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我们来聊一聊离婚率，以及婚姻与家庭政策背后的价值取向。 【本期节目提到的数据和参考资料】 1. 季度公布的民政统计数据 2. 粗离婚率变迁趋势（1990-2023） 3. 在2016年《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目前是世界范围内离婚最容易，也最便宜的国家之一” <As long as both sides agree on terms, China is now among the easiest and cheapest places in the world to get a divorce.> 4. 结婚登记与离婚登记数量（1990-2023） 5. 於嘉,赵晓航,谢宇. 当代中国婚姻的形成与解体：趋势与国际比较[J]. 人口研究, 2020, 44(5): 3-18. 6. 分省份离婚率变化（2019 vs. 2010） 7. 住房限购政策与离婚率之间的关系 [1] 陈至奕,范剑勇.限购、离婚与房地产区域差异[J].浙江社会科学,2016,(12):30-39. 摘要：在2010-2011年期间先后有46个城市开始推行房地产限购政策，这一政策在调节房地产市场需求、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同时，催生了“中国式离婚”现象。本文分情况讨论了DID倍差法适用这一问题的条件是否成立，并利用该方法实证发现，限购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这类城市近年的离婚率、复婚率，其中离婚率提高了0.2个千分点(平均提升幅度约15%)，复婚率提高了0.05个千分点(平均提升幅度约40%)。此外，“离婚潮”和限购政策是否严厉关系不大，但是和所在区域(东、中、西部)、房地产中介规模等代表房地产行业发展程度的指标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当房价收入比例的排名位于全国后60%时，购房需求主要表现为刚需，限购不会带来明显的离婚效应，而当房价高于这一临界值，则表现为投资需求的推动，已经拥有多套房的居民也要离婚购买。 [2] 范子英.为买房而离婚——基于住房限购政策的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16,(04):1-17.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2010年住房市场“限购”的自然实验，考察了限购政策对城市层面的离婚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限购”会使得所在地城市的离婚增加243对，相当于平均水平的4.5%，其中主要是由“1+1”模式的限购政策导致的，“N+1”模式的影响不够显著；因为“限购”的住房都在主城区，“限购”对离婚的效应主要集中在市辖区，郊区及地级市所辖县均没有影响；离婚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获得购买多套房的投资机会，而不是缓解“限贷”所造成的流动性约束，即居民没有因为首付比和利率负担而选择离婚。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要重视住房政策产生的社会效应。 [3] 陈洲博,陈立中.住房限购政策对离婚率的影响——基于DID方法的实证估计[J].江汉论坛,2019,(06):140-144. 摘要：为了规避限购政策，部分家庭采取离婚策略来获得购房资格。运用DID方法对2010年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引致的离婚现象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1-2015年“为购房而离婚”的数量年均增加了927.6对，与观察期内样本城市的年平均离婚数相比增长了2.12%；同时，每滞后一年，“为购房而离婚”的数量平均每年减少了241.7对。根据家庭的细分特征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家庭规模越大，孩子越多，选择“为购房而离婚”越谨慎；东部地区“为购房而离婚”的家庭占比最大，中部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省会城市"为购房而离婚"的家庭占比最大，地级城市次之，县级城市最低。限购政策虽然能起到抑制需求的作用，但同时可能引起相当规模的家庭"为购房而离婚"。因此，应慎用、少用限购政策，可规定离婚一段时间后才具备购房资格，还可探索以家庭而不是个人为单位的限购政策。这些发现和建议对其他类似影响家庭稳定性的政策，例如房地产税收政策具有同样的借鉴意义。 8. 人口流动与离婚率的关系 [1] 高梦滔.农村离婚率与外出就业:基于中国2003～2009年村庄面板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1,34(10):55-69.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2003～2009年的村级微观面板数据，分析农户外出就业对于离婚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出就业对于农村离婚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外出就业人员增多，是近年来农村离婚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其影响程度差别不大；第二，在中西部地区，村庄的耕地资源对于农村离婚率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这种作用在东部地区不显著；第三，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数量对于各个地区的农村离婚率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比例等人口学特征变量的影响则存在地区差异。 [2] 刘彬彬,崔菲菲,史清华.劳动力流动与村庄离婚率[J].中国农村经济,2018,(10):71-92. 摘要：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村级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2003～2015年劳动力流动对中国村庄离婚率的影响。考虑到村庄离婚率为受限被解释变量，为了得到一致估计，本文分别构建了Tobit模型和两部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出会显著提高村庄离婚率；相比于劳动力流出到村外县内，流出到县外省内劳动力的比例越高，村庄离婚率越低；村庄离婚率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村庄离婚率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另外，村庄人均纯收入、纯务农户数占比、高中及以上学历劳动力占比、性别比等因素对村庄离婚率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村庄离婚率上升及由此可能对家庭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3] 彭小辉,张碧超,史清华.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离婚率——基于劳动力双向流动视角[J].世界经济文汇,2018,(04):36-52. 