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您提到了这个预期人口的概念，说我国的预期人口就只有2.55亿，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 黄文政：预期人口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衡量未来人口，相对可以比较的概念。因为在讲一个国家人口的时候，大家最常用的就是现在有多少人。比如，中国14亿人，美国3亿多人，俄罗斯1亿多人，但这其实并不反映未来的人口。 你可以这么来思考，中国即使现在一个人都不生，30年以后，大概也有9亿人，所以你觉得还是人口大国，但是如果一个人都不生，那100年以后呢？基本就归零了。所以的话，总人口，相对于整个人口发展趋势来说，会有很长时间的滞后。 那大家会说，我不看总人口，看每年的出生人口，这样不就能反映未来的趋势吗？这确实比总人口好一些。中国现在一年出生人口是900万，美国300多万，像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印尼，一年出生人口也都有好几百万。甚至要不了多少年，像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的出生人口就要超过中国了。 但用出生人口来反映未来人口也是有很大的问题。你看我国每年出生900万人口，如果每年能够维持在900万的话，假设每个人活80岁，那么900万乘上80，那看起来中国还能维持七亿人。 但实际上你不能这样算，因为我们每年的出生人口，维持不了900万。我们目前的生育率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每30年的时间，我们的出生人口就要减一半多，你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因为这个问题，大家就会去看未来的预测人口，但预测人口有什么问题呢？预测人口，其实有很多猫腻在里面，你未来的生育状态是怎么个变化呢？比如，针对生育率的变化，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假设。 比如，联合国每两年公布的一次人口展望，其中的基础估算方案就会假设未来全世界的生育率最后都会变成一样，所以这么多年以来，联合国公布的这种人口预测，你会发现它其实严重地高估了中国未来的人口，我记得大概没有多少年前，他们认为中国本世纪末还有9亿多人，不过现在就调整到只有6亿多，而按目前趋势，这依然是高估。 对未来的生育率或者其他指标，你可以这么调整，那么调整。比如，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当年的卫计委对中国的出生人口就有一个官方预测。按那个官方预测，中国现在应该还是一年出生1600万左右，但现在的实际实出生人口远远少于这个数字。因这是为他们之前对未来生育率，做了过高的假设。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就是不去对变化做额外假设。我们就根据今年的生育率，今年的平均生育年龄，今年的预期寿命，以及今年的这个更替水平，还有迁徙人口（中国一般不考虑迁徙人口），假定未来所有的年份，这些指标都是恒定的，然后去推算今年出生的这么多人口，活到他的预期寿命结束的时候，总人口是多少。 那么这个概念就很简单，通过公式你可以直接推算出来。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处在于你没有做其他假设，只是根据今年的数据来做一个外展，我把它叫做预期人口。 这有点像是预期寿命的概念，预期寿命并对应于当下具有直接意义的寿命，它只是假定是你未来每年的死亡率，是今年的对应年龄的死亡率的情况下，今年出生的一个人，预期能够活到多少岁。这也就是大家讲的人均寿命或者预期寿命。 类似于预期寿命，我讲的预期人口，也相当于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根据今年的数据，不去做其他额外假设，直接延展到未来，看人口是多少？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现在虽然是有14亿人，但预期人口只有2.55亿。中国现在的人口是世界的第二位，仅次于印度，跟印度差不多，预期人口则退到全世界的第13位。我们现在占全世界的人口大概是17.6%，但我们的预期人口呢？把全世界的预期人口算一下，我国只有全世界预期人口的2%左右。 预期人口的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判断按目前的趋势延续下去，未来我们是多少人。我们现在的人口比整个西方国家加起来都要多，比整个经合组织都要多，但是预期人口却远远少于他们，甚至我们的预期人口已经低于美国了，低于印度尼西亚了。我们现在虽然是要比整个阿拉伯世界，比整个经合组织，比整个东南亚联盟，比他们都要多很多，但我们的预期人口都要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和组织，在所有的国家里已经排到第13位了。 当然预期人口并不是未来的实际人口，因为预期人口还没有考虑到人口结构，也没有考虑到未来生育状态的变化。但是它是根据目前的人口形势，在这种人口状态延续下去的条件下，直接计算出来的一个数字，它不仅可以让我们对未来有多少人口大概有一个判断，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指标，来监测人口的变化趋势。如果预期人口每年都在走低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低生育形势在不断恶化。 回过头来讲，假定我们希望中国维持在十亿人口以上，那你就迟早要把预期人口提升到十亿以上。这样的话，今后如果我们有鼓励生育的政策，看政策到不到位，你就可以看预期人口，每年我们就算出预期人口，根据每年的数据公布，大家拿公式一套就可以算出来。 也就是说你不要去做那么多很猫腻的假设。你认为未来是1.6的生育率，我认为是1.2的生育率，那现在不这么假设，我们就看今年的这个生育率是多少。 大家也许会问那你这个假设合理吗？我的回答是，我没有做其他假设，我只是说未来这么下去会怎么样。那未来生育率会不会更高呢？当然可能会更高了，中国一定会鼓励生育的嘛，生育率应该会提升的。但是你不能在还没有提升的时候，就假设能够到1.6、1.7，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如果生育率真的提升了，那这种提升自然就会在预期人口中体现出来。所以预期人口，其实就是对政策是否到位的一个很好的判断。 但这不是说那么多年以后，我们的人口真的就会排在世界第13位。但在改变发生之前，那预期人口就是第13位。所以的话，你的政策到不到位，实际上是可以通过预期人口的变化直接体现出来的。如果我们希望中国保持在十亿人口，那你预期人口就要提升到十亿。 按现在这个趋势下去，预期人口会以每年2.5%的速度减少。实际上，我在2023年计算的预期人口已经比2021年计算出来的少了30%多，所以也就两年时间内，因为生育状态的指标恶化很厉害，预期人口就降了非常非常多。 我认为预期人口这么一个简单的指标，能够把我们很多关心的因素，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而且可以作为我们来监测这个人口变化形势，以及评价人口政策是否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只要看预期人口就能知道，我们人口形势是不是在不断恶化。 如果预期人口每年都在跌，那就表明我们的低生育形势越来越严峻了。过去这么多年，当时的计生委，后来的卫计委，就一直有各种人口预测，经常把大家给绕晕掉。因为你一旦去做这种人口预测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专业性的术语，使得大家对人口问题、真正的人口状态没有一个很比较准确的判断，多次贻误了我们政策转换的时机。 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预期人口这个很简单、很直观，你又可以给它一个完整的解释，很好理解的这么一个单一的指标。

