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用80分钟，跟诸君聊聊衡阳保卫战。 这一战，是中国八年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城市保卫战； 这一战，被西方世界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这一战，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攻城之战； 这一战，将衡阳古城2000多年的历史痕迹基本抹除，抗战结束后，衡阳成了全国唯一一座被命名为“抗战纪念城”的城市； 衡阳守军孤城奋战，以寡敌众。以17000人，对抗兵力近十倍于己的日本劲旅，丝毫不惧、寸土不让，鏖战47天，我军伤亡一万五千余人，日军伤亡是我军的五倍还多； 这一战，直接导致了日本战争狂徒东条英机下台； 这一战，让日本倾全国之力筹划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计划”，画上一道深深的分隔符，最终日本延迟完成的“一号计划”，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跟衡阳一战，关系重大； 这一战，被日本人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这一战，让日本人、以及对中国信心不足的的反法同盟军，看到了中国人的战力是不容小觑的。

我将用150分钟，跟诸君聊聊西南联大。 这所只存在了八年半时间，却创造了人类教育奇迹的大学，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走出了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74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新中国评选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8位来自西南联大； 培养了像汪曾祺、许渊冲这样的人文大师超过百人。 我辈当下回望，看到的是西南联大当时豪华无比的教师阵容：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钱钟书、钱穆、金岳霖、吴宓、刘文典、华罗庚、冯友兰等等等等。 随便一个名字，都是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大师云集当然是西南联大最宝贵的财富。 而在西南联大的辉煌成绩和大师云集的另一面，是师生们的穷困潦倒，是极其有限的办校条件。办学的八年半时间里，毕业生一共3882名，比我们当下大部分本科院校一年的毕业生都少。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在为了填饱肚子，想尽办法。 校长梅贻琦，需要依靠夫人制作糕点去市集上卖。梅校长每天来学校前，先得出摊卖糕点，有一次出摊晚了，上课迟了一会，他走进教室跟学生们说：今天点心卖的特别好，有钱挣啊； 大诗人闻一多，不得不在上课之余，挂牌刻章，赚点生活费； 大哲学家冯友兰的夫人，在家门口支个小摊卖麻花； 中国近代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在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每天化妆成乞丐，到菜市场捡点剩骨头，烂菜叶，回去给病重的妻子熬汤喝； 朱自清走在大街上，乞丐向他乞讨，他说我是联大教授，乞丐转头就走，口里还哼着：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联大教授生活贫苦在昆明城是出了名的。 大教授们都是如此，学生们就更难了。学生们或者因为家里本来就穷，或者因为战事早已与沦陷区的家庭失去联系，绝大部分学生，要想方设法的找兼职赚生活费。到了中后期，不少师生都已衣衫褴褛，面黄肌瘦。 诸君！当我们把这样的办学条件，跟她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放在一起，才能理解1944年林语堂路过昆明，目睹了联大师生的窘况后，所发出的感叹：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西南联大，让后来人不由得不感慨，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不愧为人类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联大教授，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1946年联大解散北迁之时，做了一篇纪念碑文，其中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冯友兰先生的这段对西南联大的概括总结，海内各界，深以为然。 我写《晚清到民国》这个专题，共20篇左右，关于民国的大师，前面已经专篇讲了陈寅恪、胡适、鲁迅等几位，不少朋友留言，让我再讲讲闻一多、钱穆、梅贻琦等等，若是都专篇讲，这个专题再有两年也完成不了。仔细思量，民国这一众大师，不少都与西南联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南联大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一座高峰，在我最初梳理的框架里，占据重要一席。诸位朋友留言要我讲的大师，不少都会在这一篇里提及。

