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曾誇口說：「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意思是我南邊依據黃河，北邊倚仗燕、代之地，還聯合了戎狄的部隊，要向南進軍，爭奪天下。」他起兵之初，志向早已定下。因此，當董卓身亡，長安大亂，中原大地「鼎沸」之時，他卻安然盤踞在冀州，「穩坐泰山」，袁紹的敗亡，其實在此時就已註定了。 凡是想在天下成就一番事業的人，最大的禍患莫過於有所依仗。一旦自己依仗它，謀臣將帥依仗它，士兵們也依仗它。他們所依仗的，就是險要的地勢。然而，一旦離開了這險要之地，便失去了憑藉，智謀和力量也就「無計可施」了。《易經》坎卦的《象辭》說：「王公憑藉險要來守衛他的國家。」但險要是不能長久佔據的，坎卦的上六爻就已經啟示要走出險境了。當（離開險地時）智慧無處施展，力量用不上勁，就像被繩索捆綁，被荊棘包圍，這並非別人困住了他們，而是他們自己走入了困境。山區的人，出了山到了平原就「寸步難行」；水鄉的人，離了水到了陸地就感到困窘。失去了依仗，又面對不熟悉的環境，就像蝸牛失去了牠的殼，會被螞蟻輕易咬死一樣。所以袁紹終其一生，不敢越過黃河「半步」。這不只是袁紹本人不敢，他的將帥士兵們看到那平原廣闊、河陸交錯的景象，也會感到「頭暈目眩」、心神不定，「不知所措」。 曹操曾說：“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意思是「任用天下所有的智慧和力量，用『道』來駕馭它們，就能無往不利。」意思是說，在山區就用山區的智力，在水鄉就用水鄉的智力。自己沒有固定的依仗，別人也就不會有依仗之心，反而能做到無處不可依仗。這本是爭奪天下的高明策略，但即便是曹操也未能完全做到。他西征到了赤壁，東進到了濡須口，面對浩浩蕩蕩的長江，銳氣就被挫敗了。這說明他仍然只是擅長山地和陸地作戰的人才，並非真正能「無所不可」。為什麼呢？因為曹操用來任用天下智力的方法，是「術」，而不是「道」。「術」是有局限的，有它能做到的，也有它做不到的。符合的它能接納，不符合的就無法容納。這樣一來，天下的智力，不能被他所用的就很多了。他最終能夠強大並取代漢朝，是因為他身處「四戰之地」，只能依靠智謀和力量，沒有大好河山可以依仗，也就不會因此產生驕傲和懈怠之心。 那麼，諸葛亮勸說劉備佔據益州這個「天府之國」，不也是依仗險要嗎？但他卻能因此得以存續，這又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在劉備那個時代，豫州、兗州、雍州、徐州已經全被曹操佔據，而荊州、揚州又是孫氏三代經營安定的地方，除了益州，實在是「別無選擇」，無處可以託身了。他並非真的認為夔門、劍閣的險峻，或是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就可以作為長久的依仗。李特看著劍閣感嘆說：劉禪有此而不知自存。意思是「劉禪擁有這樣的天險卻不知道自保。」然而，李特自己也不過是趁著晉朝大亂才得以崛起的，如果不是天下大亂，他也只不過是趙韙、李順之流罷了。後來的董璋、王建等人，也都是「乘亂而起」。難道僅僅憑藉巴蜀地區的險要地勢，就真的足以讓他們「苟且偷安」兩代人嗎？（言下之意，是不夠的，時勢與人謀更為重要）。

曹操向東攻打劉備（先主）時，田豐勸說袁紹應該趁此機會，發兵襲擊曹操的後方。袁紹卻以兒子生病為由，拒絕了田豐的建議，沒有出兵。袁紹雖然可能年紀大了、智慧有所衰退，就算他對兒子有著深厚的「舐犢之情」，難道真的會因為一個嬰兒生病，就錯失這樣重大的戰略機會嗎？再說，即使他自己不能親自前往，下令讓大將率領重兵去追擊，難道也不行嗎？但袁紹沒有這樣做，是因為他的真實想法和盤算，並不是田豐所能理解的。 （袁紹心裡想的是：）如果曹操在東邊和劉備對峙時，我趁機進攻，曹操的軍隊必定驚慌失措、潰敗而回，劉備再從後追擊，曹操恐怕就要「束手就擒」了。那樣一來，劉備殺了曹操，進入許都，挾持了皇帝，我袁紹的（反曹）圖謀就難以得逞，反而要立刻和劉備爭奪權力了。所以，他今天不出兵，就如同當年他擁兵冀州，眼看著王允誅殺董卓卻「袖手旁觀」，不給予援助一樣，他背後的謀略其實是相同的。 難道只有袁紹是這樣嗎？劉備其實也有著同樣的盤算啊。當袁紹起兵南下時，軍隊尚未集結完畢，也還未正式進軍，劉備雖然奉有密詔，並與董承有約在先，但其實也可以暫時隱忍，稍作等待。他可以等到袁紹進軍黎陽、圍攻白馬，等到曹操「屢戰屢敗」，軍糧將盡，被土山地道圍攻得無路可退時，再從容地發動徐州、豫州的兵力，迅速奔向許都，截斷曹操的歸路，這樣曹操必然會被袁紹擒獲。 但是劉備卻急忙搶在袁紹之前發難，也是擔心一旦曹操被袁紹擒獲，自己雖然名義上擁護著皇帝這個「空頭人質」，但袁紹必將在外「囂張跋扈」，對自己步步緊逼，到那時自己就會孤立無援，恐怕會「重蹈王允的覆轍」了。只有搶在袁紹之前行動，才能將這份最大的功勞歸於自己，並且不讓袁紹的威勢過於膨脹。 所以說，袁紹用這種心計來牽制劉備，劉備也用這種心計來牽制袁紹，他們背後的謀劃動機是完全一樣的。 劉備難道真的只是想著誅殺曹操，而放任袁紹坐大橫行嗎？（不是的）。他們二人「互相牽制」，「互相觀望」，結果反而讓曹操的計謀得逞了。曹操選擇急攻劉備而緩應袁紹，正是看穿了他們「陽相用而陰相忌」（表面合作，暗中猜忌），認定他們不可能真正聯合，所以可以趁他們聯合之前，「各個擊破」。如此一來，劉備怎能不敗？袁紹又怎能不亡？ 這種深層的謀劃，劉備和袁紹都「緘之於心」（深藏心底），連董承都未能察覺，而田豐卻想憑著「唇槍舌劍」去說服袁紹，這不是太愚蠢了嗎！