采访者：政府推出了双减政策，但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反倒加重了家庭教育的负担，我们也看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怨声载道，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经常会特别情绪化，也导致了很多的网络热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您怎么看待在双减政策之下，反倒加重了家庭教育的负担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 黄文政：对，教育成本这么高，而且大家越来越鸡娃，这个其实是影响生育率很重要的因素。 但这个其实和低生育率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正是因为我们生育率太低，少子化太严重，大家普遍生一两个小孩的养育模式，导致大家特别鸡娃。因为你整个社会、家庭的资源都会投到这个小孩身上，你所有的希望放在一两个小孩身上，这个养育模式就完全不一样。如果社会上大家平均都是生三四个小孩，你可能想鸡娃你也鸡不了。大家都这么散养的话，那你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我们现在鸡娃这么严重，其实就跟低生育率是很有关系的，越少子化的社会，它的鸡娃肯定是越严重的。因为这个孩子少了以后，未来不需要鸡娃，就可以上好大学。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呢？你人口少了以后，孩子少了以后，其实反而会变得更加鸡娃。像我们这一辈都是生一到两个，城市里面其实普遍是一个。到现在可能有很多人就不结婚了，比如说现在大学生里面，有一些调研，愿意结婚的大概只有一半多一点。假定未来如果这个社会只有40%的人生小孩，那这40%相对是教育水平比较高、收入水平比较高的，底层的更不结婚了，这样就会导致你的整个教育模式更加奢侈化，你会有更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的孩子是不是就能上好的大学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你想想，中国如果每年是有2,000万人高考，对应的那个清华北大的那个水平，和中国每年比如说只有500万人，它对应的清华北大的水平，这不是一个水平的。如果你中国人口变成1/5了，到时候你的清华北大，可能就是现在一般的985的水平。现在中国这些大学，在全世界可能都能排到前10位前20位吧。如果你用更公平的指标可能排的更高，如果你用它的学生的基础能力的话，清华北大可能是数一数二的。 因为我们的人口多，能够选出来优秀人才特别多。如果人口降到现在1/5，那清华北大可能在世界上的排名就会大幅下降。它相对那些美国大学，甚至以后可能印度的大学，就有差距了。那个时候你好像是上这个学校，竞争没有那么厉害，但实际上你上的是一个更差的一个学校。 所以这个东西永远是相对的。你人口减少了可以上好大学是更容易，但那个好大学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第二个的话呢，你人口减少了以后，你的整个社会的鸡娃会更严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1/3的生小孩，这1/3相对富裕，那你想想看，这个社会会比现在鸡娃得更厉害。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大家回归到每个家庭就生三四个这样一种可持续的状态，就没有必要那么鸡娃了。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养一个小孩的时候，你是特别的紧张的特别的焦虑的，你还不知道怎么办。第二个小孩你有经验了，你发现很多事是白费力气，没有必要费那么大的劲的，就是你相对就会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所以这样才是一个人类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正常的模式。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非常奇怪的一个奇葩的模式。大家都把小孩子送去那么多补习班，相当于大家都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那每个人都开始偷跑，但是人生是一个长跑。每个人开始偷跑，其实到真的开始需要用力的时候大家都累得半死，就都躺平了。 所以这个一方面搞得孩子很累，家长很累，然后整个社会效率其实也更差，人才培养的效率也会变得更差。但是这个事情我个人做不到，因为每个人肯定要按照社会来，我30年前、40年前那么养可以，现在我的周围的人都是上很多补习班这么养孩子，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如果不这么做，我会很心慌的。我肯定也就跟着大家做，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 所以只能靠政府真的把生育率提升上来，从国家层面把生育率提升上来，这个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缓解。当然逻辑上，我们是不是有些具体的政策可以缓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 首先，现在整个教育都跟着考试这个指挥棒，比如中考和高考。考试的这些方式可以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可以让大家不是一次单独的高考，可以多考几次。比如是不是可以取消掉中考，不要那么过早的分流。因为人可能要到什么15-20岁或者20岁以后，他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很早中考就给大家分流了，这个让很多人造成一种很大的遗憾。 然后整个评价体系，我觉得也需要做一定的改革。比如说现在我们去评判一个基础教育，一个高中或初中好，就看他这个出来的这个学生是怎么样，有多少考到这个清华北大，有多少得了奥赛奖之类的。这个是只看结果不看输入的。实际上对教育来讲真正有意义的，是一个很差的人进去变得很好，就是说出来的水平跟进去的水平有没有相对的提升，这个才是你真正教育的价值。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考虑这个输入的，只考虑这个输出的。所以每个学校都希望去招特别好的学生，因为这样肯定出来的学生水平更高。如果对学校的这种投入和资源的分配主要是基于它在你需要受教育的人群里面的提升的程度，那大家肯定愿意找很多很差的学生，这样提升起来更容易。 实际上我们想想，你真正在乎什么？你在乎的是你的孩子整个学习过程有没有提升，这才是你教育的价值。但现在其实不考虑输入，每个人都去追求最终的结果，大家最后全部都挤在一起。如果很多学校愿意去招那些很差的学生，然后把他提高，这个才是真正教育的意义。 还有一个点，我们的教育很多时候在补短，而不是在扬长。我们总是强调大家变得一样，高考也是每门课加起来比总分。但是这样会把一些人比如他就是一个数学天才，数学特别的好，但是英语或者语文很一般，最后总分加起来反而就是好学校上不了。那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浪费掉了。包括历史上看比如说很杰出的一些文学家，比如说像我知道钱钟书好像数学不好。如果按现在的这种教育模式，他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很好的教育了。 我们整个社会大部分还是让每个人都发展比较全面健康好，但是从整个社会角度，我们需要一些偏才。有些人他某方面很强，应该让他变得更强，其他方面差点就差点，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大家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人跟人不是独立的，我这个方面特别强，你那个方面特别强，在一起工作其实是可以碰撞出更好的一个火花。 所以就是说教育的整个模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扬长，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赛道，赛道更多一点，对于相对降低这种鸡娃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还是有些帮助的。但是这个到底效果有多少，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更多的讨论，和更多的分析。 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中国社会很多时候很多观念的形成，它其实并没有严谨性，都是一种神话或者传说，它并没有真正很扎实的学术的支撑。比如大家都想把小孩给送到好学校里面去，所以学区房以前是炒的很高。但这个基本前提是我同样一个孩子去好学校就更好。但其实这个也不一定的，有可能一个很好的孩子去了一个竞争更厉害的学校，最后都没有自信了，变得很差了。 我在中科大当过老师，我就发现其实好多这样的学生。他本来是特别优秀，科大当时录取分都特别高，比北大清华还高，他们进去以后就发现竞争太厉害了，有些人就是完全没有信心了，就一天到晚鬼混。这些人可能不去那么好的学校，反而会非常好。包括美国那些大学有些教授，你会发现其实有相当比例还是来自这种一般学校。 人的职业生涯是一辈子的，你是要不断的学习的，你不需要每一步都做到最好。但我们现在是好像每一步都做到，你一旦某个地方一下没跟上，你这辈子就完了。这种教育理念其实是不对的。 给定我的这个学习能力，我到底是去做鸡头好，还是做凤尾好？这个其实很难说的，需要更多的学术研究，才能做出更好的判断。但现在在中国来讲，大家普遍认为，能做凤尾肯定做凤尾，这才会导致学区房这种价格炒得特别高。 