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神秘举报信切入，警方顺藤摸瓜查出庄国梁团伙，并意外发现其背后还有更大的甄壮团伙；讲述庄国梁落网及云南第一桩血案的来龙去脉...

千禧惨案：被钢锯终结的红尘孽缘 ——2000年C市“10.1”特大杀人分尸案纪实 【音效：千禧年喜庆的锣鼓声、喧闹的人声，随后迅速渐弱，转入低沉、悬疑的背景音乐】 播音员（低沉、富有磁性的男声）： 2000年10月1日，这是千年一遇的千禧之年，又恰逢国庆佳节。 C市的大街小巷，彩车巡游，锣鼓喧天，整个城市都沉浸在狂欢的喜庆之中。 然而，在这繁华盛世的背后，罪恶的阴影却悄无声息地潜伏着。 【音效：扫把摩擦地面的沙沙声】 播音员： 下午两点，清洁工陈静亚和庄雪芬避开如潮的人流，来到长江中路清扫责任区。 当她们扫到光阳摩托车工业园区南侧的绿化带时，眼尖的陈静亚发现，松柏和月季丛中，竟然支棱着一大块白花花的東西。 【音效：拉链被挑开的细微声，随后是突兀的惊叫】 播音员： “哎哟！肉！都是白花花的肉！还带着血！” 两位清洁工壮着胆子，用夹钳挑开蛇皮袋，扑面而来的是一阵令人作呕的恶臭。 一个路过的老头凑近看了一眼，脸色刷地白了：“这么白，这么细柔，八成是人肉！” 刺耳的报警电话骤然响起。 C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周政委放下话筒，眉头紧锁。 当他带着技术员罗晨赶到现场时，法医初步拼凑的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54块尸块，女性，被钢锯锯碎，死亡时间在12到18小时之内！ 播音员： 这是一起手段极其残忍的恶性碎尸案。 死者头发被绞，双耳被割，女性特征部位被毁，根本无法辨认面容。 面对如此狡猾的凶手，技术员罗晨展现出了高超的职业素养。 他通过死者纤瘦的躯干、指甲上的红色指甲油以及骨盆的宽窄，精准推断出：死者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身高约170厘米，且极可能从事不正当行业。 专案组当即成立，一场“寻尸启事”登上各大报纸。全城民警放弃休假，对发廊、浴室展开地毯式摸排。 两天后，线索浮出水面——文化宫附近，一个外号叫“长丫头”的女子，已经很久没露面了。 而在扬中公安局的劳教档案里，指纹比对给出了确凿的答案：死者陶艳如，女，安徽人，1979年生，身高170厘米。 【音效：沉重的脚步声，敲击键盘声】 播音员： 死者身份确定了，案子就破了一半。 但就在排查陶艳如社会关系的同时，10月8日，一对从安徽赶来的老夫妇走进了刑警队。 他们，正是陶艳如的父母。老两口说，女儿中秋节前就失踪了，手机也打不通。 播音员： 面对泣不成声的老人，闵队长问：“陶艳如在常州，跟谁关系最密切？” 陶父想了很久，艰难地吐出一句话：“只知道他姓邹，有一套单独的房子，我女儿在那里住了小半年。对了，他给我打过电话，我有他的号码！” 通过电信部门查证，号码的主人名叫“邹合信”。 与此同时，陶艳如的闺蜜小孟也现身了。 小孟的证词，为警方拼凑出了一段畸形的情感纠葛： 49岁的邹合信，离异独居，对22岁的陶艳如一见倾心。 他把陶艳如从美容院接回家，洗衣做饭，伺候得像女王。可陶艳如却像一只留不住的鸟，屡次出轨，甚至两次为邹合信打胎后，又跟着别的男人私奔。 案发前，邹合信曾因陶艳如再次出走而暴跳如雷，甚至还打了小孟两巴掌。 邹合信，有重大作案嫌疑！他曾在改水站工作，熟悉钢锯和水管，且有足够的力气和狠厉的性格。 播音员： 专案组决定“引蛇出洞”。10月11日，案发第11天，警方让陶母给邹合信打去电话。 “拿一张小陶的照片来公安局吧，让公安确认身份，也好让她入土为安。”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一个低沉的字：“好。” 10月12日上午9点，邹合信出现在了刑警支队。 在等待他的询问室里，另一路刑警由罗晨带领，悄悄潜入了邹合信位于北太平桥109号的住所。 那是一间陈旧的平房，地面干净得异常，连踢脚线都擦过。 刑警撬开地砖，暗红色的血迹赫然在目。顺着抽水马桶的管道，捞出了一团又一团女人的长发。再打开屋后的窨井盖，更多的头发被提取出来。 实验室的鉴定结果如同重锤：血迹和头发的生物信息，与54块尸块完全一致。 北太平桥109号，就是杀害陶艳如并分尸的第一现场！ 【音效：审讯室内的对峙气氛，手铐声】 播音员：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邹合信终于低下了头，交代了那个鲜血淋漓的夜晚。 时间回溯到2000年9月29日。那天晚上，邹合信在文化宫附近撞见了失踪十几天的陶艳如。 她若无其事地说自己只是去天津玩了。回到109号后，邹合信趁她洗漱，打开了她的包。 包里，除了化妆品，竟然还有十几只避孕套。 那一刻，邹合信的心智彻底崩溃了。他冲进卫生间，声嘶力竭地骂她。陶艳如不服软，两人激烈对骂。 失去理智的邹合信，顺手抓起墙角的电水壶，用电线死死勒住了陶艳如的脖子。 【音效：电线勒紧的窒息音效，心跳声放大】 播音员： “告诉我，你到底爱不爱我？” “当然……爱的！” “既然爱我，那就死了吧，死了就不用和我分开了！” 他越勒越紧，直到陶艳如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看着尸体，邹合信竟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宁。 他躺在她的身旁，安然入睡。 第二天，他买来两只大蛇皮袋，用家里的钢锯、菜刀，将曾经深爱的女人锯碎、剁烂。 他嫌她头发太长，塞进了马桶。 想起她耳朵上有痣，便残忍地割掉了她的双耳。 夜深人静时，他开着借来的面包车，将两大袋尸块丢弃在新区长江中路的绿化带里。 他以为，一个外地来的风尘女子消失了，没有人会在意。 播音员：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仅仅12天后，等待他的，将是法律公正而严厉的制裁。 合上案卷，闵队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邹合信贪的是那具年轻的肉体，陶艳如贪的是声色犬马的享乐。 两贪相遇，最终酿成了这起惨绝人寰的惨祸。 红尘中的痴男怨女，是否又能从这起千禧年的血案中，获得一丝警醒呢？ 【音效：音乐渐强，然后慢慢淡出】 播音员： 感谢收听今天的纪实档案，我们下期再见。

旁白（男播音腔）： 今天，我们一起听金磊发表于2001年《青年文学》第3期的作品——《没有人要我》。 这是一个关于底层摇滚青年的故事。 乐队、北京、爱情、背叛、出租屋、迪斯科舞厅。 他们被家庭不理解，被社会排斥，被同伴疏远。 他们互相需要，又互相伤害。 到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 有没有人要我？ 【停顿：1秒】 第一场：十年前，白依云 【BGM：冷钢琴单音，远远进入】 旁白（男播音腔）： 很多年前，常乐第一次见到白依云。 那是一个夏天。白依云从北京来她姨妈家度暑假。 从那天起，常乐就迷上了她。 十年间，他一直在盼望成为她的爱人，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十年后，机会终于来了。 白依云确知半年后要出国，突然接受了他。 这最后的疯狂，常乐玩不起。 可他奋不顾身。 【停顿：1秒】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是乐队贝斯手。 他鼓动乐队去北京发展。 他说，北京机会多，乐队一定能成。 可安宁知道，常乐去北京，主要还是为了白依云。 安宁冷静地问常乐—— 安宁（温和冷静男声）： “你是为了乐队，还是为了白依云？”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急切地回答—— 常乐（年轻男声，急切）： “都有。” 旁白（男播音腔）： 去北京前，常乐的母亲打电话给安宁，求他别让常乐去。 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常乐母亲（哭腔中年女声）： “只有你能阻止他。问题是他是那块料吗？这么多年了，他那琴弹成什么样？整天鬼混，就知道鬼混。” 旁白（男播音腔）： 安宁回答她—— 安宁（温和冷静男声）： “我阻止不了他。谁也左右不了他，左右他的是他自己的性格。” 第二场：北京，沉溺与失败 旁白（男播音腔）： 乐队去了北京。 半年。 常乐天天和白依云混在一起。 不练琴，不为乐队操心。 因为他，乐队丢了很多机会。 旁白（男播音腔）： 有次在三里屯酒吧比武，老板说，谁水平高留谁。 黄海的吉他、李哲非的键盘、安宁和周商，都不比对方差。 轮到常乐。 对方贝司手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丫头，手指在琴把上乱飞。 常乐一看，吓得差点没敢上台。 一上台，慌张得音都摸不准。 结果，前功尽弃，鸡飞蛋打。 旁白（男播音腔）： 为此，李哲非冷淡地说—— 李哲非（冷淡嘲讽男声）： “我看他压根就不是个认认真真做事的人。乐队到今天这个地步，这狗日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旁白（男播音腔）： 安宁也说—— 安宁（温和冷静男声）： “不错，他不是个认真做事的人。” 旁白（男播音腔）： 半年过去，钱用完了，吃饭都成问题。 大伙只能打道回府。 白依云也出了国。 常乐再呆下去也没了意义。 只有周商一个人不甘心，还在北京熬着。 回来后，乐队基本名存实亡。 【SFX：火车远去，飞机起飞】 旁白（男播音腔）： 黄海和李哲非甚至只买了三张火车票，没常乐的份。 如果不是安宁一再坚持，常乐此刻正流落在北京街头。 常乐恨他们。 可他也知道，他们早就想甩掉他。 这次，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借口。