范增想要殺掉沛公（劉邦），孫堅想要殺掉董卓，曹操的謀士想要殺掉劉備（劉豫州），王衍想要殺掉石勒，張九齡想要殺掉安祿山，從事情發生後的結果來看，他們當初的想法和建議似乎都是正確的，得到了驗證。 然而，（歷史上也有相反的例子），更始帝殺了劉伯升，但他的國家最終還是滅亡了；司馬家族殺了牛金，但他們的政權最終還是被別人取代了。所以，當郭嘉勸說曹操（不要殺劉備），以免徒然背上殺害賢才的惡名時，曹操笑著說：「你真是懂得我的心意啊！」可見，有遠見卓識的人說的話，確實不是普通人的想法所能揣測的。 一個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關鍵完全在於自身的努力和實力，從來沒有人能靠著僥倖，指望天下沒有賢能之士，然後自己排擠掉賢能就能稱雄的。如果自己真的具備成就大業的實力，那麼即使有英雄豪傑存在，也不能給我造成困難；如果自己還不具備成就大業的實力，就算殺掉了一個英雄，又怎麼能保證上天不會再降生其他的英雄豪傑呢？想要靠著除掉一些人來鞏固地位，就像想靠水獺來幫忙捕魚、靠獵鷹來幫忙驅趕麻雀一樣，這不過是封建時代那種狹隘的思維方式罷了。 在亂世之中崛起，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人，如果不能夠使天下的英雄都對自己心服口服、甘願歸附，就不可能建立起偉大的功業。如果因為妒忌英雄而殺掉他們，只在平庸之輩中僥倖取勝來稱王稱霸，那麼自己的氣勢首先就會衰敗；這時候如果突然有預料之外的英雄豪傑趁勢而起，自己就會精神沮喪、意志混亂，以致於無法支撐下去。 像這種（殺害英雄）的事情，連曹操都不屑於去做，更何況是那些依靠正道取勝、胸襟寬廣、能確保基業長存的英明君主呢！ 竭盡全力做好自己，而不去擔心天下有誰會勝過自己，這才是君子之道，也是真正的英雄所遵循的道路。一個不能遵循君子之道的人，是絕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英雄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瞬间，因一个人的抉择而改变了潮水的方向；也总有一些英雄，在功成名就的顶峰，却因一念之差，跌落万丈深渊。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曾手刃国贼，名动天下；却也错失良机，加速了一个王朝的落幕。他，就是东汉末年的司徒，王允。 王允，一个在汉末乱世中，曾一度燃起希望火炬的名字。他以非凡的智谋与勇气，成功策划并除掉了祸国殃民的董卓！那一刻，长安城内，万民欢腾，仿佛风雨飘摇的大汉王朝，终于迎来了一线久违的曙光，看到了一丝复兴的希望。然而，历史的巨轮，并未因此而一帆风顺地驶向光明。这位曾经的英雄，最终却身死名裂，汉室的倾颓反而雪上加霜，愈演愈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那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王允，他究竟错在了哪里？ 第一，他慧眼未开，看不清谁是真正的擎天玉柱，错过了可以倚仗的国之栋梁！ 朋友们，试想一下，当董卓伏诛，天下震动，正是朝廷重整旗鼓，招揽天下英才的大好时机啊！然而，王允是如何做的呢？ 当时的关东诸将之中，比如那袁绍，此人野心勃勃，早就心怀异志，绝非真心匡扶汉室之人，岂能轻易信赖？ 再看那曹操，虽然他在荥阳遭遇了挫败，但他挺身而出，主动讨伐董卓的这份孤勇与赤诚，是何等的可贵！这份心志，难道不应该得到表彰和重用吗？ 还有江东猛虎孙坚！那可是第一个攻破董卓、光复首都洛阳的赫赫功臣啊！他清理宗庙，修缮皇陵，一片丹心，可昭日月！即便孙坚不幸战死沙场，但他的儿子，年少的孙策，同样是一位英气逼人、锐不可当的少年英雄。如果能善加任用，悉心培养，必能成为大汉朝廷的坚实臂膀！ 如果王允能够高瞻远瞩，在那个时候，果断地将曹操、孙策这样的英雄豪杰招至麾下，让他们在朝堂之上，同心同德，辅佐自己，那么，董卓那些残兵败将——李傕、郭汜之流，不过是丧家之犬，群龙无首，他们的锐气早已被消磨殆尽，又哪里还敢对王允和朝廷心存半分觊觎，轻举妄动呢？要知道，就连宋翼、王弘那样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仅仅是王允亲信的人，李傕、郭汜都还有几分顾忌，不敢轻易对王允下毒手，更何况是面对威名素著的曹操和少年英锐的孙策呢？ 第二，他识人不明，偏信身边那些才疏志短的庸碌之辈，却对真正的豪杰既不能虚心接纳，反而心存傲慢，拒之千里！ 王允所倚重和信任的，是像宋翼、王弘这样的“自己人”。这些人或许对他个人忠心耿耿，但放眼天下大势，他们却大多是些缺乏远见卓识、难以担当匡扶社稷重任的人物。 而对于曹操、孙策这些真正有能力、有魄力、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王允不仅没有表现出求贤若渴的胸怀，将他们招揽过来，委以重任，反而还常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言语之间充满了难以掩饰的骄矜之气。这样的态度，又怎么能让真正的英雄豪杰倾心归附，甘愿为他所用呢？ 第三，他对当时波谲云诡的复杂形势判断失误，未能有效地驾驭和利用那些潜在的、可以扭转乾坤的强大力量！ 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那曹操也不是什么善茬，同样是野心勃勃之辈，王允如果真的召他入朝辅政，那不就等于引狼入室，重蹈当年大将军何进召董卓进京的覆辙了吗？” 朋友们，这种看法，看似有理，实则大错特错了！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何进当年面临的是什么局面？他自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势力去铲除盘根错节的宦官集团，才不得不孤注一掷，去求助于手握重兵的董卓。结果呢？主弱客强，引狼入室，何进自己反而被董卓所控制，最终身死族灭。 但王允呢？他所处的形势，与何进当年有着天壤之别！王允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果敢，一举诛杀了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董卓！这份盖世奇功，这份赫赫威望，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而曹操，在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显露出他的不凡之处，但他毕竟根基未稳，羽翼未丰，其势力和影响力，也远没有达到后来那种足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程度。 