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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本集内容来自付费专题《记忆中的爱与失去：陈冲亲述〈猫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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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爆米花的人会来。他会把黑铁的爆锅架在煤炉上，一手拉风箱， 一手转锅子。十分钟后，“嘭”的一声出锅，原来的一小碗玉米就能装满一个枕头套，空气里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甜。
那年，二姨跟我表妹从银川回上海探亲。外婆拿着一碗宁夏玉米和两粒糖精片，带着我和表妹排在爆米花的队伍里。表妹口口声声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觉得好玩，也都起哄叫姥姥，他们的声音在弄堂里此起彼伏，姥姥就这样诞生了。
2.
据说，太公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性格暴烈，而我姥姥性格也不亚于他，从小叛逆， 一九二二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
一九二六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回家准备考大学。
3.
姥姥的母亲是个裹小脚的女人，却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我母亲称她的外婆为“矮好婆”，母亲说矮好婆不识字，经常被她先生骂笨。
但是其实她非常聪明，出去听一出戏，她回来就会哼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矮好婆给自己的女儿们穿上男孩的装束，是想把她们当男孩子来养吗？还是家境拮据，女儿们继承了长兄或亲眷男孩的衣服？没有人能告诉我。但是我知道，姥姥、大姥姥和三姥姥都受到了极其良好的教育。
4.
姥姥和外公这两位素不相识的少年，在同时感受和思考着时代与自身所带来的困境，寻找着更理想的生存方式，向往着更正义与平等的社会。一九二八年他们又分别赴南京上大学。我想象他们两人多次在街头巷尾互相错过的镜头，就像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里面，那一对常常擦肩而过的邻人，被命运像吸铁石那样拉近。影片最后，因为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终于有了相遇的机会。姥姥和外公那几年所有的动荡，似乎也只是上苍为了促成他们终成眷属。
5.
正在热恋中的外公和姥姥是并肩的战友，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悲 壮的事件，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当他们终于可以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有没有紧拥对方失声痛哭 ；有没有亲吻彼此悲愤的眼泪，抚摸彼此疲 劳的身体 ；有没有以身相许，山盟海誓？我无从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一 · 二八事变”之后的几个月里结的婚。
6.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伤 兵医院，直到年底战事失败。沮丧了一段时间后， 姥姥决定离开上海。她带着五岁的母亲和三岁的二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然后把她们分别留给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只身去伦敦陪读于外公。这段经历给我母亲和二姨带来了久远的心理阴影。
7.
在二姨的记忆里，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遗弃。第一次是她三岁时姥姥去英国，把她交给了亲戚。二姨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她那天的感受：
“在一个昏暗的屋子里，我睡在一只笼子般的小床里，周围一圈都是我从没见过的、可怕的脸，我手里捏着一只纸袋，这是我母亲最后交到我手里的，据说里面是几块蛋糕。这个小床和这个纸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紧闭双眼，不哭不哼，据说就这样待了三天。”
五年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弃二姨而去，还带走了她的 姐姐。那时二姨留着两根硬得像棍子的长辫子，姥姥说喜欢。临走拍拍她的头，叮嘱她好好留着辫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针线盒里的剪刀，把辫子剪掉。
8.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岁的姥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读《简·爱》的样子。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 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姥姥是个失败的母亲，但她无疑爱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六岁的时候，给她往英国写的信。那一小条发黄的纸对姥姥的价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
9.
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跟姥姥从上海到重庆的经历，她先说记不太清了，然后叹口气说，一路上很艰难，我们坐了火车、 汽车、牛车、木船，绕了很多地方。当时从日占区去重庆是不允许的，姥姥在各个关口需要通行证，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忙。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占姥姥便宜。我问，怎么占她便宜？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她要陪他们睡觉。
10.
我打开相册，找出几张姥姥那时的相片。姥姥长了一张娟（juan，1）秀的瓜子脸，那也许是她脸上最柔和、最女人的线条 ；她的额头宽敞，有些男性的方刚 ；她的眉毛上扬，有些挑衅的傲慢 ；她的单眼皮有些不对称，但是眼睛里透出聪慧和沉着 ；她抿着的嘴有些固执，也好像在说，别惹我 ；她的鼻子也许是五官里面最完美的部分，放在脸的正中央，让人觉得它的主人品行端正而充满诚信。
11.