我将用75分钟，跟诸君聊聊启功。 人无完人，启功除外。 一个人活明白了是啥样，启功先生应该算是其中一种模范。 他是负有盛名的书法家，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书法的代言人，但书法其实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在大学里教音韵学、文学史和古典文献学。 他只有初中文凭，却在大学当了几十年的教授。还被选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等要职。 他出身皇族，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民国元年出生的他没有做过一天大清国的子民，他出生时已家道没落。 他幼年丧父、晚年丧妻、无儿无女，常年病痛缠身、孤独终老，坎坷一生。常人眼里的悲惨境遇，他却拿来自嘲、逗乐，把豁达、潇洒写在脸上，你看他那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像弥勒佛一样，谁看了都心生欢喜。 他诗文功底极其了得，但他自己后来写的诗文，却越来越像顺口溜、像打油诗，他畅快的直抒胸臆，没有任何包袱。 当年主持书协日常工作的佟韦先生，有一句评介启功的话，广为流传，叫“人无完人，启功除外”。 1977年，启功66岁，与他相守43载的妻子已经于两年前离世，自幼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姑姑也早已亡故。残夜孤灯下，无儿无女，病痛缠身的启功，给自己写下了那篇广为流传的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墓志铭全篇72个字，以并不常用的三字句行文，当头第一句就交代了自己的学历，只是个中学生。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老先生的幽默、豁达、谦虚，更能看到先生的诗文功力。 对于人的一生功过，从来都讲究盖棺定论，启功在经历了六十六载的跌宕人生后，自觉孤家寡人的自己已然行将就木。 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艺术、学术生涯，还有小三十年的光景。 启功先生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我将用110分钟，跟诸君聊聊梁思成与林徽因。 这是民国一对极具话题性的佳人才子。尤其是集美貌、才情于一身的林徽因，就连介绍梁启超，都得顺带一句，是林徽因的公公。 他们的出身、学识、品格，甚至样貌，都闪耀了那个时代。 再加上围绕着他们发生的，比小说还要精彩的爱情故事，时至今日，依然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费正清等一众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因为他们俩而聚的更紧。 他们是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开创者； 他们是中国古建筑文化的抢救者，他们在战乱中调研了超过两千座古建筑，走遍了超过200个县的山山水水，编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他们设计了新中国的国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提供了宝贵意见； 他们为了争取保存北京古城，呕心沥血，不惜与当权者拍案力争。在看到老北京的牌楼、古建筑、城墙被拆的时候，他们仰天悲泣，喊出：五十年后，你们会知道，我是对的。 今年正好是他们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100周年，就在前不久，宾大给林徽因补发了一张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院长说：我们在纠正历史的错误。 我这里之所以把梁思成和林徽因放在一起说，是因为这些工作真的就是他们精诚合作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这样的夫妻典范，古今少有，他们志趣相投、性格互补，民族和家国情怀完全一致。有个形容夫妻的词，天作之合，这个抽象的词，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身上，一下就变得具体了。 我是学建筑的，对于我们建筑学子来说，梁思成和林徽因，又有着更不一样的意义。

这期要聊的美学大家宗白华，诸君或许有些陌生。 木心先生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解救不了。” 大画家吴冠中曾说：“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 美学家张世英说：“人生有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审美为最高境界。” 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探索中国教育改革方向的时候就提过：“以美育代宗教。” 可以看到，教育界前辈们在很早就意识到美育的重要性，我们在小学阶段就有一门美术课，近些年更是满大街的绘画培训班，新一代的小朋友很多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上各种美术兴趣班，各个城市也是争先恐后的建设艺术馆、美术馆。全社会都在为提升审美能力而努力，但我们回看多年前吴冠中先生说的：“今天中国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若说这话是新鲜出炉的，也毫无违和感。 这并非是我们的美育失效，而是社会整体审美意识的提升，本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晚清到民国动荡的那一百年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处于文化复苏阶段，伴随着文化复苏，全民族的审美意识也在苏醒，审美能力也在提升。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位顶好的导师，就是这一期的主角：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

