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读资治通鉴:西晋裁兵何以快速亡国?
秦朝灭掉六国之后就销毁了兵器,晋朝平定吴国后也废除了州郡兵,但没过多久就大乱而灭亡了。 《泰誓》中说武王打败殷朝后,把牛马放归田野,把盔甲武器收起来,告诉天下不再使用,秦朝和晋朝的做法和周朝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结果却大相径庭呢? 商纣王的时候,残暴统治人民,但诸侯有的归顺西边的周,有的留在东方侍奉商纣,并没有经常互相攻打,争相叛乱。天下人的心都倾向于和平安定,那些喜欢打仗、爱惹事生非的人也没有兴盛起来。等到纣王残暴的统治被推翻,周朝的政治得以实行,诸侯们都恢复了以前的旧习俗,也没有人去随意改动,不需要去压制他们。 战国时期的争斗,一直到秦朝和项羽时期,持续了数百年,到汉朝初年才安定下来。三国时期的争斗,一直到隋朝末年,持续了数百年,到唐朝初年才安定下来。安史之乱,延续到五代,共一百多年,到宋太祖时期才安定下来。靖康之难,延续到元朝,共二百多年,到明太祖时期才安定下来。 这些时期并非没有短暂的休止时期,看似可以安定,但那些纷争的根源没有断绝,很快又会重新兴起。这不仅是因为上面有暴君,国家有奸臣,更重要的是人心和风俗一旦被搅动就难以平静,那些虚伪矫诈的习气已经养成,杀戮的念头很容易被激发,即使上面想要平息,也很难平息。 秦朝和晋朝怎么能一下子就收拢天下的民心和锐气,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就安定下来呢?所以陈胜在耕作时也想造反,石勒在东门也曾发出呼啸,都是趁着空虚就想举事。这就是为什么兵器不能立刻销毁,因为问题在底层。。 况且周朝的兴盛,文王虽然手握兵权,拥有征伐的权力,当时还在忙于征伐密、阮、崇、黎等国,但早已开始修养文德,勤于学习圣贤之道,演习《周易》,培养有才能的士人,供养年长的老人,采纳南国各地的民俗风情,革除其中的淫乱之处。孩子们玩耍而摘取芣苢,女子忙于农事而采摘蘋蘩,他们并没有放下农具就去谈论治国之道,也没有停止耕作就去讲授技艺。他们用优良的政策来柔和地对待百姓,以调和天地的平和之气,而对于兵戈之事,只是不得已才试用一下。 上面不看重武备,下面也就轻视它。圣人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改变人心,陶冶性情,以求大治。 对于战事,战争不需要很久,就已结束。天下人都认为这是真正的文治,可以让他们洗净屈辱,在文治中获得荣耀。 秦朝并吞六国、灭亡周朝,晋朝篡夺曹魏政权而后吞并吴国,他们唯恐谋划不够险恶,力量唯恐不够取胜,日常任用阴险残忍的人,急于想要取得成功,而且还奢侈放纵,破坏人伦的规范。那些和他们一同成功、一同享福的人,又因为奢侈淫荡而引起天下的忌恨,无法清除天下人的淫邪之念,反而养成了那些强悍狡猾之徒在民间滋生。 即使好不容易士兵们解散了,兵器也还没完全销毁,他们就想让这些人屈服于官吏的法律,但没有人能降低身段、收敛心志来顺从官吏。朝廷没有长远规划与教育,却想在旦夕之间就营造出太平盛世的样子,这只会招致侮辱。这就是为什么兵器不能立刻销毁,因为教化的关键在朝廷。 陶璜、山涛极力反对裁撤兵员的提议,事后看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但天下刚刚脱离水深火热,就又置身于打打杀杀的危险之中吗?实则要从根本上看待问题。历史上圣人出现时,乱事就很容易平息,商朝和周朝就是这样,这是因为他们遵循了“道”。如果圣人不出现,就等到乱到极点,人民都厌倦了苦难,渴望停止战争,帝王才能顺势安抚他们,就像汉朝和唐朝统一天下那样,这是天下运势转机之所在。 能够效仿商周之治的,恐怕只有光武帝刘秀了。当时盗贼横行,但他却提倡道德,尊崇礼仪,任用贤能,爱护百姓,从而在动荡不安中悄悄地消除了民怨。战乱不待人除而自消,社会自然而太平。然而,黎阳的屯兵之举,也说明光武不敢仗着放牛归马,就拟比于周朝,实则有鉴于周公城洛邑镇服东方之举措。
- 读资治通鉴:司马颖王浚勾结胡人都自取灭亡
刘渊虽有桀骜不驯、不甘居人下的野心,但难道他一开始的志向就是如此吗?看他讥笑 随何和 陆贾 缺乏军事才能,又批评絳侯周勃和灌婴没有文才,就知道他最多也就是希望自己能达到随何、陆贾、絳侯、灌婴那样的人物。 后来他掌控了五部胡人,听说司马颖战败了,他还想趁机去攻击鲜卑和乌桓,说明那时候他还未必真心要背叛晋朝,更别说灭掉它了。 是司马颖主动招惹他,刘宣等人煽动他,他才开始祸乱天下,最终推翻了晋朝。 匈奴人自从来到边塞以来,在西河繁衍生活了很多年。 但刘渊不甘心只做个普通人,结果不到两代,他的子孙宗族以及整个部族都死在靳准的手里,没有留下一个人。 刘渊不仅祸害了天下,还害了自己,他到底要获得什么好处?而接受了司马颖的挑衅和刘宣的鼓动,把冒顿以来延续了数十代的子孙部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毁灭掉呢? 司马颖失败之后,胡人就像河水泛滥一样,鱼儿四处突击,最终刘渊的族群也灭亡,真是太惨了! 而追究这一切祸患的根源,那就是王浚勾结鲜卑的务勿尘在先。司马氏家族内乱时,本来就没有向外族求援,也没有招惹来外族入侵。王浚虽然狡猾,但实力不足,竟然先去勾结鲜卑,开启了千年的外族入侵历史。 司马颖害怕鲜卑,就招来刘渊来对抗他们。 结果双方互相利用胡人,但司马颖最终没有让自己免于被杀,王浚也被石勒杀死。那些祸害天下的人,报应一定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就是灾祸的报应;灾祸延续到百代之后,那是为害的余波阿。石敬瑭的妻儿都被契丹杀死,没有留下子嗣,这难道不正是报应吗!所以说,王浚是千古以来的罪魁祸首,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纷纷效仿他的人,最终何以都灭亡了!
