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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集内容来自付费专题《记忆中的爱与失去：陈冲亲述〈猫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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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武珍年导演没有偶然地出现，我今天会在哪里？那时“文革”快结束了，高考也快恢复了，也许我会按照前辈们的脚印，步入科学事业？那似乎更符合我的个性。女儿们还小的时候，我每天跟她们一起看《海绵宝宝》，有时我会走神，幻想那个海底的大菠萝里，是我的海洋科学研究室。然而，命运向我打开了另一条道路，它跟海底大菠萝里的实验室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成了电影演员。
- 到上影厂后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站着、坐着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其中一位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表演的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实在没有可以拉出来就表演的文艺节目。尴尬了一会儿后，我说，我为你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吧。周围的人也许有点吃惊，都没反应。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
- 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看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 当时我还不知道，《井冈山》剧组解散，是因为一场巨大的政治变迁正在最高层发生，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即将垮台，她领导下的“长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场序幕。
- 就这样，我进了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我们一共十八个男生和六个女生，据说都是徐景贤按照江青要求的“一号形象”，指示上影厂从各地招来培训了去“占领银幕”的，所以一律都是道德品行纯正、没有文化背景的工农兵。班里只有我一个高中生。
- 当然，对前途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思想意识。我们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强调艰苦朴素，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思想意识的老师姓王，是个善良的“老左”，经常找同学谈心。但众所周知，被王老师找去谈心，就意味着思想意识出现了问题。
- 王老师只跟我谈过一次心，是让我不要跟男同学疯疯癫癫。她再三跟我强调，这种表现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我只是爱跟每个愿意打球的男同学打乒乓，总是打得不亦乐乎，满脸通红。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番茄”。
- 培训班开学没多久，毛主席去世了，广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播放着哀乐。我从牙牙学语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一年级学写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四年级学的第一句英语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那天之前我没想过毛主席也会去世，这几乎违背自然法则，我 感到恐惧。我们二十四个同学聚在教室里，默默地用白色皱纸折着纸花。突然一个女同学大声哭起来，充满悲情地喊道，大梁倒了，我们以后怎么办、中国以后怎么办啊？
- 我们的老师里，有张瑞芳、王丹凤、孙景璐、朱曼芳、白穆、梁明、 张庆芬等。我当年没有机会去学习和了解离我并不遥远的历史，所以我毫无概念，每天来教我们这帮傻子的人，都曾经是光彩夺目的电影明星。在我们的余光里，还存在着一批看似无所事事的老人，他们整日坐在靠近大门的几间平房里喝茶、看报或者政治学习。
- 毛主席追悼会那天，他们都从平房里出来，集中在被弃用的摄影棚里，肃立、默哀、鞠躬。鞠完躬抽泣声伴着哀乐升起，他们的身体颤抖着，一开始还有些节制，但是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号啕，让我震惊。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懂得了那样的悲哀。他们的青春和才华，梦想和爱，已经被一场场的政治运动耗尽。一切付之东流，往事不堪回首。
- 在历届运动中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老演员都回来了，赵丹和白杨在前台领诵，他们身后有黄宗英、王丹凤、秦怡、张伐、陈述、孙道临、达式常、向梅、梁波罗和其他在小平房里喝茶的人。那次演出前他们刚从监狱获释不久，而上一次登台恐怕是十年前，他们被剃了阴阳头示众批斗。
- 舞台背后另一出更触目惊心的戏，发生在演出之后。在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号召下，上影组织了几次“三大讲”会议。我平时打乒乓球 的那间房里，摆了一排排长凳，剧团里在“文革”中迫害过别人和被迫害的人，都面对面坐下，“讲清楚”过往的恩怨。那些颤抖的、声嘶力竭的、哽咽的声音，诉说着曾经发生在同事间的互相揭发、诬陷、 暴力和无奈。
- 尤其难忘的是个别被迫害者——或者心有余悸，或者不愿参与“报复”，或者明白“讲清楚”在本质上是徒劳的—坚持沉默，散会时他们的凳前总是一堆烟头。
- 那个年代拍戏周期长，一部电影可以拍上十个月一年，有足够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和排练。开拍前，我们演员组在宁波东海舰队待了一个月，每天夹在一群女兵当中在东钱湖边操练，然后到食堂用巨大的钢勺盛饭盛菜，尽情地吃。吃完午饭，谢导就拿出那天新写的小品，为我和张瑜排练。
- 我害怕排练，害怕谢晋导演，总觉得他会在开拍前觉悟过来，发现我不可调教，不要我了。那年夏天很热，谢导总是穿着一件白衬衣或者白汗衫。他工作的时候十分忘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已经湿透。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在排练结束后顺手拧干滴着汗的下摆，开玩笑说，我每天喝上好的白酒，出的汗吃下去可以治病的， 你们要不要。
- 那时的胶片感光度差，需要打很亮的灯光。记忆中照明组好像是摄制组里最庞大的部门，有好几辆大卡车。每天工作结束后，我总是躺在照明组卡车的大卷黑色电线上，一路睡回招待所。也许是缺乏安全感，我跟导演组或演员组的人在一起，总是觉得有压力，害怕被审视和评定。所以我总是跟照明组的人在一起，自由自在，还有些被宠爱的感觉。
- 《青春》上映以后，我一夜成名，被邀请到各学校和少年团体去做讲座，让我父母非常担忧。正巧那一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家里决定我必须复习功课，奔赴考场。母亲希望我能学医。她问我，你想做电影厂里中等好看的，还是科学院里最好看的人？
- 我们宿舍外的木头电线杆有点歪斜，灯罩把灯光聚成一个黄色的圆圈，笼罩着我们四个。我不记得那晚我们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们不是在说笑，而是在交流思想。那份信任和知心的酣畅，是日后很少再有的。
- 赛前晚上哥哥很紧张，姥姥见了就从壁橱里找出一根一寸长的高丽红参，跟他说，这个很灵的，以前我弟弟打仗开战斗机几天没觉睡，就靠咬着高丽红参活了命。明天你把它咬在腮帮子里，你就会超出你以前的速度。哥哥果然在那场比赛中超出了自己过去的最佳成绩，进入了前三名。在我和哥哥准备背水一战的焦灼时刻，姥姥那么不动声色，巧妙地赋予了我们一种神秘的信念。
- 到上外报到那天，好多同学都去送我，每人手上拎着一点行李：被子、枕头、垫被、蚊帐、脸盆、热水瓶、箱子，浩浩荡荡的一群浓眉大眼的“一号人物”，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目光。我好骄傲啊，别人最多只有一家人，而我像一只森林里傲慢的狼，有我的群。同学们放下行李离去的时候，我心好痛，不只是离别友人的伤感，而是预感到 我们将要真正意义上的分道扬镳，各自奔向完全不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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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张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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