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alt and sand that the Castle stands upon.
如果像司马辽太郎或许多后世叙事那样,把明治时代看作一个上下一心、朝着「不羁独立」狂奔的黄金时代,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真正渴望靠「卧薪尝胆」把内部怒火引向外部的,恰恰是不敢撕破条约的明治政府自己?为什么同样是这批开国元老,在1889年颁布宪法时可以大赦五百多名政治犯、摆出与反对派共享理想的姿态,到了二十年后的「大逆事件」,却将新的异见者成批送上绞架?
也许,谈论明治维新的目标时,最先需要追问的不是日本如何跻身列强,而是这究竟是谁的维新、谁的独立、谁的冒险。昔日靠“谋叛”夺取政权的尊攘志士一旦坐上庙堂,面对的便不再是慷慨激昂的口号,而是如何在一个充满分歧的社会里保住政权、整合地方、驾驭军队。为此,明治的设计者们在顶层与基层之间搭起了一套奇特的双轨结构:在朝堂之上,明治宪法把军权、内阁与皇权拆成彼此分立的碎片,全靠元老们跨系统的个人威望充当粘合剂;而在面向几千万普通国民的兵营与学校里,他们却收起了早年开明西化的说辞,用《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铸造出一套不容置疑的绝对天皇信仰。
本期从夏目漱石与司马辽太郎笔下的“明治终结感”出发,拆解《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背后的政治博弈与制度妥协。正如战后思想家久野收与鹤见俊辅所揭示的那样,明治国家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它同时准备了两套说明书——留给少数精英操盘现实政治的「密教」,与教导大众绝对服从的「显教」。但一个更危险的问题也由此埋下:当掌握密教的元老一代代老去,而显教的咒语越念越真,还有谁能给这辆冲向悬崖的国家神轿踩下刹车?
明治的元老们并不是在设计一套注定走向自我毁灭的体制,恰恰相反,无论是把统帅权从内阁剥离、让国务大臣各自向天皇负责,还是越过内阁直接颁布《军人敕谕》与《教育敕语》,每一项安排在当时都是为了扑灭眼前的危机——防止政党染指军队、防止首相独揽大权、防止自由民权运动动摇基层与兵营。
只是,这套把明治宪法当作“现状说明书”的制度,从一开始就依赖一个无法写进法条的前提:总有一批威望足以镇住全场的开国元老,在幕后替分散的机构协调分歧,也总有一群懂得以现实主义算计国家利益的舵手,清醒地把对外宣传的意识形态与实际的政治决策区分开来。
然而,元老终究会凋零,而被「显教」规训长大的一代人终究会走进权力中心。当“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只要结果成功便能被追认”的志士底色,遇上无人能够统合的无责任体制与不许任何人质疑的皇国教条,明治人为巩固国家而打下的每一颗铆钉,都将在接下来的大正与昭和时代,变成把整个国家推向失控的齿轮。
本期您会听到
01|「不羁独立」还是「冒险永不结束」
02|从1889年大赦政治犯到1911年「大逆事件」
03|明治宪法的结构难题
04|犬养毅与「统帅权干犯」
05|为了不当“第二个幕府”,明治元老为何造出了名义至高、却不以亲自决断为常态的天皇制?
06|1878年竹桥兵变
07|从许诺“个人幸福”到“下级承上命,实乃承朕之命”:三年之间,《军人敕谕》改写了什么?
08|十一年朝堂笔仗与《教育敕语》
09|从内村鉴三的浅礼到「显教」与「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