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一个人缩在又冷又湿的小屋里。 他总做同一个梦：飞机要开了，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她了。 他从床上跳起来，扑向巴掌大的气窗。 看不到天，看不见地。 他哭了出来。 常乐（年轻男声，内心独白，带哭腔，无奈）： “她抛弃了我。他们抛弃了我。这世界抛弃了我。没有人关心我，没人在乎我。” 第三场：回乡，杜秋出现 【BGM：酒吧嘈杂，朋克吉他失真】 【BGM垫：酒吧嘈杂，朋克吉他失真】 旁白（男播音腔）： 回到本地后，常乐慢慢不来找乐队了。 有次大家去“迪克”看演出，碰到他。 他正和杜秋聊得畅快。 杜秋原来在一个女子朋克乐队。 那天晚上，她们的演出失败了。 台下哄叫，要听“心太软”，要听“你是我的姐妹”。 杜秋在台上气得浑身发抖，一脚踢翻麦克风，又把电吉他高举过头，狠狠砸烂。 杜秋骂道—— 杜秋（高声喊叫拖长）： “白[[slow:60]]痴[[/slow]]！” 旁白（男播音腔）： 台下有人高喊—— 观众（粗野男声，从远处使劲大喊）： “那呆B骂人！撕了她！” 旁白（男播音腔）： 保安护着杜秋撤回包厢。 常乐一直环抱着她。 杜秋害怕了，趴在常乐肩上哭。 常乐快乐地拥抱她，安慰她。 然后，抬头冲他们得意而诡秘地笑。 【停顿：1秒】 旁白（男播音腔）： 他们迅速相恋。 常乐说要重组乐队。 杜秋答应了。 她留下来，和他一起排练，一起找人，一起幻想打回北京。 可常乐的水平，真的很糟。 简单的谱子，他都扒得吃力。 杜秋把扒带工作包揽下来。 常乐却一天比一天自卑。 他敏感，发火。 杜秋成了他的撒气工具。 【停顿：1秒】 单云翔平缓淡然地对常乐说—— 单云翔（平缓淡然男声）： “常乐，我觉得这么弹要好一点，你看怎么样？”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冷静下来后，会道歉。 一边哭，一边揪自己的头发。 杜秋心疼，就和他一起抱头痛哭。 〔批注〕原文「可他还是会一次次重犯」——这里的「重」按 cónɡ 读， 直接写「从犯」驱动发音（写「重犯」会被念成 zhònɡ fàn） 可他还是会一次次从犯。 【停顿：1秒】 他反复拿白依云折磨杜秋。 【停顿：1秒】 白依云从美国寄来贺卡。 常乐发颤着说： “依云说‘Missing you’，她想念我，她想念我！” 旁白（男播音腔）： 杜秋冷冷地说—— 杜秋（沙哑朋克女声）： “我简直是和一个丧失理智的疯子在一起。” 旁白（男播音腔）： 杜秋又说，我可以随时离开他。 我们之间，也只剩下性了。 常乐立刻暴跳如雷。 常乐（暴怒）： “你果然早就有了这样的心思了！你这烂货！和谁？周商还是单云翔？说！” 杜秋（沙哑朋克女声）： “跟谁都比跟你强！” 常乐（暴怒）： “你这人尽可夫的贱货！你给我滚！” 第四场：厕所，撕打，退出乐队 【SFX：门被猛地踢开，厕所回响】 旁白（男播音腔）： 那天晚上，常乐踢门冲进巴特尔家。 巴特尔回忆说，常乐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把他吓了一跳。 常乐冲到杜秋面前。 他把杜秋拽进厕所间。 争吵。撕打。 脸盆掉在地上，被踢来踢去。 杜秋披头散发冲出来，衣服被撕破了。 常乐[[tight]]站在[[/tight]]大家面前，气急败坏地说。 常乐（年轻男声，神经质）： “我宣布，我退出这个乐队。” 旁白（男播音腔）： 杜秋瞧也不瞧他一眼，用讥讽的口吻回他。 杜秋（沙哑朋克女声）： “不是你退出，是你把我们集体开除了吧？”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上去就是一拳。 常乐（年轻男声，暴怒）： “你这个贱货，你给我滚！立刻滚！我不想再见到你。” 杜秋（沙哑朋克女声）： “你滚才对。没人欢迎你来。” 【停顿：1秒】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气得脸色发白，转身要走。 杜秋在他身后用极其尖厉的声音，轻蔑地说—— 杜秋（尖厉、轻蔑）： “Missing you!” 【BGM：突然静音】 【停顿：2秒】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突然呆住了。 那天晚上，杜秋搬去了单云翔那里。 单云翔淡然地说，她是为了赌气。 因为常乐猜疑他们，她就故意假戏真做，气气他。 巴特尔问周商怎么回事。 周商连眼皮都没抬，冷漠地说。 周商（低沉冷漠男声）： “我他妈怎么知道！” 第五场：周商，杜秋，常乐的暴力 旁白（男播音腔）： 后来，杜秋躺在周商的小床上。 又困又乏，无处可去。 什么人也不认识，一分钱没有。 她像倒在滚烫的沙子上。 太阳越来越近。 心跳震耳欲聋。 下一秒钟，她就将死亡。 【停顿：1秒】 周商进来了。 周商（低沉冷漠男声）： “让我们在极乐中死去吧。” 旁白（男播音腔）： 周商真的就进来了。 他开了灯，坦然地看着杜秋。 他又说—— 周商（低沉冷漠男声）： “其实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发现门没反锁，就进来了。但是你可以让我走。” 【SFX：厕所门被拽开，回响】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把杜秋拽进厕所间，喝问。 常乐（年轻男声）： “昨晚你住在哪儿了？” 杜秋（沙哑朋克女声）： “你管不着！”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打了她一个耳光。 常乐（年轻男声，暴怒）： “臭婊子！给我戴绿帽子！” 旁白（男播音腔）： 杜秋忍住了没哭，也还手打他。 杜秋（沙哑朋克女声）： “我要给你戴上一万顶，压死你！”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疯了。 拼命撕她的衣服，低头啃着她。 他要强奸她。 【停顿：2秒】 第六场：常乐的父亲，周商的家庭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的父亲叫常国立。 他说，单位同事在新街口看到那小贼，蓬头垢面，像个野人。 听到有人叫他，就莫名其妙地哭了，然后撒腿就跑。 真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摊上这样一个现世宝儿子。 常国立（苍老疲惫男声）： “我这一辈子，真是失败透了。”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的母亲带着哭腔说—— 常乐母亲（哭腔中年女声）： “都是因为认识了那帮狐朋狗友，小乐才学坏的。咱小乐小时候又漂亮又聪明，谁见了不喜欢？” 旁白（男播音腔）： 常国立对她说—— 常国立（苍老疲惫男声）： “你去把他找回来吧。” 旁白（男播音腔）： 常国立何尝不想。 可他再也找不回他的儿子了。 他已经死了。 【停顿：1秒】 同事小刘拿着晚报，好奇地问—— 小刘（好奇男声）： “哎呀，常工，你儿子结婚啦？” 旁白（男播音腔）： 常国立瞪了他一眼。 常国立（苍老疲惫男声）： “怎么突然开起这种玩笑来了！莫名其妙！” 旁白（男播音腔）： 小刘把报纸递给他。 小刘（好奇男声）： “我没开玩笑。你看，晚报上登着你儿子的结婚照呢。” 旁白（男播音腔）： 确实是常乐，和一个女孩子的婚纱照。 常乐比去北京前消瘦了许多，眼眶有些下陷，笑起来还是甜甜的，不过眼神有些忧郁。 那女孩从来没见过，看上去同样不太本分，不到二十岁。 背景是一条船，写着英文“TITANIC”。 常国立愤怒地嚷起来。 常国立（苍老愤怒男声）： “这哪是我儿子？你看错了。我儿子在北京呢。” 小刘（好奇男声）： “不对吧，老李前些日子在新街口还见着他了呢。” 常国立（苍老疲惫男声）： “老李也看错了。” 小刘（好奇男声）： “不会吧。老李那[[tight]]双[[/tight]][[pause:0.3]]贼眼还能看错人？” 常国立（苍老愤怒男声）： “我自己儿子我能看不出来？” 旁白（男播音腔）： 他愤怒地嚷起来。 真不知道这现世宝又在搞什么名堂。 除了丢人现眼，他还能带来什么？ 【SFX：烟花无声，医院走廊】 旁白（男播音腔）： 周商的父亲回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大旅行袋，鼓鼓囊囊地合不上拉链，最上面的是两盒红色包装的营养品。 哥哥也回来了。 【停顿：1秒】 妈妈是被邻居送进医院的，卧床不起。哥哥和爸爸就分别往北京打电话，让周商回来。 周商哥哥电话里冷漠地说—— 周商哥哥（冷漠男声）： “你不回来，谁去照顾她？你游手好闲了这么些年，还没玩够呐！” 旁白（男播音腔）： 周商父亲疲惫地说—— 周商父亲（疲惫男声）： “你也知道我这边的情况，我不可能。当然，我会尽力帮助你们。你哥说生意忙，没功夫。我看你还是先回来吧。” 旁白（男播音腔）： 他们吃[[tight]]了顿[[/tight]]冷冰冰的饭，碰了一杯，然后各回各家。 半夜，周商跳起来，钻进妈妈被窝。 妈妈睁着眼，泪水满脸。 她想安慰他，却连拍打的力气都没有。 周商号啕大哭。 【停顿：2秒】 第七场：曼哈顿迪斯科广场 【SFX：迪斯科音乐震耳，人群嘈杂】 旁白（男播音腔）： 曼哈顿迪斯科广场。 杜秋在他们面前疯狂扭动。 楼下的少男少女，像在腐败中快乐成长的蛆。 音乐大到了极限。 整个世界都在震荡。 他们围坐在二楼角落，看着这个共同的女人扭动。 常乐和他们一样，如坐针毡，漠无表情。 杜秋喝醉了，近似崩溃。 杜秋（醉酒，崩溃女声）： “你们今天谁想带我走？” 旁白（男播音腔）： 她喝醉了。 到今天这种地步，谁也不会相信常乐是真的爱杜秋了。 常乐究竟对杜秋做了些什么？ 现在想起来，常乐自己也害怕。 他像是在梦游。 等清醒过来，发现世界已被自己破坏得面目全非。 杜秋终于有一天会离开常乐。 他们的爱情，在这样一种忧虑中开始。 就像以往任何一次一样，常乐每一天都在害怕失去杜秋。 而害怕又有什么用？ 它只是加速了失去的进程。 常乐注定要失去一切： 失去家，失去爱人，失去朋友，失去整个世界。 只剩常乐自己。 旁白（男播音腔）： 白依云的声音轻飘遥远，像从过去传来。 白依云（轻飘、遥远女声，混响）： “你是一个太阳，无法接近，注定要孤独地燃尽。” 旁白（男播音腔）： 常乐的方式无人可以接受。 杜秋没法改变他的方式。 她不停地扭动，一只手举着酒瓶。 她冲着他们笑。 杜秋已经崩溃。 杜秋（崩溃女声）： “谁要我？把我带回家去吧。” 旁白（男播音腔）： 杜秋拉着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人。 她疯了。 常乐也快疯了。 音乐震天响。 不停晃动的光圈，让每个人都显得青面獠牙。 杜秋还在喊—— 杜秋（哭喊）： “有没有人要我？” 【停顿：3秒】 旁白（男播音腔）： 没有人回答。 故事在这里结束。 可那个问题，还在空气里震荡。 有没有人要我？ 有没有人，要我们？ 旁白（男播音腔）： 全文终。