- 读资治通鉴:王导何以安东晋
王導在江南掌管政务时,陈頵曾建议他改革晋朝旧有的制度,强调赏罚分明,名实相符,以振奋纲纪。 虽然很多人赞同陈頵的看法,但可惜王导没有采纳。 然而,如果王导真的听从了陈頵的建议,彻底改变过去的方针,依靠严苛的法律和制度来整顿已经松懈的民心,那么江南的存亡就很难说了。俗话说:“琴瑟不调,必改而更张之。”但这并不是治国的道理。琴弦不调,可以根据情况调整松紧,而不是苛责琴弦,急于更换。不调的琴弦,是因为弦太松了,你急着把它绷紧,结果是粗弦绷得太紧会断,细弦也会断,更何况还能调好呢? 西晋 以来,官吏和百姓早就习惯了虚浮的风气,喜欢散漫。一旦突然严加管束,下层民众怎么能承受得了呢?而且,当时能够用来治理国家的人才,像周顗、庾亮、顾荣、贺循这些人,都是在洛阳的老臣,习惯了清谈玄虚的作风,从来没经历过严苛的约束。如果突然让他们去执行严谨的章程,他们肯定无法适应,最后都会离去。这样一来,那些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人,就会被从底层提拔上来,各自争权夺利,官吏不习惯,百姓不安宁,士人心涣散,内乱就无法遏制了。 卞壶、陶侃这些人,确实是严谨有能力的官员,王导也把卞壶提拔到朝廷,重用陶侃在地方任职。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风气之改革,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宋朝也曾因为统治宽松、政事废弛而受到批评。王安石为了改革,严厉的措施导致大家开始怨恨。而元祐、绍圣、建中靖国这几个时期,屡次惩罚和改革,宋朝反而灭亡了。锻铁太心急,加热过度就会折断。那些心胸狭窄的人,因为不满之前的局面,就矫枉过正,结果反而更加偏离。显然用来治理太平盛世都不可能,更何况是在国家危难、人心不稳的时候呢? 不止是这些。汉朝末年,社会风气看重声誉,曹操就用严酷的手段来纠正。曹魏时期,强调名实相符,司马懿反而采取了宽容的手段。他们都乐于抓住前人的过失,指出君主的错误,以此来迎合人心,让他们乐于归附自己。 在王导的时代,王敦就曾用过这种手段;后来桓温也用过。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前进和获取功利,最终走向了叛逆。 王导只是没有这些不轨的野心,所以他选择顺其自然地进行改革,从容不迫地驾驭局面,不暴露自己的才能。 难道王导就没有陈頵的远见吗?桓彝曾夸奖王导是管仲在世,这说明王导没有像王衍 等人那样狂放不羁,破坏社会风俗。其次,他人又如何能知道王导实际是欣赏陈頵的建议的,只是不轻易表露出来了? 真正懂得当世战略的人,不会因为喜好而急躁,也不会因为形势而逼迫。那些狭隘的人不懂,只求一时痛快,却责怪他们不能做到,愚笨之人不值得深谈!
- 读资治通鉴:诸葛亮北伐的真实目的——以攻为守
诸葛亮北伐用兵的策略,很多人不理解,尤其是和魏延的提议相比,就更显得扑朔迷离。 魏延当时建议,直接率兵从子午谷(zǐ wǔ gǔ)奇袭长安,这是一条正规的作战路线。而诸葛亮选择绕道祁山(qí shān)出兵,进军秦州和陇州,这属于奇兵战术。汉高祖刘邦当年就曾放弃栈道(zhàn dào),直接出兵陈仓,以奇兵攻取了关中三秦地区,三秦势力因此瓦解,刘邦趁势追击,一举奠定胜局。但诸葛亮的做法却和刘邦不同。 我认为,不应该用堂堂正正的阵法正面强攻敌人的坚固城池。即使占领了秦州和陇州,长安的守军也绰绰有余。长安是魏国最关键的据点,只要长安不失,汉军就拿魏国没办法。而诸葛亮迂回西出,在敌人势力分散的时候去进攻,魏国反而会认为汉军是趁虚而入,可能会有所畏惧而不直接正面交战,这样一来,敌人的士气会更高,而我军却会因为连连作战而疲惫不堪。 当时夏侯楙(xià hóu mào)是可以乘虚而入的。曹魏看到汉军多年不出,就放松了警惕,突然汉军兵临城下,援军还没赶到,夏侯楙小有得志。但过不了多久,援军就会集结,守军也会更加坚固,就算想攻下一个小城都难,更何况是攻打魏国整体的防御呢?所以陈寿说诸葛亮不擅长应变将略,这话真是有道理的。 不过,仔细想想,诸葛亮也肯定不是没想过这些。他规划了这么多年,才发动了这次北伐,难道他会想不到这些问题吗?如果他真的害怕这些风险,那不如干脆不出兵,避免劳民伤财。 我觉得,诸葛亮心里肯定有他的全局规划。他知道曹魏不会这么快灭亡,也知道后主刘禅(liú chán)扶不起,不能指望他能收复失地。他之所以出兵北伐,进攻是表象,实际上是为了防御。这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而且不能让别人看穿他的意图,所以才没能让魏延心服口服,反而让他心生怨恨。 秦州和陇州,并不是长安的要地,而是西蜀的门户。天水、南安、安定这几个地方,地势险要,民风彪悍。如果能占领这些地方作为外围屏障,那么武都、阴平就会在掌控之中。这样一来,魏国就无法越过剑门关来收复蜀国北部,也无法绕过街亭(jiē tíng)、武都(wǔ dú)等地来进攻蜀国西部。这样蜀国就可以稳固地存在下去,等待时机再进军。这才是诸葛亮的真正打算。后来诸葛亮去世,蜀国衰落,魏国果然从阴平偷袭汉中,那时候人们才明白,诸葛亮的真正计划,名为进攻,实为防御。 诸葛亮刚开始为刘备谋划时说过:“天下有变,命将出宛、雒,自向秦川。”意思就是天下有变乱,就派大将从宛城、洛阳出兵,直接进攻秦川(指关中地区)。这指的是直接进攻长安,这样可以和宛城、洛阳的军队互相呼应。但是,如果从陇右(lǒng yòu)方向西出,那就和宛城、洛阳的军队相距千里,首尾不能相顾,互相也无法支援。从这点可以看出,祁山之师,并不是诸葛亮最初的意图。只是因为皇帝昏庸,敌方强大,他才改变计划,以保全蜀国为目标。诸葛亮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这些道理是无法和魏延这样的人说清楚的。
- 读资治通鉴:曹丕不放心其兄弟们
曹魏王朝的灭亡,从曹丕临终前下诏让司马懿辅政那会儿起,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你想想,司马懿当初只是个小小的文学掾,难道他一开始就心怀不轨,想篡夺曹魏的江山吗?那会儿是曹魏无人可用,才启用并重用他啊。司马懿的能力,跟曹操比起来可差远了。曹操当年那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割据二袁、俘虏吕布、吞并刘表、北征乌桓,哪一件不是丰功伟绩?司马懿可没这么大的功劳。曹操在乱世之中迎接汉献帝,重建汉室江山,名垂青史,可司马懿连这都没赶上。再说,那时候曹魏有人才,司马懿根本没机会篡夺。 曹魏之所以会无人可用,还得怪曹丕自己不争气。而且,这事儿不光是曹丕一个人的错。曹丕当时诏令曹真、陈群和司马懿一起辅政,这真是多此一举。太子曹叡已经长大了,朝中大臣们都盼望着他能早点亲政,各位大臣也都在各司其职,还需要什么辅政大臣?曹丕之所以让陈群和司马懿一起辅政,就是想让他们互相制约曹真,防止曹真一家独大。但是,就算没有后来曹爽那么愚蠢的人,曹真也不能长久地守护曹魏江山。让陈群、司马懿来制约曹真,而又让曹真、司马懿和陈群去制约谁呢?就是曹植和他的兄弟们。所以说,曹魏的灭亡,归根结底是从曹操偏爱曹植,而曹植却想着争夺太子之位的那天开始的。兄弟之间互相猜忌,结果只能是拱手将江山送给别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原因。 汉高祖刘邦曾经想把赵王刘如意立为太子,唐高宗李治也对太子建成心存疑虑。宋太祖赵匡胤则因为母亲的遗嘱而扰乱了储君之法。这些王朝在建立之初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然而,只有曹家因为这些内部纷争而招致了灭族之祸。上天不保佑篡位者,反而让那些野心家同时出现在同一个时代,互相猜忌,彼此制约,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这样,即使矛盾激化在兄弟之间,也轮不到司马懿这样外姓人来趁机夺权,他也不会有机会掌握兵权来钳制皇族。想想汉朝和唐朝,虽然内部有过皇子争斗,但都没有像曹魏这样出现外臣掌握大权的情况,他们怎么会有大患呢?曹魏之所以走向灭亡,是天意如此?还是人为造成的?那些不肖子孙,他们的不肖不也是上天的安排吗?
