者真正的养料。所以,其实,陈丹青写的外国音乐,重要的是在后半句———“在外国”。他看到和听见的,依然是在虚无周围的,可感可识的生活,这才是与他的经验,也是与他的方法相关的。他度过了身处异乡的最煎熬的头几年,渐渐平静下来,将拒辞的态度收敛一些,开始回顾周围。他发现,这另一个世界其实也嵌着他的一些经验的残象———是从中国盒子里变回去的。不过,不管怎么,终是你是你,我是我,所以要强调———外国音乐在外国。
结束语:
音乐没有国界,但是有故土,生长在同一片土地的人和音乐,更容易产生联系。感受,本身就是私人的东西,对音乐的感受也是如此。你不必喜欢别人的喜欢,也不必讨厌别人的不喜。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呢?
作者简介:
王安忆,上海人,1954年生于南京,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1986年应邀访美。主要著作:《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米妮》等小说集及《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等长篇小说。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19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
Bgm:
1.罗威 - 往日2;2.Johann Sebastian Bach - Arioso For Brass;3.王二姐思夫(东北二人转) - 冯志莲;4.桑园访妻 - 茅威涛;5.二泉映月(唢呐版) - 林丶大力;6.骆集益 - 高山流水二胡版;7.Johann Sebastian Bach - Air -Suite No. 3 In D Major, Bwv 1068;8.;9.骆集益 - 香如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