今天，我们一起朗读金 磊发表于 2001年《青年文学》第3期的作品：《没有人要我》。 文章中，巴特尔的乐队里，贝斯手常乐性格偏执情绪化，琴技平庸，却一心追逐摇滚与爱情。乐队计划赴北京发展，常乐主要是为了恋人白依云，在北京期间他沉溺恋爱荒废练琴，搞砸演出机会，耗尽经费后乐队落魄返乡，白依云也出国离开，乐队近乎解散。 回到本地后，常乐结识朋克女乐手杜秋，二人迅速相恋，尝试重组乐队。常乐自卑敏感、占有欲极强，反复拿旧爱白依云折磨杜秋，时常暴怒施暴，二人冲突不断。一次激烈争吵厮打后，常乐宣布退出乐队，杜秋赌气搬去单云翔住处。 小说采用多视角叙事，分别借巴特尔、安宁、黄海、杜秋、常乐、常乐父亲、周商等人的口吻，展现这群底层摇滚青年的处境：理想受挫、经济窘迫，人际关系猜忌撕裂，在爱情、友情里互相伤害。常乐活在被抛弃的恐惧中，既被家庭不理解，也被乐队同伴疏远；杜秋在感情里受尽伤害，陷入精神痛苦。 故事结尾迪斯科舞厅内，醉酒的杜秋当众歇斯底里呐喊“有没有人要我？”，道尽这群边缘年轻人孤独、迷茫、不被接纳的生存困境。 接下下我开始朗读文章： 巴特尔 常乐踢门冲进来时，我就想骂他，但终于没骂出来，他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我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真的，我一直有这种预感，他和杜秋，还有一个未知的男人之间，总会发生点什么的。原来我草率地把这个未知数解为周商。事实上，我觉得常乐自己也有这样的顾虑。要不然，当初大家都建议把周商从北京拉回来打鼓，为什么单单他不同意，偏要另找人呢？技术上，周商肯定没问题。 常乐当初找我的时候，我确实挺高兴。你们也知道，我唱了那么多年了，什么名堂也没唱出来。有这么个机会，我是很珍惜的。我只盼望大伙争气一点，抓紧时间排练，争取早点出去演出，挣钱糊口以后再说。但我始终摆脱不了那样的担忧。哎，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怎么也避免不了。 常乐径直冲到杜秋面前，很霸道地说：“你跟我来！”杜秋带着点傲慢的神情，把脸别过去。常乐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进了厕所间。 我问周商怎么回事。周商对我的问话很感冒，白了我一眼：“我他妈怎么知道！” 那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到我那儿去，没有常乐，我就问：“常乐呢？”没人回答我。我觉得气氛怪怪的，好象大伙都藏着什么心事。后来开始喝酒。杜秋唱了首新歌，旋律很好。可她唱起来阴阳怪气，好象在取笑谁。我听出来，整首歌只有两个词“Missing you”。 他们进了厕所以后就吵了起来，越吵声音越大。我听不清他们到底在吵什么。等听清楚时，他们已经在用很难听的话互相咒骂了。我说：“这么着不行吧？咱们去劝劝吧。”周商说：“劝个屁。早晚有这一天的，劝有鸟用。”然后他们在里边撕打起来，我听到咣当咣当的声音，那是我的脸盆，掉地上了，被他们在脚下踢来踢去。我忍不住站起来，想冲进去拉开他们。单云翔抬眼瞪着我，说：“你凑什么热闹？还不够乱吗？”这时候杜秋披头散发地冲了出来，衣服被撕破了，胸脯上有好几道红色的指痕，长长地延伸，消失地胸罩里。常乐紧跟着也出来了，他站在我们面前，气急败坏地说：“我宣布，我退出这个乐队。”杜秋瞧也不瞧他一眼，用讥讽的口吻说：“不是你退出，是你把我们集体开除了吧？”常乐上去就是一拳，骂：“你这个贱货，你给我滚！立刻滚！我不想再见到你。”杜秋说：“你滚才对。没人欢迎你来。”常乐气得脸色发白，转身要走。杜秋在他身后用极其尖厉的声音轻蔑地说：“Missing you!”常乐突然呆住了。 常乐走后，杜秋说：“没事。我们早该这样了。”周商说：“没什么，早该换换人了。”到这时候我还在怀疑他，心里有些为常乐愤愤不平。不错，整个乐队就他水平最差，也不会做人，可要换也不是这么换的呀。我说：“这么着你最高兴了，是吧？”周商面红耳赤，愤怒地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清楚。”“我操！”周商激动地站了起来。这时候杜秋说：“你们别吵。巴特尔，你别瞎猜，跟周商没关系，跟任何人没关系。这个流氓，傻B！”然后就哭了起来。 当天晚上，我们陪着杜秋到常乐那里收拾了东西，帮她搬了出来。你知道她搬谁那儿去了？你肯定猜不到，单云翔那里。我错怪周商了。后来单云翔跟我说，杜秋是为了赌气才搬到他那儿去的，因为常乐猜疑他们俩人背着自己眉来眼去，所以杜秋就故意要假戏真做，气气他。单云翔说：“我无所谓，反正我也看不惯他，更没什么交情。杜秋自己要来的，我没有理由推她。” 安宁 巴特尔说：“要不，我还是跟你们混得了。”目光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黄海笑笑，说：“跟我们混？你瞧我们自己混成啥样啦？”李哲非也笑，却不言语。我说：“周商不是在重找贝司手嘛，哪儿的？”巴特尔说：“还没定吧，据说最有可能是一个湖南佬，一直在北京混着。没准你们还认识。”黄海对我说：“安宁，常乐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到哪儿都能整出点事来。”李哲非说：“可怜，可笑，可悲。”黄海笑着，说：“做人做到这份上，还真不容易，没人说你好，也没人理睬你，这比没人说你不好更难。”我说：“谁又说我们好了，谁又愿意理睬我们？”他们的幸灾乐祸让我很反感。说到做人，我们同样地失败于这个社会。谁都不比谁强多少，大家都是异类，都是社会底层，都在被排斥，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四分五裂、相互不齿呢？为什么不能多一点谅解，多一点宽容呢？ 昨天常乐来找过我，哭丧着脸，样子很可怕。虽然我知道这对他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断地去爱，不断地失去爱，不断地痛苦，不断地忘却痛苦，他就是这样的人，但还是很为他难过。我默默地听着他的苦诉，一句话也没说，因为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存在那样的一种误解，包括常乐自己，总认为常乐最听我的话，认为我可以左右他。其实谁也左右不了他，左右他的是他自己的性格。 去北京前，常乐的母亲打电话给我，求我别让她儿子去，她说：“只有你能阻止他。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是一定不让他摇滚。问题是他是那块料吗？这么多年了，他那琴弹成什么样？整天鬼混，就知道鬼混。”他妈高估我了，我阻止不了他的，他去北京主要还是为了白依云。乐队去北京谋求发展也是他鼓动起来的。关于白依云，我的想法也和大家一样。事情明摆着，她不会为了常乐而放弃出国。他们的露水爱情，前提是没有明天，有明天她也不会爱上常乐，除了人长得有点帅，嘴皮子有点能翻以外，常乐在她心中一文不值。要不然，为什么断断续续追了那么多年一向爱理不理，到确知半年后要出国了又突然受肯了呢？这最后的疯狂他常乐玩不起，只要他还有梦想。可我又能做点什么呢？我阻止得了吗？他迷了心窍。即使乐队不准备去北京，他独自也会去的。 常乐的问题不在这里。我对他的失望也不在这里。 “我看他压根就不是个认认真真做事的人。”哲非说，“乐队到今天这个地步，这狗日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话倒是没错。在北京的半年，他天天和白依云混在一起，从来不练琴，也从来不为乐队的前途操心。因为他，我们丢失了好多次机会。有次我们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巴和另一个乐队比武，老板说了，谁的水平高留谁。结果，黄海的吉它，李哲非的键盘都把对方比下去了，我和周商也不比人家差，轮到他，一看对方的贝司，吓得差点没敢上台。话又说回来，那贝司手是真牛B，二十岁不到的小丫头，手指在琴把上乱飞乱飞的。可也用不着怕成那样呀。他真是丢尽了我们的脸，一上台，慌张得音都摸不准了。结果自然前功尽弃，鸡飞蛋打了。其实这还不要紧，知道自己不行赶紧练就是了。他不，立刻就忘了双腿发颤的耻辱，照样鬼混。真是没得救了，那时候，我就对他彻底地失望了。所以，大家提出要换贝司手，我也同意了。可一时之间又到哪里去找合适的人呢？等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运气又开始特别地背。半年过去，带的钱用完了，吃饭都要成问题了，大伙就只能打道回府。白依云恰好也出了国，常乐再呆下去也没了意义。只有周商一个人不甘心，还在那里熬着。回来后，乐队基本上也就名存实亡了。黄海和李哲非甚至连好脸色都不愿给他了。我们三人还在一块儿。常乐慢慢地不来找我们了，偶尔的几次见面，我发觉他 情绪也很不对头。