我将用55分钟，跟诸君聊聊一代画魂-潘玉良。 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这年深冬的一个夜晚，芜湖县城最豪华的一间酒家包房里，灯火辉煌、觥筹交错，一桌丰盛的酒宴正在进行，芜湖商户会长马会长主持，县里有头有脸的生意人都在场，主宾座上一脸英气的年轻男子，是新任海关监督潘赞化。 芜湖官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希望潘赞化能够沿袭旧例，继续在他们的海关生意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心里没底，现在是民国了，潘赞化是民国政府委任的官员，而且别看潘赞化年轻，当年是跟秋瑾、徐徐锡麟一伙的革命派，逃亡日本多年，又跟着孙先生闹革命。 酒席上，芜湖官绅们无非也就说些阿谀奉承的话，潘赞化初来乍到，也就随声应和着。但眼见着就很难聊到一块。 商会马会长说，潘大人，今天能请到您是我们的荣幸，我们特意邀请了芜湖色技双绝的歌女前来助兴，给您弹唱一曲。说完一个岁数不大的女子被领了进来，女子手抱琵琶，举手投足间明显拘谨，马会长让潘赞化点歌，潘赞化只是说，你挑自己熟悉的弹唱就行。 这名女子转弦拨轴、轻挑慢拢，一曲古调《卜算子》，在女子的口中徐徐吟唱出来：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女子深情的唱了两遍，从始至终低眉拨弦，不像是唱歌旁人听，更像是在诉说着自己的心声，曲调凄婉，并不像是来助兴的。 而她词曲所传递的这份似有若无的悲凉，让潘赞化似有所感，潘赞化随口问道，你可知这是谁的词？ 女子长叹一声，小声答到：她是一个和我同样命运的人，南宋台州营妓严蕊。 潘赞化说：看来你也是读过书的。 女子答：大人，我没有读过书，只是听教唱的先生说过。 女子抬头怯怯的看了一眼潘赞化，潘赞化也打量了一下她。 显然，潘赞化是动了恻隐之心的。马会长这样人精似得人物，哪会放过这样的细节。他内心打定主意，潘大人的突破口就在这名女子身上。 这名女子就是多年后闻名海内的大画家潘玉良，而她人生中最最重要的贵人，就是在这次宴席上认识的潘赞化。

学界给胡适的定位，说胡适首先是思想家，这个算是比较客观，胡适一辈子留下超过两千万字的著作。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思想家可不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思想关照世间的万事万物。 我将用110分钟，跟诸君聊聊胡适。 在大师辈出的民国，胡适的知名度显然是排在前列的。但这并不代表大家真的了解胡适，这还真不怪我们，胡适给人的印象太模糊了，你想给他贴个标签，都不好贴。你说他是文学家，他拿不出像样的作品，你说他是哲学家、历史学家，他唯一拿得出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只有半部，你说他是政治家，那更谈不上，他自己都不认。 胡适自26岁那年，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出名至今，围绕他的争议就不曾中断过。赞颂他的人说他开了中国新文化之先河，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是文明的奠基石；批评他的人说他是卖国贼，是当代公知的祖师爷，做的学问也尽是些半吊子学问。事实上，一个真实、鲜活的人生，站在不同的角度，自有不同的观感。 胡适因为极力倡导白话文，提出“文学革命”，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鲁迅说过：《新青年》时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 学者唐德刚评价：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历史学者耿云志说：胡适是中国思想文化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也是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声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之一。 梁实秋评价胡适说：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人、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 季羡林先生也说过：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 季羡林先生又说：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我觉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那么，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九一八事件后，鲁迅觉得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不够坚决，写文章公开骂胡适，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胡适一生得了三十六个博士学位，做过北大校长。胡适为学涉猎广泛，在文学、历史、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 而与胡适完全同时代的大学问家钱穆先生，评价说：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至少不是纯正的读书人。以言以人，两无可取。 