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00 中国与日本60年前的社会问题探讨 中国与日本社会病理学的发展历程，表明了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凝聚新的常识，构造新的共识和社会默认值的过程。同时，孟庆言老师在23年去日本旅行时，偶然看到日本社会学学者的著作，对其对社会病理学的理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日本社会病理学的研究，包括个人心理危机、家庭问题、城市和乡村割裂、社会阶层差异化、经济制度对个人的影响等，都有深入的理解和研究。讨论了中日两国60年来的社会问题，并探讨了社会学的不同分支及其来源。同时，也探讨了社会学的本质及其思维逻辑，指出社会学的发展并非只关注历史现象，而是要理解历史现象。最后，指出了在划分社会问题时，应注意避免过于关注共性和特殊性，以免因意外情况而忽略其本质。 00:06:23 社会学家的多元视野与解决问题思路 社会学的出现源于17世纪的总危机，即社会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体心理状态的失序，这是社会学的一个误解。卡尔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不同，但都强调社会学的本质是人类群体社会，并通过责任伦理构建突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二元冲突。这些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穿越周期的理论工具，对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的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达到穿透的目的。 00:10:51 探讨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共性与特殊性 胡适先生曾提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但中国社会中的问题主义本质是知识人缺乏解决问题的工具。现代性是一种普遍历史趋势，源于西方，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技术变革密切相关。然而，不同文明在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时间点和起始条件不同，这给现代性带来了张力。不同文明在不同时间点进入现代性，其解决方案和社会症候会有所差异，但同时也有共通性。现代性具有共性和特殊性，如中国和日本的社会问题出现并非仅在40年。 00:14:06 社会学与现代文明的关联性与挑战 孟老师回溯了社会学学科的历史，强调现代文明本质为西方文明，但其在欧洲的出现与现代化的张力有关。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与欧美的文化差异性大，内部存在同质化的世界图景，而中国的现代化可能在2000年后开始出现。对比中国和欧美的现代化，发现后发国家在商业、生产、工业和文明上处于后发劣势。19世纪施存统的文章抨击中国传统孝道，引发了剧烈的讨论。同时，西方应对现代文明的模式和问题普遍化，这在学者中的争论中尤为明显。 00:17:52 中国为何未从明清就有资本主义萌芽 讨论了中国为何没有从明清时期就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判断依据。同时，探讨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及其与西方化的关系，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行了探讨。最后，阐述了现代化的基本事实，包括工业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网络的全球化，以及不同文明在进入现代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的文明系统，如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 00:21:38 费孝通谈乡土中国与双轨政治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概念“差距格局”和“双轨政治”，实质上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主义伦理，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亲疏远近的特殊主义伦理，这种伦理在中国社会中是普遍的。然而，在进入现代之前，这种伦理是高度稳定的，这种自治方式在地方社会中得以实现，无需高昂的行政成本。然而，这种系统在汉武帝时期到现代的发展中遇到了剧烈的麻烦，这套系统无法运转。在现代社会，普遍的特殊主义伦理难以建立公共性，这导致人们难以理解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同时，现代性的起源来自于个人和国家的双向成长，这使得传统国家无法应对外部敌人的冲击。此外，东亚文明的自身文明系统也存在问题，如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一个共同体，其核心是家族家庭的血缘共同体。