我想起一部叫《西部往事》的犯罪电影，片中一个强盗用强奸来威胁一个寡妇，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者，没有畏惧，也没有矫情，只是很简单地说 ，没有女人会因为这个丧命，你来吧。我想象，姥姥也有这样刚烈的性格、胆识和精神。
12.
姥姥冒着风险在阁楼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了她最喜欢的书籍。我第一次看“禁书”是在扁桃腺手术之后，那时割扁桃腺盛行，用一种新的方法，不打麻药不用刀，只是用一块压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钳子将它们摘除。姥姥看我可怜，去阁楼把那只皮箱拿了下来，从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连环画给我看。
13.
也是在那个时期，姥姥还带我坐火车出外旅行。当年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钱，怎么搞到的介绍信，以什么理由为我请的假。那年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火车开过大桥的时刻，我非常兴奋和骄傲——不只因为桥的壮观，也因为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
14.
我的朋友们也都喜欢她，前两天我跟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通 电话，他第一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忆道，在他人生不顺利之时，姥 姥手里拿根烟，笑眯眯地说，小朋友，军棋下下。姥姥跟他讲的是上海话，军棋“扎扎”，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盘棋，有输有赢 。朋友还记得姥姥说，棋子木头做，输了再来过。他说的上海话“输忒再来过”， 让我突然思念姥姥的房间，和那里的时光。
15.
我留学美国的第四年终于回家探亲，别人从美国回家，总是要带 一台电视机或冰箱什么的，那些所谓的“四大件”。我在信里问姥姥，她坚持不要任何大件，她请我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 块羊奶芝士。 当我把礼物一件一件递到姥姥手上的时候，她笑得眼睛 眯起来，好像所有的贪婪都得到了满足。也许没有人能满意地说出幸福的定义，但是，在那个冬日下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火炉上烧着水，姥姥换了内衣，戴上发套，描好眉毛，就着苏打饼干吃芝士的样子， 无疑就是幸福的样子。
16.
跟 N 结婚后， 我带他回上海探亲，结果刚到那天就大吵一架，他半夜三更搬去了酒店。第二天我沮丧地坐在姥姥房间，我们谁也没提头天晚上的事，但心照不宣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姥姥从石灰箱里拿出海苔饼干给我吃，她说，石灰都成粉了，要换了。我就觉得，日子还会正常过下去的。
石灰箱是一只高高的长方铁皮箱，箱底有一纸包的白石灰块，上面的空间用来存放花生、饼干等怕潮的零食。跟那只藏书的皮箱一样，姥姥的石灰箱也是十分美好的东西。我跟姥姥边吃着饼干，边聊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后她用极其平淡的口吻说，没事的，不要生孩子就行了。
17.
二十四岁那年，我回国上了春晚，即兴说了几句 ：“今年是牛年， 我属牛，所以就系了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话叫恭喜发财 … … ”我恭贺新禧后的第二天，就有一位退休老干部在报纸上写了批判我的文章，谴责我称祖国为“中国”。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开始声讨我的叛国行为，并把“中国”讹传为“你们中国”。在一片谩骂声中，唯有姥姥挺身而出，为我到各大报纸杂志去奔走，最后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了她为我写的辩护文章。
18.
我最后一次见姥姥，她已经患了胰头癌。我陪她到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束后医生说她得马 上住院开刀。黄昏，我跟姥姥回家拿生活用具，她呆立在房间的中央，似乎不知所措。我说我们走吧，她不动，我轻轻拽她，她说再想想还有什么忘记了。
姥姥的房间很简单，没有一件多余的物件或装饰，只有外公的遗像挂在画镜线下。光线渐暗，我催她说，忘了什么我再回来帮你拿。她还是不动，瘦弱的身体好像一幅剪影。
那时我太年轻，哪里想得到，她不想忘记的东西，不是我可以替她带去医院的。她曾经在这里做爱， 在这里哺乳，在这里心碎，在这里疗伤，在这里创作。她也曾经被关在这间房门外，像一头母狮一样愤怒地徘徊和咆哮。
我喜欢一篇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关于女性与小说的演讲稿《一间自己的房间》。姥姥的房间，让我想到那篇文章里讲的房间，那是她可以关起门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世界。住院当晚，姥姥就动员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护士们只能把她的鞋藏起来。手术后，姥姥再也没有恢复清醒，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她死后的半年里，我几乎每晚梦见她。梦境总是那么生动，好像她还活着。
往期内容
5. 从前的人
编辑
hyl、张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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