王允完全可以凭借自己亲手除掉国贼的巨大功绩和崇高声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从上风对曹操进行有效的驾驭和使用：可以用崇高的功名去奖赏他，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来肯定他，用皇室的恩德去感化和安抚他，更可以用严明的国家法度去约束他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以曹操的机敏和审慎，他自己也会仔细掂量，审时度势，又怎么敢轻易地步董卓的后尘，重蹈覆辙呢？（稍作停顿，举例说明）大家不妨回忆一下，曹操后来对于王芬企图废立的密谋、对于刘虞想要称帝的提议，都选择了小心翼翼地回避，不敢轻易卷入其中，这就足以说明，他在当时还是相当谨慎，有所顾忌，并非一味莽撞之人。 再说那江东小霸王孙策，当时还那么年轻，正是英雄出少年、意气风发、渴望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如果王允能够以诚相待，循循善诱，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提携，让他建立起忠于大汉王朝的不世功勋，那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事情，又何必杞人忧天，担心召他前来会成为日后的心腹大患呢？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因为王允个人器量和战略格局的严重局限，而化为了泡影。这，才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 这位曾经力挽狂澜的司徒大人啊，他的智慧和谋略，似乎都倾注在了策划并执行诛杀董卓这一件具体的、带有浓厚阴谋色彩的行动之上。一旦大功告成，当他需要面对更加复杂、更加考验政治胸襟和长远眼光的国家治理层面时，他的度量和气魄，就显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他缺乏那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王者之风，无法真正包容、吸纳、并最终驾驭那些桀骜不驯却又才华横溢的各路英雄豪杰，让他们同心同德，为国效力。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巨大的成功面前，他似乎迅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完全忽视了在短暂的平静表面之下，依然潜藏着的巨大危机和无穷隐患。在那些决定命运走向的关键时刻，他往往行事慌乱，缺乏章法，进退失据。最终，这位曾经的除贼元勋，却惨死在他或许从未真正放在眼里的李傕、郭汜这些叛将手中，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必然结局吗？ 历史的长卷，不容我们轻易假设。但当我们回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依然忍不住会想：王允，他其实手握着一副足以扭转乾坤、重振汉室的好牌啊！ 试想一下，在那命运的十字路口，在那历史的关键节点，如果他能做出真正英明果决的选择：在东面，他积极联络并大胆重用孙策和曹操这样的旷世英才，让他们成为朝廷的左膀右臂；在西面，他将董卓留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凉州兵马，交给当时德高望重、深谙用兵之道的名将皇甫嵩去统领和安抚，化解潜在的威胁。 如此一来，那些在各地蠢蠢欲动、意图割据一方的诸侯，比如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之流，就很难有机会趁着朝中无人、天下大乱的时机迅速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如果不能轻易地扩张自己的势力，那么曹操也就失去了凭借他们相互之间的争斗来壮大自己、并最终坐大到足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篡夺汉家江山……

历史上那些身懷詭詐心計、行事兇狠強悍之輩，一旦身居低位就急不可耐地覬覦著不屬於自己的權位，他們的滅亡必然來得迅速！所以，王莽、董卓、李密、朱泚 這些野心家，哪個不是轉眼之間就灰飛煙滅？再次一等，像張角、黃巢、方臘那樣的狂妄之徒，也不過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罷了！ 然而，那些真正能夠登上大位，即便是通過奪取或僭越的手段，卻能維持數十年基業，甚至將天下傳給子孫，直到後代無道才最終敗亡的——他們最初起事的時候，必定未曾有那種一步登天、竊取皇位的狼子野心！他們是憑藉著一腔熱血，奮發圖強，戮力同心，一步步建立功勳，威震四方，直到朝廷之上再無能夠駕馭他們的主君，這才在時勢之下萌生了取而代之的念頭，最終未能守住臣子本分，染指了至高無上的皇權。那種一開始就瞄準皇位，即便僥倖得到天下也坐不安穩的，從來沒有例外！ 想當初，關東 群雄 起兵討伐 董卓，是從袁紹 開始的。袁紹 對抗 董卓 時曾說：“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意思是天下的英雄豪傑，難道只有你董卓一個嗎？ 袁绍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等到他聚集了山東的兵馬，聲勢浩大，震動天下，董卓 嚇得屁滾尿流，挾持皇帝西遷以躲避鋒芒。如果此時能乘著董卓倉皇西遷、軍心不穩的良機，大軍速進，雷霆一擊，董卓小兒怎能逃脫討伐了？然而，各路諸侯卻屯兵於河內、酸棗一帶，一個個猶豫不決，裹足不前！那些膽小懦弱、沒有謀略的鼠輩姑且不論；就連袁紹和袁術，起初那股銳氣勢不可擋，卻也這樣按兵不動，觀望遲疑。