革命家、国学大家章太炎对胡适更是毫不客气，他说：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蒋校长在派胡适做了四年驻美大使后，对胡适痛恨之极，他咬牙切齿的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在胡适1962年突然离世后，蒋校长给胡适写了一幅流传很广的挽联：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这评价不可谓不高。 建国后，在特殊时期，胡适收到国内最广泛的批评。 但伟人后来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如今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四分之一，我辈当心平气和的了解胡适先生。 我在读了一大堆胡适先生的资料后，我觉得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的评价最意味深长，他对胡适的评价是：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

我将用105分钟，跟诸君聊聊陈寅恪。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在民国一众大师中，陈寅恪又是那最不一样的一位。民国的这些大师，是你看不上我，我也瞧不起你，唯独对陈寅恪，大家意见比较统一，被公认为：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 1938年深冬，长沙城岳麓山下，由清华、北大、南开临时组建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历史课堂上，讲台上一袭长衫的教授，看着教室里坐满了随校南迁过来的学子们，他说： 各位同学，我讲课，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位右眼几近失明的中年教授，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他说完这“四不讲”，教室里的掌声雷动，盖过了空中传来的飞机轰鸣声。 以这一年为分界点，陈寅恪前半辈子过的整体是从容、宽适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钻研学问。而这以后，陈寅恪苦难的后半生将徐徐展开。

我将用100分钟，跟诸君聊聊周总理。 周总理这样的领袖，他出生在哪个民族，就是那个民族之幸。 他出生在哪个时代，就是那个时代之幸。 我们华夏民族，能在民族命运最关键的时候，诞生这样千年难遇的圣人领袖，当然是华夏之幸。 我们现在看到的，系统介绍周总理的内容太少了，这不应该。 这张油画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民记住，他捕捉的是总理真实一瞬间。1973年6月初的一天，身患癌症的周总理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刚开完一个会，接下来要继续接见外宾，这时，秘书过来提醒总理说“还剩十四分钟。” 周总理对于外交事务向来一丝不苟，疲劳之极的周总理说，我洗把脸，刮刮胡子，提提神再去，秘书在门口等待许久不见总理出来，便打开了洗手间的门，这才发现周总理在卫生间里靠着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这张画取名《鞠躬尽瘁》，虽然画中的总理不是我们熟悉的英姿飒爽、温文尔雅、神采奕奕的形象，但作品中的周总理显得是那样的真实、高大、震撼人心。 在总理26年的任期内，这样匪夷所思的高强度工作，几乎是总理的日常。 周总理超过50载的革命生涯，26年总理任期，他理想坚定、功勋卓著、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我们通常要表达对一个人的赞誉，不自觉的都会琢磨一下，用词会不会过了，不够客观。但对于周总理，似乎所有的溢美之词，都不够表达他老人家的伟大。

我将用120分钟，跟诸君聊聊伟人毛主席。 如果说中国近代史，有一个绝不能绕过去的人，那就是伟人毛主席。 千年后，书写中华历史，毛主席会是绕不过去的一章。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距离这样不世出的伟人并不远。 毛主席的一生，值得我辈学习、研读的地方太多，远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讲明白的。 这篇文章我借用毛主席的三十八首诗词，跟诸君聊聊主席的一生。 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更是千年不遇的诗人，毛主席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都留下了诗词作品，古人云：“诗以言志”。从这些作品出发，没准我们能看到毛主席更真实、细腻的一面。

我将用95分钟，跟诸君聊聊弘一法师李叔同。 每个时代的样子，都是由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生编织成的，每个人好比一条线，有的线粗，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框架轮廓，有的线细，描绘出生动的细节。独有一类线，绚烂多彩，斑斓多姿，在灰暗的时代底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印记。 弘一法师李叔同，就是那独特的一类。他如诗如画、悲欣交集的一生，让我们在晚清到民国这段中华的苦难史中，看到了时代的另一番侧影。 公元1918年7月1日，盛夏的中午，西子湖畔虎跑寺门前数百米处，古木参天，绿荫铺阶，蝉鸣声邃，西湖的清风带来些许凉意。几个青年学生，恭恭敬敬的站立在一名中年男子身旁，男子说：“你们就送到这吧。”男子自己打开箱子，披上僧衣，换上草鞋。学生们说：“李先生，您这是干什么？”男子说：“不是李先生，你们看错了。”说完，男子挑上行李，头也不回的走向虎跑寺山门。那几位学生泪流满面，大声呼喊着：“李先生、李先生……” 这名男子，就是蜚声海内的大才子李叔同。在他心里，跟学生们说完最后一句告别，世间便再无李叔同。送行的学生中，有他的得意门生丰子恺。