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我来介绍另外一个看待城市的形态学视角。 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理论，通过直觉我们就能分出城市中的建筑大体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庄严的、有权威感的、带有文化符号的建筑：比如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天坛祈年殿、人民大会堂；比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国会； 第二类，是朴素、直来直去、追求实用的建筑，比如陕西的窑洞、湖南的吊脚楼、意大利海边的渔村、遍及世界的各种四合院民居；比如，北京东郊798的厂房，方庄或者亚运村的住宅区；芝加哥河边的仓库，东京八王子的住宅团地等等；（还有更加简易，更加临时的比如全世界节日市集的帐篷摊位；） 前一类，庄严的，有纪念性的，我称之为经典建筑；后一类，朴素的，实用的，我称之为乡土建筑。 本期要介绍的观察城市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两大类建筑在城市里的比例来分析这个城市的历史、社会结构和财富水平。 可能有人说，我对这两个词的用法和他们的原始定义不一样。确实如此，我的这套论述延申自卢森堡建筑师Leon Krier，我借用了他的‘经典建筑’ Classical Architecture 和‘乡土建筑’ 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用法。并且，对它们的定义进行一般化，扩展到城市演化史的更长时间周期上，让这一对概念可以覆盖对当代建筑的分析。 ———————————————— 经典classical又可以叫古典建筑，狭义的说是指那些看起来像古典的神庙、殿堂、纪念碑样式的建筑。 但是，从形态学的角度上，经典建筑的要害在于观念性，是用于炫耀其主人的声望，提高权威而建造。 所有，他们不限于古代的。也因此，和经典建筑相对的，并不是现代当代建筑，而是乡土建筑。 乡土建筑，狭义的说是指本乡本土的建筑。典型的是我们理解的瑞士山村的木结构房屋，或者黄土高原的窑洞。它们的特点是使用的本地的材料、符合本地气候，比如气温、日照、降雨，因地制宜，一般由本地工匠建造。把乡土建筑的定义进行推广，它就不再限于村里的建筑了。一般的朴素的民居、工厂、仓库、商店等等，只要是追求实用，要求经济、高效，不强调声望和权威，也不追求推动特定的文化或者观念的建筑，都符合乡土建筑的精神。（乡土建筑是建筑学的真正宝库。）东京隅田川入海处的超高层住宅，即使是现代的，即使是技术密集的，即使是精致的，但是它们都是以追求成本低、效率高的原则建造的，它们不试图表达特别具有观念性的东西，所以，它们从形态学的角度，和前工业时代的乡土建筑具有同构性。 如上，就是形态角度上对经典建筑和乡土建筑的定义。 2）历史 这个系列一直围绕着城市的三大组织力量展开：防卫性、经济性和观念性。 其中，保护生存和财产权的防卫性是第一性，体现为城墙、围墙、堡垒、门禁等等。排除这第一个基石不谈。 其他两个基石，是经济性和观念性。乡土建筑和经典建筑，就分别是经济性和观念性的物质载体。 回顾城市的历史，乡土建筑比经典建筑当然更古老、更普遍。最开始，人类筚路蓝缕，艰难生存的阶段，通常没有很多的经济剩余来对建筑进行装饰或者夸耀。 它们能够使用的材料，就是栖居地附近触手可及的材料。树皮加工为麻绳和屋顶的防水，树枝加工为梁、柱、檩条和龙骨，泥土做成填充物或者土坯砖。基本属于三只小猪里面第一只的建筑水平。 最初的人类群体Band，是一个十几人，最多三五十人的血缘共同体，因此也没有什么外人可以用来去炫耀财富。但是，小族群结合成的部落甫一形成，就需要凝聚力量、统一行动的领导力，需要一些标识秩序和阶级的要素。在大量第一只小猪的房子组成的早期聚落里，自发的产生的秩序，是长老的大屋和神社的出现。 族长的茅屋的屋顶，和屋檐会进行装饰。有时候故意修建得高大一些，有时会被放在高台上。经常入口大门会修得高大气派。族长的大屋里会摆放神秘或者贵重的物品。神社也可能进行类似的处理，此外巫师和深居简出，以减少暴露他作为人的一面。巫师的房屋，经常被方形的院墙包围。普通人进出院子受到严格的限制。 除去活人的建筑，还有死去的人的建筑，或者神灵的建筑；图腾柱或者敖包表达一些人群的共同神话。这就是经典建筑的草创形式。直到很久之后，蒙古大汗的金色大帐，或者北欧的一些木质教堂，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 古埃及建造的各种纪念建筑，比如金字塔或者卡纳克神庙，规模巨大，经历了几千年的风化生存至今。 但是，真正影响最为长久广泛的经典建筑，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在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后5世纪这不到一千年之间留下的建筑形式。 最初，古希腊人的神庙最多也就是第二只小猪的状态，主要是木结构建筑。木结构的建筑是留不下来的。在公元前5世纪开始，古希腊人进入第三只小猪的阶段，大批建造用石材作为主要材料的神殿，提高了这种建筑类型的声望和耐久度。这类经典建筑随着希腊人的知识和技术在西欧和地中海地区得到广泛的模仿，传播范围远及中亚和不列颠。 这些技术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得到创新，主要在古罗马人的手里，结合了砖石建筑的拱圈、穹顶技术，建筑更高、跨度更大、空间更开阔，使用了红砖、空心砖和混凝土等新材料，形成了一大批经典建筑类型。包括而不限于，庙堂、剧场、议会大厅、竞技场、赛车场、宫殿、塔楼、洗浴中心等等全系列的经典公共建筑。 它们形成了狭义的经典建筑的原型。 这些原型，在很长时间内，在全世界很大范围，被大量的模仿。 这是西方世界和它们影响的地区表达对希腊罗马古典世界的哲学、科学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崇尚和认祖归宗。 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和全球化，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建筑实践。在中国出现了所谓"县城白宫"，村镇白宫的建筑现象。也出现了日本、韩国的国会大厦这些高度西洋古典化的建筑实践。 然而，所有有坚固传统的文化都有它们自己的经典建筑。我们可以看出清真寺的穹顶、东正教的洋葱顶和中式大屋顶，大体是属于什么文化的。 而乡土建筑，与其说顺应文化，不如说顺应所在地的材料和气候。太行山上的用毛石砌墙的民居，和远在崂山上的民居之间的相似度，远远大于和太行山下平原上用土坯砖的民居之间。日本飞駞高山的合掌造民居，和万里之外瑞士的民居看起来比较接近，但是和山下浓尾平原的民居并不接近。 一个城市里经典建筑和乡土建筑的组合图案是不同的： 1）全乡土。 我们有时候简单的认为，在乡间，就100%全部都是乡土建筑。 其实，100%的乡土建筑的情况反而是相当的怪异。 自然届不存在完全扁平的结构，不可能有生物群落而没有食物链。 氢原子构成的原始宇宙会因为重力而产生密度的不均质，高密度的局部会发生热核反应，然后就会演化出多种原子和更复杂的化学结构。 演化产生的村落总来都不是均质的。而均质的村落，缺居然只存在于人为规划中。或者明代卫所兵营之中或者华北的一些新农村中，每家每户都是一样大的院落和房子。这种人造的散沙社会反而是不自然的。哲学家称之为一筐土豆，或者一带沙土。 这样的村落会自发的产生不均质。在没有外力强行进行的控制的的情况下，村内各家各户的建设行为会产生不均质，有的人家把房子增建到两层，有人用华丽图案的瓷砖装饰门面，有人子屋顶上装上葫芦形尖顶。这样，村庄虽然仍然是高度均质化的。其中还是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观念性元素，出现了一些经典化的努力。 2）乡土为主 比较正常的形态是山西乡间那种村落，大体是朴素实用的四合院，属于乡土类型。但是，在大户人家的正房的门头带有华丽的装饰。在村庄里，有宗社和或者寺庙，带有纪念性，是传播观念的经典建筑类型；有一两处戏台，土豪赞助戏台的娱乐活动，同时具有类似大众媒体的道德教育功能；社会规范形成的组织设施。在乡土建筑之中，经典建筑有含蓄的表达，并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形制。 3）相对稳定和谐的状态 在一些欧洲的自治市镇，经典建筑的发展更加充分。除去教堂、宫殿、剧院之外，学校、金融机构、法院、公墓之类也经常构成城市中的经典建筑。经典建筑在城市中占据10%甚至更大的比例，甚至压倒了为数更多的乡土建筑的风头。这是发达社会的一种特点。上面的这两种状态，可以说，都是比较稳定的状态。代表发展的不同阶段。 4）高度经典化：帝都——伦敦、巴黎 世界上也存在高度经典化的城市，比如伦敦、巴黎，比如曾经的罗马。多数的房子都体面、华丽。甚至伟岸而充满纪念性。 这是长期的稳定、经济发展和巨大财富积累的结果。经常是在200年甚至更久。而且，经典建筑，能够维持它的功能，是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一般需要从很大范围里汲取资源。 所以，高度经典化城市，依靠的是帝国体制，和广阔腹地的资源输入。 如果说，伦敦和巴黎还算比较平衡，那么罗马，在帝国末年，是一种三步一宫殿，五步一神庙的状态了。 这种高度经典化的城市本身也是不稳定的，任何城市都会吸引无产者的涌入，无产者的涌入要求更低成本的住房。这些低成本的住房就构成乡土建筑类型的填充。如果没有劳工阶层，城市也无法控制其生产生活的成本，也就无法长期维持竞争力。全面士绅化的城市是虚假和短暂的。面包与竞技维持的纯粹消费性城市只能是局部的。 ——————————————

每个城市具有其独特的调子。同为世界一线城市，伦敦和纽约的调子不同；同为中国的一线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调子不同；同为欧洲的历史名城，伦敦和罗马的调子也不同；同为托斯卡纳的名城；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调子也绝不相同。 调子，这个词，抽象且模糊。为了有助于理解，我引进形态学地观察方法。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观察城市。 本期介绍第一个角度：城市都是漫长时间的沉淀。这些沉淀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不同的城市的各个历史层次的丰满程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每个城市在它们的一生中的不同阶段的发育速度和发育水平不一样。这是它们重要的形态学特征。 就好像有的植物跟特别大，比如萝卜和芋头；有的茎特别大，比如仙人掌；有的果实特别大，比如西瓜。这就是它们的形态学特征。关于城市，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类比。 我们化身植物学家，把若干城市拆解开看一看： 伦敦，有古罗马时代城墙和桥墩的若干遗迹，有伦敦塔和威斯敏斯特这些中世纪的纪念碑，就好像一棵树有发达的树根；大量18-19世纪，乔治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宫殿、剧院和民居；有非常强健的树干；还有20世纪之后连续不间断的建筑精品的沉淀，可以说是茂盛的枝叶；今天，在伦敦的金融城、国王十字、南岸、加那利码头这些区域，仍然有非常活跃的建设活动，相当于持续地萌发嫩芽。可以说是各个历史层次沉淀匀称，而且这些历史遗产仍然发挥着活力，令人感觉相当亭亭如盖，健康协调的一株植物。如果说这株植物的特色，那就是，这个城市的顶峰是在摄政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那个时代留下了伦敦最主要的公共建筑——白金汉宫、国会大厦、几大博物馆、几大火车站和一大批私人建筑精品。代表那个时代世界最高的水准。也就是说，伦敦这颗植物，在世界城市的森林中，是茎干最发达的。这棵树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伤痕，发生在二战中伦敦大轰炸的过程中，城市里损失了100万栋以上的房屋。其中东区损失尤其惨重。所以，在1940-1960年代，这个时期的项目，与之前的衔接较弱，一批比较草率、质量略低的。就好像一个很健康的古树上被砍掉了若干树干，上面次生了一些枝条。当然，这些 次生枝条，生自高度精致的环境，又经历环境的训练，在世界城市的森林中，仍然是一些有特色的建筑精品。伦敦现当代建筑品类的经典性和多元性，都保持在世界一流。当下开发活动非常活跃，在欧洲首屈一指。可以说这颗大树上开满了奇花异果。并且目不暇接。 我们再看慕尼黑，它历史始于12世纪，此后的发展比较持续和健康，在各个历史层次上的沉淀也是非常匀称。可以理解为伦敦那种匀称树木的略小的版本，甚至于二战破坏的痕迹更明显，他和伦敦的差别是，他缺乏伦敦大批存在的那种21世纪明星建筑，也就是说，他的奇花异果同样精致、但是他们的存在没有那么显性。慕尼黑 在欧洲大陆具有代表性，和瑞士的巴塞尔相比，慕尼黑战争破坏后修复的痕迹更明显。而巴塞尔的历史沉淀更连续。也就是说，同样是郁郁葱葱的两株植物，巴塞尔枝干更遒劲；而慕尼黑枝干要用填充物去修复，更多在用树叶去补充绿意。当然，他的战争的伤痕和东德城市——德累斯顿、莱比锡比起来就文雅多了。德累斯顿，是已经过火之后，用水泥替代了一部分躯干，然后上面野火春风有长出些新苗的状态。 慕尼黑之后，我们再讨论一下罗马；罗马的古代遗迹发达，中世纪和巴洛克时代的资产也颇为丰厚。比喻成植物的话，罗马这颗植物的根部之发达、之华丽，可以说是一部大型根雕作品，这一点冠绝世界城市的森林。古罗马剧场上面，嫁接了中古以后的民居；就好像一株古树的根上长出了另一颗树，而这个此生的树也已经够得上古树了。今天的古城，是一个繁忙的景区、博物馆、名品街、考古基地和宗教朝拜点，大型古典和文艺复兴文化体验中心。 罗马这个大型树根不能说是僵死的。也不是靠泡福尔马林而防腐。这个树根仍然暴露在自然的空气、阳光和雨露之中，古城被一些相对自然、相对符合逻辑的功能填充并且被使用着，完全符合科学保护的范式。 罗马19世纪之后的新建筑，主要被控制在古城周边，就好像在伟大的巨木树根周围，又生出小树。当然这些小树无法和老树相比，也没有人看他一眼。这就是罗马的形态特点。 离罗马不太远的佛罗伦萨，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他在古典时代沉淀下来的东西，远远少于帝都罗马。所以他的根部缺乏帝都的姿态。他的黄金时代是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之间的几百年，这也使它根部强壮，具有和罗马略微相似的形态；佛罗伦萨在1865-1870年之间，短暂成为新的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期间进行了若干近代化建设，你可以认为这次改造是一种破坏，不过，佛罗伦萨的局部因此具备一些19世纪大国大城的面貌。在20世纪到当代，佛罗伦萨仍然处于经济相对繁荣的状态。因此，佛罗伦萨市区不缺乏比较高规格的现代建筑。呈现出老树而枝叶葱郁的面貌。 而佛罗伦萨的邻邦，锡耶纳；在中世纪是佛罗伦萨不相上下的竞争者，但是缺乏一段近现代的繁荣。呈现出老树的姿态，而近于风干。几乎以中世纪城市标本的形态而存在。 威尼斯，也是一个生活在昨天的城市。它的建筑存货的年代和锡耶纳几乎一样。只不过这个地方的旅游业太过繁荣，为这株中世纪盆栽提供了过于充分的营养液，导致他呈现一种异样的、天山童姥式的生命力； 上述的罗列是为了让听众理解这种分析方法。 北京，有辽金元三代的寺院佛塔、巨大的明清古城，这是它非常发达的根系；古城内部，民居衰朽，经济社会活动空心化，呈现出古树树根衰朽的景象。和西方大城市相比，甚至和天津、上海相比，北京的近代建筑沉淀偏少，也就是说，在上海1870到1940年代发生爆发增长的时代，北京留下的资产不多。呈现不发达的树干。但是，在1970年代之后，出现了社会住宅一小波；形成一些枝条；又在1990年代之后，出现了国际风格大厦和商品房的无比茂盛的发展。而且新区围绕旧区，两者人为分开，并不混合。所以，北京的样貌，好像古树根的外围冒出来一大片茂盛的枝条，这些枝条虽说属于次生，但是品类之盛也十分炫目，与古树根遥相呼应。 当然，多数的北方二三线城市的层次甚至不如北京匀称。在一些新区，放眼所及，只有最近20年的建筑和街道，。甚至村落也被拆除。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整齐均质。标准化住宅楼在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其余主要是国际风格办公楼。从植物形态类比，恰恰就像韭菜大葱的状态。 有人抱怨的所谓“千城一面”，也就是这种韭菜大葱的城市形态在中国的普遍存在、并且占据巨大环境份额的状态。 被诟病为千城一面，并不只是中国的城市。北美的城市也遭到过类似的抱怨，明尼阿波利斯、佛特沃斯、辛辛那提、堪萨斯城、埃德蒙顿、蒙特利尔，北美有上百个大中城市，都是在一个离河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片两三个平方公里的高层商务中心区，周围有一些工业区围绕，外围是树木掩映下无穷无尽的独栋住宅。到底哪个是哪个，去过的人也不一定能分清楚。往往城市特色鲜明的，不是靠建筑，而是靠山川和海湾之类自然要素的特点。比如多伦多、迈阿密、旧金山、芝加哥之类，具有相对明显的特点。 多数的北美城市也确实具有相似的历史沉淀层次，除了个别城市，其它城市里几乎没有200年以上的建筑；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发展史大概只有150年。所以几乎所有建筑，都属于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以及现代国际风格。这个一百多年连续光谱上的东西。 而且他们经历的经济周期和发展高峰都非常类似。一般最老的一大波是镀金时代，也就是1860年到1900年间出现的比较坚固、朴实的多层红砖楼，比较精致的褐石，配以装饰更精致的一部分公共建筑精品；这些房屋是北美第一批坚固耐久、质量比较考究的建筑，因此它们中相当一部分生存到现在，仍然在很多城市区域里占据了30%-40%的份额。到1900年之后出现了一批电梯钢结构高层建筑，这部分现在在美国大城市中一般占据20%左右的份额。然后，是1950年代开始的郊区化，独栋住宅和郊区产业园的蔓延，在市中心之外，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1960年出现了城市更新，建设了一些低标准社会住房。1980年代之后，出现了速度或快或慢的市中心复兴，中央商务区的玻璃幕墙超高层属于这波。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就是北美城市的典型的历史分层形态。因为这种形态上的相似，北美城市呈现出很高的相似度。虽然你单看个体建筑，它们很多是力争个性的，但是个体的努力，不足以弥补大面上的相似。 这就是北美式的所谓千城一面。 这种千城一面和中国新区的千城一面不是一种程度的。没有单调到韭菜大葱的程度，应该说是苗圃小树苗的状态。和中国式新城相比，它内部的秩序似乎复杂得多，健康程度和抵御环境波动的能力都似乎稍微强一些。 当然，北美式树苗的单调之内，是存在内部差异的。 这种差异是对城市形态进行更细颗粒度的分析的对象。 亚特兰大和多数北美城市比，它的褐石资产相对缺乏，这是它在内战中遭受的破坏比较严重，战后恢复期的建筑资源有限，质量偏低，也就难以沿用至今。这就是一种独特的形态创伤。在北美的苗圃里，它是一株根部烧焦，次生枝干茁壮的树木。 而辛辛那提的顶峰实际上是在镀金时代前后，当代市中心发展的程度比较有限，市区内局部还是100年前的状况，呈现出一种沉睡着的过去的世界的印象。 即便在市中心，80年之后的新项目也为数不多，最优质的项目仍然很多是100年前的那一批。 底特律的黄金时代比辛辛那提要晚，高度要更高。横跨在1900年到1970年之间。底特律是美国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内河航运中心。这也是高级建筑资产沉积的主要历史阶段。 即便今天，它周边仍然是一个400多万人的都市圈。然而，它的市中心的衰落更加触目惊心；而且纵然有相当的人为的复兴行动，仍然无法扭转。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株接满奇花异果的高级乔木的枯死，和它周围茫茫的次生林。 日本的城市，虽然也有京都、金泽、镰仓之类历史更厚重一些。但是，整体看，日本城市次生林的感觉甚至大于美国。毕竟日本在工业化之前的建筑资产，大部分是木建筑，今天的存留很少。战争期间，传统市区收到的破坏也很严重。 战后同时发生了，1）大城市化和重建；2）技术更新、3）经济爆发；这三者导致日本大城市里的建筑沉淀大量的五六十年代起步的小建筑。年代集中而且质量有限。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语言就是城中村的状态。日本的这种城中村的状态，出于不断整合和士绅化的过程。今天你看东京的多数房屋，都是非常精致体面，只不过规模很小。只不过这个过程是渐进式的，是效率和面子并重的。这座次生林正在形成更加复杂的秩序和更加繁盛的品类。 这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第三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比较健康的路线，只不过它略微走在前面。 经过上面这些举例，应该意见大体说明了有关历史分层的观察思路。 人们羡慕那些有历史积淀，有丰富历史层次，有传统空间的城市。因为这些品格在发出一些信号。 一个几千年历史，并且连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它必然是地质和水文环境稳定的。历史实证的告诉大家，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选址。这本身就令人安心。 那些横跨千年的精致建筑，说明这是一个相对连续，相对稳定的社会。没有经历巨大的人道灾难导致的文明毁灭。精致的建筑是脆弱的，他们的生存，说明这个地点，是可以产生出剩余。或者是商贸繁盛地点。有人在培育和呵护文化传统。 而缺乏文物建筑，是一种朝代更迭和社会动荡的信号。