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教育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还有一点就是一个社会理念，我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中国社会很多是以对社会的价值来评判你个人的价值，我觉得也是不太好的一件事。 比如说我对社会的价值，或者说我对某个行业的价值，和我对家庭的价值，我对朋友的价值，这个东西不是等同的。就像我们的父母可能很老了，也没法去给社会做任何贡献了，只是不断的去看病、住院，花家里的这种资源，但是你还是希望父母过得很好，活下去。因为他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他是你的亲人。 所以每一个人他只要活着，他就是有价值，他对亲人就是价值。这种价值不一定要通过对社会的贡献来评判。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大家会不会也相对不会那么太去卷呢。你知道你只要过得很好，你一直健康成长，然后有基本的责任心，我觉得就很好。至于说你是不是变成一个特别杰出的人，这个事就像中奖一样的，这个其实概率就是相对来说是很低。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的话，你可能要特别有创造力，你还要有很多条件的。但是没关系，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不表示你就没有价值。所以这个最终回归到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价值不只是劳动力，不只是贡献。 首先从经济的角度，你是什么？你是一个消费者，你提供消费体验。这本身就是特别大的一个价值。对社会来讲，你是民族的文化的一个传承者，你是语言的传承者。我们现在如果说汉语的人更多的话，汉语就会发展的更好，更丰富。你是你的亲人的一种人生意义的一个加持者，一个助力者，你活着对他来说就是价值。

黄文政：有人说：“美国就3亿多人，我们14亿人，我们是它的4倍多，那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口，我们如果像美国3-4亿人，那是不是我们就更发达。”这个其实就从我开始讲的联系紧密度加权的一个规模效应来讲，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跟美国竞争，真的不是说我们14亿人对3亿人，实际上相当于是我们14亿人对20亿人的竞争。 为什么这么讲？我来给大家算一下。首先，美国虽然是3亿多，但实际上，它可以吸收全世界优秀的移民。中国很多优秀的人也去了美国，像我们那一代可能最优秀的人里非常大的比例是去了美国。现在可能少一点，但是还是不少。印度，包括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甚至中东一些很优秀的人都去美国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移民？我们也可以去移民。但是呢，相对来讲你这个文化上、语言上、还有社会的种种机制上，其不是很快就能做得到。比如说中国人去美国，有华人这种圈子，你去那个地方你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太大改变。从美国（移民）这个方面来说，它（美国）吸引全世界优秀移民的这个优势能维持很长很长时间。 那么它的影响有多大？你简单做个估算，美国得诺贝尔奖的人里面，就是类似最优秀的这种科学家，还有像硅谷那些创业的里面，大概呢，你会发现有一半是出生在国外。这也就是说移民这个优势，使得把美国从它的人才的角度，它能够就翻了一倍了。相当于它不是3亿人，它是相当于7亿人。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美国它不是就是一个国家，整个西方它是一个体系的。 我们总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跟别人比，其实是不对的。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跟澳大利亚跟加拿大，它文化上、心理上和国防上，它的距离其实是很接近的。那我们的话可能跟比如说越南是近一点吧。实际上我们试一下，按照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文明体系，再大一点我们的影响力就包括东亚，但即使在东亚的话，像日本韩国，它军事上还是跟美国是盟国。那我们跟欧洲的话，无论是文化上语言上，还是安全上都不密切，就经济上往来比较密切。而美国首先五眼国家，美国和这个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或者英国，这些讲讲英语的国家，这些国家它内部其实是有很强烈的那种认同感，它是很密切的。一个澳大利亚的工程师他要去纽约上班，他没有任何障碍，他直接去，就很简单的事情。这个甚至比我们中国一个河北的人他要去北京打工，要在北京落户，可能要容易的多。所以他们的内部的联系，其实联系紧密度是非常高的，它就相当于跟一个国家差不多。就是你可以甚至说新西兰、澳大利亚基本就是美国的海外州了。从它的经济联系紧密度来讲，真的就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的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发达，还真的不是因为它自然资源多么丰富，它即使自然资源不丰富，它维持着和美国和西方这么一个紧密的关系的话，它差不多也是这个发达程度，当然可能会稍微差一点。这也说明，其实真正来讲，你一个社会发不发达，你的技术发不发达，还是你跟其他地方，尤其是跟发达地区的这个联系是不是紧密，也就是说你的思想的交流，你的人员的互动啊，你的就业和市场啊，这个才是真正关键。自然资源的比例其实我们说了不到5%吧，只有4%点几。 五眼联盟再扩展一点，那就是欧洲了。就是说通过北约啊，这个体系大概有9亿人左右，如果你再加上日本、韩国、以色列，这种跟美国是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其实差不多就10亿人。我们现在14亿对他们10亿对吧，我们是占有优势。但是我们出生人口现在已经是跟他们差不多，甚至比他们可能还少一点了，未来的预期人口呢，只有它的几分之一。 这些国家它的内部的联系紧密度当然是不如中国（国内内部），但我们在说到一个规模效应时，不仅有个横向的，还有个纵向。就是我们把整个人类想的是一个整体，一个网络。我们现在发不发达，还跟你过去的积累，比如牛顿、爱因斯坦，我们是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西方的话呢，它不仅有很密切的这种横向的一个联系，它更重要的，它的工业化积累时间比我们要长很多。从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不断的进行技术积累，所以包括现在软件行业、芯片行业因为这个技术积累，技术链条很长，所以这方面实际上比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再加上就是说美国它因为用英语上是基本是全世界的一个在科技界或者是商业领域其实是一个通用语言，包括在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像华为啊这些大的公司它内部很多人交流是用英语。 这样就使得说，横向的一些规模效应，加上它更大的一个纵向规模效应，所以我们跟美国的竞争，实际上差不多是14亿人跟20亿人的竞争，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看不同的领域，有可能在这个某些工业领域啊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市场像军事工业这个领域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军事工业领域你能享受的外部规模效应比较小。美国它研发F35，除了一些非常近的一些盟国英国这些国家之外，其他包括欧洲那些国家，日本韩国，它只能卖给它们，但在美国的技术上他不会分享。所以我们在军事科技方面，可能差不多是14亿人，对美国的3亿，可能扩展一下变成4亿。我们是他三四倍的人口，我们有这个优势，而且我们内部联系非常紧密，效率高，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10年20年甚至30年，我们军事领域的话就是相对美国的会形成很大的一个优势，很良性的优势。 但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像互联网领域、AI领域，你的联系紧密度是不如美国跟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联系紧密度。