- 读资治通鉴:曹魏丧失政权的特异性及蜀汉败亡的原因
旧史新读,新颖新发,此在非彼在。 国家的灭亡,有的是自己造成的,一旦灭亡,导致灭亡的错误就很容易地被大家看到了。后来的君主,因而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并制定法律来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前人警惕的方面,和后来他们失去的方面,往往是不同的。虽然不再重蹈覆辙,但却不足以保全自己。 汉朝灭亡于宦官和外戚相互勾结。曹氏政权刚建立时,就规定宦官的官职不能超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又规定后妃的家族成员不得参与朝政。这些都是鉴于汉朝灭亡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然而,(曹魏)政权传不到几代,就被权臣夺走了。 一个国家的建立,如果不能打下深厚的仁爱和恩泽的基础,并且不重视对子孙的教导,若子孙昏庸残暴,那就如同在原野上扑火,火却从厨房的灶里燃起来(扑火于原,而燄发于烓竃)。即使有多严格的警示也无济于事。 从灭亡的角度来说,汉朝的灭亡是在中间亡国又复兴之后,又许多暴君相继出现,经过很长时间才发生的。而曹魏的灭亡不到五代,虽然没有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君主,但灭亡得很快。 如果按国家存在的时间算,汉朝要更长久。然而,从汉顺帝以后算起,只过去了数十年的时间,就有各种毒害遍及天下,贤良的士人被杀戮,忠义之士以死相争,贫穷的百姓倾家荡产而相互溺毙,盗贼接连不断地蔓延。曹魏灭亡时,灾祸没有波及到士人,毒害没有流传到百姓,盗贼也没有在郊外猖獗。从百姓的生存来看,曹魏的百姓是幸运的。 因此,那些严格禁止椒房(指后宫)的规定,削弱扫除权臣的权力,即使国家灭亡了,对士人和百姓造成的损害也会比较轻。这是仁德之泽,是不会改变的良好法规。 然而,昏庸的君主却会说:“外戚和宦官都在宫内,从没和百姓打过交道,为什么还要剪除他们呢?”或者说:“他们奢侈浪费不节制,偶尔施加一些小恩小惠,给贫困的人,怎么会激化到变成盗贼呢?” 那些剥削百姓而导致盗贼出现的,是因为士大夫的贪婪和残暴造成的。他们毒害百姓,监守自盗,还需要原因吗?那些纨绔子弟、被宫刑的,只知道阿谀奉承,只知道收受贿赂。不阿谀奉承就得不到官职,不贿赂就得不到阿谀奉承。如果不是剥削百姓何以进行贿赂,如此毒害就流传到四海,百姓倒毙沟壑,而困苦的民众却无处投诉。 帝王却还洋洋得意地说:“我从来没有损害过百姓,是士大夫们吮吸利益,然后嫁祸于我来争夺名声。” 宦官及贪官,与外戚,他们互相诋毁,挟持君主来排挤清流的官员,导致天下人都闭口不言,看着国家的败亡却不敢说话。汉、唐、宋的逐渐衰败直至灭亡,都是这个原因。如果能禁止这些事情,那么即使发生国家被夺走的祸患,百姓也不会遭受灾难。司马炎篡夺曹氏的政权,是悄悄地进行的,天下人都没有发觉。所以不要简单说防范了此处,而遗漏了别处这种话。曹魏的制度立法虽然禁止宦官外戚专权,但也是没能阻碍其败亡的。 二另一方面,曹魏采纳了陈群的建议,设立了州郡中正的制度,以九品高低来评定人才的进退。这个制度实行了一百多年,直到隋朝才被改变。在选拔人才的道路上,这个制度缺点也很多。人们能够凭借姓名参加中正品评的很少,不是因为没有声望,而是因为不是名门望族华族的人,就无法获得声望。因此,晋朝和宋朝以后,即使有才能又勤劳为国的人,如果不是出身名门望族,就被称为“寒人”,不能被推荐选拔。这与国家给天下人授予公平的官职,奖掖大家向善的道理,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也抹杀了帝王力求天下为公的本意。 然而,这种制度在(魏晋南北朝)六个朝代中也确实收纳了一些人才。其中也有道理。人天性本来都可能向善,但有些人因为习惯而变得不可使其向善。习惯对人的影响很大,耳朵听到的范围有限,就限制了他的天聪;眼睛看到的范围有限,就限制了他的天明。父母兄长在最初的言行举止中熏陶他,乡邻亲友在他懂得好恶的年纪引导他,一旦改变了他的耳目和心思,他可能就看不见泰山,听不到雷霆了。这并非他不愿看见和听闻,而如果投给他的是他从未见过或听闻的东西,他就会惊叹为不可能,从而认为不值得放在心上。所以说:“习惯与天性一同形成。”。一旦品性养成,再严厉的老师和益友也无法劝勉,丰厚的奖赏和重罚也无法匡正。 所以古代制定法律,士人的子弟常常还是士人,农民的子弟常常还是农民。这并非是隔绝了农民子弟的天性,而是即使想引导他们向善,但长久被蒙蔽,不相信朝廷的承诺。甚至会认为白天点着蜡烛寻找光明才是正确的,圣人有时候对此也无可奈何?所以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不能让他们明白,想要涤除干净,岂不是在违背人的习惯,甚至可能是在拂逆人的天性吗?又怎么能成功呢?所以只是从显赫家族的子弟(华胄之子)、清流名士中选拔,根据品级来评定他们的升降,也算不上太过分了。父母是“乾坤”,即是赋予人天性的人;师友交往是“臭味相投”,即是激发人的情感的人;见闻习惯的熏陶是“造化”,即是改变人的气质的人。了解了这些,那么在选拔人才时,就会有所溢出,有所遗漏,但这样的情况也就会很少了。 唐朝举荐进士,不看重一日的诗赋,而是看重名望的吹捧。虽然改变了九品中正的制度,但这种思想仍然有遗留。宋朝以后,实行糊名(考生姓名保密)和易书(改变卷面书写),以求从那些寂静、不为人知的人中选拔人才,但九品中正的思想就消失了。然而,学校选拔人才时,一定禁止倡优、奴仆、士兵的子弟参加(倡优隶卒之子弟必禁錮之)。这确实是天命所限制,也是人力无法扰乱的。伊尹曾耕于野,傅说曾筑于傅岩,胶鬲曾贩卖过货物,这些都是假装做以隐士罢了。难道野外那些对父母侮辱谩骂的人,有什么让人值得称赞的吗? 第三,历史上很多人认可刘备继承汉朝的地位,并将其定位为正统,是为了替汉朝感到惋惜。我们应该尊敬汉高祖诛灭暴秦、光武帝讨伐王莽的功绩,汉朝君临天下已久,我们不忍心看到它灭亡。但是,刘备又有什么资格来承担这一切呢? 光武帝(刘秀)起兵之初,就以讨伐王莽为正义,并且发誓以死抵挡王邑、王寻的百万大军在昆阳。后来更始帝(刘玄)无法成为君主时,刘秀才自立为帝,这是光明正大的,对祖先没有愧疚。而先主(刘备)却不是这样。 刘备起兵初期,依附于公孙瓒,又依附于陶谦,与他人争夺地盘。他没有参与诛讨董卓的联盟。他也没有想到袁绍、曹操会篡位,并想着去阻止他们来保卫刘氏。董承拿出诏书让他起兵,他却瓜分了荆州和益州,而忘记了最初的使命。曹操称王于魏,刘备也称王于汉中;曹丕称帝,刘备也称帝了。献帝(刘协)还没死,刘备就发丧。这大概是因为他乐见曹丕弑君,而他自己就可以以此为名吧。费诗以大义劝谏,却被降职了。这哪里像是发誓不与曹贼共存,并努力为高祖刘邦争夺血食的人呢? 继承(汉朝)天下之后,作为人子的后代,与毁坏大汉的仇人,不能与他们共同活着。即使是苻登那样孤弱无依的人,尚且能有所作为,而刘备却对曹氏没有丝毫的军事行动。他即位三个月,就急忙出兵讨伐东吴。孙权不过是一个骠骑将军兼荆州牧,还不敢取代汉朝称王,而他却急着报关羽的私仇,滥用兵力为所欲为。难道祖宗世代的仇恨,比不上一个将领的私人忿怒吗?刘备的志向已经暴露了,他只是想趁着时机称王罢了。 所以,为了汉朝而肯定先主(刘备),是史官对他的优待。如果依照刘备本人的所作所为,他是担不起这些的。