本期继续上期讨论天际线，我们说一个城市的天际线，反应它内部权力和财富的结构，为特定的群体塑造社会声望，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统治集团就有可能试图影响天际线，或者说设计天际线，用来表达他们像表达的东西。如果说一个城市需要设计的话，那么天际线是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 早期城市的塔楼，被领主用于宣示主权，用于震慑敌人，并引导群众服从劳动纪律。寺庙修建高塔，来强化信徒的景仰。造塔，是宗教团体热衷的活动。这些实际上就是城市设计。这种城市设计专注于建设权力和观念的纪念碑。但是，一般不主动对广阔世界里的其他建筑活动进行干预。 如上期所说，纽约的市政厅也曾经盖得很高，想突出自己，但是，由于它没有去压制其他的高层建筑活动，所以，市政厅的突出只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很快被淹没了。当然，它的失败，不等于纽约的失败。成功和失败，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对于一部分小政府支持者而言，这种失败反而是纽约的成功。纽约政府，没有对天际线的通盘管理，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服务型政府。 我们稍微浏览一下天际线控制在世界各地的情况。 ————日本———— 日本的情况，限制建筑高度的立法是存在的，但是主要是为了协调社区内部关系，而不是为了满足谁设计的冲动。东京的高层建筑经常是和一户建城中村区域相混杂。但是一般一户建区域里的高层建筑不集中。形成零零星星的分布。高层建筑建设活动的主要障碍就是邻里协调。协调的成本就过大的区域里，就不容易批准高层建筑。 在东京，不太能看到天际线设计的迹象。按照中国常常听说的一些说法，故宫附近不应该建高楼吧，那样会破坏古都风貌。但是，在东京超高层建筑最多最密集的区域，恰恰就是和皇宫直接相邻的丸之内区域。丸之内，字面上，就是城墙以内的核心区域。 之所以在这里会形成连片的超高层商务区，因为这里从前是江户时代诸侯的宅地。在东京市区，有若干这种大地产，明治维新时代被收为国有。后来一般做为公园、大学、铁路、军队和其他大机构的用地。这些地块由于所有者单一，没有什么邻居的限制，其中一部分变成了高层建筑区，比如新宿西、汐留、中城这些地方。 另外东京湾内的有一些填海造地。比如台场、晴海。这里的建设活动也制约较少，形成了不少高层建筑和形式更加自由的建筑。 所以，东京的原则是：可以不限制的地方就不加以限制。对天际线是没有实质性设计的。 ——————华盛顿—————— ————————欧洲———————— 熟悉华盛顿的人，很容易把它的城市天际线和欧洲城市联系到一起。欧洲大陆的多数城市，确实没有发达的高层建筑。经常被认为，欧洲城市有非常严格的限高政策。但是，这只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说法。我们要注意，欧洲具有非常分散和多元的政治结构，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城市管理，也没有一刀切的政策。城市间政策是彼此独立，不可能都如何如何。 欧洲的超高层建筑为什么少？主要要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观察：其一，欧洲从1914年到1945年经历了战争和衰退。经济到1950年代之后才稍微恢复。而这个时间段，就是超高层建筑第一波崛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欧洲没有赶上追赶时髦的机会，等到它有经济动机修建超高层建筑的时候，这个事物已经进入了冷静期。 其二，更关键的，超高层建筑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边际效益是负数。简单说，就是超高层建筑的结构成本高、平面效率低，建设周期长、资金负担大。在多数地方都是赔钱的。 建超高层，无非是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容积率，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你其实不需要盖很高。我们前面说过华盛顿市中心的限高不过三十多米，九层左右，但是它很多地块的容积率是大于6的。 也就是说，虽然很多欧洲大城市，它的土地价格可能在一平米十万人民币以上，但是它的楼面地价也就是一万多的水平。办公楼的售价也就才三万多一平米。这个价格上建摩天大楼是不划算的。 我有一个大概的评估，要建设超高层办公楼，房价要到5万一平米才进入一个比较合理的利润水平。这种情况在欧洲99%的城市都不存在。剩下的1%，就只有伦敦、莫斯科、巴黎、米兰、法兰克福之类的几个。它们实际上都出现了超高层商务中心区。 而在很多其他的欧洲城市，比如慕尼黑、巴塞罗那、马赛这类，有一个现象就是每个城市有那么一两座比较突兀的高楼。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想象中，欧洲的文保意识是铁板一块。总是有不信邪的人们，对高层建筑进了一些尝试，也突破了传统城市的天际线。但是它们没有形成商业上成功的模式，所以也没有机会得到普遍的文化认同。 当然，欧洲也有过批量出现的高层建筑，特别是在50-70年代，出现了一些类似今天中国小区的住宅区——在草地上有一些稀稀落落的比较高的楼房。它们属于带有那个年代印记的社会住宅区，也就是公租房和经适房。 这个类型，不限于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欧各国也广泛存在，在法国甚至相当发达。不过总体看，这种模式实际上机动车依赖性更强、能耗更高，更消耗土地，是一种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都更低的开发方式。 这些项目，其实，反而具有更强的主动城市设计色彩。它们也很大程度的改变了欧洲城市近郊的天际线。可以说是一种表达意识形态的天际线设计。只不过，这种欧洲左派的城市设计，表达的是一种反权力和反传统秩序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观念。 欧洲的天际线，有时候还保留着自然主宰的味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英国巴斯的天际线上的一颗巨树。一两公里之外也非常突出。它其实是一个人造景观，是一处260多年历史的环岛上的一片古老而高大的悬铃木连在一起，树冠40多米高。看起来很像意象中的世界之树。 欧洲无疑是城市风貌多样性的比较强的地区。欧洲城市的天际线，经常富有表情，而且生动地表达出秩序地。这其中包涵一种自觉地对多样性地保护，就像对生态多样性的保护一样。但是，并不像我们有时候想象地，它们全都是，这是一种特别刻意地保护地结果。实际上，保护和自由并存。不存在统一的标准。这才是多元地真相。很多现代城市被说成千城一面，但是没有人说欧洲千城一面。缺乏顶层设计的地区，不可能千城一面。 ——————莫斯科———— 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莫斯科。在沙皇时代，莫斯科天际线上，最突出的建筑是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和各大教堂的尖顶。这种秩序和其他欧洲大城市并无不同。 进入苏联时代，新时代，要求出现属于自己的纪念碑。从1922，苏联诞生的同一年开始，一个大项目在莫斯科，开始被策划。这个项目被策划为全世界共产国际的总部。后来被策划为最高苏维埃的主会场，容纳两万名代表开会。所以它被称为“苏维埃宫”。这个项目的设计竞赛，吸引了全世界左派建筑师的参与，最前卫的现代主义设计概念在各种方案上百花齐放。由于整个设计过程拖得非常长，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1933年，由领袖比较倾向的新古典art-deco风格的方案中选。这个中选方案，高400m，如果建成，它就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它不但高，同时也很宽，比商业开发的摩天大楼体格大得多。如果把它和纽约的帝国大厦放在一起，那么它就是大象，帝国大厦只是一只小鹿。为了给建造苏维埃宫让地方，1931年，莫斯科当局拆除了103米高俄罗斯东正教的主教坐堂。这显然不是建筑活动而是一个政治行动。苏维埃宫工程意在彻底改变莫斯科的天际线，如果它建成了，他就是人类历史上再难逾越的擎天一柱。 这座建筑总重150万吨，需要消耗刚才35万吨。这样大的消耗，即便对于苏联这种大国，也是非常重大。项目缓慢推进，到1941年，钢结构出地面五六十米高，这时候苏德战争爆发，苏维埃宫的建设，被战争打断。为它准备的钢材被挪用修铁路，后来甚至已经建成的钢结构被拆除，被回炉用于修桥。 到战后，苏联的资源得以扩充，但是斯大林的兴趣转移到了另外一些项目。苏维埃宫进度缓慢。1952年斯大林死后，苏维埃宫直接被下马，地基坑被改造成世界最大的露头游泳池。 斯大林生前得以完成的是被称为七姐妹的七座规模略小于苏维埃宫的摩天大楼。其实也都规模巨大、鹤立鸡群，高度在134米到240米之间，它们长期占据着欧洲最高的大厦的排行榜，其风格，和大家更熟悉的北京展览馆或者上海展览馆相同，建筑史上被列为俄式巴洛克加哥特风格。尖尖的塔顶非常醒目。它们完全重塑了莫斯科的天际线。统治莫斯科的天际线五十年，到今天依然如此。它们是如此的高大醒目，以至于在莫斯科市中心任何一个开阔的地方，都能看到这七座建筑中至少两三座。也就是说，它们非常彻底的实现了超高层建筑在天际线上的地标作用。 也可以说是人类城市设计历史上的一座奇峰。今天，一部分莫斯科市民对它们的感情非常矛盾，一是这些建筑构成了他们人生记忆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它们对这些大厦代表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创伤带有负面的情感。当一个人的家乡被一些他不认可的纪念碑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对自身原生社会的态度也处于一种又爱又恨的痛苦的不协调之中。这种创伤甚至不是一两代人的时间可以治愈的。 在后苏联时代，莫斯科天际线再次改变发生在西三环一片原来的工业地上，这就是莫斯科的国际商务中心区，简称Moscow-City。你可以把他理解成国贸或者陆家嘴。毫不意外，他反应俄罗斯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变化。2000年之后，这个商务区上，建成了欧洲大陆最多的外观非常国际化的高楼大厦。超高层建筑的数量多余伦敦和法兰克福的商务区。这里面的业主主要是全球化时代发财致富的俄罗斯能源业寡头和国资企业。这组高层建筑群，从体量上，反应了改朝换代。 ——————————中国———————— 本期最后一部分，我稍微讨论一下中国的天际线。 ———————— 对天际线的介绍到此为止。后面，我试着用形态学的角度去解释一些城市现象。

城市的天际线，是城市形象的重要部分，因而受到重视。这期我们讨论一下天际线。它首先是自然现象，然后是城市的演化现象，在近代，有时还成为了设计的对象。下面我展开解释一下。 什么是天际线？天际线是视线尽头天和地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如果你面前被很近很高的物体遮住视线，就无法看到天际线。所以，一般要隔着几公里、几十公里的空旷空间，才能看到典型的天际线。我想，如果你第一次从远方驶向芝加哥、纽约或者陆家嘴的市区，对他们的天际线的印象一定是是非常深刻的。 城市的天际线，之所以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它能够揭示出关于城市的很多信息，一个事物的力量是和体量有关系的。天际线上高大的东西，很可能反应力量的所在。 在历史上，天际线，在很多情况下，在最漫长的时间里，其实是被山峰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统治的，即便今天，自然物在有些城市的天际线上仍然醒目，东京、横滨的市区，在晴天可以看到富士山。波特兰市区，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德火山。西雅图市区，可以看到雷尼尔火山；温哥华市区可以看到贝克火山。鹿儿岛市区则直接面对樱岛火山。这些体量巨大，突出于云层的山峰，很容易引起居民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对天地之道的思索。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天际线，更多是人造建筑塑造的。 这些人造天际线的层次，一向是政治的和敏感的。 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人们非常在意别人家的房子是否比自己高的。很多人盖房子的时候会悄悄超过隔壁的屋顶。这既是显性的攀比，也是一种社会巫术。 所谓攀比，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政治科学，屋脊的高低，可能暗示他家在社区中的地位；高的屋脊，导致他家的社会资本的增减；也可能导致他家今后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他家在做生意、嫁女儿的时候更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 所谓社会巫术，就是说，如果我房子比你低了，那么可能就会有一系列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了避免这些不幸，我一定要比你高一点才安心。 今天的中国农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扁平的社会，在传统社会，身份认同更加重要。普通成员的房屋的高度，如果超过社区领袖、酋长、祭司的房屋的高度，是很破坏规矩的。是不可想象的。 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显赫的诸侯，被尊称为oyakata sama——御屋形样；显然，在日本社会，你家屋顶的形状和高度，应该能够反应你的社会位阶。 在传统村落中，一般而言，房屋组成的天际线不高，甚至不如林梢醒目，呈现相对柔和、含蓄的层次。 而天际线上明显突出的元素，一般还是依靠市区内的山丘和地形的高点上来营造。也就是雅典卫城这类，漂浮于平原城镇之上一个城中城。往往是堡垒、神殿、金库、粮仓的综合体，在中世纪，经常是领主或者修道院的城堡。这种类型，因为在雅典、摩纳哥、爱丁堡、布达佩斯、萨尔茨堡、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具有显性的表达，而为人们所熟知。 日本诸侯，比如织田信长的岐阜城和安土城，均是在山顶建筑天守阁，和萨尔茨堡、爱丁堡并无不同。这种设定，并非地域性的，而是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居住于山丘之上，一方面有利于防守，可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上山下山的交通和运输成本很高，有时候喝水打井都不容易。如果是农业或者工商业者，需要经常出入于道路或者农田，住在上山就显得成本太高。也因此，有条件居住于山顶城堡的，是王子、公主、寺院长老之类作为封建主和他们的从属人员。居住于山顶是一种特权。 在平地城市，有些情况下，城墙、城门和望楼，这些防御工事可以构成天际线上最醒目的元素。 城墙，做为城市的外皮，是搞形象工程的很合适的场所。破烂的城墙是会显得虚弱的。而高大的城墙，足以表现一个城市的财力和武备。所以，以城墙做为天际线主要元素的古代城市非常常见。 它是一个文明现象。充满心机的统治者，对城墙、城楼进行的修饰，大大超出城防本身的需要。比如两河流域的古城，尼尼微、巴比伦，修筑的一些不成比例的高大楼台，用极为华丽的彩釉砖来装饰的城墙和城门，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们的，他们的华丽超过了城墙本身的需要。城墙上的楼台甚至成为观星、做法事等等神秘活动的场所。用这些活动向外国人，也向本国的被统治者来表达文治武功。这些皆是用来教化人心，引导秩序的硬件。 修筑高大坚固的砖石建筑物，就可以永久性地支配天际线，建立一种千秋万代的秩序。埃及金字塔矗立4600多年，它的主人和那个文明已经逝去，但是你不能不说，它即使没有感动，也至少震撼、启发了几百代的人，今天仍然在荣耀着那一片土地。类似的永久性支配天际线的建筑物，我们可以在两河流域、在渭河谷地，在印度、斯里兰卡或者墨西哥看到。 这种构筑物的诀窍是，要呈现清晰的几何形状，如果不是棱锥，就如同南亚的很多巨大的佛塔，也需要是半球形，或者如日本古坟时代的陵墓一样，前圆后方。这样才能和自然界的山丘形成绝然的反差。不会被混同于自然物体。 和这些大如山峰的纪念建筑相比。细高的塔，是一种更加主流，有意突出于天际线的纪念建筑。约旦境内出土的9000年前的古城里，就存在这种塔楼。据认为，它是用来呼唤农民去耕作出勤。中世纪教会的塔楼和亚洲的钟鼓楼，都整点敲响，向居民告知时间。 伊斯兰传统城市的各级寺院，配有塔楼，宣礼塔，他们经常立在寺院的周围，一天五次，向四面八方呼唤社区居民进行参拜活动。 所以塔楼作为一种秩序服务的器物，它提供的秩序最初是非常具体的。 12世纪之后，在欧洲，出现了特别高大的教堂。巴黎圣母院的塔尖高91米。科隆主教堂塔尖高157米。高度在两者之间个主教堂有一大批。这些超高塔楼，就超越了实用的范围。 在电梯出现之前，城市里绝大多数房屋不会超过20米高；在那个时代，这些主教堂当然是鹤立鸡群，主宰着城市的天际线。 除去主教堂之外，一个城市里还有多个社区教堂。兰恩爵士主持设计了伦敦五十多个教堂。这其中包括伦敦东区的主教堂圣保罗大教堂，而其余的多数是社区教堂。圣保罗大教堂的顶高110米，而其他几十座社区教堂的塔尖高度一般在30米到70米之间。配合着众多做为背景的十几米高的民居，这样，它们就共同构成一个典型的欧洲传统城市天际线。这个天际线秩序井然地表达了城市和社区两级的组织机构。一个城市的主教堂，除去荣耀上帝的初衷之外，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财富、政治信用和艺术水准。如同每个社区的教堂，也代表了该社区的财富和声望，它的背后是一些行会和布尔乔亚家庭。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社区和城市的教堂的辉煌是和他们的财富和声望是相配的，甚至是有所夸耀的。 所以，传统城市的天际线，是一个多层次竞争的系统。没有统一的安排，却能相当准确的表达市民社团之间的实力和雄心的强弱对比。 除去宗教团体建造这些改变天际线的地标，世俗政权也建造高大的地标建筑。 托斯卡纳地区中世纪的名城锡耶纳坐落在一片丘陵的顶部，主教堂在最高的山丘顶上。这个位置，早在9世纪就已经被教堂占据了。12世纪修建的钟塔高度七十米左右。锡耶纳共和国12世纪成立，比教会晚来了400年，没有占到山顶的位置。到14世纪，在半山腰的位置建起市政厅，它的地面海拔高度比主教堂矮了30米，为了能够表达政权和教权平等的理念，它的钟楼反而要造的更高，达到102米，这样它的顶部和主教堂的塔楼刚好平齐，它们就构成了锡耶纳天际线上的两个高点。