听他的口气，好象是我们不够意思，把他扔在半道上了。后来有次我们去“迪克”看演出，也就是杜秋原来的那个女子朋克乐队，碰到了他。他正在和杜秋聊得畅快，看上去关系已很不一般。那天晚上她们的演出失败了。 我说：“不错，他不是个认真做事的人。” 常乐 惊醒的时候，鼻尖冻得生生地疼。我把头缩进被窝，屏住呼吸，里边的空气浑浊得令人作呕。片刻之后我探出头来换气，冰冷的空气更刺得鼻腔一星星地痛。伸伸缩缩之间，头阵阵地发晕。 总是相同的梦境反反复复地重现：飞机要开了！飞机要开了！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再也见不着她了！来不及了！ 屋子里漆黑而狭窄，低矮的天花板沉甸甸地向我压下来，直压到胸口。我喘不过气来。我象睡在一副棺材里。我就是睡在一副棺材里！我恐惧极了，猛然从床上跳起来，扑向那扇巴掌大的气窗。些微的光从那里射进来。眼前是一堵墙，显得庞大无比，我看不到天，看不见地。此时阴冷惨淡的光一如既往地散漫在对面的墙上，辨不出是黄昏还是清晨，晴或者阴。 平静下来以后，才感觉到自己正猛烈地发抖。我唏吁着缩回被窝，卷成一团。很快，那种沉重的压抑感又向我直扑过来。 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 稀稀落落的树叶丛中，路灯正在启动，一闪一闪地发着微弱的光。天还没黑尽，空中象蛋清一样朦胧粘稠。四下里喧嚣一片，人们行色匆匆地向家扑去，那里温暖而光明，正飘出饭菜的香味。 我和这一切毫无关系。她抛弃了我。他们抛弃了我。这世界抛弃了我。没有人关心我，没人在乎我。 我无处可去。寒风抽打着我的脸，抽出了我无尽的悲哀。我终于哭了出来。 安宁开门看到我，淡淡地一笑，闪身让我进去。我尴尬而笨拙地对他笑。他说：“坐吧”，转身进了厨房。“谁啊？”黄海从房间里探出头，我冲他点头，他理也没理，缩回头去。 我手足无措地坐着，逐渐地心灰意冷。 安宁出了厨房后又进了厕所，长时间不出来，看样子是掉进抽水马桶了。砰！黄海把本来开着的房门很响地关上。李哲非出来取桌上的烟，看也没看我就回房间去了。 我决定离开这里。我知道，我连请求谅解的机会也不会有。他们晾着我!我恼羞成怒：我有什么错？我为什么要他们谅解？这帮狗娘养的！北京回来时，我身上一分钱也没了，他们都知道。黄海和李哲非居然借口钱不够，只买了三张火车票，愣是没我的份。如果不是安宁的一再坚持，我此刻正流落在北京街头。 我甩上门出去的那一刻，心里恨透了自己，一点自尊都不要了吗？ 我永远也不会承认，我和白依云的爱情是“一场愚不可及的错误”。 我爱她。十年前她从北京来她姨妈家度暑假时我就迷上了她。十年间，我一直在盼望成为她的爱人，哪怕就只有一天也好。十年后，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当然奋不顾身。 我何错之有？ 他们其实早就想甩掉我。这次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借口。 黄海 一进去，我就看到了常乐，趴在巴台上和一个女孩聊天。我觉得好笑。不知道为什么，一提到他，在我脑海里面浮出来的形象总是眼前的这副模样。常乐是苍蝇，女人是有缝的臭蛋。那女孩头发染得乱七八糟，和他挨得非常近，头几乎靠在一起。现在谁还要说我偏激？他从来就没跳出过我的预言。早在常乐为白依云的离去而痛不欲生的时候，我就说了，瞧着吧，不用多久，他又会另觅新欢的。 常乐回头看到我们，热情地招呼，迫不及待地给我们介绍。那女孩回过头来，是杜秋，我在北京见过她。当然她不一定会认识我，现如今这些二十郎当的小毛孩，仗着年轻，仗着基本功扎实，绝不肯轻易把别人放在眼里的。看得出来，常乐正想方设法地泡她，也看得出来，杜秋还挺吃他那一套。 常乐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和我们勾肩搭背，好象亲密无间，什么也没发生。和上次我们在街头碰到他时的态度叛若两人，当时他冷嘲热讽地说：“没了我这只害群之马，怎能还如此垂头丧气？挺起胸，胜利在向你们招手。”我知道他仍然没有清醒认识自己，仍然没有接受教训，他心里还在怨恨我们。他现在这样，只是泡妞的需要而已，他要在女孩面前显出自己的左右逢源举足轻重来。他似乎很为难地对安宁说：“真不好意思，我要另起炉灶了，我发觉自己真正想搞的还是朋克。”他说得吞吞吐吐，目光在我们之间游离，似乎很担心这样的话会给我们造成沉重打击。我又一次惊讶于他那出色的演技，他应该去做演员，主演爱情片，准红，而且红得发紫。而安宁这狗日的，一向是习惯于做他的同谋的。这次也不会例外。果然，安宁似乎吃了一惊，然后又表现出愤怒来：“你什么意思？把我们扔在半道上？没有你，我们还搞什么搞？”常乐红了脸，怔怔地看着他，这时的愧疚完全不辨真伪了。安宁气呼呼地别过脸来。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一副无奈的神态，似乎在说：“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一点面子也不给吧？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哥们。”我观察着杜秋，显然，她对这一切深信不疑。此时她同情地看着常乐 ，在桌子下面握住了他的手。 “这小妞才多大？”杜秋离开以后，哲非说。常乐说：“十八。”哲非笑，说：“我操，你这B人。”常乐说：“有什么呀！早让人睡烂了。”“烂了你还照要不误。”我忍不住说。常乐瞪了我一眼，说：“玩呗。不行啊？” 她们的演出差点出了乱子。一首歌还没唱完，下面就已经哄得不成样子了。他们嚣叫着，他们觉得这三个奇形怪状的女孩弄出来的同样奇形怪状的音乐难听之极，让他们的耳朵受不了，他们要听“心太软”，要听“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杜秋在台上气得浑身发抖，一脚踢翻了麦克风，又把电吉它高举过头，狠狠地砸烂，骂：“白痴”。台下有人高喊：“那呆B骂人！撕了她！”有好几个人向台上冲，要打杜秋。幸好保安阻拦得及时，我们才终于护着她平安撤回台后的包厢里。整个过程，常乐一直勇敢地环抱着她，虽然无险却也有惊。杜秋定下心来以后，就感到害怕了，趴在常乐的肩上，哭了起来。常乐快乐地拥抱着她，安慰她，突然又抬头冲我们得意而诡秘地笑。 哲非突然在黑暗中说：“妈的，常乐这B人还真有艳福。”我看了一下表，凌晨三点。我说：“你是不打算睡了吧？”哲非说：“你不是也没睡着吗？” 我睡不着。我已经老了。那些娇滴滴的女孩已经让我感到自卑了，但是我爱她们。我看见自己正在枯萎，正在腐烂。我奄奄一息。我张着嘴，还有话要说，一口痰却堵住了我的喉咙。我发出奇怪的声音，呼出让我自己也无法忍受的臭气。 哲非喊：“安宁，安宁。”安宁一声不吭。我说：“别喊了，这狗日的早到梦中和狐狸精幽会去了。”安宁突然出声：“你才狗日的呢。” 杜秋 常乐说着说着就热泪盈眶了。他把我带到这黑咕隆咚、又冷又湿的小屋里来，就是要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爱情故事么？我感到不舒服。但很快我的情绪就为他左右了，我的眼眶又胀又酸，有一种要和他抱头痛哭的冲动。 一个饱经风霜、遍体鳞伤的男人。一个终于被打垮、再也看不到一点光明的男人。一个总是认认真真去爱，却又总被无情地捉弄的男人。一个身边围满了人，却找不到一个知音的男人。他很可怜。 我们大家都很可怜。我们是爹妈不要的孩子，是情人自渎时洒下的汗珠。我们是异端，被社会抛弃。我们，“在长安街上象朵苍白的花，倾听着静脉里血的流淌，就象昨夜漫长而冷漠的细雨，我们睁着眼，许多门在面前紧闭。” 我终于紧紧地抱住了他。他吻我，继而把我压了下去。 没有天，没有地，没有过去，没有明天，不再孤独，不再痛苦，我们在黑沉沉的静寂里失重，舒展地飘。水流声，不停的水流声。阳光灿烂，满眼的桃花，望不到边。一个激越清亮的女高音响起。 我答应了常乐，留下来。朱虹和叶蓓回北京去了，走的时候对我愤恨至极，说：“你会后悔的。”我会后悔吗？我现在离开常乐也会后悔的。“你以为自己是颗痴情种么？”我干嘛要是颗痴情种？ 常乐现在象换了个人似的，情绪很好。他正在忙着找人重组乐队。他说，有我在，我们的乐队就将是最好的。等我们打回北京去的那一天，我们会横扫千军的。但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挣钱，吃饱饭。等找齐了人，先排一些流行歌曲，去歌厅挣钱。 我讨厌流行歌曲，一摸这些东西就头痛。但他说得话也有道理，我们不能因为清高而活活饿死，我们还什么都没做，我们连饿死的资格都没有。但我还是挺担心，担心一段时间下来，我会被那些烂调子搞坏感觉。 我们应该真实地生活，还是去幻想？ 我很不愿意相信常乐的水平竟如此糟糕，但这却是真的。样带上很简单的谱子，他都扒得非常吃力。有时候稍微复杂一点的指法，他就常常要乱。 他找的这几个人，应该说还是挺照顾他的。每当排练因为他而几次三番地停顿下来时，大伙尽管心里常常很不耐烦，面子上却从来不说什么。顶多是单云翔用商量的口吻说：“常乐，我觉得这么弹要好一点，你看怎么样？”后来我就把常乐的扒带工作包揽了下来，免得他老出错。常乐因为自尊心挂不住，还很不乐意。我就说：“你是队长，有许多额外的事情要你去管，我帮你做一点也是应该的嘛。再说，我从小就练了许多年的听力，这玩艺对我来说太方便了。” 但他终于一天比一天地自卑起来，对别人的言语表情格外地敏感，动不动就捕风捉影地受刺激，发火。我就成了他的撒气工具，当着大伙的面。有时候我被他气得忍无可忍，就回嘴，于是我们就吵起来。其实我很理解他的痛苦，他并不是故意的。等他冷静下来以后，他总跟我道歉。他一边哭，一边拼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真心实意地懊悔。我看得心疼，就和他一起抱头痛哭。虽然我知道他依旧会一次次地重犯这样的错误，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原谅他。 看得出来，大伙都为我暗暗地不平。特别是单云翔，每当我委屈地喑然落泪时，他就走到我身边轻声地安慰我。