这些问题都是现代化国家面临的挑战。 00:27:22 传统文明进入现代社会的挑战与思考 在文明系统进入现代门槛时，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人生意义的讨论，以及社会角色赋予的意义。在东亚社会中，人生意义早已被确定，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在19-20年代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中，人们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并在不同的大变化节点中浮现。传统社会中，人生意义的规定性还不是有人，所有社会节奏和生活节奏都被制度化和组织化安排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人生意义在不断变化，如45度青年的躺不平、卷不动、觉得人生无意义等。在现代社会中，人被解放后，面临着传统文化被现代规则碾压的问题，这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覆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建新的常识，并在此基础上构造新的共识和社会的默认值。在不同的时代，社会的常识也会发生变化，打碎旧的常识是痛苦的，而重建社会的常识则是艰难的。例如，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中，父母之命媒之言是天然的社会常识，而现代社会的正当防卫则是社会的新共识。 00:34:32 社会常态的变迁与重建 社会共识在不同阶段会被打破重建，在稳定期，常识的变化缓慢，但在国际格局不断发挥的时期，常识的变化可能会突发或爆发式，带有挑战性。社会病理学第二季应从常识的变化、消解和重建这几个角度展开，探讨哪些常识正在瓦解，哪些常识需要重建。同时，讨论了文明的共通之处，如平等和自由平等的重要性，自由权利的边界问题，公权力与私权力的边界，以及行政管理部门的边界认识等。社会学的核心使命是解决社会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而非解决社会现象。最后，探讨了个体在当下生活中的体验，以及宏观层面上感知到的一系列状况都在发展的问题。讨论了个体在大学生活中的感受，包括过度内卷、过度忙碌、被体制异化等问题。同时，也探讨了大学教育的功能和意义，强调了数学在人的思维模式和分析问题的方式塑造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强调了学科赋予个体的特质，如逻辑性强，这是学科赋予个体的特质。 00:41:57 探讨现代社会常识的重塑与应用 讨论了社会常识对个体的影响，特别是00后和80后的教育观念和现实中的结构性紧张。同时，探讨了如何从现代社会的常识角度，给出肯定性的答案，如符合现代社会的常识，在理论、现实和制度安排层面的作用，以及个体如何弥合张力。此外，也探讨了如何重构积极的生活方式，如如何摆脱长衫，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份，如何重构就业环境，以及如何重构积极的生活方式。最后，强调了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并期待未来的节目能提供更多关于现代社会常识的见解和可能性。

从拉康的理论视角来看，“完全摆脱他者的符号化和评判”本质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主体的形成本身就依赖于符号界（语言、文化、社会规则等“大他者”的场域），我们从进入语言开始就已被符号系统塑造，他者的评判和符号化是主体存在的基本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无法转向对自身的关注，其关键不在于“摆脱”，而在于对这种“被符号化的宿命”的认知与接纳。拉康认为，主体的核心是“原始缺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通过他者的目光、符号的标准填补空缺，却永远无法完成。当我们意识到“他者的评判”本质上是符号系统的投射，而非“真实的自我”时，便可能从对“他者认可”的执着中抽离——比如明白“成功”的社会定义（金钱、地位）是大他者的话语，而自己对“满意”的感受才是更本真的参照。拉康的精神分析实践提示，重要的不是消除分裂（因为分裂是必然的），而是“认出”自己欲望的本质：我们的许多追求其实是对“他者欲望”的迎合（比如想知道“他人希望我成为什么样”），当看清这一点，便可能将目光从“他者是否满意”转向“我自身的感受是什么”。这种转向不是否定符号化的存在，而是在接纳“主体必然异化”的前提下，与自己的“原始缺失”和解——不再用他者的尺度衡量自我，而是允许自己定义“满意”与“关怀”的内 涵。简言之，拉康理论下的“关注自身”，并非逃离符号世界，而是在认清符号化的不可避免后，主动为自己的“自我感受”赋予优先性，接受“自我永远带着缺失却依然可以对自己满意”的状态。