沒有別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早就懷著覬覦皇位的心思，對內顧忌董卓的實力，對外又猜忌各路諸侯，甚至暗自慶幸漢室將亡於董卓之手，自己好坐收漁翁之利！ 在這個危難時刻，真正挺身而出，敢與董卓殊死搏鬥的，只有曹操 和 孫堅 二人而已！曹操曾說：”董卓未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 意思是趁董卓根基未穩，只要奮力一戰，天下就能平定！試想，如果真的一戰就能平定天下，曹操 他當時能獨吞這天 下嗎？他在滎陽兵敗之後，還苦口婆心勸說張邈 等人不要遲疑不進，以免辜負天下人的期望，但張邈那些人根本不聽，曹操 才無奈班師。可見，那個時候的曹操，確實還沒有獨霸天下的野心！那些認為曹操一開始就包藏禍心的人，不過是拿他後來的功業，來倒推他最初的動機，純屬事後諸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再看孫堅！他起兵之初，斬殺叛賊 許生 已初顯功績；參與張溫 的軍事行動，討伐邊章 已樹立威名，並非不能擁兵自重，稱霸一方。但他卻為了天下大義，奮起討伐董卓，身先士卒，率先推進到陽人城。董卓 對他忌憚三分，甚至想用和親的手段來拉攏，孫堅 卻義正辭嚴地說：“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吾死不瞑目。“， 意思是不殺董卓三族，昭示四海，我孫堅死不瞑目！ 他獨自率領孤軍長驅直入，攻克洛陽，親手清掃皇家宗廟，修葺歷代皇陵，從不居功自傲，隨後便率軍返回魯陽。在那個時候，他的所作所為，難道不像青天白日一般光明磊落，無愧於天地之心嗎？ 所以說，天下雖然都起兵聲討董卓，但真正能豁出性命與董卓血戰到底的，只有孫堅！其次才是曹操！難道是袁紹那些人的實力比不上曹操和孫堅嗎？不是！關鍵在於，曹操和孫堅心中只有討伐國賊，沒有其他的私心雜念；這絕非袁紹、袁術那樣心懷鬼胎，意圖養虎為患，指望鷸蚌相爭，自己漁翁得利的小人所能比擬的！所以後來，天下三分，曹操得到一份，孫堅開創的基業也佔據一份，而且孫堅的子孫比曹操的後代滅亡得更晚。孫堅當初那份匡扶漢室的純正之心，比起曹操後來那麼快就改變初衷，實在是高出太多了！ 因此，這天下大位，絕不是憑著一時的衝動興起，就能輕易圖謀到手的！想當年，漢高祖劉邦進入關中時，也不過是想著滅亡秦朝，在關中稱王罷了；直到項羽殺了義帝，他才真正萌生了統一天下的雄心。開創的基業能否長久，自有天意在其中！董卓死後，李傕、郭汜 作亂，袁紹獨霸河北而忘了漢室，袁術僭號稱帝，劉表也圖謀不軌，漢獻帝軟弱無力，根本無法駕馭群雄，在這種情況下，曹操篡奪之心才逐漸滋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平定袁紹，迫降劉琮，孫權在江南的割據局面這才得以穩固。 所以說，曹操能夠篡奪漢室，是袁紹這樣的野心家“助攻”的結果；孫堅的子孫能夠在江南稱帝，則是曹操一手“促成”的！那些硬說曹操和孫堅在起兵討伐董卓的時候就懷有取代漢朝之心的人，簡直是胡說八道，說得太過分了！他們哪裡能夠體察真正的人情世故，洞悉天道規律，明白這世間興衰成敗自有其定數呢？那些只憑藉一點陰險的智慧、一股兇悍的勇氣，乘著時局的間隙和危難，一旦崛起就立刻覬覦皇位的人，不過是狂妄之徒中的狂妄之徒罷了！他們又怎配君臨天下，統御臣民，將基業傳給子孫後代呢？ 孟子 說過：“五霸，假之也。”，意思是春秋五霸，是假借仁義的。所謂“假借”，並非說他們內心並非如此，卻故意盜用仁義的行為來偽裝；而是說他們自身並沒有真正具備那樣的品德和學識，只是借用古人的名義，信奉它作為行事的準則。如果沒有那樣的學問，沒有那樣的品德，那就是真正的“虛假”了。但名聲和道義如果出自於一時的真情實感，那本來就不是虛偽的。王莽處心積慮效仿周公，張角妖言惑眾假託老子，這都不能簡單地說是“假借”仁義（他們是真想那麼幹，只是走上了邪路）。 試想，當曹操 不接受朝廷驍騎校尉的任命，毅然東歸故里，組織兵馬，進軍 滎陽 與 董卓決一死戰；當孫堅 在長沙揭竿而起，進軍屯駐魯陽，嚴詞拒絕董卓和親的時候——如果僅僅因為這些匡扶漢室的義舉，就給他們扣上“窺竊神器”的罪名，那麼張角、黃巢、方臘 那些流寇，豈不也能開創基業、傳給子孫了？那安祿山、朱泚、苗傅、劉正彥 這些叛臣賊子，豈不更可以名正言順地造反作亂了嗎？历史不应当用不相稱的罪名去懲罰真正的義士，只會助長奸邪之輩的氣焰。

事物發展的輕重強弱之勢，看似已成定局、無可逆轉，然而，轉機往往正在其中悄然醞釀，只是世人未能察覺罷了。宦官之禍，在整個東漢時期蔓延不絕，到了漢靈帝時更是登峰造極，無以復加。黨人 奮力抗爭卻以身殉道，竇武策劃誅滅宦官卻反遭殺身之禍，陽球 竭力打擊他們也最終被害。此後，還有誰敢以身犯險，蹈此水火，姑且一試呢？ 然而，天下盜賊已如蜂群般四起，他們都將矛頭指向宦官，並以此作為號召。四海之內的貧苦百姓，因子弟門生、狐朋狗黨濫任大官、盤踞要地，導致被盤剝殆盡的人們，無不咬牙切齒地詛咒他們，盼望其從速滅亡。那些曾遭宦官誅殺禁錮之人的子孫宗族，與宦官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甘願與其同歸於盡，每日都懷著滿腔憤恨，伺機報復。士大夫中但凡不與其同流合污，卻又不得不屈居其下的人，也都積攢著怨毒與怒火，等待著上天降下懲罰的時刻。要知道，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厲王這些聖君明王的後裔，本是名正言順的天下之君，最終尚且落得國破身亡的下場，何況這些卑鄙無賴的閹人，他們又豈能長久如此而不招致禍患呢？所以說，物極必反，勢窮則變，這是人人都應該明白的道理。 既然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那麼一旦動手剷除他們，就會像烈風吹熄將盡的殘燈一般，必然是既迅速又容易的事情。陳琳 曾說：“這就像用巨大的熔爐去燒一根毛髮那樣輕而易舉。”曹操 也說：“要誅殺那些罪魁禍首，一個獄吏就足夠了。”然而，何進 卻如同拿著一把小小的匕首去對付猛虎，他呼喊援兵時饑不擇食，最終的潰敗也毫無決斷的氣概可言。袁紹以英雄豪傑自居，充當何進的首席謀士，卻在危急關頭輾轉反側、束手無策；反而派遣鮑信去招募泰山兵，讓丁原在孟津點燃戰火，甚至召董卓引兵進犯京師。