巴特尔也好几次当面指责常乐的不是。他们真诚地同情我。只有周商，我觉得他是兴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切。他的目光放肆地盯着我，让我很不舒服。 常国立 单位同事在新街口看到那小贼，蓬头垢面得象个野人，长时间地在人堆里傻站着，听到有人叫他就莫明其妙地哭了，然后撒腿就跑。 真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摊上这样一个现世宝的儿子。半年前他去北京时，我真希望他永远不要再回来了。我已经不指望什么了，只想眼不见心不烦，图个清静。谁想他这么快又回来了。我又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保不准他哪天又会做下丢人现眼的事来。 我这一辈子，真是失败透了。 “都是因为认识了那帮狐朋狗友，小乐才学坏的。咱小乐小时候又漂亮又聪明，谁见了不喜欢？”他妈眼泪汪汪地说。这蠢女人，就知道哭！没有她的溺爱，常乐也不至于变成这样。直到今天，她还执迷不悟。我敢肯定，那小贼已经回家来向她要过钱了，她瞒着我。我都懒得问。 “你去把他找回来吧。”她哀求。我何尝不想。可我再也找不回我的儿子了，他已经死了。别人到了我这年龄，都该享受天伦之乐了。我为什么不能？我一样认认真真生活，勤勤恳恳工作，我没对不起谁。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 同事小刘突然问：“哎呀，常工，你儿子结婚啦？”我瞪了他一眼，说：“怎么突然开起这种玩笑来了！莫明其妙！”小刘把手中的报纸递给我，说：“我没开玩笑。你看，晚报上登着你儿子的结婚照呢。” 确实是常乐，和一个女孩子的婚纱照。常乐比去北京前消瘦了许多，眼眶有些下陷，笑起来还是甜甜的，不过眼神有些忧郁。那女孩从来没见过，看上去同样不太本份，不到二十岁。女孩张着双手，常乐在后面环抱着她，风吹动衣裙和长发，背景是一条船，写着英文“TITANIC”。 小刘说：“这是电影《铁达尼号》的景头。你儿子长得帅，拍出来就跟原版片一样。所以人家照相馆才会把他们当成样板呢。” 我说：“这哪是我儿子？你看错了。我儿子在北京呢。”“不对吧，老李前些日子在新街口还见着他了呢。”“老李也看错了。”“不会吧。老李那双贼眼还能看错人？”“我自己儿子我能看不出来？”我愤怒地嚷了起来。 真不知道这现世宝又在搞什么名堂。反正不会是好事。除了丢人现眼以外，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可曾想起过我们？ 周商 打开门，父亲有点儿陌生地站在我面前，手里拎着一个大旅行袋，鼓鼓囊囊地合不上拉链，最上面的是两盒红色包装的营养品。在他后面，哥哥正从楼梯口上来，抬头看着我们，眼神冷漠。我喊父亲，喊得很不情愿。他倒是高兴地答应我，拍拍我的肩，把手中的包递给我。哥哥进来后没理他，只是和我握了一下手。父亲在一旁尴尬地搓着手。 他们已经有多久没回来过了？我也记不清了。如果不是妈妈突然卧床不起，他们今年也不会回来的。 妈妈被邻居送进医院后，他们就分别往北京打电话，让我回来。哥哥在电话里说：“你不回来，谁去照顾她？你游手好闲了这么些年，还没玩够呐！”他的是事业，我的是游手好闲。父亲说：“你也知道我这边的情况，我不可能。当然，我会尽力帮助你们。你哥说生意忙，没功夫。我看你还是先回来吧。”他有他的难处。 窗外，烟花在城市边缘的夜空中升起，听不到声音，仿佛隔着遥远的年代飘过来的朦胧记忆。日光灯发出阴惨的光，妈妈在虚掩着门的房间里轻微地叹息。 桌上的几只菜是我临时从熟食店买来的，一丝儿热气也没有，象这气氛一样冷。我记得父亲是喜欢吃猪耳朵的，所以买了一大盘，可他瞧也没瞧过一眼。我在琢磨是我记错了，还是他改了习惯。 “这年有个屁过头！” 父亲提议干一杯。哥哥犹豫了一下，很不情愿地把酒杯凑过来。碰了一下，干了。然后，他们就走了，各回自己的家去了。 半夜，我从床上跳起来，被莫明其妙的恐惧致命地追击着，钻进了妈妈的被窝。黑暗中妈妈睁着眼睛，泪水挂满了脸庞。她的手摸着我的头，她想安慰我，却连拍打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号陶大哭起来。 杜秋 他把我当成了奴隶。我的嘴上、眼睛上挂着一把锁，钥匙就拴在他的裤腰带上。 他分明是在有意地折磨我。他没完没了地给我讲他和白依云的故事，把她描绘得完美无瑕，以让我觉得自惭形愧、无地自容。他显得痛苦异常，仿佛他们是被人为地拆散的痴男怨女，他因此而有权利痛恨一切，报复一切。 年前他接到白依云从美国寄来的贺卡，那个激动啊，真让人觉得可怜又可笑。他把它塞给我看，说话的声音直发颤：“她说‘Missing you’，她想念我，她想念我！” 我简直是和一个丧失理智的疯子在一起。 我对他说，我根本不是一个特别痴情的人，我一再地忍让他，并不是因为有多爱他，而是可怜他，我可以随时离开他，在性这方面，他并不见得比别的男人高明，我们之间，也只剩下性了。 他立刻暴跳如雷：“你果然早就有了这样的心思了！你这烂货！和谁？周商还是单云翔？说！” 我说：“跟谁都比跟你强！” “你这人尽可夫的贱货！你给我滚！”他目眦尽裂，象一头狂暴的狮子。 我躺在周商的小床上，又困又乏，却始终无法入睡。 无处可去，什么人也不认识，一分钱没有。 我倒在滚烫的沙子上，连喊叫的力量也没有了。人们已经走远了，留下一长串杂乱的脚印。四周是无边无际的焦黄。太阳越来越近。心跳声震耳欲聋。下一秒钟我就将死亡。 刷刷刷。什么东西向我走来。人？狼？我不怕，即使是狼我也不怕。我愿意让它吃掉，总比死在这儿好。我在它的肚子里，和它作伴。 然而不是狼。一个高大的身躯逆着光挡在我面前。是周商。他肆无忌惮地盯着我，说：“让我们在极乐中死去吧。”然后就压了下来。 周商真的就进来了。他开了灯，坦然地看着我，说：“其实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发现门没反锁，就进来了。但是你可以让我走。” 常乐把我拽进厕所间，喝问：“昨晚你住在哪儿了？” 我甩掉他的手，说：“你管不着！”他打了我一个耳光，骂：“臭婊子！给我戴绿帽子！”我忍住了没哭，也还手打他：“我要给你戴上一万顶，压死你！”他疯了，拼命撕我的衣服，低头啃着我，同时把鼓胀的玩艺儿从裤档里掏出来。他要强奸我！ 常乐 杜秋在我们面前疯狂地扭动，不时撞到桌椅。楼下的舞池里，无数的少男少女象在腐败中快乐成长的蛆。音乐大到了极限，整个世界都在震荡。 我们围坐在曼哈顿迪斯科广场二楼的一个角落里，看着这个共同的女人扭动。我和他们一样如坐针毡，一样漠无表情。 “你们今天谁想带我走？”她喝醉了。 到今天这种地步，谁也不会相信我是真的爱她了。我究竟对她做了些什么？现在想起来自己也害怕。我象是在梦游，等清醒过来，发现世界已被自己破坏得面目全非。 她终于有一天会离开我。我们的爱情在这样的一种忧虑中开始的。就象以往的任何一次一样，我每一天都在害怕失去她。而事实上，害怕又有什么用？它只是加速了失去的进程。我注定要失去一切：失去家，失去爱人，失去朋友，失去整个世界，只剩我自己。 依云说我是一个太阳，无法接近，注定要孤独地燃尽。 我的方式无人可以接受。我没法改变我的方式。 她不停地扭动，一只手举着一瓶酒。她怎么也算不上漂亮，也谈不上有魅力。据我所知，大家心目中的女人都不是她这样的。但大家都迷上了她。孤独让大家没得选择。 她仍然在不停地扭动，歇斯底里地叫喊，不知疲惫。她冲着我们笑。“谁要我？把我带回家去吧。”她拉着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人。她疯了。 我也快疯了。 音乐震天地响。不停晃动的光圈让每个人都显得青面獠牙。 她还在喊：“有没有人要我？” （全文终）

今天，我们带来作家金 磊的一篇短篇小说《汽车时代》，金磊是江苏省常州市人，1972年生，目前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行业。 故事发生在一座正在快速现代化的城市，禁摩政策落地，一批下岗工人赖以谋生的摩的生意被打碎。主角阿扁，锻件厂下岗工人，原本靠摩托车拉活养家，时代浪潮推着所有人奔向汽车，可买车、学车的门槛，横亘在底层小人物面前。但这份红利，阿扁这类底层人是很难接住的。整个故事就是一场不断下坠的人生：下岗、禁摩、寄希望朋友、学车被压榨、意外重伤，一环扣一环，几乎没有给主角留退路。下面，我们一起来阅读这篇小说： 汽 车 时 代 金磊 发表于2008年《翠苑》第1期 1 在新北区碰到眼眼的那天深夜，阿扁正在通江大道和河海路交叉口的一家排档上吃麻竦烫。这个深夜，阿扁受了眼眼的鼓动，下决心去学车了。 在此之前，阿扁刚刚从火车站送一个女人到河海新村去，却没收到钱。到了河海新村门口，那女人下了车，钱没付就要走。阿扁喝住她，说：“钱呢？钱还没付呢。”那女人回过头来，说：“怎么？还要钱么？”摩托车的大灯下，阿扁这才看清那女人的脸，原本在浓妆和夜色的掩护下朦胧难辨的脸，此时在恼怒中像一副揉皱的面具。那女人说：“我白替你摸了么？”阿扁说：“我日！我叫你摸了么？”那女人一点不露怯，说：“我日！你说不要了么？”阿扁有点闷，一时想不到话来对答。那老女人说：“不叫你倒找给我已经便宜你了，还好意思问我要钱。”阿扁说：“我日！就你那样的，摸摸也要十五块钱？”那老女人说：“给你老婆十五块，让她给别的男人擦炮，她肯么？”阿扁有点恼羞成怒，从摩托车上跨下来，作势要逼上去，骂：“臭婊子，你给不给？”那老女人后退两步，大声说：“干嘛，你是想强奸还是抢劫？告诉你，那边岗亭里可有保安。”几十步之外，岗亭的玻璃窗里透出昏黄的灯光。阿扁一看再下去没缠头了，狠狠地甩下一句：“你个臭婊子，别让老子再碰到你。”跨上摩托车扬长而去。 跑了大老远没收到钱，阿扁心里又恼火又丧气。而一丧气，阿扁就感觉到又饿又冷，路过这家排档的时候，就被它腾出来的热竦辣的香气所诱惑，终于忍耐不住，摩托车开出去几十米了仍然掉转头来。 阿扁点了三块钱的菜和方便面，就立在嘟嘟沸腾的炉子旁，看四川口音的摊主从大锅沿上提出一把漏勺来，将他点的菜从竹签上撸下来，再把漏勺放下去挂在锅沿上，用夹子夹住。