从李叔同走进那扇寺门起，他的人生就此画上了一道分隔符。此前，他经历了半世繁华，是才气纵横、倜傥风流、名动四海的翩翩公子，此后，他遁入空门，将成为朴素淳真、心怀慈悲、弘法度人的佛门高僧。 在我眼里，如果中国在晚清来一场文艺复兴，李叔同会是中国的达芬奇。 歌手朴树，在一次演唱到李叔同的《送别》时，泣不成声，他说：如果这首词是我写的，我愿当场死去。就是那首我们都熟悉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过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高傲如张爱玲都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弘一法师的弟子丰子恺对老师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评价：弘一法师是一个活的十分像人的人。 丰子恺说：“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十分少有。” 如今，崇拜弘一法师的人依然非常多。俞敏洪老师说过：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弘一法师。越过生老病死，达到和平境界。 李叔同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奇迹，以一己之力创造了多个第一： 他是第一个把西洋绘画引入国内的人，他是中国油画之鼻祖，他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知识，并且首次聘用裸体模特教学。 他是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也是他最早用五线谱进行音乐教学。 他主编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 他是国内第一个推广钢琴的人。 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话剧社“春柳社”，亲自登台反串茶花女上演了中国第一幕话剧。 他在浙江一师教西方乐理，是西方乐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以及代表性画家，使中国学子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美术大观。 同时，李叔同被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十位书法家之一。 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他的一幅字而欣喜。 他39岁皈依佛门，更是以一己之力，复活了沉寂近千年的南山律宗，成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宗师，是民国四大高僧之一。 人们说他一辈子活了人家两辈子，其实又何止两辈子。 我在最开始跟朋友聊天，说我要挑选20个左右的人物，聊聊从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朋友说如果你只能选1个人，你选谁？ 我毫不犹豫的回答：弘一法师李叔同。

我将用120分钟，跟诸君聊聊鲁迅。 在普遍追求短平快信息的时代，这时长显得格格不入。但要说清楚这位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时间依旧是仓促的。我们要了解鲁迅，不仅仅只是他这个人，还有他的文章。鲁迅笔下，有那个时代最深刻、真实的样子。 近些年，关于鲁迅的文章，是否应该被移出语文教材，没少引发讨论。回想我在学校的那些年，对鲁迅一直不太有好感，总感觉他的语言晦涩，酸溜溜的。毕业后，可能是附庸风雅，书架上一直放着一套简装版的鲁迅全集，有时漫无目的在书架前徘徊，抽出一本鲁迅的呐喊，想着看几页消磨一下午后的时光，往往就是一口气读完了才甘心合上书本，想想我毕业十来年，这样的经历至少有三次。这半年为了写这篇文章，又断断续续浏览了一遍鲁迅全集。 时常在想，从让更多人能真正走进“鲁迅”这座宝藏的角度，把鲁迅的文章移出教材，不一定是坏事。 鲁迅是我们大多数人最熟悉的陌生人。 说“最熟悉”是因为只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念过小学的，都知道鲁迅的大名，知道他在三味书屋的课桌上刻了个“早”字，提醒自己不要迟到。都多多少少在语文课本上上学过他的文章，孔乙己、狂人日记、阿Q正传总还是有些印象的。 说陌生，也是因为在语文课上，按照做阅读理解的方式学了那几篇文章。说来也怪，好像凡是语文课本上出现的东西，大家就莫名其妙的，不太愿再花额外的时间琢磨了。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语文课，习惯性的把鲁迅的文章，当教化工具来使，也许中小学阶段的孩子大抵是读不懂鲁迅的，反正，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大多数人，离开课堂后，就没能再去打开“鲁迅”这座文学宝库。 正是站在这个角度，我甚至偏向赞成把鲁迅的文章移出语文教材。有些人觉得那不行，如果不是语文课上学了，都不知道有鲁迅这号人物，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不自信，鲁迅的文章力气太大了，你总会在人生某个阶段碰到他，就像现在，时不时网上就兴起一波以鲁迅的风格写小作文的风气，你看前阵子，“穿长衫的孔乙己”又复活了一把。鲁迅的那句“院子里有两颗树，一颗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都快衍生出一个流派了。 郭沫若说：“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概括的很全面。 