后羿篡夺了夏朝的权力四十年,夏朝才复兴;王莽篡汉十五年,汉朝才得以复续。如果刘备能够枕着武器躺在地上,与曹丕争夺生死,即使汉朝的统绪已经中断,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只是占据一隅,在他死后,诸葛亮才有了祁山之举。这是刘备没有去做的事情。司马温公(司马光)说:“不能记载他的世数。”这是不对的。世数虽然足以记载,但刘备真的能成为汉朝皇帝的子孙吗? 第四,谈论君臣之间的交往,人们总是说先主(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在讨伐东吴的战争中,诸葛亮说:“如果孝直(法正)还在,一定能阻止主上东行。”难道诸葛亮的志向能够完全实现于先主吗?真是可悲!诸葛亮的大节(大义)和苦心,当时没有得到理解,最终只能留下遗恨终古。就像宗泽吟诵杜甫的诗而悲伤地死去一样,这是有原因的。 诸葛亮的心意,一定是想光复汉朝,一定是想消灭曹操。不与东吴联合,就会被东吴牵制,北伐也就无法振作。这份心意,只有子敬(鲁肃)才能理解。孙权尚且可以互相谅解,而先主的志向却不一样。先主当初是想自己称霸,最后也想称王,他的雄心壮志无法抑制,与关羽是相互契合的。所以他对诸葛亮的信任,不如他对关羽的信任,更不如孙权对子瑜(鲁肃)的信任。他怀疑诸葛亮与东吴的交情太深,甚至怀疑他们之间的合作。如果诸葛亮真的与东吴合作,并且对汉朝的社稷有利,那倒是可以信任的,又何必去怀疑呢?何况他与东吴的深厚交情,不容随意揣测啊!如果先主不早死,东吴的祸患就不会停止,祁山之战的军队就无法出动。等到夷陵战败,先主也去世了,国家的精锐部队都在夷陵损失殆尽,像赵云这样与诸葛亮志同道合的老将也已经不在了。诸葛亮只能收拢疲惫的残余部队,在昏庸无能的少主手下,去面对北方的敌人,事情已经无法作为了。所以诸葛亮才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因为他忘却自身来成就志向,所以成败是无法预料的。 当初如果先主(刘备)能像信任关羽那样信任诸葛亮,听取赵云的建议,停止东征的行动,趁着曹丕刚刚篡位、人心不稳的时候,与东吴保持友好关系来谋求中原的土地。当时他的实力尚且完整,士气也还旺盛。即使汉朝的气运已经衰败,宁可英雄的鲜血洒在许昌、雒阳,而不是白白地流淌在夷陵呢?诸葛亮说:“汉贼不两立。”说这话多么悲哀啊!至于先主,他本来就没有承担国家存亡的责任,即使强迫他哭,他也不会流泪。诸葛亮又能拿先主怎么办呢? 张良遇到汉高祖,得以施展抱负;宗泽遇到高宗(赵构),却壮志受挫。诸葛亮就像张良,也像汝霖(李严),他们心中怀有深情,却不能轻易告诉别人,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最终的成败却不同。诸葛亮心中怀有抱负却不能说出口,这真是千古的遗憾啊! 第五,杨顒劝谏诸葛亮说:“治理国家有其体例,上下级不可互相侵犯。”这是多么深刻的话啊!诸葛亮感谢了他的劝谏,在他去世时也为他感到悲哀,但却不能照做,这其中一定有原因。诸葛亮曾说:“宁静才能致远。”这表明他不是喜欢制造麻烦,以争夺长处而损耗自己力量的人。 先主(刘备)当初地位低下,虽然有英雄的气质,却没有袁绍、曹操那样的权力背景,屡次战败逃亡,寄居在荆州,声望不高,归附他的士人也很少。等到他瓜分了荆州和益州,曹氏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曹操又能善于用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人们争相归附。蜀汉所能招揽到的,不过是江、湘、巴、蜀的士人罢了。楚地的士人轻浮,蜀地的士人急躁。虽然像费祎、蒋琬那样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但能够达到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那样的人才,蜀汉却没有。军务不整,只能由诸葛亮来治理;民政不理,只能由诸葛亮来管理;政令不公平,只能由诸葛亮来使其公平;财政不足,只能由诸葛亮来充实。他任用李严,结果李严扰乱了军纪;他任用马谡,结果马谡打了败仗。诸葛亮不得已,只能在细微之处精打细算,反而成为了宏图大略的负担,这难道是他愿意做的吗? 那些能成就天下大事的人,必然是在下面有人才能发挥作用,并且上有贤明的君主。而诸葛亮托身于先主(刘备),不是因为认为刘备能够像少康、光武那样复兴汉朝,也不是要像荀彧、郭嘉被曹操那样所役使。他认为先主曾接受“衣带诏”,出于道义才应该依附他。然而,先主并不是一个能够再造国家的君主,下面也没有能分担策略的贤士,诸葛亮只能独自去推行他的志向。 当初如果庞统、法正没有那么早去世,徐庶、崔州平没有分离,先主(刘备)能真心诚意地任用他们,让关羽的傲慢、李严的危险都无法有机可乘,领导着各位贤才各尽其用,诸葛亮又何必这样辛苦奔波呢?诸葛亮哭着送别杨顒,大概也是在悼念自己吧。
- 读资治通鉴:刘备偏爱关羽胜于诸葛亮
关羽本来是个可以用的人才,但是刘备没能发挥其才能,最终导致他失败灭亡。这是因为刘备对关羽有骄纵之心,有私情私之,这并非善于驾驭将领的办法。所以韩信称赞汉高祖刘邦时说到:“陛下能將將。” 意思是刘邦能够驾驭管理军队的将军。 而能将将,那么统一天下就绰绰有余了。 当初刘备进入蜀地的时候,带着诸葛亮、张飞、赵云一同前往,却把关羽留下来镇守江陵,这是因为关羽值得信任而且勇猛。然而,当时吴蜀两国关系正处于微妙的联合与分离之间,却要依赖于对关羽的私情和他的勇猛,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待在两国交界的地方呢? 稳定孙刘联盟的关键是诸葛亮,而当时又有攻打曹操的军事计划,所以不应该(在与吴国关系不稳固的情况下)再与东吴开战。如果从刘备的角度考虑,最好的办法是让诸葛亮带领张飞和赵云去守江陵,并且带兵北攻襄樊地区;这样一来,攻取蜀地的事务,刘备自己就能胜任有余,而无需让诸葛亮亲自出马。 然而,刘备最终还是派关羽去镇守江陵,这是因为(与关羽)一同起事的恩情,让刘备有所偏爱,又因为关羽勇猛而认为他可以胜任,却没认识到关羽会激怒东吴,甚至会导致孙权投降曹操,因而鲁肃的联合刘备的计策也因此无法施展。 那么,是刘备就仅仅是不能驾驭关羽吗?实际上,刘备虽然信任诸葛亮,但最终却没能真正地重用他。刘备怀疑诸葛亮与东吴的交情过于深厚,认为这不足以满足自己的野心。所以汉高祖刘邦自己曾说他能够重用张良,是因为在战略谋划上,只有张良能够做得到,虽然曹参这些人都是百战之旧人,但运筹帷幄,只有张良可以。刘邦不偏爱旧人,也不让曹参这样的人过于骄傲,即使是韩信、彭越这样的大将都会听从刘邦的调遣,更何况是曹参这类将领了。 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程度,显然不如他对关羽的信任。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时,刘备担心诸葛亮与东吴交情太深,诸葛瑾来见刘备,不敢完全尽与诸葛亮的兄弟私情。刘备临终时还对诸葛亮说出“君自取之”这样的话,这说明刘备虽然有诸葛亮,但却不能真正地用他。他只是因为信任关羽,而使关羽娇傲,关羽亦凭此而轻视他人。结果断绝了(联合东吴)共同讨伐曹操的战略,过错又岂在于关羽身上呢?这是刘备自己造的孽!