四川佬抬头看了他一眼，说：“进去坐噻，马上就好喽。”阿扁扭头往塑料编织布的篷里看，七八张乌糟糟的塑料桌子，只坐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把头凑在一起，唏溜唏溜地吃着粉丝。毕竟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阿扁迟疑一下，走进去。夜风吹得塑料篷布卟卟地响。阿扁挑了一个背风的位置坐下来。入秋后，夜里街上的人就明显地少了。守候了大半夜，阿扁一共才接了两个生意，第一个赚五块钱，第二个更是一分钱没到手。再往下，他可怎么混？阿扁愁绪如麻。 从锻件厂下岗后，阿扁以开摩的为生。本来，开摩的虽然日晒雨淋地辛苦点，一家三口却也饿不着冻不着。作为失业者，阿扁认为这样的生活应该知足了。同样是从锻件厂下岗的，有些同事的日子过得还不如他呢。阿扁不敢奢望将来的境况会有怎样了不起的改善，只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安安稳稳地过下去就可以了。但谁想到，政府突然禁摩了。 直到现在，阿扁仍然对政府的这个举措耿耿于怀。他想政府说出来的那些理由显然是立不住脚的，不是吗？如果真是为了环保，那为什么一边是不由分说地坚决禁摩一边却又让汽车无限制地上牌呢？为什么不连汽车也禁了呢？穷人骑自行车上班或者干脆步行，富人或者当官的就坐马车牛车，那才是彻底的环保。如果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那就更应该从汽车下手。同样是一辆车，汽车占用的道路面积是摩托车的好几倍，到底谁更应该对越来越拥挤的交通负责？但耿耿于怀又怎样呢？摩托车在这个城市有着那么高的拥有率，全市有那么多以摩托车为出行工具的人，大家都在耿耿于怀，又能怎样呢？ 禁摩后，虽然只是分时段禁，但对于摩的行业的打击还是毁灭性的。白天禁摩，阿扁就只能晚上做。可晚上能有多少生意呢？晚上浪在外面大多是白相人，白相人要面子，谁肯打摩的呢？总之，禁摩前阿扁每月还能交给家里一千多块钱，禁摩后，除去汽油费、修理费、烟钱、吃夜点心的钱，阿扁差不多就一分不剩了，等于天天晚上在外面瞎折腾。 赚不了钱，阿扁晚上在外面瞎折腾，白天就在家瞎折腾。陈凤琴不在家还好，陈凤琴一回家阿扁就左右不顺眼横竖不如意，动不动就对她一顿歇斯底里的咆哮。陈凤琴通常是一声不吭，一边给阿扁和儿子做晚饭，一边默默地流泪。然后就是做作业的儿子从房间里走出来，眼泪巴巴地哀求他：“爸爸，你别骂妈妈了。”于是阿扁的内心就也有些湿润，就想陈凤琴也不容易。陈凤琴从厂里下岗后，一直在对面的千禧园扫楼道，每天累死累活地扫二十几幢楼，赚不了几个钱不说，还要被物管吆五喝六地欺负，回来还得受他的气。阿扁有些内疚，想自己真是不应该，但过不了两天准又要发作。 想来想去，阿扁自己也清楚，这样半死不活地拖下去总归不是个事，总归还是要转行。可是，他能转到哪里去呢？阿扁的腿在工厂受过伤，干不了重活。而像他这样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的人，哪里又有轻省的饭碗给他去捧呢？要不，也像眼眼那样买辆汽车跑黑出租？眼眼和阿扁一起从锻件厂下岗，又一起在西新桥一带开摩的，半年前买了辆国产车跑起了黑出租，看起来日子过得挺滋润，穿着也讲究了，掏出来的香烟档次也提高了，进进出出胳膊下还总人模狗样地夹一只小皮包。想想也是，这狗日的怎么可能不赚钱？汽车没有禁区，收费也贵，还能跑长途。汽车好，他要是有辆汽车就好了。可问题是他哪里有这实力呢？这些年，一家三口从牙齿缝里省下来的那点可怜的钱，恐怕连买个汽车壳子都不够。 想到眼眼，眼眼竟然就出现了。眼眼在他脑后狠狠地打了一巴掌，骂：“你个死扁头，半夜三更躲在这里想什么好事？”阿扁吓了一跳，回头见是眼眼，有些惊喜，窜起来作势要打，笑骂：“你个四眼狗，你要吓死你老子呢。”禁摩后，阿扁做夜间，眼眼做白天，两人很少能见面了。眼眼得意地笑，说：“吓死你个狗日的！”嘣地一下，牛B哄哄地把手包盅在桌上，在阿扁对面坐下：“怎么样？生意怎么样？今天赚了多少了？”阿扁说：“赚个屁！说起来伤心的，不说了。”眼眼说：“多少？”阿扁没好气地说：“干嘛？就一碗麻辣烫的钱，我日！”眼眼夸张地哈哈大笑，说：“你知道我赚了多少？”阿扁说：“多少？”眼眼竖起四个手指头，说：“四百，上半天一趟丹阳傍晚一趟江阴。”阿扁说：“我日！赚不死你。”眼眼掏出一包芙蓉王，抽出一根扔给阿扁，说：“我说的吧，汽车时代了，摩的没做头了，你又不听。你要早听了我的，跟我一起去学了汽车，还至于像今天这样只赚一碗麻辣烫？一百碗都有了。”阿扁说：“我日！我学屁个车，学了有屁用？我又买不起车。”眼眼说：“你买不起可以给别人开呀。”阿扁说：“给谁开？给你开，好不好？”眼眼说：“好啊，你去学噻，学完了给我开。”阿扁不理他，扭转身去，大声问四川佬：“我的好了 没有？”眼眼拉一把阿扁的衣袖，一本正经地说：“喏，别怪我没告诉你，我正想找人替我开车呢，你要想的话，赶紧去学。”阿扁心动了一下，却仍然不敢相信，说：“鬼相信，开得好好的，怎么又不开了，要给别人开？”眼眼说：“不是不开，我还照开，开白天，找个人开晚上，把养车钱赚出来。”阿扁两眼放光，说：“真的？不弄白相？”眼眼说：“弄什么白相?你好白相么？也就是老兄弟了，拉你一把，换别人，新手我还不放心呢。”阿扁激动得直搓手，说：“你说话算数！”眼眼说：“算数！请我吃夜宵吧。”阿扁笑笑，说：“干什么我请？你请。”眼眼说：“我日！你不该谢谢我么？”阿扁说：“那是以后的事，现在还得你请，谁让你比我有钱呢？” 于是，阿扁决定去学车了。他当然不知道，一场灾难正在前面等着他。 2 阿扁学车的驾校是眼眼介绍的。 驾校看起来简陋得像一个草台班子。办公地竟然设在郊区红庙乡的一个村子里。在一堆拥挤而杂乱的民房中间，有一户门前稍显开阔干净，门边挂了一块牌子，写着腾达驾校。眼眼说这是老板的家。老板就是眼眼学车时的师傅，姓许，三十多岁。徐老板有一副令人望而生畏的长相，超过一米八的魁梧身材，发达的肌肉像一丛疯狂的藤蔓爬满他的全身，一直爬到脸，爬出满脸的横肉来，把一双眼睛挤得又凹又小。这一切都让阿扁在付钱时手不住地颤抖，他想不付吧眼眼那儿又抹不开面，毕竟以后要开他的车，付吧，他又实在是不放心。学费倒是不便宜，B照五千块，比阿扁打听来的要贵四五百。但徐老板说：“我们收钱收在明处，不像别的驾校那样， 先报一个低价诱你上钩，骗你上他的贼船，然后再一会儿这个费用一会儿那个费用地宰你，不多宰你个二三千不放你过门，我们这里不搞这一套，这五千块，就是所有费用，也是拿照的最终费用，多一分钱问我。” 阿扁一向很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根据阿扁的经验，每次做事前如果一切看起来都顺眼听起来也顺耳，那么这件事十有八九也会办得顺风顺水，反之，则十有八九会磕磕绊绊。这一次也不例外，事实再一次证明了阿扁第一印象的灵验，既然老板长的像个强盗，那么他的船当然也就不会是什么好船。用不了十天，刚学完倒桩，阿扁就已经交了三次钱，七百块没了。 第一次交钱是阿扁那几个傻B似的师兄弟们自己犯贱，倒也怪不得别人。 阿扁所在的车队一共有六个学员，阿扁排行老二。老大是个讲着半吊子本地话的外地人。此人一脸的忠厚相，眼睛大而无神，嘴唇厚得离谱，仿佛刚被蜜蜂蜇过一般。但就是这么个看上去忠厚得万事无辜的外地人，却成功地在本地扎了根，开着一个车钻磨加工的小作坊，足以让千千万万像阿扁一样土生土长却混得惨兮兮的本地人想不通和眼红了。老三也是个小老板，靠着在教育局做领导的亲戚，经营着一爿靠山吃山的文具店。这是个骚鬼子，心思根本不在学车上，都在老四和老五这两个师妹身上。当然，苍蝇不叮无缝蛋，老四老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四已婚并生过了孩子，什么都见识过了，也就荤素不忌了。老五正在热恋，每天都有一个小伙子接来送往，虽然总爱一惊一咋、欲盖弥彰地装纯洁，看眉眼和屁股却早已把偷嘴当成了家常便饭。老六是个趁着暑假来学车的大学生，看起来家庭条件不错，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开头时还显得文质彬彬的，听老三跟两个女的插科打诨地说着野话时连笑都不好意思大声笑，但没过两天也就油嘴滑舌起来，有意无意地就往那俩女的身边贴。 上车后的第二天中午，在红庙乡政府旁边的小饭店里吃过驾校包的午餐，老大就把大伙召集到一块，说要每人出两百元，给师父买两条中华香烟。阿扁说：“不是说交了五千就一分不要花了吗？”老大煞起眉，很无奈又无辜的样子，说：“总归是要意思意思的，联络联络感情嘛，再说那五千是驾校收的，又不会到师父手里。”阿扁刚想说驾校不是给师父发工资吗，老三却抢先接了老大的话头说：“要的，要的，总归是要表示表示的。”再看老六，也表现得很爽快的样子，说：“买噻。”竟然立马就掏出钱包来了。两个女的有些犹豫，却也没说什么，也掏出钱来了。阿扁一看大势已去，大家都拿了他一个人不拿也不好，就只好也掏出钱来，说：“现在中华多少钱一条？”老大说：“硬壳的四百块多一点，这样，每人两百一共是一千二，买两条中华后还剩三百多，放在我这里，每天午饭给大家加点菜，这他妈的午饭也太差劲了，量又少……”阿扁想嫌饭菜差劲应该跟驾校或者饭店提意见让他们改善呀，哪有你这样一声不吭就自己往里贴钱的？但一看那些个呆B又在点头赞同，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忍着心痛把两百元交到老大手里。老大拍拍阿扁的肩，说：“只要师傅认真点教我们，这点钱又算什么呢？哪里不来哪里不去呢？你说是吧？”阿扁 阴着脸背过身去不再言语，心里却愤愤地骂开了：呆B！充什么大鸟！你要是真牛B要到这时候、这种地方来学车？想拍马屁你自己尽管偷偷地去送礼好了，何必拿大家的钱去做好人？钱么大家出的，礼么你去送，好人都让你一个人做了，狗日的。 第二次交钱时，大伙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争先恐后。因为几天下来，大家对师傅都有了怨恨。 