何進早已心膽俱裂、六神無主，而袁紹也無力輔佐。曹操對此冷眼發笑，袁紹卻憂心忡忡，兩人智謀計策的優劣，在此已昭然若揭。 之所以會這樣，原因在於： 第一，何進以外戚的身份攻擊宦官，人們忌憚於竇武的前車之鑒，不肯真心實意地支持他。 第二，何進所依仗的不過是何太后，一舉一動都要等待太后首肯才敢施行，想憑一個婦人去對抗宦官集團，智謀上本就有所不及，反而多被宦官所蠱惑。 第三，袁隗 身為朝廷重臣，卻老邁平庸、尸位素餐，沒有能力以國家社稷為己任。 第四，鄭泰、盧植等人初出茅廬，資歷淺、威望輕，起不到太大作用；而楊彪、黃琬之流，也與袁隗相比沒有什麼大的區別。 第五，袁紹 兄弟包藏禍心，企圖乘亂起事，並無戮力同心、效忠王室的誠意。 第六，曹操 目光敏銳，判斷堅定，但他自己也心懷叵測，對王室的內亂聽之任之，靜觀其變，看待何進的昏聵迷亂，不過 付之一笑。 第七，皇甫嵩、蓋勳 等人顧惜名節道義，不願輕舉妄動、恣意妄為，而何進急躁冒進，也不把他們引為心腹。 憑藉這樣七種已然注定失敗的態勢去誅除宦官，本來就不是他何進所能勝任的。即便他想讓災禍不至於殃及國家社稷，又豈能做到呢？ 總而言之，內心懷著奪權的私慾，對外又沒有正直之士的輔助，像何進這樣的人，實在是不值一談。以往的覆轍，當作將來的借鑒。凡是上天所不容許，仁人志士所不認同，天下百姓只是屈從於淫威、受誘於小利，而非真心擁戴的統治，再加上其苛政暴虐，驕奢淫逸，日益腐朽，使得民家子弟離散，妻室成寡，長年累月如此放縱而不加收斂——像這樣的勢力，其覆滅敗亡不過是朝夕之間的事情，如同黃河決堤、魚肉腐爛一般，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明智的人會靜觀待變，等待天時；勇敢的人則會果斷抉擇，勇於擔當。切莫驚慌失措、倉促行事，也切莫被所謂“扭轉乾坤”的艱難險阻所嚇倒。事情的成敗，全在於行事之人罷了。你看那曹操，不也曾安坐一旁，嘲笑何進的愚蠢嗎？何況那些堅守正道、匡扶社稷，不像曹操那樣懷有私心的人呢！

东汉的楚王英信奉浮屠，卻落得謀反而死的下場；笮融徵收民財，極盡奢華地侍奉浮屠，最終卻因劫掠而被殺於刀下；梁武帝捨身供養浮屠，卻因挑起禍端、喜好殺戮而亡國。可見邪說迷惑人心，招致的禍患竟是如此慘烈！ 浮屠之教，本以慈悲憐憫為宗旨，以清靜無為為本體，將貪婪、嗔怒、愚癡視為最大的戒律。然而楚王英、笮融、梁武帝，卻都是好動嗜殺、怒氣難消之人，他們執迷於功名利祿，最終招來禍患。這與浮屠的教義完全背道而馳，但為何惡報卻如此迅速應驗呢？原因在於，人的心性，不在於表面的 行為，而在於其內在的情感和度量。一旦內在的情感和度量發生偏差，反而會被外在的事物所激發，在一個方面受到壓制，就會在另一個方面爆發出來，一旦潰敗就難以收拾了。浮屠之說，誇大其詞，宣揚可以顛倒乾坤，一切都在其意念之中，認為只要意念到位，沒有什麼得不到的。學習這種學說的人，往往會放縱自己的慾望，而沒有道義可以堅守。而且，這種教義，名為慈悲，實則殘忍。自己的頭髮和皮膚可以捨棄，妻子兒女可以拋棄，君王父親也可以背叛，凡是情感上難以割捨的，都要強行斷絕，這樣一旦爆發，就會 決絕無情，毫無顧忌。 再說他們的學說，禁止人的慾望，卻沒有明確的取捨標準。於是就 認為，一飲一食、一衣一宿，只要有所貪戀，就都是貪婪染著。甚至到了貪得無厭、禍害天下的地步，其貪婪的罪過，也與貪圖一絲一粟的罪報相同，沒有差別。既然人不能不穿衣吃飯，而又以此作為身外的拖累，那麼又何必畏懼那極度的貪婪饕餮而不敢去做呢？如果嚴厲約束，那麼舉手投足、一言一行都成了枷鎖；如果寬鬆放任，那麼成功與毀滅沒有區別，事理都可以沒有障礙，心裡的罪惡消除了，大的惡行也就冰釋了，暴虐兇狠的 行為 都成了夢幻泡影，一旦醒悟就都歸於空無。所以學習這種學說的人，沒有不變得乖戾异常，以放纵某一念的。 一旦掙脫了枷鎖，就會自以為身處自由自在的真如法界，即使面對刀鋒虎口也似乎毫無畏懼，放下屠刀，走出淫穢場所，似乎立刻就能獲得所謂的法身。先是極端的壓制，然後必然是極端的放縱，這是必然的趨勢。楚王英有什麼顧忌而不謀反？笮融有什麼顧慮而不去劫掠？梁武帝又有什麼忌憚而不接納叛徒、激怒鄰國，驅趕百姓去送死呢？趙閱道、張子韶、陸子靜最終沒有走向邪惡，那是幸運！而王欽若、張商英、黃潛善，卻已經禍害了家國了！ 学佛不易。

话说汉朝想要打通前往西域的道路，对外宣称是“砍断匈奴的右臂”。皇上心里可能是贪图那里的利益，喜欢建立功劳，而大臣们呢，也可能藏着侥幸获得赏赐的小心思，所以就编造出这么个说法来。 但是，西域那些小国，难道真的能算是匈奴的右臂吗？班固就说过：“西域那些国家，各有各的首领，兵力分散弱小，没有统一的势力。他们虽然名义上归属匈奴，但实际上并不亲近依附。匈奴能得到他们的马匹和毛织品，却不能指挥他们共同进退。” 这才是当时真实的情况和合理的分析。 再想想张骞、傅介子、班超这些人出使西域，手下不过几十人，后来屯田的士兵也就几百人，竟然就能杀死人家的国王，攻破人家的国家，在人家的地盘上自由自在地活动，竟然没有人敢报仇。这样看来，他们这些人，怎么可能替汉朝制约匈奴呢？又怎么可能勾结匈奴来危害汉朝呢？ 而且，匈奴侵犯汉朝，从辽东一直到朔方，横跨几千里，到处都可以杀入，哪里需要南下绕过遥远的玉门关来窥视河西走廊呢？这样看来，汉武帝和张骞的说法就显得很荒谬了。后来的光武帝关闭关卡，断绝与西域的联系，说：“東西南北自在也”，意思是东西南北，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这就清楚地看到了西域对汉朝来说并非至关重要，所以才果断地放弃了。 对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如果他们能对中原造成危害，那么防备他们，即使再劳累也不能吝惜，而且考虑问题一定要周全。如果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危害我们，我们却想从他们那里获取利益，那么即使表面上没有付出什么劳力，祸患也会潜伏下来；即使现在没有忧患，将来的痛苦也会不堪重负。聪明的人应该认真地考虑这一点。宋朝之所以两次亡于外族（先是金，后是元），都是因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想用少数民族来攻打少数民族，恰恰只会成为那些狡猾的少数民族的笑柄。明朝末年王化贞的愚蠢做法，留下的祸害就很惨痛！