胡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郁达夫评价鲁迅：“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作家余华写了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我为什么讨厌鲁迅》，文章里余华详细记述了他对鲁迅从误解到欣赏的过程。余华小时候的课本里都是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药》之类的文章，总觉得鲁迅是被扶持的作家，就像现在所说的炒作一样。 之后余华一直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余华后来因为在文化馆工作，各式各样的书都读过不少，但鲁迅的东西他是一个字也没再读过。有一次不小心，被堆在办公室地板上的鲁迅著作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还骂了一声：“TMD，都过时了，还要出来捉弄人。” 再后来余华向《收获》杂志投稿，编辑打电话说他的小说像鲁迅，余华心里还老不开心了，觉得是在贬低他的作品。 直到1996年，一位导演打算将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请余华为他策划一下如何改编，余华当时想的是鲁迅的东西有什么值得改编的，于是就有了那个经典桥段：得加钱。当然这个是我编的啊。 实际情况是因为给的实在太多了，当时余华也缺钱，就一口答应下来。他家里肯定是没鲁迅的书的，赶紧去书店买来了《鲁迅小说集》。当天晚上开始在灯下阅读这些，他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 读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狂人日记》，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余华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很多作家为了让自己塑造的人物精神失常，费劲巴拉写了几万字，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那天晚上余华继续读，读到第三篇是《孔乙己》，读完之后立马给那位导演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改编鲁迅的小说，余华在电话里跟导演说：“不要糟蹋鲁迅了，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莫言更是直言不讳：“如果我能写出《阿Q正传》，我宁愿所有的作品都不要了。” 我看了王朔的那篇《我看鲁迅》的评论文章，王朔的评论文字一向不留情面，但从他的文字里能看出来，他对鲁迅整体是喜欢的。王朔在文中感叹：“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是啊，鲁迅去世的太早了，如果以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为标志，鲁迅作为文坛主将的英姿在中国现身只有短短的18年。 鲁迅不光在国内很能打，在国外也是名角，尤其是在东亚几个国家。 鲁迅在日本的知名度不亚于在中国，日本小朋友跟咱们一样，课本里也收入了不少鲁迅的文章，也都知道三味书屋和闰土，也知道如何在雪地里用一把谷子、一个竹筛抓麻雀。 日本有相当一批研究鲁迅的专家和研究团体，研究鲁迅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我在写这期内容的时候，读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研究资料，像伊藤虎丸、丸伟常喜，都是著名的鲁学研究者。 日本大文豪大江健三郎、太宰治，包括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都是鲁迅的粉丝。 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一篇自述里是这么写的： 我现在写作随笔的根本动机，也是为了拯救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明天。 而用最优美的文体和深刻思考写出这样的随笔，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 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 他还曾经感慨：“大学时代，我学习法国文学，尤其钟情萨特，我还开始进行小说创作。我将鲁迅与法国文学进行比较以后，对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信心。” 韩国直接设了一个“鲁迅文学奖”，哪天我们突然在新闻上看到，韩国宣布鲁迅是韩国的，大家也不要惊讶。 《阿Q正传》被翻译成40多个国家的的60多种语言，它与鲁迅的名字一同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罗曼罗兰读到译成法文的《阿Q正传》说到：“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 我在鲁迅至交许寿裳写的《鲁迅传》里读到，罗曼罗兰跟鲁迅是有过通信的。 前边说这么多，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印象中金句频出的鲁迅，确实来头不小，但要真正了解鲁迅，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伟人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但人不可能天生就是硬骨头，大都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将用60分钟，跟诸君聊聊梁启超。 