美国的企业的话，比如它操作系统在全世界赚钱，中国现在操作系统就来鸿蒙起来了，而且目前还主要限于中国的市场，以及美国还有制定这种规则的这些优势，这么长的时间延续下来的，虽然他现在可能这方面的优势其实也在下降，还有这种美元的货币的优势。那这些的话总整体算下来，我认为差不多是14亿人对20亿人。 所以的话，我们中国要维持一个有竞争力的水平，维持我们现在技术上升的势头，我觉得至少要维持在10亿以上，最好能够达到14-15亿这样一个预期人口。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会形成一个越来越强势，可能我们就在世界上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很多人会讲有很多神话，比如说觉得美国是适合于0到1的创新，我们是1到100我是完全不认同这么一种观点。你所谓整个科技的发展，它是一个体系性的关系。你一旦领先，是体系性的领先，你这个领先，其他也领先，各方面都领先。 中国其实我们原来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是很领先的。造纸啊这种火药啊，相对来说是一个跟其他一些文明是比较远的，我们自己发展，我们自己规模很大。然后呢到近代以后，工业革命开始积累了以后，我们形成的纵向规模效应是远远不如美国的。它形成一些大学对吧，然后一些这种专利机制、现代企业制度，就使得它的技术，可以在整个社会范围里面，它不断的积累。而我们这边还是一个农业化社会，手工业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的技术积累其实要慢很多，就是纵向规模效应是远远小于他的。所以这样导致下来，就是说我们其实跟它就是说这么多年发展是有差距。 但是呢真的一旦起来了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其实开始通过学习吸收，跟它竞争，就差不多到现在开始有点并驾齐驱的那个趋势了。如果我们能够维持现在这种总体的规模优势，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塑造出这种碾压性的优势。但是目前这么一个人口趋势下去呢，这种前景呢，就是时间就不站在我们一边了。 如果最后我们真的是按现在的说法，变成这种两三亿人口，而人家还是七八亿或者十几亿人口。那实际上就是说，最后就变成，我们即使现在赶超了它，弯道超车，反过来他没有超过我们，最终也维持不了。所以其实真的也就是说人口即命运。就是说一个国家，人口真的是决定你这个长远的国家的命运，以及我们老百姓的总体生活水平。

【人口与资源】小课堂 （一）人口爆炸理论“破产”，如何评价资源紧张程度？ 当年70年代的时候，从西方人口爆炸理论，到后来中国的计划生育，这背后的基本假设就是自然资源没法去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个观点其实是早已有之。两百年前马尔萨斯的时候，当时世界人口只有大概10亿人。那个时候马尔萨斯就认为人口增长会快于粮食的增长，所以人口这么继续增长，它会导致饥荒啊战争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事情发生。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跟当年比，现在全球人口是原来的七八倍，现在是80亿人口。马尔萨斯当年的预计完全破产掉了。不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虽然过程中存在部分地区的饥荒，但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基本上是没有饥荒，因为粮食增长的速度是远远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且我们现在跟跟200年前比，我们活的更长、吃的更好，而且各种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喷气式飞机，我们的高铁，计算机这些技术，在当年其实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而我们这些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跟我们整个人口的增长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说大家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口这么无限的增长下去，那是不是总会出现问题呢。你可以讲，如果一直能增长到这个几十万亿人口，那肯定确实有这个问题。 但是目前来讲，就我们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这个问题没有出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判断依据，自然资源是不是过于紧张，使得我们认为人口太多呢。 我认为，资源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静态概念，它是一个动态的，它不断改变的。比如说500年前的话，谁都不知道石油是这个资源，大家也不知道硅、铝这些东西是资源，煤炭可能很早就发现它是有用的，但现在我们发现的很多资源，我们过去不知道是资源。 所以资源它本身是一个变化的一个概念。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资源已经达到一个瓶颈了，比如说再发展下去，人口太多就资源不足了？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判断，就是看我们花出去的钱，到底有多少去买自然资源。我们可以算笔账，比如说我买一个手机5000块钱，那算算里面它那些铜、铁、硅这些直接来自自然资源，而不是人造的值多少钱？这个比例其实很低的。如果有个电脑可能也是四五千块钱，那你算它的自然资源多少？现在可能你买一部这种电动车，比较好的车四五十万，那四五十万里面它有多少来自于自然资源？ 还有像房子，北京的房子可能好点的一两千万。当然你会说它里面土地占了很大的比例，但实际上同样的房子，你把它放在比如内蒙、东北那价钱就会低很多。建筑成本可能是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它的土地的资源的价值占的比少很多。 这也就说，北京上海的土地资源，它的价值实际上主要是人带来的。并不是本身这个土地它值多少钱，而是因为人聚集在这个地方，使得这块地变得很值钱。这就带来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你怎么评价我们的资源有没有变得越来越紧张？ 刚才算的是那种你具体分到每一个这种产品或者服务，服务的话比如我去听个音乐会，我去上个学，我去旅游一次我耗费多少自然资源，这个占比基本都可以算出来。 但是如果想宏观的计算一下，其实是很简单的办法。你就看我们的整个GDP有多少是来自于自然资源的增加值，因为自然资源增加值它已经是包括像执照费、开采费等各种成本。所以它已经自然反应了资源的紧张程度。 那么这个比例是多少呢？从全世界来看，自然资源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例大概是不到5%，4%多一点，整个趋势看还是略微往下走。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过去这么几十年来，并没有因为人口增长，使得自然资源的增加值占比变高。相对于你说这个资源再用多少年就没有了所以它很紧张，占GDP的比例是一个我觉得更靠谱的指标，它充分反映了你的这种资源的紧张程度。

采访者：生育率的下降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哪一些潜在的影响呢？ 黄文政：这不是潜在的影响，这是非常现实的影响。你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最终是每生一个，去世六七个人，那你这个社会怎么发展？ 如果从这个行业来讲，比如过去六七年的时间，我们出生人口降到之前的一半，大家马上就感觉到托儿呀，育儿呀，奶粉啊，玩具啊，这些行业受到直接的冲击。接下来，你会发现很多工厂会关闭，很多幼儿园，托儿所，甚至小学也会关闭，那么很多教师会失业。可能10年到20年以后，就开始影响到教培，甚至旅游，很多行业开始显现负面影响。那么20年到40年以后，就是全方位的影响，比如这个手机呀，汽车呀，消费电子，还有房地产，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影响到房地产。也就是说你会看到，经过20年到30年以后，所有的这些需求要减半，甚至要比减半减得更多，而且只要这个人口趋势在，这个减半是会不断地加速的。50年到60年以后，对这个医疗，对这个养老，对这个殡葬行业，都会造成影响。所有的行业，整个社会规模都在持续性的萎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会变得更加的内卷。因为你的就业机会的下降，会比你的需求下降更快。