师傅姓陆，五十多岁的半老头子了，脾气却仍然暴躁得不得了，丝毫没有入暮之年应有的平和迹象。但有时候不服老是不行的，从陆师傅那双眼睛上，从那整日浮肿而沉重的眼睑、总是滋着眼屎的眼角上，明显地表露出他的疲惫和有心无力来。而疲惫显然又在对他易怒的脾气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陆师傅说，现在对大家严厉些，将来大家上了路就能少闯些祸。话是不错，可陆师傅一严厉，大家的智商就要受质疑，就要变成笨蛋、猪狗，谁又受得了呢？ 当然，陆师傅也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那样。陆师傅对老大最好。阿扁想得一点没错。看情形真是钱么大家出好人么他一个人做了，这狗日的坏透了！除了老大，陆师傅对老四也相对要好一些。个中原因，阿扁想是因为老四是女的，而且是一个生过孩子、荤素不忌的女人了，相比尚未婚嫁、很多时候还煞有介事地抹不开面的老五，当然要更世故一些，更懂得取舍。一个证据是，有一天练车结束后，陆师傅在例行的训话时点名批评了老五，批评她学得差，还不谦虚、不受教。老五嘀咕了一声：“老色鬼！拗断你的爪子呢！”声音很低，但阿扁因为站在近旁却听得真切。 最倒霉的是老三、老六。两个人几乎每天要被师傅骂到狗血喷头。老六还好，年龄最小脸皮却不薄，骂也就骂了，顶多红红脸撇撇嘴，等一会跟两个师姐几句荤话一说，马上就过去了。老三的脸上却挂不住了，终于有一天跟师傅吵了一架。据老三事后讲，他当时在轰隆作响的驾驶室里是这么骂师傅的：老畜生，动不动就骂人，老子出了钱来请你骂我的？没人相信他敢这样骂，但大家又都远远地看到了，老三在驾驶室里确实是和师傅吵了。吵架的结果是陆师傅罢工，脸色煞白地威胁大家说：“幸亏驾驶证还没拿到手，要是拿到了，你们还不把我给吃了！”然后是老三当着大家的面给师傅赔不是，而师傅则丝毫不讲缴枪不杀的人道，趁机又把他骂了个痛快。 就是吵架事件之后两天，老大，这条师傅的走狗，又把大伙召集起来说：“过几天就中秋节了，隔壁车队已经给师傅送礼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意思意思？”大伙惊讶着面面相觑了一阵，老五先叫了起来：“什么，又要送啦，一星期还没满呢，又要送啦！”老大依旧是那一副貌似忠厚的无奈又无辜的嘴脸，说：“中秋节嘛，再说，隔壁车队送了，我们不送不太好吧？”老四说：“早知道上一次为什么还要送呢，直接等中秋节送好了。”老大有些心虚，说：“你的意思是怪我了？那可是大家一起决定的。不是没想到嘛，我没想到大家也没想到呀。”老三在一边恨恨地说：“狗日的，还想吃香烟呢，要么给坨屎他吃吃。”大家就哄笑。老五说：“哎呀，上一次我们送的时候隔壁车队也没送，不如跟师傅说，上次给他的那两条中华就是给他过中秋的，我们提早一星期送了。”老大呵呵地干笑着，说：“谁去说？你去说？”老五说：“当然是你了，你是老大，师傅又对你最好。”老大说：“哪里，师傅对老四最好，是不是，老四？”老四白了老大一眼，满脸厌恶之色。老大自讨没趣，有些尴尬，说：“要不……算了吧，既然大家都不同意，就算了吧。” 以后的两三天，老大没再提送礼的事。阿扁心里忐忑着，想，也许就这样拖过去了。可是，到了中秋前一天的中午，师傅突然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说：“明天就中秋了，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去家里吃个晚饭。” 阿扁心头一沉，想，狗日的，居然开口要了。果然，师傅又说：“怎么办呢，就算徒弟眼里没有师傅，做师傅的也不能不讲礼数呀。” 最终大家又只好乖乖地给老大交钱。每人三百，除了香烟之外，还要买酒。 老五嘲笑老三，说：“你不是说要给坨屎他吃吃么？”老三嗫嚅着，脸胀得通红。老四哈哈一笑，说：“你看他那个怂样，他硬得起来么？”老三气呼呼地说：“硬不硬得起来，你可以试试么，我日，有什么办法呢？总归是要靠他拿驾驶证的哦。” 事实上师傅的这顿晚饭大家也没去吃。交了钱之后，每人都说家里有事去了不，正中师傅下怀。 第三次老大跟大家要钱是因为倒桩考试。老大说：“师傅说了，倒桩考试的时候要打点一下考官，每人拿点钱出来买两条中华。” 又是每人两百。这一次因着考试的名义，没人敢有怨言。阿扁当时兜里不满两百块钱，又窘又恼，却又没敢发作，只推说换了衣服忘了带钱了，让老大先垫着。 3 就是这第三次的交钱，让阿扁终于忍无可忍，向徐老板抱怨或者说检举了陆师傅。 但阿扁却也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如果不是徐老板恰好来找阿扁，阿扁连徐老板的面都见不着。徐老板来找阿扁，打听眼眼的事。 眼眼被警察抓了，关进去好几天了，阿扁却一直不知道。直到整个西新桥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阿扁才听陈凤琴回来说了。陈凤琴说：“眼眼用汽车去上海给毒贩子运毒，被警察抓去之后他还装糊涂说不知道，警察就问他，那些人给他的钱是正常的好几倍，他怎么解释，他赖不下去，只好承认了，说是不知道要判多少年呢，车子也没收了。” 阿扁听说车子被没收了就两腿发软，直说：“完了完了，这下完蛋了。” 阿扁气急败坏地闯到眼眼家去。一个老太婆给阿扁开的门。眼眼老婆从小过厅的破沙发前站起来。眼眼老婆的两只眼睛肿得像一对烂熟的毛桃。阿扁劈头便问：“车子没收了？”眼眼老婆张张嘴，话未出口眼泪就叭叭地掉。阿扁灰白了脸，恨恨地哀叹：“狗日的，害人，真是害死人了。”眼眼老婆呜呜地哭出声来。“哭什么？别哭了。”阿扁本想安慰两句，但说着说着就夹枪带棒起来，“现在再哭有什么用呢？点钞票的时候怎么不想到会有今天呢？狗日的，害人害己，给我介绍的什么鬼驾校！还拿车来诱我，车呢？车呢！”阿扁失控了，吼了起来。 突然阿扁的肩膀上就挨了一下，阿扁转头，看见旁边不知何时多出来了一个年轻男人，正骂骂咧咧地扑过来：“你他妈谁呀？在这里干嘛？”阿扁慌忙招架着，叫道：“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眼眼老婆和老太婆上来拉那个男人。眼眼老婆哭着，说：“忠忠，你就别再添乱了。”那男人往后退了退，眼睛却仍然凶狠地盯着阿扁，指着门口喝斥：“滚！马上滚！” 阿扁硬着头皮僵立了一会，终于灰溜溜地朝门口走去。 眼眼老婆在身后拖着哭腔说：“阿扁，对不住啦，我家眼眼也不是有意的，唉，他也难啊，买车子借了一屁股的债，他是想早点还呀。” 从眼眼家昏暗的楼道里出来，初秋明亮的阳光晃着阿扁的眼睛。咣地一下，他的腿撞着了楼道口的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应声倒下。阿扁有些手足无措地低头看着那辆自行车，泪水夺眶而出。 之后的一天，阿扁没去练车，像丢了魂抽了筋般地有气无力，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了一天。还学个什么劲呢？他想，学了也是白学，谁肯雇一个新手给自己开车呢？ 第二天上午老大打电话来，问他怎么不来，就要考试了怎么还敢不来？阿扁没好气地说：“不想来。”老大不再贱兮兮地套近乎，只说：“明天早上八点钟前一定要到，九点钟要赶到车管所考倒桩。” 阿扁才想，钱已经交了，没有再退回来的道理，就算白学也只有继续学下去了。 然后，第二天阿扁在车管所的倒桩考试现场见到了徐老板。考完后，徐老板把阿扁叫到一边，问眼眼的事。直到此时，阿扁仍然没想到要对徐老板抱怨没完没了交钱的事。阿扁始终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个满脸凶相的人会是一块善料，他想那姓徐的未必就不知道这些事，或许他就是在睁一眼闭一眼地纵容那些教练也未必，以便让他们堤内损失堤内补，转嫁他自己的压力。阿扁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师傅抱怨过老板小器、给的工资没有别的车队多了。 但正当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跟徐老板说着眼眼时，一瞥眼看到不远处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的老大和师傅，不禁怒从心头起。他想一大早老大从他这里要去的那两百块，说不准在哪个狗日的口袋里去了。狗日的！什么打点考官？也没见考试时有任何的帮助，老三已经被删下来了。于是，在徐老板满足了好奇心后，正要转身离去时，阿扁突然问：“徐老板，你不是说交了那五千块之后就不要再交一分钱了吗？”徐老板有些惊愕地回过头来，说：“是啊，怎么？”阿扁心里忐忑着，却已经控制不住，愤愤在说：“又交了七百了。” 4 阿扁原本就是出于情绪而那么随性一说，没有预谋也没想有什么后果，要是想到有后果，或许他就不敢说了。但没想到徐老板还就当回事了，把陆师傅叫去骂了一顿。 上路的第一天，师傅在驾驶室里跟阿扁说：“你们当中有个人到徐老板那里胡说八道，说我一天到晚收你们的钱。”阿扁心里一惊，说：“谁呢？”阿扁手里的方向盘就有些飘。师傅不动声色地扶了一把方向盘，说：“你看会是谁呢？”阿扁硬着头皮回答：“不知道。”师傅说：“昨天在车管所徐老板找你干什么了？”阿扁的心突突地跳，说：“他原来的一个徒弟是我们那儿人，被警察抓了，他来问问我……你不是在怀疑我吧？”师傅说：“那倒也不是，说实话，除了老大，这个车队的任何人我都不是很了解。你帮我分析分析看，会是谁呢？”阿扁咬了咬嘴唇，说：“这种事情不好说……不过，师傅你平时是有些严厉，有些人脸皮薄，恐怕是给你骂急了。”师傅说：“你是说老三？”阿扁连忙否认，说：“我没这么说，我可没这么说。”师傅说：“不要你说我也怀疑是他。哼！我最讨厌背后搞小动作的人，有什么意见直接跟我说好了，非要到背后头戳屁眼，人不做要做鬼，徐老板么也是，不分青红皀白，那三次钱都收到我口袋里了么？前两天交的钱是给我的么，是替你们去打通关节的，要不然按你们的水平，只止删下来一个老三？第一次是你们自己硬要给我，到最后怎么变成我跟你们要的了呢？” 之后，师傅算是把老三彻底恨死了。