公元1898年9月23日，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北京城，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在两天前被慈禧叫停，光绪被囚禁。气急败坏的慈禧下令全力搜捕维新人士。 这日晚间，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夹着包袱，趁月色疾步走进东交民巷的一幢红砖房子，他急于到这里见一个人，比他小八岁的梁启超。他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把自己，未来得及发表的著作、诗文，还有家书交给梁启超，请求他帮忙保管。 梁启超跟谭嗣同商量，可以一起逃亡。此时谭嗣同已经决定以死殉变法事业，他握住梁启超的手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当时本就去留未决，听了谭嗣同这么一说，感动坏了，也不想走了。谭嗣同跟梁启超说：想当年程婴与杵臼（jiù），以一生一死保全了赵氏孤儿，你我二人应当效仿。如今之势：不有生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谭嗣同还劝说梁启超，自己只是一个语言不通的湖南人，逃出去也发挥不了作用，不如自己的牺牲与封建顽固势力做最后一次抗争，但你梁启超不一样，海外广东华侨多，你能发挥的作用大。 谭嗣同说完，趁着夜色匆匆离去。谭嗣同消失在夜雾中的背影，深深刻在了25岁的梁启超心里。 第二天谭嗣同被捕，他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四天后被处决于菜市口，临刑前，面对围观百姓和官员，谭嗣同表现的非常坦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逝者已已，活下来的梁启超，余生谨记那一晚与谭嗣同的诀别，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不敢有一丝懈怠。梁启超之所以成为梁启超，这一晚谭嗣同紧握他的双手，以及远去的背影，应该发挥着极大作用。 梁启超的名字我们都听说过，总觉得他至关重要，但一细想又面目模糊了。 能说的上来就是他跟康有为搞了个戊戌变法，而且还是个配角，硬要再说就得说他是梁思成的父亲，林徽因的公公了。 我们绝大部分人不了解梁启超。了解了，您会发现，整个近代史的名人中，最值得当代人学习的，就是梁启超。

我将用70分钟，跟诸君聊聊齐白石。 在浩渺无垠历史长河里，能被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那站在聚光灯下的少数。他们的故事确实也反应出了那个时代的轮廓，但也仅仅是轮廓。 历史更真切、具体的一面，是最广大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期我们要讲的齐白石，他与前边讲的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确好似不相交的平行线，大人物们关心的国家动荡，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着实不是他这样的底层百姓能操心的，齐白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跟这个国家绝大部分百姓一样，操心的是怎么不饿肚子。 幸运的是，齐白石凭借自己的坚韧和坚守，完成了跨时代的穿越。从一个养家糊口的手艺人，穿越成了20世纪世界绘画艺术史上的明珠。从一个地地道道的晚清农民，穿越成了新中国的国宝级艺术家。 如果要论为中国GDP做出最大贡献的画家，齐白石当仁不让。无论是单件作品价格，还是整体产值，齐老爷子都稳居第一。 2017年，齐白石的这套山水12条屏拍出了9.3亿，目前拍出的最贵国画前十名齐白石几乎占一半。 自2012年以来，齐白石的作品每年在各大拍卖行的成交量维持在300-600件。 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能真正理解齐白石的艺术价值，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理解，起码也算入了正门了。 齐白石的名字大家不陌生，但对于齐白石富有戏剧性的一生，以及他的艺术成就，大家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嘀咕： 齐白石的画到底好在哪？ 齐白石画的那些个小鱼小虾、瓜果蔬菜咋就那么值钱呢？ 齐白石五十几岁被迫北漂，生活都没着没落，摆摊卖画比别人便宜一半都没人买，怎么那一众归国回到的大师、陈师曾、林风眠、徐悲鸿一发现齐白石的作品，就如获至宝，推崇备至呢？ 还有，齐白石这一辈子，几次关键转折点，都是因为遇到了大贵人，而且基本上每次都是贵人主动找他，怎么就那么多人愿意帮助他呢？ 这诸多的疑问，我相信大家在看我这期节目之后，内心会有答案。

我将用45分钟，跟诸君聊聊严复。 在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迷失的时代，我们需要身体力行、勇往直前的探索者、变革实践者，这种探索和变革要背负骂名，甚至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就像戊戌六君子、孙中山先生那样的人。 同样也需要像严复先生这样在思想、哲学、社会学层面，努力耕耘的教育家、思想家。 一个社会摸索进步的过程， 就好比酿一坛美酒，用的粮食、水这些主材，大家会极其注意，而决定这坛酒的最终风味，同样重要的是酒曲，就是酵母，它的成分占比极低，但起的作用确是极大的。没有此物，再好的粮食和水，也成不了一坛好酒。 而思想就好比社会变革中的酵母。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位中兴名臣的故事，为我们勾勒了晚清时局的大轮廓。 伴随着甲午战败，基本宣告了洋务图强这条路，在当时的中国，走不通。而这个四万万人口的大国，还得借着微光探索、前行。严复，就是那最先点亮微光的点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