原来是相对比较复杂的社会，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有，当你人口开始萎缩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么原来那些复杂行业的工作机会就消失掉了，社会会变得更加内卷。之前你是在开疆辟土，最后就变成存量的竞争。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是在下降，那么很多企业它就不敢投资了，不敢投资以后，就使得那些本来潜在的这种供给与需求的这么一个匹配，就消失掉了。 最开始是影响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行业，接下来是那些面对企业的行业，最后就是所有的上游企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行业都会受到一个冲击。从长远来看，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会说，那我把这个企业迁到国外去，到印度或者越南，是不是就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呢？从企业的运转来讲，从它的利润来讲，这么做，短期内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从长期来看，企业是否能够发展，如果根基是在中国的话，还是需要中国的市场能够支撑。比如你到印度，到越南去建工厂，那可能时间一长，国内根基不行，利润不行，最后那个工厂可能就变成别人的工厂了，尤其是我们中国在印度有很多投资，最后发现甚至可能是血本无归。他有市场，有劳动力，然后他的政府也变得非常强势的时候，那最后我们等于为他人来做贡献。所以你最终还是要靠本国的市场，这个才是我们的根基，只有在这个根基维持的情况下，你的海外扩张，才能带来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经营环境。但如果你本国的市场在快速地萎缩，那其实所有的行业都会出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整个社会的生活都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们在讲整个大环境的时候，讲我们人口萎缩多少，或者说经济萎缩多少，这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你可以想象，具体到自己生活的地方会发生什么改变？举个简单例子，假定你是生活在一个五十万人口的一个城市，那人口降到现在的三分之一，变成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那这个城市会发生什么？你这个城市原来可能是有机场，每天会有二十趟高铁，当你变成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那机场可能就运行不下去了，那高铁可能变成每天三四趟。你原来可能有六七家医院，最后就剩下一两家了。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需求在减少，而且大家的投资也在减少。你原来可能有几十个不错的一个小区，最后小区的选择就变得很少了。而且时间一长，你会发现大家都是住的一些很老的房子，大家不会去建新的房子。一个人口相对稳定或者扩张的城市，它在不断增加新的投资，建设新的小区，有更好的环境。如果你看5年新的小区，跟20年的新的小区，这实际上是没法比的，无论它的这种设计理念，房子的这种结构，这种技术方面，生活品质都是要高得多。当人口开始萎缩的时候，现在大家平均都是住10年新，20年新的房子，那以后可能就是住40年新，50年新的房子。 你可以看到国内一些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其实都是人口相对稳定或者扩张的社会，低生育率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能吸引大量人口过来的。但是一个人口在不断流失，或者说它本身的人口在不断地萎缩，无论在哪个地方，整个大家生活水平其实都是在下降，尤其是工作机会也会流失得非常快。这个负面影响都是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说非常衰败的一个社会。包括在日本或者韩国，你看一些人口减少的城市，这些影响都是非常的明显。 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现在不生，我做最后一代中国人，我自己过得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不生，那你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所有的人都会一条船沉下去，所有的人都会受害。尤其是低收入者，你的受害程度会更大。有钱的人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他能够去买到其他的服务。 低生育率会对所有人造成影响，会影响所有人的利益。我们生小孩不只是为了未来，更多是为了我们自己。一个没有未来的社会，我们自己活得也不会好。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最近一波出生人口下滑，跌了一半。按理来讲，实际影响其实要到20年，30年以后才会体现，但实际上你会发现，现在经济就不好。现在经济不好，当然有很多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很基础性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人口的萎缩，大家对未来的市场预期在下降，导致企业对未来的投资信心在下降。由于有了下降的预期，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社会。 同样的道理，一个没有未来的社会，现在也会过得不好。所以整个社会要有更多小孩，不只是为了我们要有一个未来，更重要的是，更直接的是，关系到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使得我们过得更好。

为何要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采访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就会觉得低生育率，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呢？ 黄文政：这实际上是非常坏的一个观点。如果你把低生育率定义为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那么这句话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另外一句，生育率只要低于更替水平，那么最终整个群体就是消亡了。所以你刚才说低生育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那同样的意思就是说，群体的消亡，或者说人类的消亡，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大家接受吗？我想没有人会接受这么一个结论。 我们认为，今后无论怎么发展，人类一定会找到办法，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一定会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否则就消亡掉了。所以我认为那句话，其实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错误的，而且非常误导的这么一个印象。它无非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旦发达了以后，生育率都在下降。但这并不表示是必然，因为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尤其像东亚社会，虽然都在鼓励生育，但还没有认识到生育率，其实最终关系的是我们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远远没有到这么一个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是处于一个人口开始萎缩的早期阶段，那么低生育率的长期影响，根本就还没有看到。所以大家就相当于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很多恶果还没开始显现。比如西方社会，他在关心LGBT的这种性别议题，还有气候变化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力度，其实是远远大于对低生育率的关注力度。因为尤其是西方国家，可以从其他国家吸引大量的移民人口，而且他们生育率也比我们高很多，所以他们的问题不那么紧迫。 