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作者：杨苡口述 余斌整理 她1919年生于天津，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 她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 她首创《呼啸山庄》中文译名，所译版本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 她出身世家，四爷爷杨士骧(直隶总督)；五爷爷杨士琦(北洋重臣)；父亲杨毓璋(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哥哥杨宪益(“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姐姐杨敏如(古典文学专家)；丈夫赵瑞蕻(《红与黑》中文首译者)…… 童年深宅里，祖辈的煊赫、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同窗情谊、少女心事、诗歌与话剧,“中西”十年乘着歌声的翅膀，最是无忧无虑；民族危亡之际，自天津、上海、香港到昆明,西迁途中高唱《松花江上》，文明之火光焰不熄；从西南联大到中央大学，记忆里依旧是年轻的身影--初见“文学偶像”巴金，大轰炸后满头灰土的闻一多，手杖点在石板路上嘀嘀笃笃的吴宓，“夸我们是勇敢少女”的恩师沈从文.…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生老病死，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然而在波澜不惊的叙述后面，我们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 一位女性的成长史，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百年间的家国史，让我们从杨苡103岁的人生中体验不一样的生命历程！

烽火乱世，人如蜉蝣，却总有几缕魂魄在灰烬中凝成琥珀。齐邦媛的《巨流河》，恰似一盏青花瓷灯，在岁月长廊中幽幽亮着，照见二十世纪中国的断壁残垣，也映出一个女子如何在时代的惊涛中，以文字为筏，渡过精神的巨流。 她生于辽宁铁岭，六岁便随父流亡，从东北到重庆，再辗转落脚台湾。这条流亡路，仿佛宿命之河，河底沉积着张大飞的诀别信、朱光潜的英诗课、父亲齐世英的叹息，以及母亲哼唱《苏武牧羊》时那抹化不开的乡愁。她的笔下，没有史诗的呐喊，只有一页页“哀而不伤”的独白，像哑口海接纳百川，终归静默。 世人常说“乱世儿女”，但齐邦媛的“儿女情”却如晨露般清冽。少女时代与空军英雄张大飞的相遇，是战火中一缕未绽即凋的昙花。他为国殉身，她将那份“拿不起也放不下”的情愫深埋心底，任其化作文字里的永恒星光。这份情，不沾脂粉，不染尘埃，只因“乱世”二字太重，容不下小儿女的缱绻。正如她拒绝将故事搬上银幕——商业的浮光掠影，怎及得上一纸浅蓝航空信笺的纯粹？ 若说张大飞是书中的血色浪漫，父亲齐世英则是巨流河的暗涌。这位东北汉子，从反张作霖的兵败流亡，到台湾政坛的孤愤终老，一生如渡不过的巨流河，总在理想与现实的漩涡中挣扎。齐邦媛写他，不歌功颂德，只淡淡一句“温和与洁净”，道尽乱世中知识分子的风骨——成败俱往矣，唯留一袭白衫，不染党争泥淖。 而文学，是她对抗荒诞的盾牌。朱光潜在乐山讲华兹华斯，念至“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竟哽咽离席。这滴泪，落在齐邦媛心上，凝成她日后“千年之泪”的文学观：诗句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战火中最后的尊严，是杜甫与雪莱跨越时空的共鸣。她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与辛弃疾的词并置，让弥尔顿与钱穆对话，在东西方文学的汇流处，建构一座精神的灯塔。 《巨流河》终究是一封寄不出的长信。从东北的雪原到台湾的蕉风，从硝烟中的南开中学到台大外文系的讲台，齐邦媛以笔为舟，载着家族与国族的记忆，航向历史的哑口海。那海，无声无浪，却吞没了多少壮怀激烈？她不言恨，只轻叹：“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而今，巨流河依旧奔腾，哑口海依旧静默。书页间的字句，成了两岸共同的隐喻：有些河，渡不过；有些海，说不出。唯留一盏文学的孤灯，在世纪的长夜里，温柔地醒着。

《山居杂忆》是一部由高诵芬老人晚年口述，其子徐家祯先生记录整理而成的珍贵回忆录。它以一位出身杭州名门望族的女性视角，细腻描绘了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一个传统大家族的日常生活图景与百年变迁中的个人遭际。 书中详尽追忆了高家在杭州的“高家花园”内的点点滴滴：从家族成员的言谈举止、饮食服饰、婚丧嫁娶、时令节俗，到读书、社交、避难、以及时代浪潮下的家族沉浮。高诵芬老人以其亲身经历，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大户人家的生活细节、礼仪规范、人情世故，以及在新旧交替的社会震荡中，个人与家族命运的变迁。 高诵芬老人的叙述语言质朴平实，却饱含生活气息与真挚情感，不加修饰地还原了历史的细节与温度。透过她的眼睛，读者可以窥见一个逝去时代的真实面貌，感受传统文化的余韵，以及个体生命在历史洪流中的坚韧与无奈。 《山居杂忆》不仅是一部个人的生命史，更是一面映照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特别是江南士绅阶层日常与变迁的镜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人文价值。对于想了解那个时代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生活状态、家族文化以及社会风貌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