本期播客围绕《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展开，聚焦全球信息产业中印度技术劳工的生存现状与“猎身”体系的运作逻辑。“猎身”是一种全球化的IT劳动力调配系统，由印度劳力行主导，通过跨国合作将印度IT工人派往欧美等地的企业。这些工人与劳力行形成名义雇佣关系，却常被置于“板凳”状态——无工作时仅获基本生活费，项目结束后需等待下一个派遣，职业稳定性极差。印度安得拉邦是“IT人”的主要输出地，私立学院和培训机构批量生产技术劳工，甚至嫁妆制度也成为支撑教育投资的隐性方式。这些劳工通过多层中介链进入全球市场，工资被层层抽成，部分新手实际收入仅为客户支付薪资的50%以下。播客还探讨了“猎身”体系的矛盾：它既满足了全球IT产业对灵活劳动力的需求，又通过制度设计将风险转嫁给工人，凸显了全球资本与劳动力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印度劳工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挣扎与博弈。

本集聚焦美国城市住房危机，以密尔沃基市为样本，揭露贫困与逐利如何通过“驱逐”形成恶性循环。书中通过黑人房东谢伦娜的案例，展现次贷危机后，房东低价收购贫民区房产，以高租金剥削穷人——租户需将70%以上收入用于交租，拖欠即遭驱逐，而驱逐记录又让他们更难找到好住处。租户的困境同样触目：阿琳带着孩子频繁搬家，欠租后被驱逐至收容所；残疾的拉马尔靠救济金生活，为抵房租粉刷房屋却仍难逃驱逐。2009-2011年，密尔沃基每8名租户就有1人经历强制搬迁，纽约每天有近80笔欠租驱逐令。 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更加剧贫困：家庭被迫住进更差社区，压缩食物、医疗开支，孩子教育受影响。制度层面，美国对业主的税务优惠（1710亿美元）远高于租房补贴（402亿美元），“人人当业主”的意识形态挤压居住权。 作者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用“纪录片式”描写呈现细节，避免理论框架，让读者直观感受底层挣扎，引发对住房权与资本逻辑的反思。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城市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然而，雅各布斯却以独特的视角，犀利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城市规划理论。像霍华德的 “花园城市”、柯布西耶的 “辐射城市” 理念，在雅各布斯看来，这些理论虽看似美好，却在实际应用中破坏了城市的多样性和活力，导致城市变得单调、缺乏生机，甚至出现衰败的迹象。 雅各布斯通过深入观察和思考，提出城市的活力源自多样性 。她认为，城市是复杂且充满活力的有机体，需要混合多种功能，比如将住宅、工作场所、商业区域等合理地融合在一起，让不同时段的人们都能使用共同的设施，从而形成稳定的人流，支撑城市的各项活动。同时，短街段、老建筑以及足够的人口密度，都是城市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短街段方便人们行走和转弯，增加了街道的可达性和趣味性；老建筑租金低廉，能为小企业和创意产业提供发展的空间；足够的人口密度则能为各种商业和文化活动提供充足的需求基础。 书中，雅各布斯还特别强调了人行道的重要性。她指出，人行道不仅是人们行走的通道，更是城市公共生活的舞台，是维护城市安全和促进人际交往的关键场所。一条安全且充满活力的人行道，需要明确划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要有 “街道眼”（即街边居民和商家的关注），并且保证行人的数量。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城市的视角，让我们明白城市规划不能只追求表面的整齐和美观，更要关注人的需求和城市的内在活力。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读一读这本书，去发现城市背后的秘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期节目我们聊中国历史上两次影响深远的 "大变局"—— 秦晖教授说的 "周秦之变" 和王裕华教授讲的 "唐宋变革"。 先看 "周秦之变"，秦晖老师认为这次转型比大家熟知的 "商鞅变法" 意义更重大：它彻底终结了周代分封制，建立起 "编户齐民" 的中央集权体系。这种制度下，国家直接控制每一个老百姓，就像把人从宗族的 "保护壳" 里拽出来，扔进国家机器的齿轮中。秦老师特别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后世两千年里，中国农民一直在 "当国家的顺民" 和 "躲进深山当流民" 之间摇摆，这种矛盾其实从秦朝就埋下了种子。 再看 "唐宋变革"，王裕华教授提出一个很新颖的观点：这次变革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从 "贵族时代" 向 "平民时代" 的全面转型。比如唐朝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垄断，宋朝的 "不立田制" 催生了土地自由买卖，士大夫阶层开始成为连接皇权与民间的桥梁。最有意思的是，宋代形成的 "士农工商" 四民社会，居然和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有着奇妙的呼应。 两位学者通过对比这两次转型的权力结构、精英构成和文化基因，抛出一个很有冲击力的问题：如果说周秦之变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 "骨骼"，唐宋变革是不是给这个骨架注入了 "灵魂"？到底哪次转型才真正定义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底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