- 读资治通鉴:关羽无功而妒忌诸葛亮
吴国和蜀国的友好关系没有持续下去,关羽死了,荆州也因此失去了,曹操趁着两国离心离德,毫无顾忌加快了篡权的步伐 。关羽怎能逃脱责任? 当关羽镇守江陵时,多次与鲁肃产生猜疑和隔阂,导致诸葛亮的战略意图无法完全施展,鲁肃本人也为此感到非常心累。鲁肃对关羽表现出友好的态度,是出于对(蜀汉)先主刘备的尊重吗?不,他更想的是和蜀国联合起来对抗曹操。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光凭一张嘴说说,而是真心想促成联盟,但关羽不理解他的苦心,这就可以看出鲁肃内心的煎熬。 关羽硬要争夺三郡(指南郡、零陵、桂阳),这是出于一种好勇斗狠的心态。即便如此,鲁肃还是亲自去见关羽,并用道义向他解释清楚,关羽无言以对,但心中却仍旧怀有芥蒂(婞婞不忘),难道他真的不明白鲁肃的志向和良苦用心吗? 当年刘备在长坂坡战败,只有关羽的军队得以保全。后来曹操率军来攻打东吴,也未能对孙刘联军造成实质性打击。而诸葛亮派使者去东吴结盟,鲁肃则积极以支持,最终促成了两国联盟,借孙吴的力量击败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关羽本人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劳,而功劳都归于诸葛亮。 南宋初年的将军刘錡曾说过:“朝廷养兵三十年,结果大功劳却出自一个文弱的书生(指诸葛亮)。” 同样的道理,关羽因此对诸葛亮产生了嫉妒,进而也迁怒于东吴。于是,诸葛亮和鲁肃促成的联盟就被他破坏了,再也无法挽回。 然而,鲁肃的内心并没有立刻因为关羽的行为而忿恨,也没有放弃他最初的联盟目标。他用道义来规劝关羽,又以平和的态度去平息孙权的怒气,仍然希望吴蜀两国能够联合起来,并且和诸葛亮保持默契,共同制约曹操。 可惜鲁肃自己却很快去世了,他的位置由吕蒙来接手。孙权那凶狠的本性此刻没有人能去制止,关羽那固执的愤怒也没有人能够约束,诸葛亮那无法直接说出口的隐忧没有人能够理解,最终导致了孙刘联盟的彻底破裂。 鲁肃的死,直接导致了关羽的败亡。这是曹操的幸运,也让刘备成为孤身一人。可谓悲哀!
- 读资治通鉴:刘璋不暗弱
春秋时期,诸侯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就会被史书记载为“失国”,这是一种轻蔑和贬低。如果失去了国家还投降,那就更是卑贱到了极点。这在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下是普遍情况。那些诸侯的封国是他们的先代君王所赐,是代代相传的基业,即使是天子也无法轻易剥夺。作为臣子,应该宁愿战死,也不能投降,这是道义的原则。 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这是汉朝的任命;他被任命为牧,但从没被任命为世袭的诸侯。刘焉(去世)后,他的儿子刘璋就偷立占据了益州。因为不是天子之命令的世袭,所以刘璋是没有责任或义务延续宗社的。刘焉也不应该传伟给他儿子。 刘备围攻成都时,刘璋说:“我和我的父亲在益州统治了二十多年,没有对百姓施加什么恩德,战争打了三年,搞得百姓死亡遍地,都是因为我。我怎能心安理得呢?”(这番话)听起来是比较有良心的人说的话。 有的人说:“刘璋昏庸软弱。”他的“弱”是相对于强大的竞争者而言,他的“昏”是相对于权谋变诈而言,但他真的就那么昏聩无能吗?他之所以最终没有做得更好,是因为他没有能及早地把益州让给先主(刘备),这样反而多出了这场战争。韩馥面对袁绍,刘璋面对先主,他们都自知不如对方而选择引退避让,这都可以说是保全自身的智慧。至于他们那些属下官吏,却为了争夺一点面子和虚荣(悻悻)而夸耀自己的“雄才大略”,结果却让天下百姓遭受战乱之苦,这些人又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刘璋实则有爱民之心。
- 读资治通鉴:曹操的豪迈,袁绍的自私
袁紹曾誇口說:「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意思是我南邊依據黃河,北邊倚仗燕、代之地,還聯合了戎狄的部隊,要向南進軍,爭奪天下。」他起兵之初,志向早已定下。因此,當董卓身亡,長安大亂,中原大地「鼎沸」之時,他卻安然盤踞在冀州,「穩坐泰山」,袁紹的敗亡,其實在此時就已註定了。 凡是想在天下成就一番事業的人,最大的禍患莫過於有所依仗。一旦自己依仗它,謀臣將帥依仗它,士兵們也依仗它。他們所依仗的,就是險要的地勢。然而,一旦離開了這險要之地,便失去了憑藉,智謀和力量也就「無計可施」了。《易經》坎卦的《象辭》說:「王公憑藉險要來守衛他的國家。」但險要是不能長久佔據的,坎卦的上六爻就已經啟示要走出險境了。當(離開險地時)智慧無處施展,力量用不上勁,就像被繩索捆綁,被荊棘包圍,這並非別人困住了他們,而是他們自己走入了困境。山區的人,出了山到了平原就「寸步難行」;水鄉的人,離了水到了陸地就感到困窘。失去了依仗,又面對不熟悉的環境,就像蝸牛失去了牠的殼,會被螞蟻輕易咬死一樣。所以袁紹終其一生,不敢越過黃河「半步」。這不只是袁紹本人不敢,他的將帥士兵們看到那平原廣闊、河陸交錯的景象,也會感到「頭暈目眩」、心神不定,「不知所措」。 曹操曾說:“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意思是「任用天下所有的智慧和力量,用『道』來駕馭它們,就能無往不利。」意思是說,在山區就用山區的智力,在水鄉就用水鄉的智力。自己沒有固定的依仗,別人也就不會有依仗之心,反而能做到無處不可依仗。這本是爭奪天下的高明策略,但即便是曹操也未能完全做到。他西征到了赤壁,東進到了濡須口,面對浩浩蕩蕩的長江,銳氣就被挫敗了。這說明他仍然只是擅長山地和陸地作戰的人才,並非真正能「無所不可」。為什麼呢?因為曹操用來任用天下智力的方法,是「術」,而不是「道」。「術」是有局限的,有它能做到的,也有它做不到的。符合的它能接納,不符合的就無法容納。這樣一來,天下的智力,不能被他所用的就很多了。他最終能夠強大並取代漢朝,是因為他身處「四戰之地」,只能依靠智謀和力量,沒有大好河山可以依仗,也就不會因此產生驕傲和懈怠之心。 那麼,諸葛亮勸說劉備佔據益州這個「天府之國」,不也是依仗險要嗎?但他卻能因此得以存續,這又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在劉備那個時代,豫州、兗州、雍州、徐州已經全被曹操佔據,而荊州、揚州又是孫氏三代經營安定的地方,除了益州,實在是「別無選擇」,無處可以託身了。他並非真的認為夔門、劍閣的險峻,或是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就可以作為長久的依仗。李特看著劍閣感嘆說:劉禪有此而不知自存。意思是「劉禪擁有這樣的天險卻不知道自保。」然而,李特自己也不過是趁著晉朝大亂才得以崛起的,如果不是天下大亂,他也只不過是趙韙、李順之流罷了。後來的董璋、王建等人,也都是「乘亂而起」。難道僅僅憑藉巴蜀地區的險要地勢,就真的足以讓他們「苟且偷安」兩代人嗎?(言下之意,是不夠的,時勢與人謀更為重要)。
- 读资治通鉴:曹操攻打刘备是,为什么袁绍不出兵了?