同时它也成为了中世纪第二高的世俗建筑。 这个的高度，一是不僭越教会的权威；二是要超过城市里其他的塔楼。当时的锡耶纳比现在多很多塔楼，不止锡耶纳，在博洛尼亚、圣吉米亚诺、卢卡，都是如此，城区内塔楼林立，这些塔楼属于土豪家族。这些塔楼是townhouse的一种特殊表达。我们知道，英国地主，除去在家乡的庄园之外，经常在伦敦同时会买一座townhouse。 意大利土豪并非不同，土豪家族一般拥有乡村大农庄，主要收入也来自于这些农庄，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城里会有一处房子，城里的房子比较紧凑，符合townhouse的概念。城市是土豪们参与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场所。那个时代，国家机器弱小，缺乏警察和大包大揽的司法制度。和金庸武侠差不多，土豪安全需要自理，土豪如果被另一个土豪杀了，它只能靠自己的子孙去报仇。每个土豪家族在漫长的跨代的发展中，都积累自己的盟友和敌人，存在持续的低烈度战争。所以他们的townhouse的表现形式和伦敦大大的不同，体现为堡垒塔楼的形式。这里面保护自己家族的要人，存放金银之外，有时也囚禁敌人。这些塔楼，一般高度从二三十米到八九十米不等。超过一定高度之后，这种塔楼在军事上的收益就不大，但是，只要不失礼节，每家都希望能尽量高一点，以做为他们家族表达财富和声望的手段。也就是说，每个家族都是在设计自己的塔楼在城市天际线上的呈现。此外，这些塔楼的分布也不是随机的、松散的。他们基本都在城市的主路边上，处于价值较高的、同时在城市中存在感更高的地段上。它们和特朗普总统给他的那些大厦选择地段和进行设计时候的考量并无不同。 我们看，在前工业时代，存在过这些土豪的塔楼，他们在一部分城市的天际线上，和教会和政府的建筑构成过竞争，但是，当时在世界上多数城市里支配天际线的，主要还是由类似城墙城楼、教会钟塔、政府大厦之类纪念碑建筑。 然而，进入工业时代之后，民间商业机构、盈利性机构继承了古代土豪的角色，并且，它们确实在很多地方做到了压倒教会和政府，成为高层建筑的主要建设者，确实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颠覆了原来的秩序。 这些商业化的高层建筑的建设活动在世界上一部分城市，不受限制，或者受到很少的限制，得到了比较自由的表达。在新兴商业城市中，比如纽约、香港；在传统商业城市中，比如法兰克福，比如伦敦的部分区域。在这些城市，我们目力所及的主要是商业机构修建和占据的高楼大厦。 美国国会早期的召集地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华尔街26号，现在，这里有一个二十几米高，立面庄严如同巴特农神庙，内部有一个穹顶犹如罗马万神殿的建筑。它目前是旧联邦议会的纪念馆。是在1842年在原址上改建的。在当时，显然是一个相对高大、相对醒目的建筑。但是，今天，它被众多金融机构的摩天大楼包围，隔壁紧邻着，只隔了一个两三米宽的施工缝，就是283米高的曼哈顿信托银行大厦。相比之下，它看起来好像一个菜市场一样的平房。去华尔街的游客，几乎不会注意它。这种做法相当于把上海中心贴在一大会址上。所以说纽约体现的就是所谓资本的”野蛮扩张“。香港也是类似，港英政府的建筑，在中环的各种摩天大楼的阴影中，处于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状态。 纽约的政府当局，也有过想改变天际线来突出公权力的尝试，那就是1909年开工的曼哈顿市政大厦，34层，主体高106米，塔顶高170米。在当时也是曼哈顿最高的大厦之一。但是，不出三十年，这个建筑被曼哈顿下城各种更高的建筑淹没，仅仅实现了若隐若现的存在。 ———— 盐湖城摩门教的神殿，也努力建的高大庄严，但是，它同样被相邻的商业建筑包裹，高度也被它们超过。 美国式的CBD体现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环境下，同时也是相对自由的城市公共政策环境下城市的天际线就会呈现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自由放任就会出现高层建筑群的CBD，那也想太美了。离开盐湖城的市中心一公里，城市的天际线上就再难找到高大的建筑，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独栋住宅。皇后区和曼哈顿只隔着一条河，但是高层建筑只有那么一点。更多的是几层、十几层的中等密度街区。东京都市圈，规模之大，密度之高，所产生的高层建筑群也只是丸之内、新宿西口、汐留之类几个小片，无边无际的是密密麻麻的独户小住宅上点缀着十几层、二十几层高的公寓楼和一些商业街。 也就是说，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环境下，产生的建筑，仍然是6成的低矮房屋，3成的中等高度房屋，加上1成不到的高层建筑，而且，高层房屋会非常集中。这样的图案。在不同的地区有所差异，但是大概符合这样一个分布。 其实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的秩序，比砖制主义的秩序还清楚，还斩钉截铁。那就是土地的价值，包括商业价值和居住价值，它们会直接决定这块土地上建筑的类型。 所谓的野蛮生长的城市天际线。不等于没有秩序，只是秩序不如一些人所愿。 当技术革新刚刚展开，比如在铁路或者电梯、钢结构，他们做为一个新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 城市土地价值的波函数的参数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人的认知能力还没有跟上，人们只会看到波函数在一些零散的点上坍缩留下足迹，从1900年代开始，在纽约，人寿保险大厦、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东一个西一个，好像杂乱无章；但是100年过去了，在纽约很清晰的形成了中城和金融区两大坨的高层建筑，天际线上看相当的清晰。而且，这种坍缩还在进行中。每10年，纽约都还会涌现若干座3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他们都在揭示着全球化商业社会的秩序，并且其出现也影响着秩序。 当然，公众并不都喜欢这样的天际线，公权力有时候也是如此。在当代，市场的自发秩序和公众观念、文化习俗之间的冲突，也表现在天际线的发展、变化、表现为对天际线管理的态度上。我以后有机会再进行讨论。 ————————————

之前两期，我讨论了城市设计的两种语言，一是方格路网，二是放射状路网。 这期，我们继续讨论城市设计的语言。 第三种是使用特殊图案的城市设计。 如果说前两种，非常主流或者比较常见，那么这个第三种相对非主流的了。 我第32讲，做为举例，讲过圆形城市，它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图案，实际上应该是这个章节的内容。它是一种演化产物，和城防效率有关。如果没有印象了，可以复习一下。这里我就不再重复。 圆形被符号化、观念化之后，有时候被称为曼陀罗。在佛教里有诸多神秘意涵。按照曼陀罗规划的城市，你可能很熟悉，那就是后金的盛京沈阳。沈阳在明代，是一个小小的方形城堡。女真占领之后，引进了藏传佛教高僧进行规划扩建，他在方形城堡外面套了一个圆形。外圆内方，城内主路两横两纵，把曼陀罗切成九宫格。原来的方形城堡化为皇城，占据中间那个格子。形成一个神奇的新形状，也就是一种曼陀罗。这个形状，应该说，既赋予了大量神秘主义的意涵。又保存原有的硬件。乾隆老佛爷说它：规天距地，向明授时；是一个颇为天才的改建。 即使排除神秘主义的层次，两层城墙，符合城防系统的一般需求；两横两纵，井字形主街，设置八个城门，也比明朝的标准化城堡一横一纵，十字形主街，四个城门，更符合大城市的需要。每个方向两条道路，这样就形成了城市设计上说的“替代性道路“，如果一条路因为什么原因被堵死了，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这增加就是所谓的交通韧性。 圆形或者叫曼陀罗，它是一种相对常见的特殊城市图案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图案。呈现三角、四角、五角等等正多边形。它们基本属于棱堡，星形堡垒，或者叫文艺复兴式要塞。也经常，有莲花瓣形状的、甚至雪花形状的多层次防御构筑物，形成华丽的图案。然而这种图案和装饰艺术没有任何关系，是高级的军事工程专家设计的。都是用来保护自身，把来犯的敌人暴露在火力之下；或者逼迫来犯的敌人不得不经过被火力包围的死亡陷阱。它们几何的形状是和加农炮的射击角度和交叉火力覆盖范围有关系的。因为使用了制式统一的加农炮，才让城堡的形状具有对称性。加农炮的性能参数对它们的设计影响很大。这是一种非常机械化的建筑物。就好像航空母舰甲板的形状，是舰载机的起降距离决定的。歌剧院的布局是舞台台口的尺寸以及观众视力能大概看清的距离决定的。 一般面积越大的要塞，炮台越多，边数越多。最小的是正三角型的，也可以叫三棱郭；常见的，有四棱郭、五棱郭、六棱郭；比较大的比如威尼斯共和国16世纪修建的大型要塞Palmanova，是一个正九边形，就非常接近圆形了。 这些星形堡垒，在城市历史上还是留下了很多的遗痕。它们的特点是，其一，占地巨大；君士坦丁堡，罗马时代的三道城墙，纵深才50米，这就是古代世界顶级的城防，而星形堡垒的城防纵深，动不动就四五百米。而这些堡垒内部使用区域的半径，以算很大的Palmanova为例，也就400多米。所以光军事工事的面积占城市整体面积的7成以上。超过一个平方公里。这种东西，占据很大空间。但是非常坚固耐久，就算拆除，工程量也很大。所以，如果在近代没有特别强的城市发展动机，往往就弃之不理，任其存在，或者在里面布置现代军事单位。有时候这些堡垒和山丘结合，就做为城市公园存在。在比较常被访问的城市中，佛罗伦萨市区内就有两处和明显的星形堡垒，其中之一在皮蒂宫的山坡顶上。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也很明显的在向星形要塞这种经典军事建筑致敬。 此外，历史上还出现过，用宫殿、建筑、纪念碑来模拟天象的一些尝试。这些也可以算一种特殊图案的城市设计。据我所知，秦国都城咸阳，在大尺度上，超过10公里的距离上，有模仿天象的考量。这些，之前我也提到过，其一是表现统治者在知识上的优越，其二是一种巫术的尝试；巫术的细节，不是我这个系列的范围。但是，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巫术不管用，巫术在历史上肯定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除去上述的，我认为还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图案的城市设计，那就是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五大班子的平面布局。它是需要有一些讲究的，但是没有固定的模板。一直在尝试中的一种图案。而且似乎，经过多年的摸索，似乎发现不把它们凑到一起，可能是最好的图案，可以避免一些敏感。 我们看，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布局，大草坪十字轴线，四个端点，一个交叉点，白宫和国会大厦各自占据一个端点。另外两个端点分别是杰斐逊和林肯的纪念堂，交叉点是华盛顿的纪念碑。而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在国会大厦的侧后方，连个中间的位置也没混上，甚至在草坪上连个前脸都没有。如果是个特别挑理的人，就会说：不是说好了三权分立吗？凭啥行政分支的总统占了四个好位置，国会占一个。把我放在国会图书馆旁边的位置上呢？ 对特殊图案的城市设计的小结一下。 如果说，方格网和放射状路网，都和交通、和效率有比较大的关系，特殊形状，则体现社会和自然中的其他的力学结构。在城市的历史上，它占据的比重会比较低。但是也不可忽视。 ———————————————————————————————————————— 下面，我要介绍我归纳的四大类城市设计的语言中的最后一种，自由曲线。它指的是一种没有明确的数学表达式，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那种弯弯曲曲的曲线。 严格来说”自由曲线“不算一个术语。或者说，他滥用了自由这个词。因为自由曲线并不真正自由，我拿一支笔，随便画一条线，它就真的自由吗？或者说我能自由地随便画线吗？其实是不行地，我画出来的线总是弯弯曲曲，忽粗忽细，它受到我手脑配合能力的制约，还和我的呼吸，心跳，肌肉的力量等等都有关系，这些的综合构成了这条线的抖动。艺术史学家可以从梵高晚期的画上，看出他罹患梅毒。 这类曲线之所以变化莫测，只是因为它背后的支配力量非常的复杂多元。 或者，我们之前提过的，人牵着驴子走的路线，是人的意志和驴的意志的一种加权，其中的权重也是随着人和驴的意志的强弱变化在抖动的。 城市和郊野环境中，充满了各色各样的曲线。它最主要的来源是地形地貌。 地貌，是多层次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上叠加造成的。 比如河流的作用，板块构造的作用，火山陨石的作用，海洋的作用，空气的作用，生物的作用，冰川的作用，重力和潮汐的作用，人类活动的作用等等；每一种作用都具有独特的力学结构，给大地留下不同的图案。地貌学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学问，也是关于演化的，虽然我对地貌学的知识非常陶醉，但是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也就不和大家特别多的展开。 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人类改造地貌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比如，在山地上，古人没有能力、或者不值得进行特别大的土石方工程，所以它们修筑的道路和房屋，一般要顺着地形的形状，蜿蜒曲折。河流由于地球旋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也倾向于曲线前进，而且在河岸和河底进行冲刷和堆积，不断改变河道的位置。蜿蜒曲折，变化莫测，这就是人类百万年中看到的世界。虽然5000年以来，出现了人造的笔直的房屋、道路和河流。但是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没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 所以，蜿蜒曲折，也保存在了很多艺术作品中，比如，古今的风景画作品，再比如东方瓷器和刺绣上的江南小景纹样。这种所谓的”蜿蜒曲折“形成了观念性的东西。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逐渐成为了一种设计语言。 近代设计中，在不涉及河流，没有很大地形起伏的地方，也故意设计蜿蜒曲折的形状。比如一些苏州园林和日本园林，比如，伦敦的摄政公园、巴斯的皇家新月、北京金融街，都有一个令人印象很深的曲线构图。这些，也许或多或少，和当地的地形、水文、存在的街道和建筑有关，也许根本无关。它们被抽象成设计语言，不再来自于地形，不再出于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而是来自于观念，成了所谓的”自由曲线“。 在芝加哥的Riverside，和很多郊区别墅区中，它们明明是非常平坦的土地，也往往故意蜿蜒曲折的布置房屋。在今天中国的很多住宅小区，小区里的步道也是明明可以直着走过去，偏偏故意拐一个蛇形弯。或者房子故意摆成弯弯的月牙形。这种设计语言，术语叫the picturesque。翻译过来，是”画意“。画画的画，意思的意。意思就是，这种风格，是对风景画的蜿蜒曲折的模仿，试图创造一种类似野外、自然界的印象；或者说，在不真正考虑在地自然的情况下，却要表现出尊重自然的样子。北京的奥森和朝阳公园的设计都是非常典型的picturesque，他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设计手法，在很多城市公园中采用。这种设计，是具有武断性质和反效率的性质的。但是，它做为一种城市巫术是有效果的，人造的虚假的自然也具有很好的休闲效果。 如上就是我介绍的四种城市设计的语言的最后一种了。还有其他的，比如天际线、公共空间、街道系统等等，都经历了从自发演化到设计的过程。我以后再进行讨论。 —————————— 我下面做一个小结： 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设计都远见卓识，大有名堂。事实上，城市设计主要不是成功案例，而是失败案例。根据一个对口腔水泡病毒进行的实验，它的人工诱导的基因突变，71%是有害的，27%是无效的，有利的突变仅仅2%。失败是演化的主要部分，如果都不失败，恐龙早就登上火星了。 城市设计的语言大多来自演化产生的自发秩序，但是，多数情况下，是在不能充分理解的情况下的不恰当的使用。 我们之所以看到的古代留下来的城市相对精妙，而现代的城市相对笨拙，并不是说古人更英明。古人肯定做出过更多的愚蠢的设计。只是经过了沉淀。多数愚蠢的设计没能留存至今。而留下来的是相对协调的、合理的设计。就好像一个在自然界生活了几百万年的动物，大概率的是比小孩子拿乐高刚刚发明出来的东西，要精妙得多的。 然而，目前看，人类发明的机器，已经在某些能力上远远超过自然界亿万年演化出来的生物。比如，速度更快，力量更大，计算速度更快等等。从城市设计上看，现代人设计的城市，从局部密度和交通承载力方面，也大大超过了传统城市。也就是说，有效的设计和愚蠢的设计都同步在产生。如果你要进行判断，就需要相当强的洞察力。 从未来主义的视角，人类有可能设计出更强的城市，不断发明的新的城市的片段，发明新的语言，最终会有一部分在演化中存活，成为未来的经典。