摘要：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13年村级数据，运用固定效应的面板Tobit模型，在控制了时间、个体固定效应和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离婚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都会显著提高农村离婚率，但与劳动力流入相比，流出对离婚率的影响更明显；从流动方向和区域视角看，劳动力流出对内陆地区农村离婚率的影响更明显，而劳动力流入对沿海地区农村离婚率的影响更明显。同时，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孩子数量以及经济状况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离婚率。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农村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随着劳动力流入的逐年增加，其对农村离婚率的影响不容忽视，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应引起政府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本周，我们来聊一聊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及其背后可能的成因。 【本期节目提到的数据和参考资料】 1. 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女性占比（2002-2022） 数据来源：教育部统计数据 2. 新增招生名额学科门类分布（2011年vs.2022年） 数据来源：教育部统计数据 3. 徐娜. 新高考改革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分析——以上海市为例[J]. 中国考试,2020,(02):13-22. 摘要：新高考改革是否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公平产生影响，应该作为衡量新高考改革是否成功的的因素之一。本研究以上海新高考改革为例，对改革前后3年学生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海男生群体的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对于改革前大幅提升，不分层次的入学机会和本科入学机会中的性别差异明显减小。在各层级高校入学机会方面，两性群体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男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多于女生。整体而言，新高考改革促进了男女生入学机会均等，契合了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 4.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数据 在2021年秋季学期入学的本科生中，女生占比达到58%。In fall 2021, female students made up 58 percent of total undergraduate enrollment (8.9 million students), and male students made up 42 percent (6.5 million students). 而在同期入学的研究生当中，女生占比达到了61%。In fall 2021, female students made up 61 percent of total postbaccalaureate enrollment (2.0 million students) and male students made up 39 percent (1.2 million students). 5. 皮尤研究中心关于25-34岁美国人拥有学士学位比例的统计结果<U.S. women are outpacing men in college completion, including in every major racial and ethnic group> 6. 皮尤研究中心关于“为什么不上大学”的调查结果<What's behind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college completion?> 7. 吴斌珍,钟笑寒. 高考制度与大学录取率的性别差异[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9(02):140-157. 摘要：近十年来，我国女性的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已经超过男性。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两性大学录取率的影响因素，特别是被其他研究者忽略的高考制度变量，发现相对于考前填报的志愿填报制度而言，考后知分填报制度显著地提高了高校录取中的女性比例，这些发现可以从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来解释。此外，高中生师比的提高和女教师比例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大学录取的女性比例，而高中和大学学费上升则显著降低了大学录取的女性比例。 8. 关于中学生教育（成就）期望的若干参考文献 黄超,吴愈晓. 中学生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表现与成因[J]. 江苏社会科学,2016,(04):121-132. 摘要：女性在教育领域的优势地位日益成为社会学领域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从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两个角度出发,借鉴社会互动论的理论视角考察了我国初中学生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三类重要社会化主体(家长、同辈群体和老师)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 第一,女生的教育期望总体高于男生。第二,在家庭内部,男生得到更多的家长监督,但在学校,女生在上进同辈群体和老师的鼓励方面更有优势。第三,家长监督、同辈上进程度和老师鼓励程度均对教育期望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其作用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基于以上发现,我们认为,教育期望的"男孩危机"主要是在学校环境中产生。女性教育优势问题带来诸多两性不平等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对性别平等观念、社会的性别秩序以及政策实践均有深远影响。 周菲,程天君. 中学生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父母教育卷入的影响效应分析[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16,(06):7-16. 摘要：近年来,教育领域的性别"逆转"现象(女性超越男性)及其社会影响逐渐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基线数据,文章探讨了中学生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及父母教育卷入(学习参与和管教、亲子沟通与交流、父母教育期望)对其影响效应。