光武帝对待功臣，可以说是恩情极为优厚了：让他们位列高官，自身得以安稳，名声也不受损害。但唯独对马援却恩情淡薄，到底是为何了？ 那些为建立国家出尽全力，最终却遭遇罪责的人，有些是因为君主忌惮他过于强大，有些是厌恶他不够谦逊，但马援的情况并非如此，他只是被光武帝厌弃罢了。 老子 未必是全知全能的圣人，但他在立身处世方面确很有见地。他说过：“功成名遂身退“，意思是 功成名就之后，就应该引身而退。” 这是洞察了事物消长、进退的规律后，才能说出善于把握进退的至理名言。 马援一生功业巨大。马援平定了陇地和蜀地，又向北抵御了匈奴，向南平定了交趾（今越南北部），但马援的功业还不够让他停下来。 武陵一带发生叛乱，光武帝体恤马援年老，不同意他前往平叛的请求，马援却坚持请求出征。 天下已经安定，功名已经显赫，保全身体以孝敬父母，安享俸禄官位以效忠君主，何必一定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才算痛快呢？ 光武帝从这件事上，知道了马援不珍惜自己； 而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人，正是英明君主所厌弃的。 俗话说：苟非貪俘獲之利，何為老於戎馬而不知戒乎？意思是 如果不是贪图掳掠俘获的利益，为什么一大把年纪还要在军旅中奔波，而不知道收敛呢？ 后来关于（马援私藏）明珠的诽谤，也就由此而来了。 年老却不知满足，驱使国家的军队去实现自己的意愿，实在足以令人厌弃。 所以马援最终身死名裂，家族基业也差一点不能保全。 他违背了四季更迭、盛衰消长的规律，不合乎寒来暑往、适时进退的道理，喜好战争、乐于杀伐而忘记了自己正常的生命轨迹，这就叫做“逆天之道”。 老子 的话，难道没有道理不成？ 《易经》的教诲，重在确立根本的原则，但也强调必须顺应时势。“趣时 即顺应时势 ”的含义十分精妙：有该进取的时候应该去顺应，如果时机未过却先懈怠了，这不是顺应时势；该退避的时候应该退避，如果时机已过却还在劳碌，这也不是顺应时势。《易经·离卦》说：“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意思是太阳偏西了，象征老年，若不敲着瓦器唱歌自娱，就会有老年迟暮的悲叹，这是凶兆。” 马援 不正是如此吗？

史书之所以宝贵，就在于它记述往事，能给后来的人作为借鉴和老师。如果写史书的人，只顾着记载一大堆繁杂琐事，却不能阐明治理国家、经世致用的大道理、大方略，使得后人想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了解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因素（得失枢机）却无从下手，那么这样的史书又有什么用呢？ 想当初，汉光武帝刘秀开始经略河北地区时，铜马等各路贼寇差不多有几百万人；到后来打败他们的时候，虽然有一部分人溃败逃散了，但接受他们投降的也有几十万人。这个时候，光武帝自己的兵力还没有完全集结起来，仍然需要借助这些降兵来作战。随后，刘茂聚集了十多万人马在京县、密县一带投降了他；朱鲔的部队将近三十万人也在洛阳投降；吴汉、王梁在漳水攻打檀乡的敌军，在邺城以东接受了十多万人的投降；五校的部队有五万人在羛阳投降；其余拥立孙登的贼寇五万人，在河北投降；赤眉军先后投降的人数无法计算，其中向东溃逃的残部尚有十多万人，在宜阳投降；吴汉还招降了青犊军，冯异招降了延岑、张邯的部队，盖延招降了刘永的残部，王常招降了青犊军四万多人，耿弇招降了张步的士卒十多万。总而言之，先后接受的降兵降将，真是数不胜数。仗打赢了，威望也树立起来了，可是这成千上万桀骜不驯的人都听从我的约束，又该如何安置他们呢？汉高祖刘邦兴起的时候，常常发愁兵力不足而急于夺取别人的军队；光武帝则是兵员过剩，但要安抚他们却很不容易。这就是光武帝平定天下比汉高祖更困难的地方。 民众的本性是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平静下来的，尤其是在乱世之中。当他们放下农具拿起武器的时候，或许有些人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究其根本，大都是些游手好闲、骄横不法的人。等到他们习惯了军旅生涯，抢掠食物填饱肚子，抢掠妇女作为妻室，纵马驰骋、大声喧哗，行路时高歌，安坐时傲慢，那么即使当初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如果把他们全部编入军队，那么农民种的粮食不够供养，织女织的布帛不够他们穿戴，官府日夜操劳也供应不上他们的粮饷。如果全部遣散他们回去务农，可是田地已经荒芜了，他们的手脚也已经懒散惯了，加上他们向来恣意妄为、放荡不羁，在父老乡亲面前也根本受不了管束。所以，这些人一旦聚集或解散，都会密切关注各地的动静，很容易随风而起，对于这种已经被鼓动起来而难以恢复平静的民心士气，实在是无可奈何啊！ 但光武帝处理这种情况，不到十年天下就安定太平了，这其中必定有非常高明的策略和方法。可惜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他是如何安抚和镇定这些人的，如此看来，班固、荀悦这些人只不过是写了些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并没有真正着眼于经世治国的宏大方略啊！后代的人又能从哪里借鉴学习呢？ 既然如此，不得已，我们只能从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去推测和摸索他施政的大致情况：大概是像征召名士伏湛、提拔贤才卓茂那样，奖赏重用敦厚朴实的官吏，以此来调和、疏导那些嚣张跋扈的社会风气；让那些懒散的人能够安然自得地回归家园，民众不会因为心怀怨恨而排斥歧视他们，官吏们也不吝惜教诲引导，使他们能改过自新、纳入正轨。这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消磨掉他们身上的戾气和不良习气，几百万人的浮躁情绪和暴戾之气，用一种仁德宽厚的理念来收束便绰绰有余了。大概他这种崇尚文治、不轻易动用武力的（觌文匿武）意图，早在战争尚未平息的时候就已经昭然若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不言之中相互传递。当那些人还在从军打仗的时候，心中早已有了回归安宁生活的愿望，再给予他们田地房产、安居乐业的条件，又怎么会不心悦诚服呢？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只有光武帝才真正算得上是百王之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之前的汉高祖，在他之后的唐朝、宋朝诸位皇帝，都没有经历过像光武帝那样，天下几乎所有人都拿起武器以流动劫掠，数量多达千万人的时代。 所以，对于历史，要理解他的深意，思考他所应对的巨大变局，用宽广的胸怀去衡量包容，以天理仁心去看待天下。