中国社会，以前还一直有一种观念，认为人口多是负担，对我们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是拖累我们经济发展的。所以到目前为止，相当于人类还根本没有真的去花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威胁我们人类文明的，我们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大的一个危机，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按照你说的必然，我们这么下去就一定会消亡，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投降主义，一种失败主义观点，我是完全不认可的。 采访者：近年来，咱们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像完善生育的休假制度呀，包括税收减免啊等等，那您怎么看这些政策颁出之后，到目前为止的这种成效呢？ 黄文政：这些政策首先肯定是有效的。有的人会说，你看我们有这么一个力度，但是出生人口还是继续下滑，甚至生育率都在继续下降。但实际上你应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话，那我们生育率会降得更快，出生人口会降得更快。所以这些政策肯定是有效的。只是它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相对于其他国家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最近出台的政策文件，提出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个文件当然是非常正面的。但是它最终实施的时候，有多大的力度，我们现在还不太好判断。但我个人感觉，即使按现在文件出台的这种力度，我认为可能都难以维持目前的生育率，也就是还差得很远。 你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的生育观念，00后跟90后，90后跟80后，其实观念已经是千差万别了，而且整个方向都是在向着大家越来越不结婚，越来越不生孩子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这个下行力度是特别大的。那么目前这个政策，我觉得相对这么一个下行的惯性来讲，它阻止不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滑。 采访者：您之前说将这个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越早越好，那为什么越早越好？ 黄文政：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必须做到？因为很简单，生育率只要低于更替水平，整个群体最终是一定会消亡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只要是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你希望中华民族就这么消亡吗？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未来，哪怕你个人未来看不到。那你不希望这样，你就一定要把你的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否则你就消亡掉了。 日本有个学者，他去算所谓的人口时钟。日本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大概500多年以后，日本就剩下最后一个儿童了。那我就按照他的那个方法，简单算了一下，中国其实400多年就消失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口虽然是日本的十倍多，但我们生育率比它低，所以我们的下降速度会比它快很多，最后就是按指数级地下降，这就非常快了。也就是按目前的这种趋势，大概400年以后，中国就剩下最后一个儿童了。但我并不是说，这个就一定会发生，只是说按目前这个趋势，如果不做改变的话，就会发生。那你如果不希望未来是这样，就得先把生育率给提升上来。所以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这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不是一个好跟坏的问题，这是一个生跟死的问题，是你一定要去做的。 而且我认为是越早越好。为什么越早越好？因为越到后面，你要提升是越难的，你生育率越低的时候，你会发现少子化问题是越严重，你养育的边际成本是越高的，大家会越感觉养不起孩子。原来的话，大家是觉得养不起老二，养不起老三，现在的年轻人，是觉得我一个孩子都养不起了。最后如果说生育率进一步走低，这个社会可能就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能生小孩了。那你如果不是一个富翁，就不要生小孩了。所以的话，生育率越低，提升就越困难。 还有一点就是生育率长期低迷，生育率越低，社会的老龄化是越重的，老年人口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内部就是四二一，甚至可能是八四二一，上面有八个老人，下面一个人要养那么多老人，再下面还要再生三个小孩，四个小孩。那么这对于个人来说，就要累死掉了，这个是从家庭范围出发。 从社会范围也是一样的，整个社会你要支付养老金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整个社会抚养的压力会非常的大。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就把这个老龄化熬过去就好了。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低生育率下，老龄化是越来越重的。你要解决老龄化问题，一定是要把生育率提升上来。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因为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我们国家，很多论述里面都是在强调老龄化。但我认为老龄化本身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少子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导致老龄化其实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好的原因，一个是坏的原因。好的原因是大家活得更长，这当然是一个好事情。原来平均都活到60岁，现在活到80岁，以后活到100岁，这个当然是个天大的好事情。谁都希望活得更长，都希望自己的父母会活得更长。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预期健康寿命也在延长。原来可能预期寿命在70岁的时候，大家到60岁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很老了，然后可能各种疾病也来了。现在就是80岁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70岁都还是比较年轻的。以后如果预期寿命延长到100岁，那时候80岁的老人，他的这种身体机能状况也会很好。从过去的数据来看，也就是说预期健康寿命占你整个预期寿命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恒定的，随着你的寿命延长，你这个社会本身是并不会失去活力的。 但是另外一个真正导致老龄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孩子生的少，使得老年人口占比加大，这个就是很坏的原因。因为你孩子少了以后，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你这个社会失去活力。 那我们国家跟其他国家相比，实际上我们老龄化的程度远远高于我们的预期寿命程度。如果我们是像，比如说土耳其，巴西这些国家，发展跟我们差不多，预期寿命跟我们差不多，那么它的老龄化程度就比我们低。也就是中国的老龄化，跟其他国家相比，不是因为老人太多，而是因为我们过去生的孩子太少，使得老人的比例看起来很高。如果过去孩子生的更多，那其实这么点老人根本就不是问题，整个社会的活力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你一定要把两个因素给它分开来考虑，如果你只考虑老龄化，那你就把两个因素给搅在一起。所以我的观点认为，一定要区分一个好的原因跟坏的原因。好的原因就是预期寿命在延长，而且越长越好。 