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自然看透了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儿子你既然已经自立为帝，却又说出这番假话，分明是不把我当父亲看待，而是把我当成政治上的敌人来防范。其心叵测啊！”

问题在于，因为肃宗的一己私心，把回紇抬得太高，用来制衡国内，这和高祖当年“借名头而不用实”的智慧相比，差远了。结果就是中原百姓受苦，后来仆固怀恩更是挟持回紇兵反叛。如果不是郭子仪威信太高，能镇得住这些蛮夷，唐朝恐怕早就亡了。

《易经》中，有这样一句深刻的警示：“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意思是“国家将要灭亡！将要灭亡！它就如系在新长出的树枝上，随时会断掉，随时会灭亡。” “九四” 捍禦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系之也。

从第五琦开始，江淮地区，便被视为帝国最为肥沃的“钱袋子”。在他之后，另一位理财名臣刘晏，更是将这一模式，推向了极致。他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运输体系，将东南地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

他让所有人都看到：真正的尊贵，不在于官位的高低，而在于功劳的大小；真正的荣耀，不在于虚幻的名声，而在于切实的贡献。

玄宗的犹豫不决，他吝于将整个天下，交付给自己的儿子。这种深刻的父子猜忌，早已为帝国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春秋公羊传》中有一句话，叫作“国君死社稷”，意思是，国君应当为他的国家殉难。这句话，在后世被奉为圭臬。

士兵们，只知道将军的恩威，而不知道天子的存在。 一旦将领失控，整支军队，就会立刻沦为脱缰的野马。他们或是溃散，或是投降，或是调转戈头，将战火引向帝国的内部。 安禄山的反叛，绝非孤例。

对于一支军队而言，遣散，并不意味着结束。 被遣散的士兵，必须有安身立命的归宿。否则，他们便会流为盗匪，成为动乱的根源。 唐代名相张说，在平定麟州叛乱后，上奏朝廷，一次性裁撤了边防军二十万人。然而，天下却因此安然无事。

睿宗对妹妹的不忍，是出于人性的正直，是无法克制的手足之情，更是在共同患难中结下的、不可背弃的道义。 兄妹之情，剩余父子之情。

毁灭一个王朝的，往往不是最残暴的君主，而是最昏聩的君主。毁灭唐朝的，是唐文宗；毁灭宋朝的，是宋理宗。 唐朝，之所以能在“开元”年间再度复兴，或许，正是因为唐太宗“贞观之治”留下的根基，尚未被完全斩断。 否则，这个伟大的王朝，又怎能熬过唐高宗那长达三十四年，阴霾蔽日的漫长岁月呢？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身居宰相之位的，前后多达四十三人。他们被匆匆任命，又被匆匆罢黜。上任时，不知道因何而来；离去时，也不知道犯了何罪。这四十三人中，竟没有一个，是高宗真正信任并长期任用的。

“知人”与“安民”，是帝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知人，要求的是审慎；安民，要求的是适宜。如何做到这两点，绝不是靠生搬硬套某一个古代的法条，将其胡乱地塞进已经变化了的时代。那样做的后果，只会是天下大乱。

当他年迈的姐姐患病时，他却亲自下厨，为姐姐熬粥。在照看炉火时，不慎烧着了自己的胡须。面对此景，他感慨万千，说道：“姐姐老了，我也老了。就算以后还想为姐姐熬粥，又还有多少机会呢？”

唐太宗未为皇帝时，英明神武，英武果决，在继承人问题上却糊涂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