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潮中孩子找工作的问题

【播客简介】 1945年后，纳粹领导层家族的直系亲属以及二代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有的因为投资成功而成为富人：比如戈培尔家族：在最后的狂热驱使下，玛格达·戈培尔在希特勒的地堡中杀害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只有她的长子哈拉尔德·匡特幸存下来，后来成为一名富有的实业家， 至今是宝马汽车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希姆莱家族：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女儿古德伦·布尔维茨（“纳粹公主”）直到 2018 年去世，一直都是一位毫不悔改的纳粹支持者和活动家， 她甚至多年来利用地下钱庄来支付纳粹余孽；霍斯家族：鲁道夫·霍斯的妻子和女儿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他的女儿在美国一家犹太人拥有的沙龙工作），而他的孙子雷纳则成为了反对极端主义的公众活动家；施佩尔家族：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子女通过在可持续建筑领域的职业成功和为犹太事业进行政治活动，积极地与父亲的遗产划清界限；另有一个纳粹高官子女，主动给自己绝育，杜绝罪恶的基因遗传下去。 1945年开始，盟军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官僚行动来“清除”社会中的纳粹意识形态----去纳粹化和“Fragebogen”/去婚姻化与“表格调查”。 基本流程是这样：每位成年人都必须填写一份Fragebogen （131 个问题的表格），以确定他们的罪责程度，从“重罪犯”到“无罪释放”进行分类。但这场从填表格开始的运动很快就无法进行下去----到 1947 年，由于“人才流失”（需要纳粹专业人士来管理国家）和冷战的开始，这一进程停滞不前，导致数百万人获得大赦。人均纳粹分子人数最高的奥地利，因为被盟军第一个列为德国占领国，奥地利的众多的纳粹分子因此宣布自己是“占领后”被胁迫而加入纳粹，由此轻易地逃避了清算。 真正的深刻的代际清算是从1960年代的青年学生运动开始，即德国的“68一代”。“68 一代”打破了“沉默之墙”，直面父母在战争中的角色。68一代对父母一代的战争罪行的反思与斗争，最后发展激烈的恐怖主义，红色旅---又名赤色旅 （RAF）：一些青年激进化为激进的红军派，使用暴力攻击他们眼中的“法西斯”西德政权。 在文化层面，1992年 诞生了像Stolpersteine （绊脚石）这样的草根纪念碑。 [Image] [Image] 图片来自于布痕瓦尔德纪念馆的网站。 对比西方几代人经历的曲折的肃清和反思，苏联则将纳粹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意味着跟“我们”无关）；苏联的手段可以说简单粗暴：1. 结构性清洗：他们夺取土地和工业，以摧毁纳粹的权力基础； 2 重启集中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内务部将纳粹集中营， 比如布痕瓦尔德，Buchwald 改建为关押“敌对分子”的“特殊营地”，成千上万的人在新的集中营中死亡。这个“ 第二号营”到1952年才解散，变成现在看到的博物馆。二号营的存在一直是苏联的秘密，1992年东德解体后档案解密， 二号营的复杂历史才公诸于世。

本集探讨了张爱玲于 1952年至1955年 间在香港生活与工作的转折性经历。这段时期不仅是她从上海“海派才女”向国际职业作家转型的阵痛期，也是她生命中极具色彩的“办公室生涯” 。 1952年7月，张爱玲以“继续学业”为由从上海坐火车经广州到达深圳的罗湖桥，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这段经历，在她晚年出版的回忆散文集《对照记》和遗作《小团圆》中有完全不同的心理记述。到达香港以后，为了生计，张爱玲通过考试进入美国驻港新闻处（USIS）担任翻译 。USIS是一家美国宣传机构，在香港主要任务是出版中文版杂志《今日世界》（World Today)，推广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无心插柳的是，这个机构的新闻主管，理查德.麦卡锡，在那时的香港和台湾资助和扶植了一大批作家，夏济安，张爱玲，白先勇，陈若曦..... 在驻港新闻处，张爱玲遇到了极其赏识她，可以说是张迷的上司理查德·麦卡锡，以及维持长达四十年深厚友谊的宋淇、邝文美夫妇 。麦卡锡不仅欣赏她的才华，给她开最高的工资. 在USIS约两年半的时间里，张爱玲翻译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最早的中文译本之一）、爱默生的作品以及《鹿苑长春》 。与此同时，在美方的资助下，她创作了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命题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 1955年，得益于美国的《难民救济法》以及麦卡锡提供的有力担保，张爱玲获得了移民签证 。10月，她带上简单的行李，在宋淇夫妇的送行下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再次改变人生轨迹，离开香港奔赴美国。她在美国陷入新的职业困境和清贫， 这时又是宋琪帮了她，请她为当时的香港电懋公司写好莱坞式的轻喜剧。写剧本的稿费帮张爱玲和丈夫赖雅度过了人生最低谷。 在冷战的文化工程中寻找生存空间，在地缘政治的夹缝中，左右挪腾，利用一切资源，作一个有尊严的写作者， 这就是跨过罗湖桥后的张爱玲的人生轨迹。