研究表明: 我国中学生教育期望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教育期望显著高于男生;高父母教育卷入对男女生教育期望均具有正向影响,而低父母教育卷入则对男生教育期望的负面影响更甚于女生;父母教育卷入的提高对男生教育期望的促进作用大于女生。长期以来,教育期望与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研究的关注点更多是针对女性,而要提升中学生特别是男生教育期望、进而促进教育获得的性别均衡发展,需重视和提高父母在子女学习过程中的教育卷入。 刘文. 中学生高等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及其成因[J]. 当代青年研究,2020,(03):78-84. 摘要：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反转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自"威斯康星模型"被广泛认同以来,教育期望是预测教育获得的有效指标,因而高等教育期望性别差异成为解释高等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理想视角。运用"CEPS"数据,考察中学生社会化过程中重要他人对其高等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影响效应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 第一,女生更期望接受高等教育;第二,父母期望女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更大,女生获得教师的鼓励更多,且女生同伴群体上进程度更高;第三,女生更期望接受高等教育现象除了可从同伴群体文化中获得部分解释,两性学生高等教育期望固有差异亦是重要原因。 陈彬莉,白晓曦.女孩的数学成绩何以优于男孩?——基于CEPS 2013年的基线调查数据[J].中国研究,2020,(01):137-159. 摘要：学业成就的性别差异是教育不平等的一个基本维度,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女孩的学业成就开始赶上甚至超过男孩。本研究以CEPS 2013年基线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传统"男性优势"学科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女孩的数学成绩显著高于男孩。一方面,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尤其是数学性别刻板印象导致女孩形成低数学能力的自我认知;另一方面,女孩及其父母的高教育期待、女孩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高自律的卷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性别刻板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收入，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眼下几乎所有关于扩大内需的讨论，最后都会落脚于增加居民收入。 收入，又是一个模糊且敏感的话题。每一次公布与收入有关的数据，几乎都可以引发全网热议，有赞成，有反对，有唏嘘，有嘲讽。而每一次与收入有关的舆论话题，比如“哪里贵了”，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屠榜热搜。 关于收入，公众的情绪是如此汹涌，但，一些基础性的事实又是如此模糊不清。 原因很多。其中，有很多涉及到收入统计的技术细节。比如，哪些收入算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分别对应了什么？当我们在讨论人均可支配收入时，什么是可支配？哪些人又算在人均的分母里？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会在这一期节目中努力做一些的科普。 当然，这一期节目的核心议题是：在中国，月薪过万到底有多难？ 或许，数字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在梳理数据过程中，从收入的视角出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实。 【本期节目提到的数据和资料】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2023个税汇算清缴数据发布 超七成人员无需缴纳个税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2023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我国取得综合所得的人员中，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比超过七成，在剩余不到三成的实际缴税人员中，60%以上仅适用3%的最低档税率，缴税金额较少。 自2018年我国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新税制以来，个人所得税有效发挥了调高惠低作用。税务总局近年来的个税申报数据显示，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人员中，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占申报人数的1%，但这部分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的五成以上，申报收入位居全国前10%的个人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的九成以上。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调查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这个世界安全吗？中国在这个世界中安全吗？中国人如何看待其他国家？中国人希望如何处理安全问题？中国人心中的中美关系是什么样的？ 上述问题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中国人的国际安全观》，本期节目我们就从这样一份报告开始聊起。另外，今年也是该机构连续第二年发布这份报告，2023年的报告可以在这里找到。 过去我们认为全球化势不可挡，是历史的潮流，如今越来越多人在讨论，全球化是否已经陷入了低谷。那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真理”，比如全球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比如文化交流可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与理解，如今似乎都要加上很多限定条件，或者干脆被认为是美好的想象，从来没有实现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解和看待全球化，也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有争议的话题。 【片尾曲】 亚细亚的孤儿-罗大佑 【本期节目提到的数据和参考资料】