那么现在其实还有一种观点，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不是人口规模的问题，而是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那这个观点我其实也完全不认同，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老龄化的问题，而是人口的一个快速的萎缩，以及这个萎缩对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的生活水平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个才是根本性的问题。 因为你老龄化，原来比如说老年人口占15%，后来占20%，30%，最后40%，50%，这都是一个数量级的问题，都是差不多的。就算你未来老年人口可能占到60%，那你社会还是有年轻人在进入工作。相同的人口规模，一个很老的社会，一个很年轻的社会，可能人均GDP就差个30%，40%。当然老龄化的社会，它相对来讲，在同等的技术水平下，会更穷一点，不过也不会差的太多。 但是人口规模的萎缩，它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底的。它不是差个30%，40%，它是差个五倍十倍，甚至百倍。中国这么萎缩下去，今后就是每生一个，死六个，七个人。这么持续个几百年，我们持续400年，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儿童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老龄化的问题，不是人口结构的问题，而是人口规模的一个快速萎缩的问题，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个致命的打击。 还有一点，我一直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就把人口当成是一个负担。但实际上，你可以想象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它是人越来越多，是人活得越来越好，是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平均意义上，每个人做出的贡献是要大于它带来的负担，否则社会不可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发达。那我们这么多年，其实是把这个方向给搞反掉了，把我们最大的优势当成我们的劣势了，于是就有了限制生育的政策。 当然公平地来讲，中国即使没有一胎化政策，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限制政策，我觉得中国现在也会是老龄化，也会面临着严重的少子化问题。比如说日本和韩国，他们也有这种family planning，中国是翻译成计划生育了，实际上更好的翻译是家庭计划。和我们中国计划生育有点不太一样，没有太过强力的限制性，相对是比较柔性一点的。但即使这样，整个东亚社会，比如日本和韩国，他们很早就放弃了限制政策，但现在也是严重的少子化现象。因为我们整个东亚社会其实是非常上进的，大家都是非常努力去追求成功的。一旦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后，大家就拼命去工作。传统的价值观念，多子多福的这些观念，就越来越淡化了，所以也会变成少子化社会，只是说不会像中国这么严重。 但总的来讲，过去的事情，你没法去改变的。未来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去积极地面向未来。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定可以解决的。

采访者：您刚才也提到，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会文化的因素，像大家的婚姻观念，生育观念，包括大家的这个教育因素，大家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等等，这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生育率的趋势，那您是否能再进一步地展开，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具体哪一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一趋势，然后核心的因素是哪些？ 黄文政：这个你可以归因成非常多的因素，主要就是教育水平的提升，城市化的因素。整个工业化社会，尤其信息化社会，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你如果一定要给它归因成单一因素的话，我认为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失效。 原来的话，我生孩子就是养儿防老，我自己是有经济利益的，或者大家的观念认为我就应该生孩子，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到了工业化社会以后，尤其是有了这种养老金制度以后……当然养老金制度是一种好的制度，包括城市化，包括这个教育水平提升，我认为这些都是好事情，我并不否定这件事情。但是，现实上来讲，这些因素确实会致使生育率的下降，就除非我们有一种激励机制，可以对这种生得更多的人，或者所有生育的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否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个人生育，他可能自己付出了很多，对社会做了贡献，但主要的好处是社会的，那这样对个人来讲，就没有动力了。 全世界的生育率的下降情况，基本上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那么中国相对其他国家，对生育率降低有个更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过去常年实施计划生育，也就是城市里面的一胎化政策。这个使得大家首先对人口，形成人多了不好的观念。第二个因素，就是大家形成这种少生，优生优育的观念，这个在中国是深入人心的。当然优生优育这个是好事情，因为你注重这个质量。但是到了最后，你要否定这个数量的话，那其实问题就非常的大了。 这就导致一个情况，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话，更多的家庭会把生一个孩子，当成是一个默认的状态，是正常现象。而在其他国家，比如像日本，它生育率也很低，是最早进入这个深度老龄化的一个国家。但是日本的话，他只要结婚，那么普遍都是生两个，就是说日本婚内生了一孩以后，大概有70%到80%会生二孩，会有大概40%到50%生三孩。 然而中国的很多家庭，觉得生一个的话，实际上是需要理由去生老二，默认就是生一个。我们的默认状态相对传统来说是改变了的，那么这样反过来就导致单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变得更高。因为你生的越少，你越会去精养，我并不是说你整个养育成本提高，总的养育成本，你可能生一个还是比生两个要少，而是说养育会变得奢侈化。 奢侈化以后，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那我就是把所有的这种资源，这种精力都投入到这个孩子培养中。那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养育孩子的边际成本上升，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养育模式会变得更加奢侈化。 如果你这个社会大家都是生两个三个的话，那你可能，我生两个三个，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太大的压力。但如果别人都是生一个，那你又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你可能投入还是要按一个孩子，每个的成本来投入，那大家就感觉养不起了。所以总的来讲，也就是你生的越少之后，大家平均感觉到的养育压力是越大，那这样的话，你就越不敢生。那么越不敢生，反过来，大家的生育意愿就越低。 到现在为止，中国相对韩国和日本，还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因素，就是结婚率比较高，但之后中国结婚率也会非常的低。我看到有些调查，比如我朋友做了一个调查，针对大学生，他做了可能有几万份的调查，发现大学生里面现在打算结婚的，愿意结婚的其实只有50%多，那么打算生小孩的甚至不到50%，这种就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来就是你结婚是不需要理由的，你肯定是要结婚的。