在方格网之后，我讨论一下城市设计的另外一种语汇，放射状道路。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放射状道路，可能是巴黎凯旋门为中心的那个环岛，从这个环岛放射出去12条街道笔直的街道。或者从罗马古城北端的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向南辐射出去的三叉戟形状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大连的中山广场和沈阳的中山广场也是类似的设计。 如果说方格网几乎到处都是的话，那么，放射状道路的设计并非所有城市都有，是相当不平常的一种设计。 放射状道路，具有很明确的中心感。有时候，就很直白的，放一些纪念性物体在这个中心点上。比如凯旋门、比如伟人的巨像，比如方尖碑。这种放射状的设计经常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其调子，非常人工、刻意、非常具有仪式感；给人一种皇皇帝都的印象。 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大地上更大尺度的图片。如果你找一张地图，放缩到一定的尺寸，你会发现，北京这种大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网，就是呈现一种放射的形态。十几条高速公路通向所有方向上的卫星城和更远的城市。即便在城内是方格路网，一旦出了传统市区的范围，城市间道路就会脱离路网的束缚，朝向目标而去。 而每一个城市，都是如此，和它们周边的主要目的地有相对比较直接的道路相连。 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各自是一组放射形道路的中心，共同构成一个蜘蛛网状的公路交通系统。 自发的放射状路网，比较常出现在城门外。比如卢卡的很多城门外面，你都会看到通向左前，正前和右前的三条道路。 北京的前门南面，也存在很多斜街组成的放射状路网。 在方格路网里，你去哪里都要拐一个或者若干直角弯，没有斜向的捷径。与之相对，放射状的路网就是通向中心的捷径的组合。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说，放射状路网，这种设计语言，也很大程度上取材于自发秩序里，各个地点向中心汇聚的这种自然的趋势，这种趋势显然也是以效率为基础的。 放射状的路网，还有其他的实际效果。 第一，比如，通过中心位置的地标建筑，在城市里便于找路。从凯旋门的环岛放射出12条笔直的道路，换句话说，这12条道路上都能看到凯旋门。这样就很有助于形成方向感。我们也可以从欧洲园林中发现这种放射状的林间道路。几条或者十几条笔直的林间路汇聚在一个圆形的空地。那里会有一个亭子或者其他标记物。 当猎手们穿行在幽暗的林间时，他们是不容易感受自己的位置的。但是，他们会是不是经过这些小路，这时候他们能看到远处的标记物，从而产生方向感。这种，从远处看到笔直道路尽头的地标的这种空间感，是城市设计中经常使用的语言，术语叫做Vista。 第二，反过来，从这样一个中心的交汇点，可以观察到所有放射状道路上的情况。在狩猎园林中，鹿群是在林间随机运动的。领导提着枪追逐猎物的时候，你不能让领导像没头苍蝇一样在林子里乱追。这时候，安排人在交汇点观察，可以看到鹿群进入了哪个扇形区域，如果你在树林里有多个这种观察点，就更容易给猎物定位；便于引导领导找到鹿群。 在城市里，放射状的建筑不多，最主要的只有一种，那就是监狱。 监狱牢房的几条笔直的走廊汇聚在一个点上，狱警坐在这里，可以同时监控所有的走廊。这样就可以大大地节约管理人力。 19世纪之前的巴黎，是一个经常爆发革命的城市。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巴黎，是经过了路易波拿巴王朝的改造，一个平面很像狩猎园林，或者监狱的城市。它有发达的放射形大道，这些大道有利于火力封锁城市里的一个个街块。便于对起义群众进行分割包围。 应该说上面我讲的这些功能，都可能是放射状路网在现实中的素材来源。然而，它还可能从舞台布景当中吸取了营养。这就是帕拉迪奥的作品，维琴察的奥林匹克剧院。在这个剧院里，帕拉迪奥搭建了一个三维的虚拟的城市为背景的舞台，舞台所处的位置仿佛五条街道的交汇点，观众可以通过这些街道，看到城市的中景和远景。Vista的概念，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很充分的发掘。舞台艺术和其他美术作品，在过去，起到今天照片、漫画、电影电视等媒介的作用，它们对城市设计或者建筑设计是存在影响的。 这种放射状路网的城市设计语言，还被用一个艺术史术语来称呼，叫“grand manner" 也就是大手法的意思。它做为设计语言成形的历史，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悠久。它主要还是一个近代现象。可能开始于16世纪的罗马，在教皇S西斯图斯五世主政时期；他通过对罗马市区进行整理，来恢复统治秩序，恢复教会的权威性。罗马的改造工程，希望能用直来直去的大道连接朝圣地点，使罗马成为皇皇帝都。不过，坦率说，教会开辟的这些大道，宽度才十米出头，这个工程的力度和后世的墨索里尼没法比，和齐奥塞斯库更加没法比。墨索里尼，可以把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大道拓宽到30米，而齐奥塞斯库能把布加勒斯特共和宫前的大道拓宽到90米。这几者的专制程度是以几何级数依次提高的。 在十六世纪的罗马之后，这种大手法并没有特别快的兴旺。过了一百年，到17世纪后期，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才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达。凡尔赛，是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象征。法国的诸侯，像江户时代日本的诸侯，或者被秦灭亡后关东六国诸侯的家族一样，被集中到君主的身边居住。减弱他们和自己臣民、领地的关系。凡尔赛，就是削弱法国诸侯封建权利的一个工具。从工程建设的角度，凡尔赛是在郊区，做一些大动作、大构图，需要拆迁改造的工程有限，本身成本并不高。不能算一个非常勉强的项目。 下一个使用大手法的帝都，有点意外，居然是在1791年的美国。法国裔测绘员L'Enfant，为华盛顿特区规划了，层次丰富、秩序井然的、放射状路网发达的城市总平面。放射状大道的从国会大厦和白宫两处为中心，散射开来。这些大道以美国各州名字命名：宾夕法尼亚大街、马萨诸塞大街、康涅迪格大街等等。这些大街，通向四面八方，意念中美国各州广大腹地的各处。华盛顿称得上一座，充满大手法、象征意义和纪念性，遍布爱国主义庙堂的煌煌帝都。。 我们很难不注意到，华盛顿的城市气质和纽约的城市气质之间的巨大反差。纽约，是实用、紧凑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都；和华盛顿毫不相似。而且，纽约和华盛顿都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里，于是，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了关于美国的截然相反的印象。到底哪个更能代表美国的文化呢？ 纽约代表了对全世界新移民、少数族裔、亚文化群体、知识分子的融合和统战，给美国提供经济动力和创新力。华盛顿，代表了对美国忠诚战士、爱国者的肯定，是把美国精神做为宗教来朝拜的圣地，鼓吹美国优越论和尚武精神。这两个城市，代表了美国的两面性，而且单靠其中一面是无法支撑这个帝国的。 华盛顿特区大手法的实施，和专制主义关系不大。毕竟，1791年的特区几乎是一张白纸，人口比附近的村镇还少。这上面的街道用什么格局布置，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原来土地的所有者，非常痛快地把修路地土地赠送给了联邦政府。然后靠其他地块地增值大赚一笔。最初100年的特区，只是在白宫和国会附近的一些官员的住所和几家报馆。大家并不在意它、也不知道它是否会按照L'Enfant最初的设计发展下去。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国会前的大草坪上，曾经横着一些铁轨，在今天国家美术馆的位置上，是一座火车站，去巴尔的摩的人在这里上车。 直到1902年国会通过McMillan方案，才保障了、甚至是放大了原有规划的纪念性。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Grand Manner的最大杰作的华盛顿。这中间又隔了100多年。 在这个时间间隔内，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才出现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拿破仑三世的巴黎。 从强调纪念性，和民族建构的角度，巴黎和华盛顿，我们不说他们是成功的，至少也是效果显著，令人瞩目的。 如果你说巴黎成功，那么我们看，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代可以吊打整个欧洲的法国；在巴黎大项目的爱国主义洗礼之后，被欧洲二流国家的普鲁士吊打。 我们抛开纪念性。回到放射状路网的交通性能的角度上来审视。适当的配置，有利于在城市目的地之间形成捷径，有可能提高交通效率。以巴黎的情况看，这些大道，起到了交通动脉的作用，而巴黎中世纪的街道网，基本被降级为小巷，承担局部支路的作用。所以，巴黎改造的交通系统是相对清晰的。 而从华盛顿的情况看，他是在一个和芝加哥差不多的方格路网上叠加了放射状道路，这两个系统，单独以哪个为主工作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两个层次的路网，宽度接近，形成势均力敌的叠加，难以区别主次。本来，大道系统成为主路，方格网成为支路是可行的。但是，偏偏发射状大道经常被环岛和公园切断，而方格路网反而是连续的。而且方格路网的街道足够宽，一般在27米，在这样的街道，在商业区中必然会承载巨大的流量。比如华盛顿西北区的M街和L街，从图形上看属于次级街道，但是交通流超过了附近的弗蒙特大道和新罕布什尔大道。这就造成的等级的颠倒。 造成了无比复杂多样的路口和单行道系统。这个系统，看似清晰，但是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打了很多补丁，不再具有直观性，产生了很多交通陷阱。给开车的人，特别不熟悉道路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这就是华盛顿大道系统的问题。 回到历史主线，在欧洲和美洲，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导致了城市的高速发展，状况和2000年前后的中国差不多。因为有了巴黎和华盛顿这两个世界级的首都做为不坏的榜样。各个城市在新城扩展阶段，热衷于采用Grand Manner的手法。巴塞罗那、马赛、米兰、佛罗伦萨，等等，只要在这个阶段发展比较快的城市，都或多或少的采用了类似的语言，留下了很清晰的历史的痕迹。只不过，绝大多数欧洲的城市的环境相对复杂，施展手脚的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大构图在这些城市也只是得到了有限的表达。 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些规律： 比如，其一，前面说了，新城比较容易用Grand manner，而老城比较难；其二，19世纪经济不怎么发展的地方，比如威尼斯、比如锡耶纳，它们就错过了这波，没有出现Grand manner；其三，和文化、和政治环境有关，我们看到，整个19世纪，主导世界秩序的英国本土，这类语言表达得特别微弱。而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做为挑战者的次一等强国里，表现得相对明显。在荷兰、德国、瑞士又表现得比较弱。这个现象，可以进行不同角度的解释。从表面上看，Grand Manner吃香的地区似乎主要是拉丁语区域，而日耳曼语地区似乎不怎么吃香。似乎在天主教地区吃香，而在新教地区不吃香。似乎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特别快的地方不吃香；经济发展中等的地方反而吃香。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观测，一般，艺术风格的传播，确实和语言、文化圈子、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关。但是有些也不太能说通。 按说，经济发展得快，应该更有钱搞大手笔城市建设。 比如法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也是很快的。路易波拿巴在巴黎这种国际一线大城市搞改造，是大手笔里面最触目惊心的。能够搞成，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世纪中期的巴黎，正处在长期和平，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升值的高峰。和今天中国有一点相似。这里面有一个窗口期，房价年年涨，政府出面把你们家拆迁了，盖3倍面积的新房，其中一半赔给你们家。工程干了三年，这时候房价翻翻了，你们家固定资产一下增加到3倍。政府自己也没赔本。大家都高兴。但是其实资产升值是不是和政府改造有关系？谁也不知道。在这种时代，总是容易产生收益，这些收益，足够弥补大拆大建的政府工程的消耗。 我有一个假说，那就是，统治者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倾向Grand Manner。只不过，在封建传统比较发达，封建自由保存得比较好得地区，比如英国、德国、荷兰、瑞士这些地方，Grand Manner不太容易施展开。在封建自由比较薄弱，或者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更不对等的地区，包括在殖民地，北美这些地方，能施展开地地方，只要有足够地经济发展剩余，Grand Manner有机会就会露头。这才是我认为比较靠谱一个历史解释方向。我们看看后来20世纪的情况。在20世纪前期，西方文明仍然在全世界扩散。在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区不怎么施展得开的这种放射状路网，大构图。在西方文明传播的边缘的印度的新德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放异彩。它们成为Grand Manner新的的两大帝都。所以我说，英国本土Grand Manner不吃香，不是因为英国人不喜欢，也不是真的和语言、宗教有关。而是他们在英国本土干不成。在殖民地，没人管得了他们，他们一样会干。 这两个案例，不出意外地，也被我列入消耗性、实验性项目的案例。它们和巴黎改造的差别是，巴黎是自负盈亏的，以经济可行为基础的。而新德里和堪培拉纯属财政消耗性的。除了大手笔，放射状之外，还具有了早期汽车郊区的反城市乌托邦风格。即便在它们本国，评价也不见得高。 所以，经济上制约因素少了，可能反而轻佻浮躁，反而不能搞出好的城市规划。 在20世纪，紧随其后，日本，做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粉丝，仍然在热情地传播这些在西方已经稍微落伍地城市设计。坦率讲，Grand Manner在日本本土也非常施展不开，毕竟日本本土有一个需要精打细算的国情在。但是在日本军事冒险家和开拓团开发东三省的时代，崇拜西方文化的日本建筑师，在沈阳、鞍山和长春也大干快上地搞出了一批大手笔都市设计，给这些城市留下了众多的环岛和放射状大道系统。 在文明中心，思想和技术呈现多元、混杂、相对平衡的状态。而其中，比较激进、比较非主流、比较理想主义、比较实验性的东西，在中心有时候没有占据优势，反而往往在文明传播的外围得到最极致的表达。 这就好像，现在中国城市规划占据统治地位的东西，是西方左派20年代发明，在西方50年代最流行的现代主义一样。这和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最传统的东西，在文明中心被其他东西淹没了，但是在文明的边缘有所残留；是结构相同，方向相反的两种传播规律。

城市，从自发性聚落开始，从乡土建筑类型开始。其早期发展的过程，是非常质朴的，是缺乏理论的。但是是有秩序的。 秩序，来自于社会内部，以及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力学结构；就好像水分子不懂什么理论，也没有审美偏好，但是，由于水分子的形状特点和分子间作用力的特定参数，它们可以结晶成外形绚烂的雪花。 人类集中生活的城镇里，也有类似的结晶现象。我举一个例子，圆形的寨堡，在平地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类型。从古至今，全世界的平地部落都大量采用这种形状。而人们集中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可以高效互助的实现安全防卫。 圆形寨堡这种形状没有什么神秘的，它的特点就是，同样的周长，同样的围墙壕沟防御工事里面，可以容纳最大的面积。可以容纳最多的人口和财物。 所以，它是最经济实惠的一种寨堡形状。非洲游牧民、美洲印第安土著、欧洲和亚洲的古代部落民，都大量采用这种形状。今天，德国城市诺德林根，13世纪的圆形的城防仍然清晰可见。 所以说，圆形是一个类似雪花的城市结晶形状。这个形状来自于相对单一的一种力学结构，就是防御工事成本效率问题。但是，圆形，是一个非常缺乏环境敏感性的形状，一般适合于比较小的聚落。小聚落，它接近于点状，它四周的地理环境比较一致。如果是比较大的城镇，就更可能和商业道路，山坡，特别是河流等地貌元素交叉，这时候城防就需要结合这些地理要素，保持简单的圆形就不再有它最初的节约防御工程量的意义了。 就好像，雪花它完整的形状，依赖于很单纯的环境。所以它只能是很小的。而大块的冰，会受到更复杂的外部因素的干扰，不可能还是雪花的形状。 但是，圆形，这种形状，在历史上，作为对城市的一种认知，进入了人的大脑。成为人对城市的理解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在后世，一些大城市，也采用了这种圆型平面。比如，公元前700年左右，古代米底王国的城市，埃克巴塔纳Ecbatana，比如公元后八世纪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17世纪满清的大都市盛京。它们正圆形的平面都很大程度上是从理念出发的。 如果说，这几个古代城市的圆形外形在防御方面仍然有一些意义的话，近代和现代，没有了传统的城防工事，但是还有一些建筑师，在挖掘圆形城市这种语言，比如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构想的明天的田园城市，是一些圆形城镇的组合；比如Jacque Fresco，在佛罗里达搞的一个叫做the Venus Project的虚拟的圆形城市的项目。再比如，最新的，Norman Foster爵士设计的，在加利福尼亚2017年开张的苹果公司的新总部，也采用了一个巨大的圆环的形状。它们的仪式感、或者说科幻性质；远远大于现实的效率性的设计，甚至于有反效率的色彩。 所以，圆形，我们把它看做一种城市设计的语言。它来自于自发秩序，逐渐成为一种知识，或者一种观念。它有时候脱离了原来秩序的内在力学基础，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时不时地表现在城市实践当中。 类似地，有很多城市设计的语言，都是这样，来自于自发秩序，然后被人类地大脑所捕捉，进入了观念世界，然后就仿佛具有了自己地生命。成为了顶层设计经常采用地语言。支配着城市的历史和现实的先当一部分。 当然，它们也参与到了城市演化的进程当中，表现出或强或弱的生命力；成为城市新的机遇或者威胁。 我下面就讨论一下这方面的现象。 我简单粗暴的，把城市设计的语言分成四类。 1）方格网；2）放射状路网；3）特殊图案；4）自由曲线。 我声明一下，Kostof也把城市的形式分成四类，和我分的基本一致。 下面逐一讨论一下。 1）方格网； 方格网显然是最重要的一种城市设计的语言，他占据了古往今来城市大部分的份额。 首先，我前面番外提到过，方形，本身就是“原始茅屋”采用的一般形状。它是来自于实践，由于高效而沉淀下来的一种形式。 其次，古人的几何、测绘知识水平有限，没有微积分知识，没有办法高效地计算曲线形状的面积。 按照方形划分土地和街道，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在古代，也只有长老、祭司之类人物，才具有数学和水利知识，去公平、可度量地划分土地。所以，方格网，自古就是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 均等切分的土地对应着均等的财政或者劳役、军事义务。古埃及的祭司就是如此给农民划分土地。这种方块地代表了标准化的税赋。罗马共和国给退伍军人划分土地的时候，也经常是这样方格切分的。这就是他们的退休金。美国1785土地条例划定的1英里边长方格，是把国有土地私有化的政策工具；也是设置县和镇两级自治机构的依据。所以，方格网土地，是行政体制的痕迹。 然后，标准化的方块地，有利于节省土地买卖过程中的测绘、调研成本。也就是说它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助于土地交易发生。纽约曾经把大量土地，模拟成25英尺乘以100英尺的小地块。在地图上编号上市倒卖。如果你去现场，那里既没有房子也没有街道。你可能看到的只是毫无差别的野外，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第130街从这里开始。你要买的那块地更是没有任何记号。你只能想象你的地块，是这条意念中的街道旁边大概某个位置上的一个标准化地块。然后交易就这么完成了。 当代中国房地产也惯常采用标准化的户型来销售期房。来尽量弱化差异，减少客户决策的事项，避免客户去进行比较而消耗时间。 方格网城市的优点不只这些，从现代交通工程的角度上，方格路网的交通计算方法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给出信号灯控制方案。当然，这个优点是相对不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现代城市人，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一般很熟悉平面直角坐标系，方格路网，给街道标号，形成一个城市坐标系。非常便于找到位置。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国会大厦为原点，分成四个象限，然后看门牌号可以代表它的坐标点。比如205 F Street N，E，其中N，E代表国会东北边的第一象限，纬度是F街，205代表经度，在第二街和第三街之间，05这个数字比较小，代表一个非常靠近第二街的位置。这种门牌号非常容易被人搞清楚你居住的位置，几乎可以用来精确制导了。 应该说，方格网作为一种城市设计的常见语言，是很有生命力的。属于自发秩序中产生的高质量的知识。 但是，它们经常是出自顶层设计的，同样是顶层设计的方格网，它们内在的差异是巨大的。唐长安那种一个个巨大的封闭里坊，和加州橘郡的超大街区差不多。边长有800到900米。而乔治亚州萨凡纳的小方地块，才25米乘以50左右。前者一个街区里面可以放下后者500多个街区。 即便在美国，即便都是19世纪的规划，它们也存在差异，盐湖城的一个街区可以装进去波特兰的9个街区。 如果说波特兰更接近于主流的尺寸，那么盐湖城则大得另类。原因是盐湖城的奠基者们向往每家每户都在自己的宅院里面种菜的生活。