曹操向東攻打劉備(先主)時,田豐勸說袁紹應該趁此機會,發兵襲擊曹操的後方。袁紹卻以兒子生病為由,拒絕了田豐的建議,沒有出兵。袁紹雖然可能年紀大了、智慧有所衰退,就算他對兒子有著深厚的「舐犢之情」,難道真的會因為一個嬰兒生病,就錯失這樣重大的戰略機會嗎?再說,即使他自己不能親自前往,下令讓大將率領重兵去追擊,難道也不行嗎?但袁紹沒有這樣做,是因為他的真實想法和盤算,並不是田豐所能理解的。 (袁紹心裡想的是:)如果曹操在東邊和劉備對峙時,我趁機進攻,曹操的軍隊必定驚慌失措、潰敗而回,劉備再從後追擊,曹操恐怕就要「束手就擒」了。那樣一來,劉備殺了曹操,進入許都,挾持了皇帝,我袁紹的(反曹)圖謀就難以得逞,反而要立刻和劉備爭奪權力了。所以,他今天不出兵,就如同當年他擁兵冀州,眼看著王允誅殺董卓卻「袖手旁觀」,不給予援助一樣,他背後的謀略其實是相同的。 難道只有袁紹是這樣嗎?劉備其實也有著同樣的盤算啊。當袁紹起兵南下時,軍隊尚未集結完畢,也還未正式進軍,劉備雖然奉有密詔,並與董承有約在先,但其實也可以暫時隱忍,稍作等待。他可以等到袁紹進軍黎陽、圍攻白馬,等到曹操「屢戰屢敗」,軍糧將盡,被土山地道圍攻得無路可退時,再從容地發動徐州、豫州的兵力,迅速奔向許都,截斷曹操的歸路,這樣曹操必然會被袁紹擒獲。 但是劉備卻急忙搶在袁紹之前發難,也是擔心一旦曹操被袁紹擒獲,自己雖然名義上擁護著皇帝這個「空頭人質」,但袁紹必將在外「囂張跋扈」,對自己步步緊逼,到那時自己就會孤立無援,恐怕會「重蹈王允的覆轍」了。只有搶在袁紹之前行動,才能將這份最大的功勞歸於自己,並且不讓袁紹的威勢過於膨脹。 所以說,袁紹用這種心計來牽制劉備,劉備也用這種心計來牽制袁紹,他們背後的謀劃動機是完全一樣的。 劉備難道真的只是想著誅殺曹操,而放任袁紹坐大橫行嗎?(不是的)。他們二人「互相牽制」,「互相觀望」,結果反而讓曹操的計謀得逞了。曹操選擇急攻劉備而緩應袁紹,正是看穿了他們「陽相用而陰相忌」(表面合作,暗中猜忌),認定他們不可能真正聯合,所以可以趁他們聯合之前,「各個擊破」。如此一來,劉備怎能不敗?袁紹又怎能不亡? 這種深層的謀劃,劉備和袁紹都「緘之於心」(深藏心底),連董承都未能察覺,而田豐卻想憑著「唇槍舌劍」去說服袁紹,這不是太愚蠢了嗎!
- 读资治通鉴:曹操何以不杀刘备
范增想要殺掉沛公(劉邦),孫堅想要殺掉董卓,曹操的謀士想要殺掉劉備(劉豫州),王衍想要殺掉石勒,張九齡想要殺掉安祿山,從事情發生後的結果來看,他們當初的想法和建議似乎都是正確的,得到了驗證。 然而,(歷史上也有相反的例子),更始帝殺了劉伯升,但他的國家最終還是滅亡了;司馬家族殺了牛金,但他們的政權最終還是被別人取代了。所以,當郭嘉勸說曹操(不要殺劉備),以免徒然背上殺害賢才的惡名時,曹操笑著說:「你真是懂得我的心意啊!」可見,有遠見卓識的人說的話,確實不是普通人的想法所能揣測的。 一個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關鍵完全在於自身的努力和實力,從來沒有人能靠著僥倖,指望天下沒有賢能之士,然後自己排擠掉賢能就能稱雄的。如果自己真的具備成就大業的實力,那麼即使有英雄豪傑存在,也不能給我造成困難;如果自己還不具備成就大業的實力,就算殺掉了一個英雄,又怎麼能保證上天不會再降生其他的英雄豪傑呢?想要靠著除掉一些人來鞏固地位,就像想靠水獺來幫忙捕魚、靠獵鷹來幫忙驅趕麻雀一樣,這不過是封建時代那種狹隘的思維方式罷了。 在亂世之中崛起,想要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人,如果不能夠使天下的英雄都對自己心服口服、甘願歸附,就不可能建立起偉大的功業。如果因為妒忌英雄而殺掉他們,只在平庸之輩中僥倖取勝來稱王稱霸,那麼自己的氣勢首先就會衰敗;這時候如果突然有預料之外的英雄豪傑趁勢而起,自己就會精神沮喪、意志混亂,以致於無法支撐下去。 像這種(殺害英雄)的事情,連曹操都不屑於去做,更何況是那些依靠正道取勝、胸襟寬廣、能確保基業長存的英明君主呢! 竭盡全力做好自己,而不去擔心天下有誰會勝過自己,這才是君子之道,也是真正的英雄所遵循的道路。一個不能遵循君子之道的人,是絕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英雄的。
- 读资治通鉴:悲剧角色王允何以失败?自私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瞬间,因一个人的抉择而改变了潮水的方向;也总有一些英雄,在功成名就的顶峰,却因一念之差,跌落万丈深渊。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曾手刃国贼,名动天下;却也错失良机,加速了一个王朝的落幕。他,就是东汉末年的司徒,王允。 王允,一个在汉末乱世中,曾一度燃起希望火炬的名字。他以非凡的智谋与勇气,成功策划并除掉了祸国殃民的董卓!那一刻,长安城内,万民欢腾,仿佛风雨飘摇的大汉王朝,终于迎来了一线久违的曙光,看到了一丝复兴的希望。然而,历史的巨轮,并未因此而一帆风顺地驶向光明。这位曾经的英雄,最终却身死名裂,汉室的倾颓反而雪上加霜,愈演愈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那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王允,他究竟错在了哪里? 第一,他慧眼未开,看不清谁是真正的擎天玉柱,错过了可以倚仗的国之栋梁! 朋友们,试想一下,当董卓伏诛,天下震动,正是朝廷重整旗鼓,招揽天下英才的大好时机啊!然而,王允是如何做的呢? 当时的关东诸将之中,比如那袁绍,此人野心勃勃,早就心怀异志,绝非真心匡扶汉室之人,岂能轻易信赖? 再看那曹操,虽然他在荥阳遭遇了挫败,但他挺身而出,主动讨伐董卓的这份孤勇与赤诚,是何等的可贵!这份心志,难道不应该得到表彰和重用吗? 还有江东猛虎孙坚!那可是第一个攻破董卓、光复首都洛阳的赫赫功臣啊!他清理宗庙,修缮皇陵,一片丹心,可昭日月!即便孙坚不幸战死沙场,但他的儿子,年少的孙策,同样是一位英气逼人、锐不可当的少年英雄。如果能善加任用,悉心培养,必能成为大汉朝廷的坚实臂膀! 如果王允能够高瞻远瞩,在那个时候,果断地将曹操、孙策这样的英雄豪杰招至麾下,让他们在朝堂之上,同心同德,辅佐自己,那么,董卓那些残兵败将——李傕、郭汜之流,不过是丧家之犬,群龙无首,他们的锐气早已被消磨殆尽,又哪里还敢对王允和朝廷心存半分觊觎,轻举妄动呢?要知道,就连宋翼、王弘那样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仅仅是王允亲信的人,李傕、郭汜都还有几分顾忌,不敢轻易对王允下毒手,更何况是面对威名素著的曹操和少年英锐的孙策呢? 第二,他识人不明,偏信身边那些才疏志短的庸碌之辈,却对真正的豪杰既不能虚心接纳,反而心存傲慢,拒之千里! 王允所倚重和信任的,是像宋翼、王弘这样的“自己人”。这些人或许对他个人忠心耿耿,但放眼天下大势,他们却大多是些缺乏远见卓识、难以担当匡扶社稷重任的人物。 而对于曹操、孙策这些真正有能力、有魄力、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王允不仅没有表现出求贤若渴的胸怀,将他们招揽过来,委以重任,反而还常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言语之间充满了难以掩饰的骄矜之气。这样的态度,又怎么能让真正的英雄豪杰倾心归附,甘愿为他所用呢? 第三,他对当时波谲云诡的复杂形势判断失误,未能有效地驾驭和利用那些潜在的、可以扭转乾坤的强大力量! 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那曹操也不是什么善茬,同样是野心勃勃之辈,王允如果真的召他入朝辅政,那不就等于引狼入室,重蹈当年大将军何进召董卓进京的覆辙了吗?” 朋友们,这种看法,看似有理,实则大错特错了!