汉光武帝刘秀之得天下，较之汉高帝刘邦，尤为艰难。 建武二年，虽已定都雒阳，天下之乱实则方兴未艾。帝所能倚仗以成就大业者，唯河北一地而已。然彭宠叛于幽州，五校仍横行内黄。关以西，邓禹虽入长安，赤眉军却环伺其外，邓禹无力控制。郾、宛、堵乡、新野、弘农，近在咽喉心腹之地，寇叛接踵而至，彼此牵制，远非更始帝在长安时可比。刘永、张步、董宪、苏茂横行东方，实为陈、汝之眉睫之患；隗嚣、公孙述等可徐图平定者，暂且不论。若比高帝出关之后，仅项羽一股，灭之则天下即定，其难易之差，岂非天差地远！ 有人说曰：项羽乃劲敌，赤眉、五校、刘永诸寇，皆非项羽之匹，则光武应更易。夫寇岂有常势？项羽虽强，尚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强！曹操曾虑袁绍难平，然最终与之抗衡者，仅周瑜一隅之地；苻坚荡平慕容、姚氏累世积寇，却一朝兵败，不敌谢玄一旅之师。时势所兴，人心所向，人为之添翼，天助其聪慧，此乃燎原之火，一星未灭，转瞬已焚尽山林，其势岂可估量！况合力而争者，目标专一，心无旁骛，焉得不易！若分势四应，此起彼伏，永无宁日，焉得不难！倘高帝当荥阳相持之际，遭遇光武层出不穷之敌，对手乘虚而入，掣其后方，项羽无需邀约，他人自为犄角之势，高帝亦必不能支。则光武之难，甚矣！其神武真深不可测！ 探究其制胜平乱之道，无他，唯“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急，以宽制猛”而已。帝言：“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不独治天下，其取天下，亦复如是。柔者非谓懦弱，乃返璞归真，顺应人心，不犯阴阳禁忌。 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光武帝庶几近之！高帝兴起，天下群起亡秦，逐鹿中原，名义上无可匹敌，人心亦无所惑。光武则凭借思汉民心而兴，然刘玄、刘盆子、孺子婴、刘永、刘嘉，皆为汉室之胄，继承正统未有定论。若名分道义动摇，则智勇不足以服众，故更始帝亡而旧部犹挟宗室以逞其志。然则光武所以能折服群雄、独霸天下者，舍“道”其谁何？天下方四分五裂，群雄逐鹿，光武独以“道”胜。即位未久，即修郊庙，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赏，举贤伏湛，征召卓茂，勉寇恂以安抚河内，命冯异以抚定关中，一概从容镇静，团结已附之心，不急于战事。而诸桀骜不驯之辈，皆自陷困境，终至土崩瓦解。此等局面，纵使高帝处之，未必能如此安定。光武之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若后世得天下者皆如高帝般崛起，而无光武之宏图伟略承继于后，则天下后世将疑商汤、周武 誓诰为一纸空文， 唯信智勇可定四海。如无光武帝，曹操何惮而不称帝？石虎、朱温虽称帝，但让令天下寒心而不能长久称霸。 三代以下，取天下者，唯光武帝一人而已，宋太祖堪称其次。虽不无小疵，然大节已臻完美。

论及光武帝对待彭宠的态度，要说他不是刻薄寡恩，恐怕说不过去。当年王郎作乱时，如果没有耿况和彭宠的力量，光武帝也不会取得那样的胜利。 然而，天下大致安定后，却将 彭宠 置若罔闻，反而把年轻气盛、骄傲自大的 朱浮 置于其上，彭宠又怎能不心生怨恨呢？（光武帝）泄露了朱浮弹劾彭宠的奏章来激怒彭宠，促使他尽快反叛以便能将其消灭，有时候实在不明白光武帝是何心？ 或许是因为彭宠最初派突骑兵帮助光武帝讨伐王郎时，彭宠并没有坚定的追随之心，只是被吴汉、王梁胁迫和引诱所致，而耿况、寇恂也从旁劝说了他，因此（光武帝）心中对此事留下了芥蒂，所以即使彭宠有功劳，也被视作一种罪过吗？ 要知道，天下群雄并起，各方都疑王疑帝（互相猜疑谁是真正的王和帝）， 在风尘之下（乱世之中）谁胜谁败岂是容易揣测的？ 然而，既然彭宠曾对光武帝有功并解救了他的危急，那么固不可忘这份恩情。 光武帝能容忍那些反复无常的人，为何却不能容忍彭宠呢？到底为何？ 实际上，彭宠之所以没有得到好结局，也是有咎由自取的原因。耿况最初归附光武帝，也是寇恂促成的决定；并且，在听从寇恂的建议后，耿况派他的儿子耿弇亲自前来归附，在讨论称帝的议题时，耿弇毫不避讳地秘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因此，寇恂虽然受到委任，却不能掩盖耿况父子表达忠心的实情。 彭宠却不是这样，他听从吴汉和王梁的策略，就直接派吴汉和王梁去负责，资助他们兵力，成就了吴汉和王梁的丰功伟绩，而彭宠自己却没有参与其中。吴汉 和 王梁在中原驰驱 奔波征战，而他自己却晏坐于渔阳），这是何等地不自己建立功业，反而将权力与功业拱手让人呢？ 如果彭宠的愚笨不至于如此，那么就可以推测彭宠当时怀有犹豫不决的心态了。 他可能想着，如果光武帝兴盛了，那么吴汉和王梁就为他建功立业； 如果光武帝失败了，那么吴汉和王梁承担责任，而他自己仍然坐拥渔阳以处于事外。 身处乱世，拥重兵，绝不可能安然无恙，这绝不是儒生策士可以徘徊顾虑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还不可以委身，那么就像窦融那样，即使迟归附，光武帝也没有猜忌之心； 如果仔细审度后认为可以依附，那么生死存亡得失就决于一念；至于那些姑且跟随，但又给自己留有退路的人，犯了英主英的大忌，承受众多言语的指责和攻击，没有能幸免的。 易经说：“需于泥，致寇至。” 即使小心谨慎都面临危险，何况是悍妻群小之交煽，即被那些凶悍的妻子和卑鄙的小人相互煽动呢？ 乱世中的去留抉择，决之以义而已（只需要根据道义来决定）； 道义确定后，再守之以信（坚守承诺），那么即使遇到凶险，也可以无咎（没有大的过错）。犹豫不决是成大事的祸害，不是说要急躁，而是说不要两头观望，心存侥幸。 彭宠的覆灭，非旦夕之故矣。 光武帝，如果对于彭宠 能忽略其心迹，惦记其功绩，用不忘记患难之初心的态度来对待他，那么事情自然不至于彭宠反叛。 所以，对于光武帝的刻薄寡恩，也不能以 彭宠 的首鼠两端 来推脱。