202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比2023年增加了51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还是202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179万人，同比增加21万人，同样创下历史新高。 在今天，我们通常会用2个1000万来概括高等教育的招生和毕业状况，即每年有1000万大学生入学、1000万大学生毕业。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更长、数据看得更细，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数据变化。 比如我们反复提到的1999年大学扩招。 在1998年全国普通本专科的招生人数还只有108万人，而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一跃升至160万人，增加了47%，此后连续6年本专科招生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 那么，到底什么是1999年大学扩招？1999年大学扩招的历史背景又是怎样的？为什么说，如果不讨论大学扩招，几乎不可能讨论任何与大学生相关的问题？ 再比如说，研究生的招生数量。 在1999年开始扩招的那一年，全国招收的研究生人数还不足10万人。但是在最近15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年，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速都快于普通本专科。 特别是2009年、2017年和2020年，相较于前一年都达到了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那么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从研究生扩招的制度逻辑演进背后，我们又可以看到什么？ 本期节目我们就尝试讨论上述这些问题。 【本期节目提到的数据资料】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教育部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热爱榴莲。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3全球榴莲贸易概览》，中国作为买家购入了全球榴莲贸易出口量的95%。毫无疑问，从消费的角度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榴莲消费第一国。 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2023年，榴莲进口量超过了142万吨，相较于2022年进口量增长了70%以上，创历史新高。如果我们稍微追溯一下数据，在2015年，榴莲的进口量还不到30万吨。 换句话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榴莲进口量增长了将近4倍，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 那么，为什么榴莲在中国如此火爆？为什么当所有人都在讨论消费降级的时候，作为“水果刺客”的榴莲却在逆势上行？ 本期节目我们将从供给和需求两端，聊一聊榴莲的故事。 【片尾曲】 Let us be the one - Jan Curious（电影《无双》插曲） 【本期节目提到的数据和资料】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 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 （商品编码：08106000 | 商品名称：鲜榴莲） 数据来源：快手大数据研究院《2024快手榴莲数据报告》 数据来源：《麦肯锡2024消费趋势报告》

本周我们来聊一聊出生率。 2024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数据：截止到2023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比2022年减少了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上年减少54万人，出生率为6.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连续第二年在全国层面呈现人口负增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东北三省，也就是黑龙江、辽宁、吉林，是2022年人口出生率最低的省份。事实上，东三省的人口出生率并不是到了2022年突然急转直下，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三省都是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地方，甚至早在2011年辽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由正转负。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在20年前，北京和上海确实是人口出生率最低的省份，甚至在1995年就有学者发表文章，标题就叫《面对负增长：上海人口政策是否需要改变》。然而，在随后十几年里，北京也好、上海也好，都出现人口出生率以及自然增长率的止跌回升，这又是怎么回事？ 最后，回到东三省的故事，到底是导致了东三省人口出生率长期低迷，这是否意味着东三省已经落入了低生育率陷阱？从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启示？ 本期节目我们将依次回答上述问题。 【本期节目提到的数据和资料】 1. 上海市及各区户籍人口出生率与生育年龄情况（2023） 数据来源：《2023年上海市人口监测统计资料主要数据汇编》 2. 中国人口出生率（1990-202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 东北三省及北上各年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4.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1989年人口出生率及人口和经济相关指标 参考文献：涂平.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孩次别出生率初析[J].人口研究,1992,(01):6-10+47. 5. 新京报《2012年北京常住出生人口为18.5万人，“二胎”占12%》 6. 北京日报《北京去年六成新生儿为流动人口子女》 7. 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流动网络及集聚度TOP20城市（2005-2020） 参考文献：陈曦,吴英巨.东北三省人口流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J].人口学刊,2024,46(02):108-125. 8. 关于东北地区低生育率之谜的相关研究： 侯力.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J].人口学刊,2018,40(02):96-104. 孙晓霞, 于潇.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探析[J].人口学刊,2021,43(05):29-38. 【片尾曲】 鹿港小镇-罗大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