然而，这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误解。一个人一天工作的时间就那么多，一般都会选择自己最专精，收入最高的那个行当。不可能什么都干。所以盐湖城的街区是低效的并且面临改造的。 但是，把盐湖城的大街区，放到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里，又实在算小的。这里面的技术细节，我有机会另行讨论，这里暂不展开。有兴趣的可以看我早期的节目，28-30期，对波特兰和盐湖城的讨论。 所以说，同样是方格路网，它们从设计的动机上、技术流派上毫不相同。效果也南辕北辙。 方格网，在有的场合被引入了一些神秘因素，比如，用南北大道去严格的对齐地球子午线的方向，形成真正的正南正北。这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认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房地产销售员比较关心，你这个房子是不是正南北的。 实际上，这是一种附会。从建筑热工学的角度，这种精确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有人统计过，正南正北的路网，在方格路网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其来源，大概分两种情况： 第一，要找到子午线的方向，用罗盘或者看北极星都是不准的，地球有磁偏角，北极星的位置随着岁差也是在飘动的。必须观测天象，才能找到真正的北。在古代，观测天象，这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知识，是一种特权。大汉朝几千万人口里，真正观测天象的也就十几个、几十个人。今天又有几个人在一本正经地观测天象呢。 所以，在古代世界，能够找到真正的北，能够在城市规划中采用这种朝向，并且能够宣传出去，这至少代表着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在知识上的优越。老百姓会觉得领导很厉害，对于天地间的神秘力量有所把握。 人畏惧不确定性，为了安心，禁忌，在历史上不断被发明出来。一旦你知道了北在那边，统治者会想，如果我祭祀的庙堂不是对着正北，如果我头不是枕着北方。万一受到上天的惩罚怎么办？如果我头枕着正北，万一受到上天的保佑，不就赚了吗？ 最著名的追求正南北的例子是埃及的金字塔，它们背后有一整套神秘的故事。然后就是古代东亚的都城，比如唐长安，也追求正南北的布局。日本的京都，刘秉忠设计的元大都，还有中国北方的一部分州城府县。都是后继的小长安。或多或少地，要追求南北向。在现实中，正南北，一旦存在于叙事当中，之后，街道是不是都是严格的南北，反而没那么重要。即便北京的长安街也不是笔直东西向的。保持南北笔直也不是非常容易，有的最开始就有误差，也总有在管理薄弱的时候，有不解风情的人，把房子向道路方向侵占一些，然后它隔壁的邻居也会把围墙一起拉过去，久而久之，路网稍微倾斜或者弯曲，反正也不会有人去核实。 如果说在古代世界，方格网城市颇多。而正南北的占比其实不算大。但是，在近代，特别是在北美，正南北路网比例很高。比如华盛顿和芝加哥的市区。在其他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和西部。即便市区的路网并非正南北，郊区路网也极有可能正南北。底特律市中心的网格是随着河流方向的，而郊区是正南北的，形成嵌套拼贴；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洛杉矶，众多的美国城市都是如此。因为美国的广大腹地的产权，是我之前说过的1791土地条例指导下，由专业的测绘队伍在空白土地上切分的，他们注重测绘作业的计算方便。当然是在经纬线上切分土地更便于计算。 测绘员是真的红蓝铅笔开疆。比如，美国纽约州、佛蒙特州和加拿大边境，说好了沿着北纬45度线分。但是，当时给美国建要塞的测绘员，据说喝多了，测绘出现误差，把要塞的位置，往加拿大边境那边偏了几百米。最后将错就错，美国边境就在这里越过45度线，向北扩了一大条。 无脑地画正南北地方格，同样是一种缺乏环境敏感性的做法。我们看，美国的城市市中心路网很少是正南北的，因为，你不能为了追求正南北而无视城市里的地理要素，比如桥梁、码头、河道。 只有，在千里无人区，很空旷的地方，测绘员才能大笔一挥，一条线穿过溪流、岩石、红蓝铅笔开疆都没问题。但是，北美不是真正的无人区，本来上面是游荡着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只不过这些土著居民人少，打不过美国人；而且他们没有形成稳定的土地所有制，经济和军事力量微乎其微。于是，它们的土地、村落就被当成了空白。所以，方格网，特别是正南北的方格网，做为一种城市设计的语言，体现的是画图者对被画图地区的专制。 中国北方，总不会是无人区吧？方格网发达，也同样体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极其悬殊的非对等关系。 这就是本期的陈腐粉碎机，下期我继续介绍其他的城市设计的语言。

这期，介绍一种分析方法。是对之前城市演化动力学进行的补充。 首先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论述。这个系列第13讲，我把资源和技术流动的动力比喻为电势差，把交通因素比喻为导体。 势差，是一地具备资源和技术，另一地缺少资源和技术，于是产生交流的需求。这种交流在实现的时候，会创造出价值。需要注意，势差不是由于距离产生的，而是由于不均质产生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刚果之间相距13000公里，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流动的需求，而清华大学和五道口相距几百米，之间流动的需求非常旺盛。 人群，自身内部就能产生分工，产生不均质。资源和技术，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人就是资源和技术本身。 所以，城市可以通过内部人的分工，凭空地产生很大的势差。 大城市里，人们经常换着餐厅吃饭，今天吃意大利菜，明天吃泰国菜；而在村庄里，人更多自己在家吃饭。 在大城市里，人上班一天，会坐不认识的司机开的车；发几十条电子邮件；和上百人合作；去不同的地方消费、娱乐。 而村子里，每天也娱乐，都是去同一家和固定的几个人打麻将。 人类聚落，符合网络效应。用户越多，价值越高。 大城市内部产生的势差比村庄里大得多。 势差越大，电阻越小，资源和技术流动的电流大，发出的功率也大。于是产生的财富更多，秩序更复杂。 秩序更复杂，就会产生更精密的分工。产生更大的电势差。 要产生一种分工，需要达到一定的体量。在这种体量下，才能产生足够的热度，才能爆发出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秩序。这与核爆炸的临界体积——critical mass——具有类似的原理。每个美国城市都有理发师，但是不一定都有日本料理。理发师和日本料理都属于比较通用的行业。 而有一些更加特别的行业的秩序，需要在特定的层次上进行积累。不是单单对比人口。 法兰克福比新德里小得多，但是金融业的电流强得多。 横店比拉各斯小得多，但是影视业的电流强得多。 普林斯顿比布宜诺斯艾利斯小得多，但是科学的电流强得多。 城市内部的这种电流，是短距离的、多层次的。 这一讲，我介绍城市研究中，被采用的另外一个类比方法，叫热力图。thermal map。 你如果带上红外热成像仪，去看一个人。他身上热的地方就比较红，凉的地方比较绿。这就是热力图。 城市研究者也用类似的工具，一般是给人口，或者特定地理信息画地图。用红色或者某种点来表示城市区域的热度。这是一种非常直观的观察结构的方法。大众点评或者租房网站的地图搜索上，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你所搜索的特定餐厅或者特定房源在各个地段上的密度。这就是表达特定城市侧面的一种热力图。 我下面介绍几个一般规律： 1）第一个规律，每个人都是里面热，表皮凉。里面，相邻的质点都是发热的。而表皮只有一侧有发热的邻居，就比较容易凉下来。城市也一样。纽约曼哈顿东西两面临河，从东到西，依次是第一大道、第二大道，一直到第九大道。第一和第九是临河的，临河的景观肯定是不错的，而且有些地方，比如金融城西侧WFC附近，开发的也很用心。但是这些临河的街道没有哪个商业特别发达的。曼哈顿最热闹的大道是第五第六第七三条。都是在岛的中间位置。 城市活动，存在马太效应。热度高的地方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所以中心相对于边界，一开始就具有优势，这种优势还会随时间积累。本来就热的地方越来越热，凉的地方不容易赶上来。 2）上面这条规律反过来，就是第二个规律，叫边界真空。这是Jane Jacobs六十年前就归纳过的。公园的边界上或者河边上，绿化带边上。都是不容易进行商业经营的。河越宽、道路越宽、公园越大，就越难。 有过很多想在河边搞商业街的尝试，多数不太成功。纽约的中央公园已经算很热闹的公园了，但是，与它直接相邻的街道都没发展成商业区。第五大道在南面一直是非常热闹的，北段到了公园边上，立刻就热闹不起来了，变成了居住区的氛围。世界大城市的主要商圈，基本没有临河的。对抗边界真空创造热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在一些有传统码头的地方。码头，虽然一边临水，一边是城市，但是，水的一边带来了资源和人流。所以码头是一个特例。比如上海，比如萨凡纳。 3）下一个规律，我称之为“腋窝效应”。你观察人体表皮的温度，你会发现其实他腋窝的地方温度是很高的，因为他周围被身体封闭着。他虽说是体外，但是附近发热的质点很多。 在城市上观察，体内和体外，这两种空间，他们之间的不均质，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流动势能。 纽约中央公园东南和西南两个角部，这两个路口，都是三面是城市，一角是公园。呈现腋窝的形态。很多人从这里进出公园。于是，这两个地点仍然体现出了很强的活力。 处于腋窝的位置，如果体外的一边是水道，一般是一个好的港口城市的位置。这种港口可以汲取、或者辐射最大面积的陆地。古典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科林斯，处在这样一个半封闭的海湾。芝加哥、热那亚、威尼斯、营口和土耳其的特拉布宗也是这种腋窝状的位置。腋窝位置上，会发生陆路交通的挤压。就好像连接人躯干和手臂的主动脉和神经，也集中在腋窝区域。 4）这就是下一个规律，挤压效应。明清北京的内城，有皇城这样一个超大街区挡在中间，无法穿行。从北到南，从什刹海到南海，还纵观着宽阔的古河道，上面只有有限的桥梁。北部的东西向交通大量挤压在银锭桥和烟袋斜街。形成了繁荣的商街。这座桥也是清末摄政王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所以成了暗杀活动埋炸弹的案发现场。挤压效应，在桥上经常发生。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颐和园和圆明园，都是封闭的超大街区。导致这附近南北向的交通，压缩在中关村北大街和圆明园西路，形成两条流量巨大的道路。 伦敦西区，海德公园和白金汉宫之间的交通，也在Knightsbridge街发生挤压。但是，如我们之前所说，在大的公园的边缘，存在边界真空效应。所以商圈，并不在狭缝处发育。而是在越过狭缝，进入有一定密度的城区之后，挤压效应带动的街道上形成商圈。在Brompton街上，发育出全球最大的百货公司——哈罗德，和发达的商店街。 交通压缩，也发生在，城门口，车站口，小区口，学校口等等。 5）我介绍的第五种规律，我称为“变异凝结核”的规律。 纯净的过饱和的水蒸气不会凝结。需要一些其他的颗粒，带有更大的电极性，促进凝结的发生。卤水点豆腐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一个特别均质的背景上，A点和B点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一筐土豆，无法产生秩序。 美国广袤的中西部，无边无际的英里网格，是一种极为均质的结构。但是，存在一些变化，比如两条河流的交汇口，比如一个架桥过河的位置。这些位置会产生凝结，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不均质形成的凝结。 纽约的路网，是非常均质的路网，每个街区都非常相似。百老汇大街，斜着穿过这个路网，就提高了这些局部的路网的密度。这些局部更容易发育出商业区。洛克菲勒中心，有意地规划了更密的路网，提高了自身和附近街区的商业价值，也成为了城市设计史上的经典。 6）我介绍的最后一个规律，称为“环境诱导效应”。在比较冷的天气，两个人并排坐着，可以感觉到靠近彼此的一边更暖和一些。朝向暖气的方向，比朝向冰冷的窗户的方向暖和。 明清北京的南侧城关商业区的规模大于北侧。因为南侧华北平原腹地的人口更多。 西安东侧城关商业区的规模大于西侧。因为和体量巨大的关东地区往来的人口规模更大。 一个城市，并不是孤立于真空中，它的外部的热环境，也决定它内部的热力学分布。 新泽西的泽西市，和曼哈顿岛一河之隔。它也有相当的体量，也有自己的市中心，在Journal Square。但是，泽西市的高级住宅区和商务区显然是朝向曼哈顿，沿河发育的，能方便登岛是决定地段价值的最重要方面。 上面，就是对热力图，这样一个城市动力学分析方法的介绍。

这个系列讨论城市的演化。在城市里，一个个的建筑，你可以比喻成细胞或者什么，他们自身也在演化。这些建筑群体的演化，作为一个集体现象，构成了城市演化。而城市，也就是建筑单体演化地外部环境。这两个层次上的演化是有直接关系的。我这期，深入到建筑单体，来观察一下它们的演化过程。会地涉及建筑学的几个重要概念。 我们今天见到的建筑是五光十色的，这给人一种印象，建筑的设计带有很强的随意性，甚至有些专业人员潜意识里也是这样认为。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上，建筑是高度类型化的。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建筑类型的主干，这个类型不断被复制，过程中，变异，并且分化出了若干分支。这些主要分支，就是类型学的观察对象。 我举一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的例子：在北京，存在着无数的四合院，历史上曾经见过几十万、上百万个四合院，它们互相之间存在区别，但是非常微妙，几乎难以分辨。而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只不过几十座。之间却争奇斗艳，每一个都能被识别出来。被戏称为“牙医工具箱”，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像是不同类型的东西。 从演化建筑学的角度，这几十个不可能都是经典的，其中绝大多数会落入进化的盲端。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异发达，非主流建筑学发达的时代。 极少数，占总量1%不到的非常特别的建筑，吸引了90%的关注。把我们引向一个失调的比例感。 实际上，首先，建筑的起源是非常单一的，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祖先，那就是“原始茅屋”，除去本尊，它有两个分身，”原始地穴和原始树屋”，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分身。原理基本一致。 原始茅屋，primitive hut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18世纪普罗旺斯的建筑理论家劳及埃尔曾经进行过论述。 38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就会建造这种茅屋。到现在，它的兄弟，比如蒙古包、比如森林木屋，比如日本雪山地区的合掌造，仍然普遍被使用。历史上可能被建过几十亿次。 而且，从最开始，原始茅屋，就已经在解决几乎所有人对建筑的基本需求。那些需求呢？ 首先，最重要的，那就是遮风避雨，帮助人维持体温；其次，防止掠食动物进入。再次，要能在里面生火。这就需要开窗，把烟排出去。通过这个窗，还可以采光，有了光线，就在里面可以做一些事情，从事一些劳动。 这些性能需求，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满足这些需求，要掌握一些技术： 1）大雨的时候，要防止水灌进屋里。还要防止地表水把房屋冲走，选址就很重要，入口处要高于室外的地面，有时候有个台基、有时候楼板像吊脚楼一样架在高处。 2）屋顶要能防水，最好是让水能流走，不要积在屋顶上。所以多数茅屋屋顶是斜坡的。 3）屋脊那个位置的风压最大，茅屋容易被秋风所破，所以屋顶固定的构造是非常重要，屋脊上看起来有点装饰性的构造，很多是为了固定屋顶的。 4）此外，有挑檐、散水之类的构造，防止雨水反复冲刷外墙的根部，造成倒塌。 5）在天气不好的时候，需要能防止雨水从门窗进入。需要能把门窗关上，保持房屋的封闭。 6）此外，房屋的结构要安全结实。同时建造起来还要尽量的廉价，高效。一般使用本地出产的材料。木头、石头、土坯，在北极，爱斯基摩人甚至用雪建屋子，完全看本地能找到什么材料。 这些技术要点，在原始茅屋上都得到了解决。从古到今，建筑工匠关注的技术问题，大体不超过这些。 此外，原始茅屋，给建筑学共享了两种基本的平面形状。那就是方形和圆形，两种非常完美的几何形状。选择这两种形状，不是出于什么观念性的考虑，完全是因为技术现实，茅屋上数量最多的构件是支撑屋顶斜面的椽子，因为古人缺乏测量和计算手段，他们在采集材料的时候，是去找一些树枝，截成大概一样的长度。那么如果你平行排列椽子，你盖出来的房子，平面只能是矩形；如果所有椽子一头固定在一个端点，那平面就是圆形。 从全世界出土的古代原始聚落的遗址，到目前还在被使用的他们的同类，比如蒙古毡房、比如两河流域的芦苇房屋，还有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居民搭建的简单茅屋——方和园这两种形状都很普遍，旗鼓相当。（各种现在仓库依然是圆形的，因为这种形状应力比较均匀。） 人类在这些方形和圆形的茅屋里面生活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然后，在最近这几千年，部分地区，逐步地进入了城市生活方式。在城市里，方形房屋可以不留空隙地密集地排列，而圆形不行。所以，在城市里，方形房屋占据绝对多数。如果不是纯粹的矩形，也是各种矩形地组合。 方圆这两种形状，他们的历史是如此的久远，使人们对这两种形状产生了神秘的感受和特殊的执着。 以至于，我怀疑他们已经被编入了人类的基因程序之中。 人对方的执着，不限于房屋的形状。 在河南安阳出土殷商中期宗庙，耶路撒冷的圣殿，法隆寺的金堂和五重塔，这些神殿都矗立在方形庭院中间，这种封闭方形的空间的圣地，是一种跨文化的神秘格式。 方形的城市广场非常常见，庞贝的广场、佛罗伦萨的ufficci，马德里的主广场，以至于英文的广场就用square这个词。 城市里圆形的建筑和空间，占比略低，但是也不是没有，比如德尔菲圣地的雅典娜神殿是圆形的；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圆形的神殿在圆形的台基上；比如罗马的tempietto，一个圆形神殿在一个圆形的院子里。圆形，符合古人对天体运行的观察。具有更强的神秘气质。 武则天的明堂辟雍，据认为是一个下半部方形，顶部圆形的庞大建筑。下方上圆，是高规格殿宇的形式。罗马的万神殿、圣彼得大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佛罗伦萨的圣母教堂；难道不也是下方上圆的吗？ 这是两种源自于原始茅屋的形状的观念性叠加。 从原始茅屋做为共同祖先，在不同需求的推动下，分化成不同类型。我下面分析一下： 1）第一个需求，就是加高，比如神庙：一个原始茅屋，如果在一个木头平台上，下面有个大楼梯，它就是神庙的一种形式。古代版本的出云神宫就是这个样子。被建在高大的基座上，甚至金字塔一样的高台上，可以是商纣王的鹿台、摘星楼。如果这个屋子是石头或者砖砌的，它就可以是乌尔古城的大塔庙；或者奇琴伊察的金字塔神庙。 灯塔，钟塔，防御塔，佛塔，都经常被修成细高的形状，比宽大的高台技术复杂，但是节省人力物力。亚历山大的灯塔，可以超过110米。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塔，是一座木塔，高度超过130米。 2）另一个需求，是变宽、变大的需求；比如开会的地方，会堂需要容纳很多人，一个元老院，几百人。帝国中各地的朝觐的代表，有时候上千人，装下他们需要很大。但是木材的房梁可能的跨度有限，能少能超过十米。石头梁自身重量大，比木头梁更短。于是就需要立起并列的几排柱子，形成一个连续多跨的建筑。