还有就是包括现在这种男女对立也很厉害，这些都会对整个生育率，形成一个深刻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老人，也就是年轻人他们上一辈，他们本身很多就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所以他们觉得一个孩子也挺好的。早年的话，是很多父母要孩子生。现在反过来，有一种情况是年轻人愿意生，但是他们父母不愿意年轻人生。你一生的话，他也要帮你带，帮你养，还不如去旅游，去玩呢。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社会观念都变得对生育极其的负面。 再加上比如说养老体系，其实你生多少，跟你最后拿的养老金是没有关系的，那你这个一定会导致大家的生育率低下。尤其当一种文化上，大家觉得少生，不生，精养，这个成为大家一种默认的选择的话，那我觉得对整个生育率，就是一种雪上加霜的影响。 采访者：您刚才提到了日本的二孩三孩多，为什么他们这种生二孩三孩的意愿这么强呢？ 黄文政：实际上，并不是日本的这个两孩三孩很多，而是所有的正常国家都是这样，只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一孩化深入人心了以后，大家看那个觉得好像是很奇怪。其实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是两孩三孩特别多。不是说日本它有多么特别，而是我们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就是你生两个孩子，大家会觉得很惊讶，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农村或者某些小城市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的一点，就是你一定不要认为，好像你看到很多两孩三孩，就认为这个生育率很高，其实不是的。大家对生育率的判断会有一个严重的高估。当你普遍感觉到大家生两个三个的时候，生育率大概可能就是1.4，1.5。我们现在的话，普遍感觉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那么生育率1.0是非常正常的。 日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婚内的生育率差不多到更替水平了。但还有很多女性，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结婚，这个婚配变得困难。相对来讲，到目前为止，日本的生育率其实也非常低，大概比我们稍微好一点。这个之前可能是1.1，1.2几，后来大概提到这个1.3，1.4。现在的话，好像又掉到了1.2几。 所以你不是说大家结婚以后平均生两个三个，你生育率就到更替水平。实际上，只有当你这个社会普遍感觉到，每家都是三四个孩子的时候，你最后一算下来，大概也就是勉勉强强到了更替水平。但我们现在普遍是，很多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然后家庭的话，普遍都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生育率一定是非常非常低的。 未来这个趋势，就是按目前的这个鼓励力度的话，我觉得生育率0.8，0.7，你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我们一定是要花大力气，整个社会要做非常基础性的改变，根本性的改变，才有可能把生育率提升上来。

黄文政：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硕士、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博士，曾任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讲师、哈佛大学生物统计助理教授，后加入量化基金。长期从事统计方法和量化模型的理论及实践工作；长期关注和研究人口问题，警示低生育率困境，参与推动可持续性的宏观人口理念和微观生育观念，曾联合创办“人口与未来”网，现负责育娲人口智库。 本篇/本系列主要来源于网易采访对话，文字版本如下： 采访者：非常感谢黄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第一个想和您探讨的，就是在您看来，我国未来五到十年的生育率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的趋势？ 黄文政：如果我们看过去十年的话，那么中国出生人口是一个大幅下滑的过程，大概七八年的时间，出生人口从1800万降到这个900多万，这个其实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可能几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尤其对这么一个大国。 决定这个未来人口趋势，主要是生育率。生育率的意思大致是说，平均每个女性累计一生生育多少个孩子。它实际上是需要对每一个年龄算出一个生育率，然后把它从15岁加到49岁。也就是假设一个女性，她出生以后一直存活，然后每一年的这种生孩子的概率，相当于当年生育率的年龄别生育率，那么累计她一生会生多少个孩子。 如果要让这个人口不减少，就维持大概每年出生人口恒定的话，那么生育率大概是需要超过2.1的水平，中国大概是2.14，这个叫更替水平。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到2023年，中国的这个生育率已经到1.0了，这意味着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不到。这也就是说，每隔一代人，也就是大概30年的时间，出生人口会减一半以上。 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你要维持每年出生人口恒定的话，这个生育率是要超过2.1的水平，在中国大概是需要2.14左右。那么你达到这个的话，你才能保证每年出生人口大致是相同的，只要低于这个水平，就是生育率低于2.1这个水平，那么出生人口就会快速地下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认为如果按目前的这个鼓励力度，你不要说稳定出生人口了，你连这个生育率都维持不了，也就是生育率都会继续下滑。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在这种提升，城市化在提升，而且大家的观念也在改变，所以按目前这个鼓励的力度，我觉得中国很有可能就会步入韩国的这种路径。韩国在2017年的时候生育率大概是1.1左右，到2023年就降到了0.72。那我们的话，如果按目前这个鼓励的力度，可能跟韩国差不多。如果到0.7这个水平，那就相当于每一代人会少掉三分之二。因为它只有这个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 如果是按目前的更替水平就是1.0左右，那就相当于每出生一个人，最后大概去世六到七个人。生育率在1.0，相对于2.14这个更替水平，大概就相当于每一代人只有上一代人的0.47，0.46。一代人就30年的时间，那么一辈子是多长时间呢？一辈子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的预期寿命80岁，相当于是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大概可能2.5代人。那么把0.47这么一个数字，进行乘方，也就是这个0.47的2.5次方，就大概相当于这个六分之一，七分之一了。 当然，你不会突然一下到这个水平，而是你只要生育率如果一直维持在1.0，死亡跟出生的这个人口比，就会不断地不断地增加，最后增加到生一个死六个，死七个，这么一个水平。所以，你要维持人口的恒定的话，你实际上是一定要把生育率提升上来。 那中国目前的情况，按照目前的鼓励力度，你不要说把出生人口给稳定，也就是说你根本做不到回到更替水平，你就是维持生育都维持不了，也就是说按这样下去，你这个最后的这个死亡出生比，甚至都不是这个6:1，7:1了，可能变成10:1。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每生一个，去世六个七个甚至十个人，那你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去发展？ 就所有的方面都会出问题。所以这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当然大家会说，未来我们的人口这种生育率会提升的。当然，我相信最后一定是会提升的，我不相信整个群体就会因为这样就消失掉，这个我认为是不会发生的。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你愿意去做投入来鼓励生育，把生育率给提升上来。最终，我认为一定是要把生育率给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的，否则你这个群体就一定是会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