当初，楚怀王派遣刘邦入关，结果刘邦的帝业由此奠定；更始帝派刘秀去收服河北，而光武帝的帝业也从此奠定。那些大有作为之人，在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并非一开始就躬为戎首，做诸起义军的领袖，反而常常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来发展。 等到他们的威名已经显著，如果仍然仅仅跟随着大部队行动，那么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就不由自己掌握，而是因人而异了。若是稍稍想争取一些权力，祸患就可能发于肘腋近在眼前了，这就是 宋义 死于项羽之手，以及 刘伯升刘演 死于李轶、朱鲔之手的原因。 那么既然如此，是否换个角度，就不一样了？如果项羽阻止刘邦入关，更始帝听从朱鲔的建议而拒绝刘赐的请求，不将河北托付给光武帝，那么项羽和更始帝就能最终保住帝位而无人与争吗？答案是：不能。 就像鸟兽之间靠气力互相压制一样，人之相役以道，人与人之间互相驾驭要靠天道正确的方法。项羽拥有韩信、陈平这样的人中龙凤，却无法阻止他们离去；更始帝有隗嚣这样的人物，却无法降服他，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来驾驭他们。即便把刘邦、光武帝放在自己股掌之上（完全控制），既无法充分利用他们，又不能轻易杀掉他们，项羽和更始帝也只会自困于无术（因为没有仁义策略而使自己陷入困境）。 三齐之地刚刚受封就反叛了，彭越、陈余、英布等人翱翔桀骜，等待时机；王郎在河北篡起；赤眉军也反戈而西向。项羽和更始帝最终都无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只会徒召混乱于天下。就连尔朱兆都无法制服高欢，何况项羽和更始帝涵育不深之人了！所以，认为范增和朱鲔是忠心谋士的人，实在是愚蠢啊！他们的建议对失败毫无帮助，只会白白地扰乱天下。如果无 驾驭豪杰，安定四海之道，反而总是操疑忌之心以困人，那么他们的灭亡只会更快。

昆阳之战，让光武帝刘秀威震天下，汉朝的复兴事业就是从这场战役开始的。王邑和王寻率领的军队，号称百万，面对像瓦片拼凑起来一样（缺乏组织）的汉军，这场战争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当时，众位将领都想分散撤回各自的城池固守，但光武帝下定决心要迎击敌人。众将领不听从，在敌人面前胆怯退缩，（如果那样）灭亡就在眼前。光武帝心里清楚这次战役的吉凶（知道必须迎敌），但很难向那些平庸的将领们解释清楚。在这种时候，原本应该是要慷慨激昂地力争，甚至痛哭流涕地恳求他们听从自己的意见。然而（光武帝）却微笑着起身，等待着他们的请求，而不强迫他们开口。万一诸将不再发问而是立刻惊慌溃散，难道（光武帝）能不跟着他们一起走向灭亡吗？唉！这就是有远大抱负的人与那种只有一股子蛮劲、自以为是的人不同之处啊。 王寻和王邑的军队，几乎已经要压到我们头上了，众位将领想分散撤退，但其实是逃不掉的。光武帝知道他们想逃也逃不掉，而如果这时候还强迫和他们争辩，只会引得他们大声吵嚷，互相助长对方的怯懦之气，这样一来，不争或许还有成功的机会，一旦争辩就肯定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而且不仅仅如此。假如敌军没有立刻逼近，诸将即使惊慌溃散，敌军紧随其后，王邑没有谋略，严尤优柔寡断，虽然兵多但没有纪律，看上去强大但内部空虚。那么在诸将溃败之后，敌军会骄傲松懈，我们趁势从乱中崛起，趁机反击，难道就没有应对的办法吗？只是不如现在迎击这样容易罢了。诸将即使自己灭亡了，而光武帝本来就不该灭亡，就像项梁死了而刘邦却兴起了，这是很明显的例子。在微笑之下，（光武帝）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哪里有闲工夫去和那些平庸的人争辩长短呢？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原因。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人的努力；生存还是灭亡，则取决于天命；（光武帝）肩负着汉朝兴盛或衰败的重任，如果王寻和王邑真的可以长驱直入，而诸将也无法再振作，那么事情的成败，自身的生死，都要交给天意，而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如果他没有那种面对生存还是灭亡时，一笑置之听凭时机决定的气度和胸怀，那么他的情感就会首先被自己的生命所牵绊。即使他慷慨激昂、痛哭流涕地与诸将争辩，也和那些将领们只关心自身安危的心情一样了。仅仅依靠偶然想到的一个策略，怀着愤怒去强求实现，这更是走向失败的道路，又怎么能比诸将的混乱更有优势呢？ 天下如此之大，生死的原因，兴盛和衰败的关键，不是能够超然其外的人，就不能深入其中并扭转局面。所以武王的诗说：“勿貳爾心”在事情发生之前要慎重谋划，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要坦然忘却得失计较。上天赐予帝王智慧，也一定会赐予他们勇气。勇气，不是匹夫之勇或自以为是，而是面对生死存亡能够保持平静而不失态度的品质。光武帝微笑着起身，而不与诸将争论进退，这正是他作为有远大抱负者远超常人的地方，尤其体现在这一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