这样就变成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大建筑。这种建筑，里面柱子非常密密，叫多柱式建筑，Hypostyle。埃及卢克索的阿蒙神庙，伊朗波斯波利斯的宫殿，北京太和殿，各种大殿。属于此类。 3）这种房子进身很大，如果窗子不扩大，会非常黑。古代用油脂照明很昂贵，所以，需要解决自然采光的问题。于是，把房屋局部加高，开很高的侧窗和天窗，补充光线。 在斜坡屋顶中间断开，增加高侧窗，这种形式，会形成一层层的屋顶。中式建筑里叫做重檐。在山墙顶部开窗，下面接一段坡屋顶，这种设计中式建筑里叫歇山。 4）这种有天窗的，多排柱子，连跨的大建筑，在君士坦丁堡、大不里士这些古代商业重镇，被做为市场Bazaar，他们是shopping mall的直接祖先； 古代制造业一般都是小作坊，但是有时候需要制造大装备，比如威尼斯的造船厂，一个空间内需要能容下整个战舰。 这种连跨的大建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是今天制造业工厂、仓库建筑的直接祖先。也是Costco这类仓储超市的直接祖先。 5）为了进一步增加跨度，让建筑中间的主要空间更加开阔连续。古人发明了圆拱、穹顶的技术，古代最大的穹顶，公元2世纪的罗马万神殿，直径可以超过40米。13世纪的哥特式主教堂中间的空间的宽度可以超过20米。室内从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达到40米以上。有些主教堂里可以容纳超过一万人。古罗马的洗浴中心也采用这种结构。 ———————————————————————————————————— 上面这些，从原始茅屋为起点，建筑向更高、更大、更宽阔、更明亮；向解决公共生活和纪念性的方向演化。 但是，更多的建筑，在城市里，还要追求容纳更多日常功能，更经济，更紧凑。 早期的聚落里，房子一般是一栋栋独立，互不连接。在土地紧张和私有制出现之后，出现了院墙，来定义产权边界。墙，是和原始茅屋平行的一种独立的建筑原型。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院墙中间建一个房子，四周是院子，显然不是经济效益最好的方案。那么，把房子和院子的关系倒转一下，房子在四周，院子在中间，产生的建筑面积更大，窗户朝院子里面开，更加安全。采光通风也没有问题。这就是四合院。有研究说8400年前，在约旦河谷就产生了这种类型。 在城市人口密度增加的情况下，四合院发生分化： 1）因为继承分割或者出售变现的需要，有时候一块土地被切分成多个小地产。一个四合院会变成两三个细长方型小地块，短边朝向街道。每个地块会分别建成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是rowhouse或者townhouse，也就是我们说的联排的类型。近身很大的联排，内部靠小天井采光。 2）如果院子够大，在切分成小地产的时候，甚至可以中间通一条内街道，朝着内街建起很多栋非常小的小联排，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有组织的大杂院。在日本，这种类型的街道被称为横町。这种小联排，被称为长屋。是平民一户建的祖先。 3）四合院加高，变成一个大楼，中间一个天井，这就是palazzo的类型，这个类型是城市大宅、公寓楼、机构办公楼的祖先。也是一些百货大楼的祖先。 4）城市里的建筑，都很有变成多层的动机。不同楼层天然的适应不同的功能。比如《名侦探柯南》里毛利小五郎家，是一个三层的townhouse，一层，出租给一家咖啡厅；二层，是他们的事务所办公室；三层，是他们住的房子。下店上住，这种垂直功能混合，是城市里市场引导的一种天然图案。 此外，也有前后功能混合。前点后厂，或者前店后住。伦敦的联排建筑，朝着后街本来是布置马厩的，在现代，这些马厩除了很多变成了车库，还经常成为一个单独的小住宅。在费城，这种后街房屋有的，一套房子有三层，每层只有一个房间，一套房子一共只有三个房间，摞在一起，被称为“Trinity“也就是”三位一体”。这是最小的联排的一种。 5）大地产可以分割成中小地产，中小地产之间也兼并成大地产。在城市里的良好商业位置，这种兼并非常明显。兼并后的土地，可以进行更大手笔的开发。 ———————— 刚才是说城市，在乡村，原始茅屋的演化要缓慢得多。乡村一栋栋独立的农舍，很大程度上是原始茅屋的同类。但是，农村类型并非不重要。因为20世纪之前，绝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农村。这种生活状态仍然做为一种乡村浪漫主义被刻印在很多人的大脑中。城市人对它还是非常向往的。 在铁路和汽车出现之后，城市蔓延到郊区，乡村农舍演化出来的独栋住宅这个类型，被大量采用，演化成为当代独栋别墅。 独栋别墅，加上电梯，被盖得很高，发展成今天，在中国最主流，在欧美也颇为常见的类型，towers in the park，绿地中的高层塔楼。所以说，今天中国多数人所住，所认同的这种绿地板楼。它的祖先并不是任何一种城市建筑类型，而是来源自乡村别墅的加高。这是一种秩序很简单的类型，但是它符合群众的认知能力。因此，在普遍富裕的21世纪被发扬光大。 ———————— 上面，是建筑类型演化的梗概式的论述。还谈到了矩形和圆形这两种重要的形状。 他们还将会，出现在城市演化论当中。 —————————————— 二 Townhouse 城市房屋、联排 无产权时代，家族村寨、独立建筑的蔓延式发展 土地价值的形成、产权的形成；私有地和公有地混合得情况 习惯性的占据和有组织的划分（寺庙、教会、君主） 大地产的细分，继承、转让、土地投机，——垂直于外部道路切分（庄园）、垂直于内部道路切分（町人社区、长屋社区） 四合院，（150平方米以上地产）和联排房屋（150平方米以下地产）的诞生 大杂院（密度增加而不能加高，组织失效的炎症反应） 三 多层建筑的诞生 效率论，临街商铺化 效率论，二层的效率衰减 土地价值的提高 公寓 出租，收租和封建主、佃户之间的对应关系。 共有产权，对应于共和制整体。其操作的逻辑和共和制相同。 共有产权Condominium, Cooperative 2000年前巴比伦时代 Homeowner association，Syndicat de copropriete辛迪加组织 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协议 四 整合、分散和涨落， 治理能力强：高效率、复杂所有制、高整合度、复杂技术 治理能力危机：技术障碍、灾害、破碎、分散 根据治理能力而演化，潮涨潮落——罗马的大公寓的溃散 整理化，整合，大标准层，集中设备，暖通 唐人街的破碎产权 吉祥寺的演化状况 五 高层建筑的诞生 电梯 钢结构（自身重量不会把自己压垮）

这期，我对贯穿我这个系列的一个核心概念进行一下说明。那就是，城市是人类社会三种组织力的硬件。 现代人类与几万年前的人类在个体先天条件上差异不大,但是现代人作为群体的能力强大得多。 这种差异的根源是现代人具有更复杂的组织体系。 城市，从最基础、最深刻的层面，就是用于组织人群的硬件。城市的形式也是组织力的表达。组织力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其一，经济组织。帮助人群更有效率的解决温饱问题，并且创造财富；剩余财富的作用是给更多样的秩序的产生提供资源余量，也就是说，创新需要有资源剩余来支持；更复杂的组织促进更广泛、更大规模的贸易和分工合作。经济事务的组织者被称为行会会长、老板或者经理。在城市硬件上体现为工场、作坊、道路、仓库、交易场所。 其二，防御组织。保护个人、家庭和团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基于安全的自由是秩序生长的重要因素。安全一般不是通过个人，而是通过组织实现的。安全事务的组织者，历史上一般以国王、贵族、武士的身份出现。在城市硬件中体现为围墙、壕沟、门禁、兵营和塔楼等。它们提高侵略者的成本，来遏制侵略事件，提供阶段性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其三，观念组织。通过信仰、崇拜、认同这些观念工具，可以构建虚拟共同体；可以帮助实现内部和外部的统战，降低内外之间斗争和破坏的烈度，从而降低实现安全的成本；也可以构建信用，降低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观念的组织者，被称为祭司、巫、史、儒生、牧师、教师、政工干部。观念组织是高级文明的重要特征。在城市硬件中体现为纪念碑、公共建筑和其他有仪式感的、有文化意味的建筑和空间的各个局部。 上述这三种组织力，反射在文明社会各种的器物当中， 我通过画两幅漫画来说明，秩序的产生。 我们画一个站立的人的剪影。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什么特点。 我们复制三个。第一个，给他加上军事防卫的工具，一把佩刀。这时候，他看起来有一点攻击性，好像一个匪徒。 第二个，穿上西装，再给他一个仪式感的工具，一顶高帽子。这时候，他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权威感，好像东方列车的列车长。 最后一个，给他全套的东西，一身西装，一顶高帽子和一把佩刀。这时候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贵族了，甚至你可以说他是奥皇弗朗兹约瑟夫。 另外一个漫画。我们画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小平房。 也是复制三个。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房子拔高，变成三层的。这时候，虽然它看起来仍然简简单单，但是它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区位才会盖的房子，很像武林外传里的酒家客栈。 第二个，我们在原来的小平房上面加上一些有仪式感的装饰，比如屋檐上加上鸱吻嘲风，同样一个房子，看起来就有点像个小庙，感觉有可能会有香客跑进来。 最后，我们把在那个酒家一样三层的房子上，加上装饰，鸱尾嘲风，再把他放在高高的石头基座上，这时候，它就是一个天守阁，织田信长统治天下的地方。 ———————————————————————————— 城市和建筑，就是通过这些元素的堆砌，来形成组织力，构建秩序的。 我在之前，第99期，讨论过防御系统的机制。这次就不再重复。下面我对观念层面的组织力的硬件，稍微展开： 一件衣服，不仅能够保持体温，保护身体，一般也能体现社会身份，甚至体现政治偏好。扎克伯格穿帽衫还是穿西装领带，都带有强烈的阶级性和观念性。 一件家具，从最简单的，到装饰华丽的，再到现代而简洁的。它的使用功能一样的，但是反应主人的文化站队。 一个小区的大门比较简朴，可能会引起客户的不满。今年社会新闻中，有一位购房者在开发商门前怒吼，说这个大门让大家丢了面子，他要为大家要回面子。他说的很有道理。大门不止是一个门禁安保的硬件，也是一个观念性的硬件。明清北京的四合院的门，严格的对应主人的身份，富商，虽然也只能用平民的格式，但是可以进行华丽的装饰，体现和普通平民的区别。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四合院，门前五光十色的马赛克铺地，反应主人的财富和艺术修养。面子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人的影响力，他和别人达成交易的成本，甚至择偶，都会产生影响。换句话说，通过观念来团结人，来达成交易，来一致行动，意义重大。 在面子上投资，进行纪念性、政治性的建设，从帝王、贵族到商人、平民都是看重的。资源越充足的人，在面子上投入越大。 一个城市里最体面的建筑一般都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坚实的花岗岩外墙，要表达一种屹立千年的印象。 城市中道路不仅仅是交通设施，美丽的或者体面的大道就是纪念碑本身。是统治者政治能力的表达。 所有时代，所有阶级，各种层次的行为主体，都根据它们自身的条件和立场，去优化它们在这三种组织力场中的位置。 从史前时代起，人们在原始茅屋上，进行装饰、雕刻，用来体现屋主人的财富和地位。地位越高的人，鸱尾的尺寸越大，雕刻越精美。它们，是把阶级秩序映射入人心的工具。即便在平等主义的时代，知识分子建筑师会故意建造一些去除一切装饰，朴素，无差别的标准化房屋，来表达其平等主义意识形态。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其实也是在制造和旧秩序的差别，其建立新秩序的意味同样强烈。而且，白左建筑师制造的这些东西，并没让群众理解，只是让他们不明觉厉。他们脱离群众的程度，为自己制造纪念碑的冲动，不亚于旧时代的君王。 统治者的立场和被统治者的立场，既有一致，也有冲突。区别是，在有冲突时，被统治者没有条件给统治者造成特别大的伤害；而统治者更具有实施其意图的机会，所以当它造成伤害的时候，更加的显性。汉唐长安，对各个里坊，实现封闭和宵禁。居民生活在夜间禁止外出的软性监狱里。这当然不符合居民的行动自由和经济利益，但是可以有效的防控暴动，降低治安防范成本。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期间，为了建设了宏伟的轴线和巨大的纪念性政府建筑——共和国宫。不惜整体拆除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核心的三个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广岛核弹的破坏范围。市民把齐奥塞斯库的名字和广岛Hiroshima拼贴到一起，组合成一个新词“齐奥岛”Ceaushima，用来称呼他拆迁的这个区域。 合理的纪念物建设，有利于促进组织的形成。夸张的纪念物建设，则是一场豪赌，有时候损害建设者本人。 ———————————————————————————————— 一个城市的格局，体现其社会结构，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 东京的大部分地区建筑图案非常细碎，不整齐，具有城中村宅基地小产业和小街小巷的格局。主路一般只具有交通功能而缺乏纪念性。然而一个个小建筑一般是干净、体面的；交通堵塞也不严重。大地产、大资本只体现在个别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地区，和特别核心的商业地区。这体现的是平民为主体社会结构和服务性的政府经营理念。 伦敦，街道极其蜿蜒复杂，中型产业占比较大，老建筑占比高，各年代建筑品质都很高；没有纪念性的大道。这体现了一个持续几百年的稳定社会，和多元化传统势力的积淀。 巴黎，在19世纪中叶之前，是和伦敦非常相似的小街小巷的城市。拿破仑三世时代奥斯曼男爵主持修建的放射状路网系统，使得巴黎的纪念性非常发达。成为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城市，然而这个工程也具有很强的争议。而且，奥斯曼工程几乎是法国历史的分水岭。从瓦鲁瓦王朝到拿破仑一世之间几百年小街小巷小巷的巴黎，没有影响法国军队横扫欧洲，而拥有了时髦巴黎的1870年法国，却立刻输掉了普法战争，并且在未来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屡屡依赖英美的救助来赢得战争。 当然，并不是巴黎的工程毁掉了法国，一个工程没有整么大影响力。而是，这个工程反应了法国基层社会的退化和官僚制度的鼎盛。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城市的性格，经常非常精确地反应它所处的社会的权力构造。 经济、防御和观念，关于这三种组织力的讨论，还会继续贯穿我的这个系列。

这期讨论，非正式的占据，这个概念，英文叫informal occupation。 它是城市研究方面特别重要，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概念。什么是非正式占据呢？ 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一男一女两口子搬到新家，新家有个新的大衣柜。夫妻各自把自己的衣服挂进去。男的挂在左边一半，女的挂右边一半。形成默契，分的挺好的。不过，很快，太太的衣服越来越多，把右边一半挂满了，就开始往左边挂，挤进先生挂衣服的空间里。先生也没意见，因为他本来衣服就少。但是，不久，先生买了新的冬装。没地方放了。他一看，柜子顶板的上面还有一些空间。他就把自己一些衣服叠起来，装进盒子，放在柜子顶上，把上面占满了。 最开始，它们有过一个默认的规矩，就是一人一半。然后，它们默默地突破了这个规矩。女的越过了中线，男的占据了顶上。这都是之前没有约定好的。这就是非正式的占据。 在人类的城市起源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土地证，没有明确的所有权界限，而且地方有的是，先到先得。而且，每家就一个茅屋，只要别挡大家的路，不怎么碍事就没有问题。但是，渐渐的，人口和财富增加了，每家都会增加新的东西。比如在屋外面围一个羊圈。堆一些谷仓和木柴。谁家的家长地位高，谁家东西多，儿子多，不好惹，大家就会让着他们一些。他们就又能力多占些地方，占好一点的地方。这些占据都是非正式的。没有什么确定的规矩。但是，渐渐的，茅屋之间的公共区域就会变得紧张。这时候，模糊的边界，就会引发内部矛盾。这时候明确所有权，是非常必要的。 吕氏春秋说的：一只兔子跑，一百个人追。因为这只兔子没有所有者。市场上堆满了兔子，路过的人看都不看一眼，不是他们不想要兔子，是因为这些兔子是有所有者的。模糊的所有权导致争夺，争夺会消耗大量资源。于是，就出现栏杆、围墙这类构筑物，不见得能有效防卫，但是可以用来主张产权。如果，这些占据没有侵害别人的利益，没有人出来挑战。他就形成比较正式的权利了。 所以，非正式占据，是产权形成的前奏。产权是占据阶段博弈的结果。 甚至，传统市区的街道，就是非正式占据的结果。人们沿着道路占据土地，它们要尽量贴着街道，修建建筑或者围墙，这样才能主张明确的边界，然而，它们有一个底线是，不能太靠前，不能妨碍交通。交通，涉及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所以，大家总是倾向于，在不突破公共利益底线的前提下，尽量向前。最后，形成整齐的，连续的街墙，每一栋房子，都顶着自己地块的边界，贴着街道。这是公私利益博弈的平衡状态。传统城市里，没有菜园对着街道，因为那样不利于占据，不能形成稳定态。 人们会在地面上保留街道，避免占据街道引发公愤。但是，在街道的上空，占据经常还可以继续。二层悬挑出来比一层更突出街道，这样就可以产生更大的面积。这种行为在很多城市也得到了容忍。在意大利和荷兰都比较常见。 在多雨的东南亚城市，这种悬挑因为可以给路人挡雨，对商业街非常有利。有的挑出的特别多，以至于必须有一排柱子落在街道上。这就是骑楼。起源于印度和新加坡。在广州、厦门非常流行，成为一个建筑现象。 非正式博弈还遵循什么规律呢？ 谁创造的价值大，谁就有更大得机会占据。老公把大衣柜里的空间空着，不创造价值；太太就会把自己衣服塞进去，让这个空间创造价值。 太太占据老公的大衣柜，制造了既成事实；这时候，老公如果抗议，他就会破坏太太的利益，受到太太的抵制。他要恢复他原来平分大衣柜的权利，会很费劲。 所以，你要改变既成事实，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有时候这个成本特别高；而你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就是占据大衣柜顶部。这时候，你就会让步。 在尼泊尔，有没有房子的居民，占据公共绿地，搭建彩钢房的行为。北京的大杂院，其实也是居民占据公共的宅院，私自建房的情况。这就是一种非正式占据。这种情况下，管理者有权强拆这些占据，恢复公共土地原状。但是，你要赶走这个居民，会导致他无家可归。你是不是还得帮他解决临时住房呢？ 先生把太太的衣服赶出自己的衣柜，那他是不是还得买新衣柜呢？那不是一样需要成本吗。 如果管理者手里没有这个资源，那可能你就会纵容这种非正式占据。 太太占据衣柜的时间越久，就显得越理所当然。以后，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孩子从小就看到这个衣柜有一大半是妈妈的。他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本来就是妈妈的衣柜。如果人们的长辈都没能挑战这些占据，他们后辈挑战的机会就更小了。非正式的占据，一旦跨代了。就会大概率变成半正式的。甚至可以得到上户口的机会。 从经济学角度，如果这种占据，没有破坏（或者没有严重破坏）别人的权利，有给自己创造了福利。那么这岂不就是一种帕累托优化。 在东汉末年，人口损失、流散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荒田。这时候，基本上，谁开垦，这个地就是谁的。 到这里，可能，我们感觉非正式占据，都是些小打小闹。 不过这些小动作，经过时间的积累，可以改变道路网格和城市格局。 在罗马帝国晚期的动荡之中，居民死走逃亡，十室九空。出现了大量的无主地产和无人街道。 原来规划整齐，方方正正的路网，十几米宽的街道，在这时候显得多余。居民即使向街道扩建房屋，只留下五六米的通行宽度，也足够通行。不会妨碍任何人。 而居民占据街道的时候，不会保持整齐。有的在左侧，有的在右侧。道路于是变得弯弯曲曲。 有些地产空置无主，房屋倒塌，于是，人们可以走捷径，斜穿这些空地。在原来的方格之间，形成斜向的新路。 无人经过的街道，甚至可以完全占据，乃至于可以并吞街道对面的无主地产，连城一片。于是又有很多街道消失。 过去由政府管理的公共建筑，比如尼禄大浴场，现在无人维护。建筑材料被居民偷走建造自己家的房屋，以至于这些堂皇的巨大建筑逐渐消失。剧场、竞技场，结构非常坚固。它们的看台下面的空间，经常被无房的家庭占据，砌墙切分，变成若干户住宅。广场上也出现零七八碎的房子。 帝国灭亡后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瓦解，威权粉碎。呈现肌体死亡后降解、溃败的场面。非正式的占据大行其道。 非正式的占据，要正式化并不困难。城市、诸侯都需要收税；收税之前他们会组织产权登记，这个时候，只要没有人重复登记，没有引发争议。非正式的占据就很容易借这机会上户口，你就可以拿出产权证了。就好像超生黑户的小孩借着人口普查上户口一样。拿了产权证，就可以当成自己家的祖传财产，好好建设了。 然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秩序又会从帝国的残躯上产生。流民组合成行会和自由城邦，难民的后代成为布尔乔亚。当年胡乱拼凑的房屋，经过几百年，多次的翻建，变成了精致的艺术。 罗马台伯河边的剧院，被几十个家庭瓜分，成为几十栋高级住宅。它们整体组成的轮廓还是原来那个圆圆的形状。但是，好像忒修斯之船，除了地基，多数砖都不是原来的。这些住宅现在甚至装上了电梯。目睹这样惊心动魄的重生，总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 非正式占据，在人类聚落的历史上，相当重要；甚至在有些场合充当了关键角色。非正式占据，是充满矛盾的争议的，但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它们还是以对等，尊重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进行的是一种比较柔和的博弈，不可能搞得特别过分。 最激烈、最不平等的占据，是通过强权、暴力进行的，这就征服；征服者可以随意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土地附着的财税义务。不管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占据，在征服者的面前都是非常脆弱的。 我这里问读者一个问题：艾伦马斯克在火星上建的殖民地，是不是也会从非正式占据呢？