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何进当年面临的是什么局面?他自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势力去铲除盘根错节的宦官集团,才不得不孤注一掷,去求助于手握重兵的董卓。结果呢?主弱客强,引狼入室,何进自己反而被董卓所控制,最终身死族灭。 但王允呢?他所处的形势,与何进当年有着天壤之别!王允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果敢,一举诛杀了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董卓!这份盖世奇功,这份赫赫威望,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而曹操,在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显露出他的不凡之处,但他毕竟根基未稳,羽翼未丰,其势力和影响力,也远没有达到后来那种足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程度。 王允完全可以凭借自己亲手除掉国贼的巨大功绩和崇高声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从上风对曹操进行有效的驾驭和使用:可以用崇高的功名去奖赏他,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来肯定他,用皇室的恩德去感化和安抚他,更可以用严明的国家法度去约束他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以曹操的机敏和审慎,他自己也会仔细掂量,审时度势,又怎么敢轻易地步董卓的后尘,重蹈覆辙呢?(稍作停顿,举例说明)大家不妨回忆一下,曹操后来对于王芬企图废立的密谋、对于刘虞想要称帝的提议,都选择了小心翼翼地回避,不敢轻易卷入其中,这就足以说明,他在当时还是相当谨慎,有所顾忌,并非一味莽撞之人。 再说那江东小霸王孙策,当时还那么年轻,正是英雄出少年、意气风发、渴望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如果王允能够以诚相待,循循善诱,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提携,让他建立起忠于大汉王朝的不世功勋,那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事情,又何必杞人忧天,担心召他前来会成为日后的心腹大患呢?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因为王允个人器量和战略格局的严重局限,而化为了泡影。这,才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 这位曾经力挽狂澜的司徒大人啊,他的智慧和谋略,似乎都倾注在了策划并执行诛杀董卓这一件具体的、带有浓厚阴谋色彩的行动之上。一旦大功告成,当他需要面对更加复杂、更加考验政治胸襟和长远眼光的国家治理层面时,他的度量和气魄,就显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他缺乏那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王者之风,无法真正包容、吸纳、并最终驾驭那些桀骜不驯却又才华横溢的各路英雄豪杰,让他们同心同德,为国效力。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巨大的成功面前,他似乎迅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完全忽视了在短暂的平静表面之下,依然潜藏着的巨大危机和无穷隐患。在那些决定命运走向的关键时刻,他往往行事慌乱,缺乏章法,进退失据。最终,这位曾经的除贼元勋,却惨死在他或许从未真正放在眼里的李傕、郭汜这些叛将手中,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必然结局吗? 历史的长卷,不容我们轻易假设。但当我们回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依然忍不住会想:王允,他其实手握着一副足以扭转乾坤、重振汉室的好牌啊! 试想一下,在那命运的十字路口,在那历史的关键节点,如果他能做出真正英明果决的选择:在东面,他积极联络并大胆重用孙策和曹操这样的旷世英才,让他们成为朝廷的左膀右臂;在西面,他将董卓留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凉州兵马,交给当时德高望重、深谙用兵之道的名将皇甫嵩去统领和安抚,化解潜在的威胁。 如此一来,那些在各地蠢蠢欲动、意图割据一方的诸侯,比如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之流,就很难有机会趁着朝中无人、天下大乱的时机迅速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如果不能轻易地扩张自己的势力,那么曹操也就失去了凭借他们相互之间的争斗来壮大自己、并最终坐大到足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篡夺汉家江山……
- 读资治通鉴:曹操孙坚当初何等磊落
历史上那些身懷詭詐心計、行事兇狠強悍之輩,一旦身居低位就急不可耐地覬覦著不屬於自己的權位,他們的滅亡必然來得迅速!所以,王莽、董卓、李密、朱泚 這些野心家,哪個不是轉眼之間就灰飛煙滅?再次一等,像張角、黃巢、方臘那樣的狂妄之徒,也不過是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罷了! 然而,那些真正能夠登上大位,即便是通過奪取或僭越的手段,卻能維持數十年基業,甚至將天下傳給子孫,直到後代無道才最終敗亡的——他們最初起事的時候,必定未曾有那種一步登天、竊取皇位的狼子野心!他們是憑藉著一腔熱血,奮發圖強,戮力同心,一步步建立功勳,威震四方,直到朝廷之上再無能夠駕馭他們的主君,這才在時勢之下萌生了取而代之的念頭,最終未能守住臣子本分,染指了至高無上的皇權。那種一開始就瞄準皇位,即便僥倖得到天下也坐不安穩的,從來沒有例外! 想當初,關東 群雄 起兵討伐 董卓,是從袁紹 開始的。袁紹 對抗 董卓 時曾說:“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意思是天下的英雄豪傑,難道只有你董卓一個嗎? 袁绍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等到他聚集了山東的兵馬,聲勢浩大,震動天下,董卓 嚇得屁滾尿流,挾持皇帝西遷以躲避鋒芒。如果此時能乘著董卓倉皇西遷、軍心不穩的良機,大軍速進,雷霆一擊,董卓小兒怎能逃脫討伐了?然而,各路諸侯卻屯兵於河內、酸棗一帶,一個個猶豫不決,裹足不前!那些膽小懦弱、沒有謀略的鼠輩姑且不論;就連袁紹和袁術,起初那股銳氣勢不可擋,卻也這樣按兵不動,觀望遲疑。沒有別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早就懷著覬覦皇位的心思,對內顧忌董卓的實力,對外又猜忌各路諸侯,甚至暗自慶幸漢室將亡於董卓之手,自己好坐收漁翁之利! 在這個危難時刻,真正挺身而出,敢與董卓殊死搏鬥的,只有曹操 和 孫堅 二人而已!曹操曾說:”董卓未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 意思是趁董卓根基未穩,只要奮力一戰,天下就能平定!