用一架崭新的法拉利，去撞一台堵在你面前的割草机， 这就是最近五角大楼面临的巨大难题----造价两百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伊朗的造价两三万美元的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 虽然赢， 也破产了。2026年三月， 美国政府正式向乌克兰求助，紧急要求提供廉价有效又大批量生产的无人机技术。 本集概述了现代战争的一个革命性转变，其特征是乌克兰去中心化、低成本无人机技术的兴起。截至2026年3月，这种“国防科技”（DefTech）运动已证明极其有效，以至于美国政府正式请求乌克兰专家的支持，以应对中东地区的伊朗制沙赫德---“见证者-136”（Shahed-136）无人机 。 本集概述了现代战争的一个革命性转变，其特征是乌克兰去中心化、低成本无人机技术的兴起。截至2026年3月，这种“国防科技”（DefTech）运动已证明极其有效，以至于美国政府正式请求乌克兰专家的支持，以应对中东地区的伊朗制沙赫德---“见证者-136”（Shahed-136）无人机 。 传统的防空系统面临着巨大的成本不对称：使用2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仅价值2万美元的无人机 。乌克兰的解决方案是一系列拦截器——如 “黄蜂”（Sting）、“子弹”（Bullet）和 “P1-Sun” ——其成本仅在1,000至3,000美元之间 。这些无人机利用第一人称视角（FPV）技术和人工智能引导，通过撞击或近炸毁敌方目标 。 这场运动由“文青工程师”领导——最初由几个网红发起，在全世界众筹，然后由一批由精通技术的志愿者和初创公司，如 Wild Hornets 和 The Fourth Law (TFL) 实践，在小作坊里生产的大杀器。小作坊可以是私人公寓，某楼的地下室，甚至是在公路上行驶的18轮大货车载的集装箱里。像“黄蜂”这样的无人机不使用昂贵的硬件，而是利用计算机视觉和 Kurbas 热成像摄像机自主“锁定”目标，这使其能够免疫电子干扰 。 乌克兰生产的无人机采用尾座式设计（Tailsitter）： 最新型号 Zerov-8 采用尾座式设计，结合了垂直起飞和高速水平飞行能力（时速可达202英里） 。垂直发射减少了对场地和跑道的要求，它更灵活，更便携。这些无人机生产分散在数百个“客厅”工厂中，使用消费级 3D 打印机（如 Bambu Lab）进行制造。这种去中心化的供应链使得敌人几乎无法通过打击手段将其彻底摧毁 。 硅谷创业家 Yaroslav Azhnyuk（Petcube 的创始人）是新军工运动的核心人物，他将硅谷的“快速失败”原则应用于国防工业 。Azhnyuk 原本经营宠物业，主打产品是找猫的摄像头petcube ，可以在客厅或者卧室快速把喵找到，让远处的主人看了放心。找猫摄像头的技术核心是寻热功能----热呼呼的猫在哪里？以及小而高效的摄像头（而不是巨无霸雷达）放在客厅厨房里不惹眼，成本低，猫主可以买得起。这两样找猫技术恰恰是廉价拦截无人机所需要的，所以军工初创明星The Fourth Law 应运而生！专注于大规模可扩展的自主性，将无人机视为“智能弹药”而非传统航空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项目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捐赠者众筹资助的，避开了传统的政府官僚采购流程 。 五角大楼跟乌克兰的民间高手学习，当代武器设计跟硅谷初创精神结合，这是军工业的颠覆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