这个系列讲座，从第9期，到26期，我们讨论的内容，围绕着城市演化的动力学展开的。 27期之后几期，我会用若干期来讨论城市演化的形态学方面的问题。这方面，有一本很好的书，Spiro Kostof写的《城市的成形》。The City Shaped。我是接受了这本书的教育和启发的。 这本书，对顶层设计的条件，思想来源，做事方式。有比较丰富的论述。 在城市史上，分布式的，各个小主体出于自身立场进行的局部的决策，经年累月的积累，是建设活动中主要的决策方式。村里的农民房的方案主要是各户农民自己决定的；商业综合体和住宅小区主要是开发机构根据市场需要决定的；即便大学、教会、医院之类的社会事业机构，甚至政府的大楼，一般也是这些单位根据它们自己的需求分别建造的。 只不过，有时候，在有些场合下，决策者们快速地做出一些决定。这些决定可能产生持续几百年、上千年的影响力。顶层设计最常见地痕迹，就是横平竖直地方格道路网。当然，也有其他形状的设计，只是占比较小。 有顶层设计的需求的场合，一般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种情况。 1）灾害后的重建 2）殖民建设 3）经济技术爆发带来的快速城市化需求 我依次展开 第一种情况）灾害的灾后重建 大河文明平原地区经常遇到洪水。洪水过后，留下的淤泥会覆盖原来的田埂。就无法分辨土地的所有权边界。需要一个有数学知识的人，一般是祭祀，来重新进行分割。这样几何分割的土地一般都是一条条，非常均匀，接近于矩形排列。土地的所有权就被这样分成类似棋盘格的形状。如果，这样的土地被开发成房屋，它们当然也会延续这样的方格网。原来的田埂阡陌就成为道路。这种田垄网格，一般不是像坐标系那样横平竖直，正南正北，总是要结合灌溉和耕作的实际情况，所以会顺应地形。应该说还是有一点有机性。 埃及尼罗河谷地区，自古以来大量的聚落，是沿着这种田地的方格图案建造的。今天开罗依然如此。 纽约的西村，也是一个田垄发育出来的路网，所以它和纽约的整体方格路网的尺寸和方向都不一致。呈现出和开罗类似的图案。 马耳他的瓦莱塔，是一个网格严整的中世纪城市。1565年，马耳他经历了4个月的惨烈围攻，挨了土耳其人13万发炮弹，主要城市基本被炸平。战后，得到了全欧洲的资金资助，选择了更加易守难攻的新址重新修建首都，这就是今天的瓦莱塔。 伦敦的路网是极其复杂蜿蜒的，这是两千多年的沉淀。但是，曾经有一个机会改变，1666年，伦敦大火，烧毁了市区三分之二。灾后曾经有若干个方案，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街道整理成更有结构的状态。但是，这种方案需要改变太多宗土地的所有权轮廓，受到业主们的强烈抵制，没有实施。 6世纪修建的隋唐长安和13世纪修建的元大都，是经典的有顶层设计，一次性规划的典型的方格网城市。它们都是甩开旧城，也就是汉长安和金中都，这两个古代特大城市，在旁边并排修的新城。原因是旧城年深日久的地下水污染，导致井水无法饮用。这一定程度也可以认为是对针对环境灾害的一种重建。 第二种情况）殖民建设。 方格路网最发达的地区就是美国。这个很容易理解。欧洲殖民者登上北美大陆的时候，武力是可以碾压土著居民的。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就轻易得控制了大片土地。它们可以把土地当成白纸来随便规划，没有特别多的条件限制。 殖民者在切分土地的时候，会把地切成什么形状呢？当然，他们很自然的把地切成非常均等的方块，这样很容易计算、估值、出售或者转卖。而且，房子的最基本的平面形状也是方的。在方形土地上很方便布置房屋。这种棋盘一样的格局，也很符合殖民者团体内部追求平等的理念偏好。 所以，我们看到费城、萨凡纳之类，有清晰顶层设计的方格城市。 把方格网切地发挥到极致的，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公有地测量系统PLSS”。1785年，当时还没当总统的杰斐逊提议。把美国中西部广阔的土地，划成一英里为单位的巨大方格网。这种方格绵延千里。（但是地球不是平的，沿着经纬线的方形切分，东西两边可以保证等长，但是北边界总是比南边界短一点。这个误差会积累。所以每隔几十公里，还需要设置错缝出以修正误差。）作为结果，美国广大中西部大量的道路和土地产权，到今天为止，都是按照这种格式切割的。大城市，比如底特律、克利夫兰、辛辛那提、明尼阿波利斯，这些会沿着河流码头的方向设置路网，不会沿着这个正南正北的大网格。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芝加哥，就是沿着PLSS的路网方向。从画蓝图的成就这方面，确实无人出杰斐逊之右，即便不算他起草了独立宣言、做过总统。仅仅切地块这一条就足以让他在美国地国父之列了。 实际上，殖民不是西方文明独有的，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有之。 4600年前，古印度河文明的古城——摩亨佐达罗，就是一个有着整齐方格网的城市。这暴露了这个文明，是一个外来的集团，带着土著前所未见的技术和战斗力，为了快速建设而统一规划的。 在欧洲城市——比如佛罗伦萨、维也纳、卢卡。我们经常看到，城市核心里有一个不太大。可能还不到一平方公里方方正正的区域。和周围比较自由的放射状的蜘蛛网形状的城市肌理拼贴在一起。它们是古罗马兵营留下的痕迹。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在西欧和整个环地中海地区，存在几百个类似的兵营，驻扎着44个军团和400支辅助部队。罗马帝国通过这种军区和大道组成的系统，来保护贸易路线、确保税收、维持秩序。 罗马兵营，是一个标准化方形小城堡。大的驻扎整个军团，小的驻扎一支辅助部队或者连队。城堡内的街道用数字编号，像棋盘一样。城堡标准化有什么好处？首先，它有标准化的方案和建造流程，标准化的成本预算。其次，部队换防去任何一个兵营，都可以采用固定的防守战术，履行固定的岗位职责。这些兵营，由于有军事保护和行政功能，经常发展成地区的贸易中心。发育成城市。 所以说，这种兵营，是一种军事殖民活动的支点。后来，军事用途没有了，城墙拆掉了，过去兵营的部分和城市其他部分融合起来，但是，原来的街道还有所残留。 中国也有类似的街道形状，比如烟台市芝罘区，有一个有十字型主街的方形城中村，嵌套在市区其他不同走向的道路中间。它是明朝的一个沿海堡垒，奇山千户所的遗存。在天津、厦门、沈阳、香港九龙都有类似的情况。明朝在全国留下了几百个类似的方形城堡，通称卫所。他们和罗马兵营的相似度可以达到80%。也履行着类似的功能。 明朝逐步统治全国的过程，修筑了遍布各地的这种方形堡垒，来压制蒙古帝国体系残余势力和民间武装团体。 这种标准化兵营。在中国，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周。 所有在中国上过大学的建筑学学生都学过《周礼.考工记》里“匠人营国”这一段，考工记据认为是汉朝编辑的，但是，其内容可能来自西周时代。西周早期，分封诸侯，那么周朝诸侯和被分封的地区的原有居民是什么关系呢？根据钱穆先生的说法，这是周族对商族原有势力范围进行军事殖民的过程。姬姓诸侯就是周族派出的军事殖民分队，他们在各地修筑的据点，就是这里所说的匠人营国。国这个字，外面口字是一圈城墙，里面或字是一个手持武器的武士。原意就是一个有武士守卫的城堡。这是这个词的本意。相当于英文的Stronghold或者Fortification。诸侯的这些城堡，作为周的分支机构，承担地方军事、外交工作。和罗马兵营机能相同。区别是，封建制的诸侯国实行个人承包制和总经理世袭制。而罗马兵营实行分公司干部任期制。 考工记描述的国，特别强调战车行动的道路宽度，这暗示着它写作的年代在春秋之前。和罗马兵营相似，考工记的国，有神庙、市场和集会场所，在棋盘形城市里占据特定的方格。这些殖民据点，在早期，一次性规划建成。但是，在后期，随着殖民者和当地居民统战融合进程成败，或发展、或溃灭。发展的据点周围也会发育出比较自由的田野道路网，形成拼贴。溃灭的据点，它的棋盘格会呈现松散，溶解的趋势。有的完全溶解，不可辨识。 卢卡为例，他比较好的保存了罗马时代的路网，只稍微有所溶解，东侧和北侧，Y字形的街道是沿着过去城外道路发育出的城关社区，后来被整合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墙之内，城墙之外，是以城门为起点的放射状的城镇间道路。 下面，我们讲第三种情况）当经济和技术水平发生跳跃式发展的情况下，突然产生的新增城市人口和资本洪水一样的涌入原来价值很低的土地。 这时候经常会刺激新城开发和土地投机。 这和殖民活动有类似之处，殖民活动本身就经常伴随着新技术进入原来技术落后的地区，发生跳跃式发展和城市化。 历史上有少数时期，比如，19世纪后期，西方进入工业化的阶段，在欧洲各大城市，在老区外围，出现一大批新区。 巴塞罗那的这个时代的新区，叫拓展区Eixample，是其中特别有代表性，规模又特别大的，大概7.5个平方公里。 纽约曼哈顿的网格，比巴塞罗纳要早一些，但是也可以认为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 它并不是早期荷兰殖民地留下的。事实上纽约早期城区在下城金融区，那里的路网弯曲复杂得多。14街以北连续、大片的均质的街区，是19世纪初，莫里斯、卢瑟福、德威特组成的委员会规划的。是革命后美国吸纳移民和房地产投机活跃的一个反应。 20世纪二战后是新一轮顶层设计的高峰，英、法、日本、巴西、印度，都出现了新城规划的实验，主要实验现代主义设计理念。留下了一些不算特别成功的案例。到1980年代之后，在美国和英国，又出现了新城市主义流派主导的新城规划。新城市主义具有更加注重协调的工作思路，纽约的BPC炮台公园城和伦敦的金丝雀码头，是其中影响比较大，也比较正面的案例。 当然，这些经济跨越的烈度都不如21世纪初的中国。中国的经济跨越特别大，涉及的人口特别多。1850年，欧洲总人口才1.2亿，美国人口才2300万。而中国2000年的人口是13亿。在中国出现的面积超过纽约中城的新区，以数百个计。而且几乎没有例外的都采用了相当整齐的路网结构。在城市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 如上，我们讨论了三种情况，灾后重建、殖民活动、快速城市化。是城市顶层设计的主要时机。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权力非对称的社会结构，就是说——权力、资源、知识集中在上层，或者上层掌握比较大的资源剩余的情况。 顶层设计，在比较平稳发展的社会，用武之地不大。在变动比较大的社会，则是一种刚需。 在近代，顶层设计占据的份额呈现增加的趋势。随着科技进步、知识积累，顶层设计的技术水准逐渐上升，信息掌握更加全面，协调性提高、武断性下降；但是在权力特别集中的社会，经常发生专家失语、专家不作为的情况，结果是武断性提高，技术水平退化。 顶层设计一般是阶段性的。一千年，可能也就只有几次，每次的推进进程可能只又几年、几十年，其他90%以上的时间，城市还是会回到自发建设活动为主的状态。自发建设活动，对环境更加敏感。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原有权威衰退的情况下，自发的建设活动，持续的，日积月累地对原版地顶层设计的修正，优化原有系统的效率。会侵蚀、溶解原有顶层设计的框架。只不过，顶层设计的影响十分深远。它们走出来地轨迹，也会形成路径依赖，延续后世。就好像今天北京人，还在使用着元朝顶层设计的街道。而且这些街道也完全看不出消融瓦解的迹象，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顶层设计的手法，当然不限于方格网。它的思想来源是多种的，手法也是如此。我放到以后讨论。

每个人都是从一个受精卵单个细胞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经过无数次分裂，到成熟的时候，有大概37.2万亿（3.72*1013）个细胞。这些细胞组成人体内的四大类组织，78种不同器官。 这些组织、器官每个都有独特的结构，细胞也各不相同： 肌肉组织的细胞是纤维状的、神经组织的细胞是神经元拉着一条长长的线、骨组织的细胞呈现星云状、淋巴和血液的细胞是游离状的漂浮在液体里。 器官们各自有复杂的结构，牙是一个器官，外面是矿物质硬壳，中间是牙本质，里面空腔里是神经和血管；气管也是一个器官，一节节的软骨环包着的一跟管子，模样像洗衣机排水管，下面有个三通的分叉，通向两边的肺。 细胞的外观和命运非常不同——神经细胞能有1.5米多长，红血球细胞只有5个微米长，尺寸差30万倍。神经细胞能活超过100年，胃上皮细胞只能活几天，寿命差一万倍。 但是，别忘了。它们都是最开始那一个受精卵，有丝分裂，自我繁殖形成的，它们都带着一模一样的染色体和遗传性息。 这个分化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最初这个细胞分裂了几轮之后，产生了十几个细胞的时候，这些细胞通过周围兄弟细胞的化学信号，可以知道自己在中心还是外面。如果你四面八方都是兄弟，说明你在中心；如果只有一边有兄弟，说明你在外表面。应激性导致它们内部的转录因子会给基因打开不同的开关。里外会分化成不同的胚胎层。 但是这时候胚胎还混沌一团，分不清头和尾。也就是说每个位置都可能成为人的脑袋，也可能成为臀部。但是，它接触到子宫壁之后，子宫壁会给它们一个诱导，让胚胎产生头和尾的分化。上半身和下半身会打开不同的基因开关，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各自释放不同的化学信号。然后受到左邻右舍不同强度和特征的化学信号，分裂成手臂和胸膛，心脏、肝脏，各种不同的器官。每个细胞，都自动分化成和周边细胞协调的类型。如果上半身的干细胞没有和周边协调，发育成为了下半身的干细胞。那就会产生畸形。 只有非常精密的协调，最后，才会分化成一个个正常的器官，才能看起来是正常的，成为一个平淡无奇的人，其实这种平淡无奇的才是真正的奇迹。 ———————————————————————— 城市也经常被类比为一个有机体，里面有类似的机制。 城墙是城市的外骨骼，城门是它的嘴巴；街道是它的循环系统；市场是它的肺；兵营是它的拳头；警察和监狱是它的淋巴；克里姆林宫和伦敦塔是城市的颅骨；里面居住着的统治机构是它的大脑。 五湖四海的城市，形状各异，但是整体看很大程度上同构。这是其中蕴藏着的类似的人类行为使然。 ———————————————————————— 城市里每一栋房子，每一条排水沟。它们的建造，都是一套独立的决策过程，就像一个分裂中的细胞一样。只不过，人的想法比细胞要多得多。但是，即便如此，通常，每一个房子的建设，都是对环境高度敏感的。 城门口，主街边上的房子：会开商店；而且大家都会这样做，于是形成连续的商业街。 水井口、神庙门口：人来人往，会出现集市。 远离主路和城门的边角地、低洼地，不适合做商店、住宅，不如做马厩、菜园 在陡坡上，会整理成梯田状的台地，在阶梯上开发；因山就势，可以节省土地平整的工程量。 别人的房子都什么样，你最后做出的选择大概率也不会差太多。比如你隔壁的房子都是石板砌的，而你考虑用红砖；你调研之后很可能发现本地就是石头山，因为石材太便宜，所以没有人建砖窑。从外地运砖又会太贵。 再比如，邻居都是五层的房子，你如果只建两层，你会比别人获利少；如果你要建八层，可能爬楼太累，租不出去；或者因为高度太压人遭到邻居的抵制。所以你大概率和邻居层差也就一两层以内。不是绝对的，但是是大概率如此。 你左邻右舍通用的房子的类型，代表了长期积累的经验；便宜的材料、本地工匠擅长的建造技术，有效率的布局。如果，一意孤行选择了错误的类型，可能会吃亏的。 大家学外语应该都练过完形填空，在一段话里抠出来一个空白，让你填一个词进去，其实能考虑的选择并不是特别多。建筑也是一样，你置身于所处的环境中，真正合理的解决方案是有限的。 协调的决策，照顾很多方面的关系，瞻前顾后。城市学的术语称之为contextual，名词是contextuality。意思是：尊重上下文的，考虑周边环境的做事风格。 有的人把它翻译成“文脉”。这样一个新词，反而难以理解了。它其实没有什么玄学，是一个很直接的单词，意思就是周边协调的。 传统城市都是演化史上的胜者，其实多数的房子都是很不突出的，融入背景的；但是它们构成的整体却是生动的、高效的。 大清朝并没有法律规定北京只能建四合院，但是最后，90%以上都是四合院。 意大利的庞贝古迹也是90%的四合院。它和北京之间隔着8000公里，一千多年，两边也没有打过招呼，但是最终产生的结果和北京差不多，说明四合院是那个环境下有生存能力的类型。 鲸鱼的祖先是一种长毛的、和黄鼠狼差不多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进入大海几万代之后，变得和与他们亲缘关系比较远的鲨鱼有点像。特定环境下，演化趋向类似的结果。 ———————————————————————— 我在陈腐粉碎机的第一期里提到过的所谓的有机性。不是蜿蜒曲折的样子就一定是有机的，那可能是假有机。真正的有机的含义，就是广泛协调。 和协调、和文脉相反的做事风格是“武断”，武断的意思就是考虑的外部条件少，掌握的信息不充分，由着性子。历史上武断的案例也是非常多的。城市规划的历史是一个充满失败的历史，讨论失败案例的书很多，比如Kenneth Kolson的《大规划——城市设计的诱惑和荒唐》，讲美国历史上的武断案例。在经济发展的红利里面，有时候，一个武断的规划，看起来好像还挺成功、还可以运转，但是它本质是消耗性的，是搭时代的便车、消耗社会的元气的。但是，武断是简单的，而协调需要知识，耐心，更需要复杂的组织工作。