試想,如果真的一戰就能平定天下,曹操 他當時能獨吞這天 下嗎?他在滎陽兵敗之後,還苦口婆心勸說張邈 等人不要遲疑不進,以免辜負天下人的期望,但張邈那些人根本不聽,曹操 才無奈班師。可見,那個時候的曹操,確實還沒有獨霸天下的野心!那些認為曹操一開始就包藏禍心的人,不過是拿他後來的功業,來倒推他最初的動機,純屬事後諸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再看孫堅!他起兵之初,斬殺叛賊 許生 已初顯功績;參與張溫 的軍事行動,討伐邊章 已樹立威名,並非不能擁兵自重,稱霸一方。但他卻為了天下大義,奮起討伐董卓,身先士卒,率先推進到陽人城。董卓 對他忌憚三分,甚至想用和親的手段來拉攏,孫堅 卻義正辭嚴地說:“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吾死不瞑目。“, 意思是不殺董卓三族,昭示四海,我孫堅死不瞑目! 他獨自率領孤軍長驅直入,攻克洛陽,親手清掃皇家宗廟,修葺歷代皇陵,從不居功自傲,隨後便率軍返回魯陽。在那個時候,他的所作所為,難道不像青天白日一般光明磊落,無愧於天地之心嗎? 所以說,天下雖然都起兵聲討董卓,但真正能豁出性命與董卓血戰到底的,只有孫堅!其次才是曹操!難道是袁紹那些人的實力比不上曹操和孫堅嗎?不是!關鍵在於,曹操和孫堅心中只有討伐國賊,沒有其他的私心雜念;這絕非袁紹、袁術那樣心懷鬼胎,意圖養虎為患,指望鷸蚌相爭,自己漁翁得利的小人所能比擬的!所以後來,天下三分,曹操得到一份,孫堅開創的基業也佔據一份,而且孫堅的子孫比曹操的後代滅亡得更晚。孫堅當初那份匡扶漢室的純正之心,比起曹操後來那麼快就改變初衷,實在是高出太多了! 因此,這天下大位,絕不是憑著一時的衝動興起,就能輕易圖謀到手的!想當年,漢高祖劉邦進入關中時,也不過是想著滅亡秦朝,在關中稱王罷了;直到項羽殺了義帝,他才真正萌生了統一天下的雄心。開創的基業能否長久,自有天意在其中!董卓死後,李傕、郭汜 作亂,袁紹獨霸河北而忘了漢室,袁術僭號稱帝,劉表也圖謀不軌,漢獻帝軟弱無力,根本無法駕馭群雄,在這種情況下,曹操篡奪之心才逐漸滋生。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平定袁紹,迫降劉琮,孫權在江南的割據局面這才得以穩固。 所以說,曹操能夠篡奪漢室,是袁紹這樣的野心家“助攻”的結果;孫堅的子孫能夠在江南稱帝,則是曹操一手“促成”的!那些硬說曹操和孫堅在起兵討伐董卓的時候就懷有取代漢朝之心的人,簡直是胡說八道,說得太過分了!他們哪裡能夠體察真正的人情世故,洞悉天道規律,明白這世間興衰成敗自有其定數呢?那些只憑藉一點陰險的智慧、一股兇悍的勇氣,乘著時局的間隙和危難,一旦崛起就立刻覬覦皇位的人,不過是狂妄之徒中的狂妄之徒罷了!他們又怎配君臨天下,統御臣民,將基業傳給子孫後代呢? 孟子 說過:“五霸,假之也。”,意思是春秋五霸,是假借仁義的。所謂“假借”,並非說他們內心並非如此,卻故意盜用仁義的行為來偽裝;而是說他們自身並沒有真正具備那樣的品德和學識,只是借用古人的名義,信奉它作為行事的準則。如果沒有那樣的學問,沒有那樣的品德,那就是真正的“虛假”了。但名聲和道義如果出自於一時的真情實感,那本來就不是虛偽的。王莽處心積慮效仿周公,張角妖言惑眾假託老子,這都不能簡單地說是“假借”仁義(他們是真想那麼幹,只是走上了邪路)。 試想,當曹操 不接受朝廷驍騎校尉的任命,毅然東歸故里,組織兵馬,進軍 滎陽 與 董卓決一死戰;當孫堅 在長沙揭竿而起,進軍屯駐魯陽,嚴詞拒絕董卓和親的時候——如果僅僅因為這些匡扶漢室的義舉,就給他們扣上“窺竊神器”的罪名,那麼張角、黃巢、方臘 那些流寇,豈不也能開創基業、傳給子孫了?那安祿山、朱泚、苗傅、劉正彥 這些叛臣賊子,豈不更可以名正言順地造反作亂了嗎?历史不应当用不相稱的罪名去懲罰真正的義士,只會助長奸邪之輩的氣焰。
- 读资治通鉴:东汉末年何进的无能
事物發展的輕重強弱之勢,看似已成定局、無可逆轉,然而,轉機往往正在其中悄然醞釀,只是世人未能察覺罷了。宦官之禍,在整個東漢時期蔓延不絕,到了漢靈帝時更是登峰造極,無以復加。黨人 奮力抗爭卻以身殉道,竇武策劃誅滅宦官卻反遭殺身之禍,陽球 竭力打擊他們也最終被害。此後,還有誰敢以身犯險,蹈此水火,姑且一試呢? 然而,天下盜賊已如蜂群般四起,他們都將矛頭指向宦官,並以此作為號召。四海之內的貧苦百姓,因子弟門生、狐朋狗黨濫任大官、盤踞要地,導致被盤剝殆盡的人們,無不咬牙切齒地詛咒他們,盼望其從速滅亡。那些曾遭宦官誅殺禁錮之人的子孫宗族,與宦官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甘願與其同歸於盡,每日都懷著滿腔憤恨,伺機報復。士大夫中但凡不與其同流合污,卻又不得不屈居其下的人,也都積攢著怨毒與怒火,等待著上天降下懲罰的時刻。要知道,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厲王這些聖君明王的後裔,本是名正言順的天下之君,最終尚且落得國破身亡的下場,何況這些卑鄙無賴的閹人,他們又豈能長久如此而不招致禍患呢?所以說,物極必反,勢窮則變,這是人人都應該明白的道理。 既然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那麼一旦動手剷除他們,就會像烈風吹熄將盡的殘燈一般,必然是既迅速又容易的事情。陳琳 曾說:“這就像用巨大的熔爐去燒一根毛髮那樣輕而易舉。”曹操 也說:“要誅殺那些罪魁禍首,一個獄吏就足夠了。”然而,何進 卻如同拿著一把小小的匕首去對付猛虎,他呼喊援兵時饑不擇食,最終的潰敗也毫無決斷的氣概可言。袁紹以英雄豪傑自居,充當何進的首席謀士,卻在危急關頭輾轉反側、束手無策;反而派遣鮑信去招募泰山兵,讓丁原在孟津點燃戰火,甚至召董卓引兵進犯京師。何進早已心膽俱裂、六神無主,而袁紹也無力輔佐。曹操對此冷眼發笑,袁紹卻憂心忡忡,兩人智謀計策的優劣,在此已昭然若揭。 之所以會這樣,原因在於: 第一,何進以外戚的身份攻擊宦官,人們忌憚於竇武的前車之鑒,不肯真心實意地支持他。 第二,何進所依仗的不過是何太后,一舉一動都要等待太后首肯才敢施行,想憑一個婦人去對抗宦官集團,智謀上本就有所不及,反而多被宦官所蠱惑。 第三,袁隗 身為朝廷重臣,卻老邁平庸、尸位素餐,沒有能力以國家社稷為己任。 第四,鄭泰、盧植等人初出茅廬,資歷淺、威望輕,起不到太大作用;而楊彪、黃琬之流,也與袁隗相比沒有什麼大的區別。 第五,袁紹 兄弟包藏禍心,企圖乘亂起事,並無戮力同心、效忠王室的誠意。 第六,曹操 目光敏銳,判斷堅定,但他自己也心懷叵測,對王室的內亂聽之任之,靜觀其變,看待何進的昏聵迷亂,不過 付之一笑。 第七,皇甫嵩、蓋勳 等人顧惜名節道義,不願輕舉妄動、恣意妄為,而何進急躁冒進,也不把他們引為心腹。 憑藉這樣七種已然注定失敗的態勢去誅除宦官,本來就不是他何進所能勝任的。即便他想讓災禍不至於殃及國家社稷,又豈能做到呢? 總而言之,內心懷著奪權的私慾,對外又沒有正直之士的輔助,像何進這樣的人,實在是不值一談。以往的覆轍,當作將來的借鑒。凡是上天所不容許,仁人志士所不認同,天下百姓只是屈從於淫威、受誘於小利,而非真心擁戴的統治,再加上其苛政暴虐,驕奢淫逸,日益腐朽,使得民家子弟離散,妻室成寡,長年累月如此放縱而不加收斂——像這樣的勢力,其覆滅敗亡不過是朝夕之間的事情,如同黃河決堤、魚肉腐爛一般,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明智的人會靜觀待變,等待天時;勇敢的人則會果斷抉擇,勇於擔當。切莫驚慌失措、倉促行事,也切莫被所謂“扭轉乾坤”的艱難險阻所嚇倒。事情的成敗,全在於行事之人罷了。你看那曹操,不也曾安坐一旁,嘲笑何進的愚蠢嗎?何況那些堅守正道、匡扶社稷,不像曹操那樣懷有私心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