城市是通过提供分工协作的环境来创造价值的。 人口密度高，可以提高分工合作的效率。 快递员、出租车司机和餐馆老板最懂得人口密度对提高它们得生产效率的贡献。 其他行业，虽然不一定对人口密度的影响有那么直接的感觉，但是它们从中收益不一定更小。 传统城市中，神庙、议会、法院、集市、商业街、甚至公共娱乐场所，在古罗马，是洗浴中心。在有些地方，是青楼酒肆。它们是城市里合作发生的枢纽。 普通工种的日工资是两三百元，而企业家、律师、金融家、高级技术人员之类的工种的日工资可能是上千、上万元。专业机构每小时取费上千元的情况并不少见，企业家日常处理几百万甚至上亿元的交易。一个金融家一天能开三个会还是四个会，差别是很大的。 普通行业为一个职工每天支付三五十元的办公场所费用是比较普遍的，而金融企业为一个金融家和他们的辅助人员每人每天支付几百元，选择一个更方便、更集中的地点，是非常划得来的。不同地段的房价和租金能差十几倍、几十倍，就是这么来的。 这些功能强烈的倾向于集中。空间上集中，用建筑尽量把土地铺满。铺满之后，就要向上发展。增加楼层，产生垂直方向的交通。每一栋楼，可以被理解成一条垂直向天空的街道，一层的入口是进入这条街道入口。这条街道在顶层结束，形成一个尽端，也就是死胡同，出来的时候，你还得原路返回，从一层同一个地方出来。 你可以想象，在死胡同上，大概只有胡同口适合做生意。一层是地面空间的一部分，通达性好。商铺二层的租金大约只有一层的60%，三层只有一层的40%。楼梯等交通空间，降低得房率；高楼层也会增加结构的费用；爬上爬下会消耗体力，搬运货物更是不方便。 所以在多数情况，增加楼层，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 但是，只要边际收益大于零，就可以继续往上加。 其实二层三层的房屋在古代世界普遍存在。人所共知，武大郎是住楼房的。否则潘金莲的晾衣杆也不会砸到西门庆。 树屋吊脚楼是建筑的基本型之一。进水的地方，一层比较容易淹水，也比较潮湿。最极端的是威尼斯，一天涨水四次。所以威尼斯几乎没有一层的建筑，否则涨水的时候就非常痛苦了。二三层的建筑结构成本也不高，一层是商铺、工作室、用人房间。三层是屋顶阁楼，夏热冬冷，作为储藏室和次要房间。 二层最舒服，是主人住的套房。这是一个标准格式。 有两三层的房子，一般代表一个经济地位比较稳固的家庭。它不可能特别小，因为楼梯还要占空间。一般要在150平米以上了。 但是，四层以上的建筑，在古代世界就没那么普遍。因为它很可能是一个多租户的公寓。是一个代表着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城市现象。古代世界的大贸易港，罗马的竞争对手——迦太基城，是以6层的楼房为主组成的。6层，差不多是人体力允许的上限。 当然，也有更高的，在罗马有的公寓盖到了9层。可以想象，趴9层楼是很累的。这不是什么高档的房子。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比住在市中心外几公里还是要方便。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罗马帝国时期，为了建筑安全，也出现了住宅限高，基本把罗马城内公寓楼房高度限制在了五层以内的状态。 罗马城早期是四合院为主，有少量的公寓楼，高于四合院，像海上矗立的岛屿，因此公寓这个单词在拉丁语中就叫insula。在四世纪帝国衰败之前的这段时间，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发展。城内公寓楼越来越多，独栋越来越少。形成三到五层的楼房占9成以上的局面。这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有意大利古城并无区别。在前工业时代的佛罗伦萨、锡耶纳、威尼斯、比萨、博洛尼亚，也都是这种三到五层为主的状态；即便1881年的纽约，还很少有建筑高于六七层。这反应了那个技术条件下，建筑类型漫长演化形成的一个准平衡态。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处于一种建筑覆盖率很高，人口密度也相当高的状态。中心区和商业区建筑覆盖城市40%-80%的土地，纬度越低、日照越充足的城市，建筑覆盖率越高。综合容积率（行话叫毛容积率）局部能达到1.5-2.5。在城市边缘区域，特别是不靠近城门和主路的区域，低洼排水的区域，有可能相当空旷，有大片的菜园。整个城市的整体容积率一般能够达到1左右，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在2万人以上，局部可以达到4万人以上。种平衡态被打破，要等到19世纪电梯的出现，1852年美国人Otis发明了安全电梯。到1870年，9层47米高的的人寿保险公司大楼Equitable Life Building，一次性装备了10台电梯，取代了楼梯，成为这个大楼里的主要垂直交通工具。 李鸿章1896年去纽约访问的时候，看到很多20多层的建筑，也住了13层的老华尔道夫饭店（在第五大道，而不是现在公园大道的华尔道夫），乘坐了电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时候电梯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钢结构也开始普及，摩天大楼接连落成。1913年，出现了38层，169米高的Equitable Building。地块内容积率达到27.5。 记录不断被打破，1931年出现了381米高，102层的帝国大厦。局部市区的毛容积率能超过10，电梯是这波发展的动力学基础。 我们可以把电梯和电车进行非常直接的类比。他们出现的时间和技术基础都非常接近。一个是在水平方向上，一个是在垂直方向上，把城市扩展了5倍以上。 虽然，1916年，纽约出现了控制容积率和建筑退台的规定。 但是，抛开这些限制的对错。其实，在提高密度方面，技术上是没有上限的。经济上更是可行的。今天，即便超高层的造价每平米可能会比普通楼房高一万多块钱，一平米的建造成本能达到2万以上；即便如此，只要这个办公楼每平米的价格，能够卖到每平米3万块人民币，那么，它产生的价值就有能力覆盖成本的增加和资金的成本。盖的越多，越能摊低土地的成本。 电梯出现之前，越高楼层越便宜；电梯出现之后，越高越贵。大家争相盖高，还出现了《魔鬼的代言人》里面描绘的顶楼豪宅Penthouse的概念。 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电梯提高了传统市区的紧凑度，缓解了向郊区发展，占据更大国土空间的压力。 它也缩短了城市整体的出行距离，提高了公交系统的效率，降低了机动车依赖性。 电梯和楼梯，构成的这个垂直交通，它和汽车郊区里的尽端路，或者城市里的死胡同，在拓扑角度上是同构的。所以，它们也有类似的特点。上下楼梯或者电梯的人，目的地或者出发地，都是这个单元里的住户。没有外来经过的。也没有闲逛的。所以这种尽端上，人流必然少。在某些年代，是一个治安犯罪高发的空间。 随着物业管理和门禁出现，目前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它增加了维护成本。 此外，如果是住宅楼，和郊区尽端一样。各户都是同质化的居民，彼此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协作和交易。这和村镇里的商户之间的协作要松散得多。所以，它们组成的业主委员会，也是一个生人构成的组织，是生硬的。它的天然组织力就比较差。不利于管理它们共有的这栋楼。所以，团地、经济适用房、集合住宅的管理不善和衰退是一个普遍现象。威胁着居民的长期利益。 其中比较有名的案例是1950年代建设的，美国圣路易斯市里，一整个廉租房小区Pruitt-Igoe，建成还不到20年的33栋大板楼，像极了今天在建的这些中国小区，一共2800多户住宅，因为治安不好，入住率越来越低。大量空置的住宅，变成汪达尔主义行动（也就是搞破坏）的场所。这个几十万平米的项目在1972年被整体爆破拆除。这是历史上把电梯楼房作为社会工程而失败的最惨烈的案例。 但是，其实，把电梯楼房当成社会工程道具的祖师爷，天才的瑞士建筑师le Corbusier，早就对我提出的这个高层楼是盲肠尽端的这个问题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在他的名作，马赛公寓里面。他设计了一个垂直混合方案。垂直混合这个概念在这个项目里发挥的淋漓尽致。你不是说高层楼里的住户互相没有协作，没有交往吗？ 请看这个方案如何？ 一层，一个很有英雄史诗感的架空空间，只有一个入口。 二层三层是跃层公寓，很有特色，公寓的室内有城市联排住宅的感觉。因为是跃层，所以实际是整个建筑的二层到七层。 四层、五层，实际上是八层和九层，在这里，居然是上下跨两层的商业街，里面有咖啡厅、建筑书店和一些其他的店铺、工作室，还有一家酒店出租房间。 五六七三层还是跃层公寓，实际上是10到18层。屋顶平台最为有趣，有幼儿园、和一个展览演出用的多功能厅。 吃喝拉撒睡，在一个楼里全给你解决了。让大家有在楼里上上下下去不同地方的机会，有社交机会。 这是一个很精致、很妙的方案。 当然，它的比例感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比如，这个楼里如果住满了，是337户，一般只会有十几个幼儿园年龄的小朋友，它们支撑不起来一个符合经济规模的幼儿园，还需要一些外面的孩子报名入园才好。如果住户们天天都去三层四层吃饭喝酒，那么是有可能养活这些商铺，但是现实中这种三四千平米的商业街，提供不了特别有竞争力的业态。住户不会只去这里。所以目前这些商业和酒店主要是靠接待参观建筑的客人生存。 马赛公寓，在CIAM协会的支持下运转，带有很强的建筑学展示和社会实验性质。 这种小而全的建筑应对不了现代社会大规模的分工，提供不了一种有竞争力的经营方式。所以，看起来，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更大体量的住宅，更大体量的商业、文教、体育配套组合在一起。这个概念，再走一步，就会通向巨构。巨构，英文叫Mega Structure。也就是一座建筑就是一座城市，一个公社，一个小共同体。它也是现代主义乌托邦建筑实验地一部分。存在那种要一步到位地设计一整个生态系统，一种生活方式的冲动。现实中，这样的案例暂时还没有特别成功的。 毋宁说巨构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需要漫长的调整，而且这个生态系统不会是自足的，一般是城市的一个有偏重的业态组合。实际上就是一种城市综合体。柏林的波茨坦广场，伦敦的金丝雀码头、国王十字车站，纽约的中央车站，哈德逊场Hudson Yard，这几个项目，似乎是这方面比较好的案例。然而，它们和巨构那种武断和乌托邦的思路其实恰恰相反，采用的是更加广泛的合作和协调的工作路线，存在多利益相关方的复杂博弈，经历几十年的周期。这些项目，往往地上几十层，地下有的能有十几层。组织了无比复杂的垂直混合和水平混合，结合了公交铁路系统。能把综合容积率做到10以上。还能保持一个相对舒适、相对符合人性的室内外环境。是人类城市建设组织能力的标杆。

这期谈中国式的郊区化，把它放在美国式郊区化的后面，是因为其中有相通之处，可以进行直接的对比。 美国式的郊区化，从缺乏顶层设计的，理念层面是比较散漫的。 中国常见的郊区化，自上而下，它是受到官员和专家的行政控制的。专家是一个受到乌托邦现代主义建筑学影响很大的群体，按照处置国有资产的思路来处理城市土地的。他们是这个进程的头脑。 中国郊区化的发展，自下而上，它的下半身是开发商，消费者，是市场化的、多元的、传统的、甚至观念古老的。受到本土民俗学、风水理论的一些影响。 这样的上身和下身，当然有所混溶，综合成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遵循一套很特殊的逻辑。所以中国的郊区化呈现的结果独具一格，存在内在的不协调。 能理解上下两头的立场和思想来源，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城市发展的各种现象。 中国的郊区化有鲜明的特点，我下面分析五个点： 第一，中国的郊区开发的本意是建设新的城市，但是在很多方面，采用了郊区的手法。 比如，宽街道，超大街区，低密度路网，在道路两侧设置绿化带。这些都是典型的二战前的雅典宪章手法。实际上都是适用与郊区，而不利于城市经济的。把绿化带放在街道两边，起装饰左右，给人一种看上去很自然的印象。这符合朴素的，未经教育的城市形象观。我不做过多的展开。简单地说，对步行者不友好，街道活力被稀释。不利于商圈的整合和包容性的城市生态的孵化。导致中式的城市扩展具有郊区化的特征。 第二，浦东新区，望京新城，浑南新城，等等等等，这类新区新城，是中国郊区化最突出的现象。不能说所有新城都很成功，但是有不少都相当成功。表现为，有些房价甚至超过老城，甚至出现了一些新城商业的繁荣。 新区压过老区，这是一种后发优势的现象。全世界范围内，采用强计划手段，通过一张蓝图，整体规划而成功的新城，是非常罕见的，一般负面案例偏多。在中国，当然也有大量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却也有还差强人意的，这个词意思应该是褒义的。如我前面所说，有这样的好结果，必然是同时符合上下两个方面的立场的一种解决方案。 从上面角度看，在中国，和做旧城改造相比，新城开发需要协调的关系比较简单，需要补偿的拆迁户也比较少。所以成本其实更低。而且形象和政绩更加显著。新城开发，是从抵抗力弱，效果明显的方向下手。 从下面角度看，如同在美国的情况。新区一般是比较单纯的中产和小康的家庭，形成一个中产国中国，其实是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此外，新区一般停车位的供应比较充足，而传统市区停车位不足，也几乎没有增加车位的机会。所以，中产人口抛弃传统市区，向新区转移。传统市区的活力降低的现象。甚至新区商圈超过老商圈。 重庆江北的发展分散了传统市区的热度，沈阳浑南新区也分散了市中心人口。 当然，新区所谓的低成本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在缺乏高效的老区更新机制的情况下，新区开发的成本相对低。但是，新区的绝对成本是很高的。而且，一次性成本可能低。但是，长期成本是高的。涉及到：新的交通系统，新的商业服务业系统，新的医疗和教区系统——这些都需要重新组织，无法利用城市原有的系统。地方政府的负担变重，用户的实际使用费用也是偏高的。 只不过，中国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而且地方政府有出售土地的收入，这些负担也许、似乎还可以接受。但是，在经济相对平稳的发达国家，新城成功的机会小得多。 第三，中国式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汽车和公交的混合，提高了汽车依赖性。 在建设了城市间高速公路网之后，最近10年，很多二线城市发展了城市快速路系统。这极大的刺激了郊区化的发展。虽然，地铁、公交系统也发展了。但是小汽车的份额增加的快得多，使用者增加的多得多。 中国小汽车保有量大概七八年翻一番，2021年，全国，包括农村人均小汽车的保有量大约0.2辆，大概日本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如果考虑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的小汽车保有量更接近日本，大概美国的一半。但是，要知道，每增加50%的小汽车，你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城市生态。所以，你们正在经历城市环境的剧变，每三年一个台阶。我估计2013年到现在这个阶段，是汽车郊区发展速率的最大值。多数城市的交通阻塞情况明显加剧。传统市中心衰退的现象也在很多城市发生。如我之前讨论过的，汽车化这个倾向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 第三，中国的郊区化主要是高密度的、密度比西方国家的汽车郊区高得多。 这主要是从下面看的，这是成本和市场导向的，因为中国的土地价格，从十年之前，就已经相对很贵。所以，高容积率摊低土地成本是非常重要的。 而从上面看，官方出于节约土地的理念，也出台了排斥1.0以下低密度开发的政策。 这样，中国郊区就划定了一条容积率底线。和我之前讨论过的美式的汽车郊区比，容积率要高若干倍。 这在任何一个规划专家看来都是优势。有利于商业服务业的孵化，有利于维持高效率的公交线路。也因此，对于不开车的人，这种高密度郊区体现了一些包容性。 高密度，意味着局部城市快速路的压力更大。导致城市快速路迅速饱和。支线路网不得不一起发展。形成一种替代性道路更多的格局。由于高密度能容纳的人口更多，中式郊区摊大饼的范围要小于美式郊区。是相对节约资源的。 —————————————————————————— 第四，中国式郊区，虽然是高层，但是和美国的低密度郊区拓扑关系上类似，尽端发达。 什么叫尽端发达？就是有很多口袋装的空间、或者叫死胡同。每一个住宅区拓扑上就是一个口袋状死胡同，里面没有通过性的交通。此外，每一个塔楼拓扑上也是一个死胡同，所有人进去出来都是从一个楼门洞儿。 您可能会说，这不是废话吗？难道还有什么房子不是这样吗？确实，除去商场之外，绝大多数的房子或者房间都是这种死胡同。但是，传统城市里的房子的层数少，尽端的规模小得多，所以程度也弱得多。 这些就是尽端。尽端发达，尽端规模大的区域，相当于一种更加特化的物种。它的环境依赖性强，自我更新的机会弱。你静态的对比看不出来，城市现象很多要经历几十年才能分辨出来。 对比横滨1980年和2010年的航拍，发现传统街道上的老的小房子很多历经了更新还存在，但是更新1970年代的公营集合住宅大院反而大量被拆毁了，替换成了其他的类型。 —————————————————————————— 第五，中国式郊区的秩序更单一，更标准化，兵营状的住宅区比较多。 中国式郊区的理念原型，柯布西耶式的“公园里的塔楼”Towers in the park这种模式的秩序本身就非常单一。在中国这种模式得到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最大限度的发挥。 这和开发规模大，追求效率有关系。但是又不限于此。 中国社会的认知更单极化。假设有一个思想市场，正常情况下，80%的人回去相信20%的东西作为主流知识，总有20%的人在探索其他80%的东西。而更单极化的思想市场，90%的人相信10%的东西，其他90%的思想只有10%的人感兴趣。 此外，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房地产消费品的属性更弱，资产属性更强。我有一个看法，中国住宅带有很强的货币性质，是M2的主要抵押物。也就是说，建造者和购买者都很注意它的流动性（Liquidity）。最好，每一个房子都差不多，和钞票一样。只有面值的差别，同一面值的钞票都一样。这样交易成本最低。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 你从航拍图上看，老的项目，秩序还复杂一点；越新的项目，它的秩序越单一。你都能看出来，在一块地里，只有两种板楼。甚至看上去就像在一张桌子上摆了几种面额的钞票。 ———————————————————————————————————— 当然，能展开的事情还有很多。以上，是我归纳的五点。是为了控制在一个能吸收的篇幅。 下面，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从演化的角度，中式郊区，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生态群落。它就是改革开放成功的证明，表现出了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巨大的财务和社会进步。 然而，我这里一直强调，这种模式，中式的郊区化，它的消耗性是很强的。甚至可能和美式的郊区化的消耗性有可比性。它肯定是依靠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搭改革开放的便车，有可能成为继续发展的拖累。所以，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可以修补、需要修补的东西，也可能要等待新技术的出现来缓解它们造成的这种负担。 —————————————— 同时，说一下，现实中和这种郊区化相平行的模式是什么？ 我认为应该观察：东莞的现象。 我们首先看，深圳很小。东莞和深圳基本同城化，共享一个一线大都市圈得经济系统。你甚至可以把东莞理解成广州深圳的远郊城镇。东莞制造业非常发达。但是，市内中心化程度不高，呈现几个镇并列的局面。房价，相对便宜的。只相当于深圳的四分之一。这是一个什么现象？ 我们看，东莞，在居民自有宅基地上进行的建设，占整个城市的比重很大。在主要大城市，村镇宅基地的发展被限制，份额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东莞对城中村的禁忌更少，对自发开发更宽容。 城中村的自发建设，可以增加住房供应，增加生产性空间。但是不怎么需要外部输入。消耗性很小。 所以，东莞针对制造业和服务员从业者的住房供应相对充足。保持着很强的经济活力和相对合理的房价。房价这就是一种包容度更高，孵化性更强的模式。而且这种城中村只要有足够的产权保障，它会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升级。 可能很多人没有把城中村自我升级的可能纳入视野当中。其实，案例就在那里摆着，东京中野、三鹰、吉祥寺地区的郊区化就是这种模式，战后，为了解决东京住房紧张的问题，在西郊中央本线铁路附近供应土地，切分为小块宅基地，最初是新城市人、或者说农民工建造小住宅的地方。但是，经过70年的演化，三代人的时间。这些地区已经成为著名的宜居社区和文化产业中心。这就是明摆在那里的替代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