师傅开始冷搁他，再也不肯多教老三一句，方向偏了也不给他纠正，而是一脚刹车踩下去，直接把车子踩熄火，却也不骂他，直接就叫他下车换下一个。这样老三的时间总是最短的，好不容易转了一圈轮上他了，方向盘还没握热呢就被换下去了。老三背地里气得咬牙切齿的，当面却也不敢发作，毕竟师傅再也不骂他了，再说自己前面的倒桩考试又没通过，说到哪里都会认定他就是个笨蛋。老三说：“妈妈的，看样子这老狗是认定告密的那个人就是我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狗日的，做这种戳屁眼的事却不敢承认，让老子给他背黑锅，狗日的，小心出门被车压死！” 每当老三这样诅咒着的时候，阿扁忍不住有些心虚，有些内疚。他想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他是脱不了干系的。尽管师傅说了早就在怀疑老三了，但他那模棱两可的牵引起码也是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回过头来想，阿扁认为这事也怪不得自己，当时他也是给师傅逼急了，是急出无赖。不是吗？听话音看情形，显然他也是师傅怀疑的对象，因为师傅在桩考那天看到他和徐老板有过交谈。显然他无法承受像如今已经落到老三头上这样的后果。他已经够倒霉的了，他不能再花了钱拿不到证。他比他们都穷，他们有钱，他们的承受能力远比他强。谁让他们都比他有钱呢？ 阿扁想自己还是善良的，太善良。特别是出事以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阿扁越发地感觉到，自己是太善良了，因为善良，他才会出那样的事故。可他善良了，别人却不善良。他替老三挨了一场灾难，老三却没有任何的表示。老三仅仅是和着师兄弟们一起来医院里看过一趟，连一句歉意的话也没有说。也许老三可以说自己并不是阿扁受伤的直接责任人，但事故由他而起，这一点他总是否认不了的。 还有就是师傅。狗日的师傅，在老三撞上条石的那一瞬间他在干什么，在打瞌睡还是开小差，怎么没有像往常那样急刹车？就算他对老三有天大的仇恨，在当时那样的路况下，他怎么还敢放任自流？这不是拿大家的生命开玩笑吗？ 事故发生在湖滨路上。平常他们不从这条路走，这一天师傅大概是看看时间有点晚了，才叫徒弟抄近路走湖滨路。湖滨路正在拓宽施工，右侧道封闭，阿扁他们的车借左侧道逆向行驶，中间紧靠绿化带竖着一排尚未安装的条状路牙石。前面两个老六和老大都开得好好的，轮到老三就出事了。大概是对面来的车贴的太近了，老三有点紧张，往右拉了一把方向盘，结果就把车子直接拉到路沿石上。 阿扁当时坐在后面罩着篷布的车厢里，就听到砰噔一声巨响，大伙一起飞了起来，撞向驾驶室后的车厢板。出事了！阿扁一骨碌爬下车，就看到他们的车已经骑在了绿化带上。师傅正冲着老三怒吼：“你怎么开的！”老三呆如木鸡，脸色煞白。阿扁俯下身去看，就看车肚下两三块被撞破的路牙石，以及被撞脱落下来的传动轴。 师傅发狠地骂着老三，骂得老三眼泪都出来了。老大试图指挥着大伙把车子从绿化带上推下来，但根本推不动，脱落的传动轴像一根倒刺一样插进了绿化带的泥土里。 老大跟师傅说：“看来只好叫拖车了。”师傅说：“拖车来了也不好拖呀，那根传动轴刺住了。” 阿扁出主意，说用铅丝把它吊起来。 师傅就叫老大去车厢的篷布上拆一根铅丝下来。铅丝找来了，老大想往车肚下钻，被师傅拦住了。师傅对缩在后面的老三喝道：“你下去！”老三僵立着不动，怒目而视。师傅说：“干嘛，你撞的不该你下去吗？” 就是这时候，真是鬼摸了阿扁的头，阿扁一把抓过老大手里的铅丝，说：“他哪里弄得动？手臂还没竹竿粗呢，还是我来吧。”就往车肚下钻。 阿扁在车肚下仰躺在地上往车底盘上使劲绑着传动轴的时候，心里就想，妈妈的，老子这下算是还给你了。然后，就听到又是砰噔一声巨响，感觉到一阵巨痛，阿扁失去了知觉。 事后，阿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听老大讲，一辆和他们同方向借道逆行的三轮卡车，开得很快，试图从他们的斜翘在路边的车旁绕过去，突然发现对面疾驰而来的小车，司机大概也是新手，竟然和老三犯了一样的错误，避让时方向打得太多，追在了他们的车屁股上。老大嘻笑着，说：“你狗日的命真大，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就看到我们卡车的车轮硬从你的身上碾过去，就想完了完了，除非是铁做的，没想到你狗日的还真是铁做的哦。” 阿扁确实命大，却也不是铁做的。阿扁被轮胎碾断了两根肋骨、碾破了脾脏，医生把那破碎的一半切掉了。 5 半个脾脏多少钱？ 六万块，阿扁想怎么也不能少于六万块。六万，差不多是眼眼所开的那种国产车连买带上牌的价格。六万块，相对于他所吃的这些痛苦，相对于他那失去的半个器官，相对于他下半辈子可能面临的后遗症风险，怎么也不算多。给阿扁动刀的主治医生信誓旦旦地说，不要说他只是切掉了一半脾脏、另一半仍然能正常工作，就算是整个脾脏都没了，对他今后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因为他还年轻，其它的器官组织会把脾脏缺损所导致的免疫功能下降弥补起来。阿扁想这都是他妈的鬼话，这狗日的肯定是给徐老板收买了的，才会说这种昧良心的鬼话。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那可是一个器官，不是一个脓包，它长在那里、长多大总归有它的道理，怎么可能切了就切了、没有任何影响呢？退一步讲，不要说是切了半个器官，就算什么也没少，只是肚皮上被划了一刀，那也不可能是没有影响的。阿扁觉得，人的肚皮就像车胎，破了尽管可以补，但总归是漏过气的了，跑高速就容易爆胎。阿扁可不能爆胎，阿扁是家里的顶梁柱，阿扁的健康就是他儿子的健康，就是他全家的健康。所以，不要说六万，就是要十万阿扁也不觉得离谱。但阿扁就要六万，不多要。六万，是阿扁下半生有所保障的价格，也是估摸着那姓徐的可能的 最大限度。尽管还没有完全放弃对徐老板面相凶恶的忧惧，但从徐老板在出事之后的表现来看，阿扁认为这个人或许还真当得起人不可貌相这样的说法。徐老板在明知肇事司机趁乱之机扔下没牌照的三轮卡车一跑了之的情况下，还是把他从就近的郊区乡级医院急转到市里条件技术最好的第一医院，给他找了最好的主刀大夫，给他请护工，如此种种，说明其实徐老板的为人做事并不像他长得那样霸道的，甚至都可以说得上是厚道的。当然，阿扁也并不想因为看到他的厚道就忘乎所以地狮子大开口。他想好人要两边做。从他这方面来讲，他要的这个数目，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先还徐老板勇于承担责任的一个情面。 但徐老板却不能领受阿扁的这个情面。徐老板还是急了。 “六万！好家伙，半个脾脏六万块！你看我的脾脏值得了十二万块么？要不然，你给我找个主顾，我把它也割下来卖掉算了，这样咱俩都有得赚！”徐老板一激动，面目才真正地狰狞起来，“说话做事要凭点良心呢。你自己说说看，从你进医院到出院，我做得怎么样？我给你转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你老婆请不了假我还给你请护工，要知道，这些钱本不该是我出的，要对方肇事者来付的。” 阿扁尽管心里有些恐慌，嘴上却也不肯放松：“我不管你付还是他付，我只知道我是到你这儿来学车的，你要保证我的安全，出了事我就找你。当然，我也承认，出事之后你做事还是上路的，也正因为这一点，我才只要六万，而不是十万。”“这么说，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是不是因为我前头做得比较厚道，你就认为好欺负，可以敲上一笔，啊？！”徐老板满脸怒容，从办公桌前走出来。阿扁颤抖着站起来，声音也抬高了：“干嘛，你还想打人么？” 一个看起来像是老板娘的女人闻声从里屋出来，劝道：“别吵噻，有事么好好商量。”阿扁说：“我要吵的么？你看看他的样子，要吃人了。”那女人看了一眼徐老板，说：“他天生就是这样子的。他脾气不好。来噻，有什么话你跟我说。” 那女人把徐老板打发回屋里去，自己在徐老板的座位上坐下来，说：“你说说看，你要多少？”阿扁说：“你能做得了主么？”那女人说：“能，你只管说。”阿扁说：“喏，我是到你们这里来学车的，出了这样的事，你们要负责任吧，当然，倒也不是说你们不负责任，出事之后，你们也……”那女人打断他：“你就说你要多少吧。”阿扁迟顿了一下，说：“六万。”那女人保持微笑，说：“喏，你要得也太多了，你吓坏他了，怪不得他要急起来呢。”阿扁说：“那你说多少？”那女人绝决地说：“三万，顶多三万。”“三万？你当是猪下水呢？”这次轮到阿扁激动了。那女人却不激动，只是冷冷地说：“三万不少了，按照国家规定还只有两万多，你这顶多算个九级伤残，我们是考虑到你的实际困难，多给你了。随便说到哪里，我们也算仁至义尽了。”阿扁说：“不要跟我说什么规定不规定，规定总是帮着你们富人欺负我们穷人。”那女人说：“我们也不是什么富人，你当我们的日子好过呢？办这个驾校，我们也欠了一屁股债呢。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这几辆教练车也是挂靠在别人名下，赚的那几个钱还不够赔你的。”阿扁说：“你赚不赚的我管不着，废话多说也没有用，总之我要六万，一分不能少。”那女人说：“看来这事我们是无法协商了，私了不 了就只有公了，走司法程序了。” 阿扁绝望得叫了起来：“谁跟你公了！我告诉你，我就是要六万，少一分跟你们没完。”那女人甩下一句：“那我倒要看看，你跟我们怎样个没完法。”转身往里面屋去了。 怎么个没完法？话是说出去了，但真要做，阿扁却也是一筹莫展。提把斧头打上门去显然是不行的，万一恐吓不成就骑虎难下了，再假如一不留神弄出点血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可是，手里没有兵器，他又如何能是徐老板的对手？ 阿扁在家喝着闷酒，越喝越憋屈，越喝越沮丧，想想自己这半世人生真是苦啊，运也不向着他，时也不帮着他，我日，前世作了什么孽！阿扁嚎陶大哭起来。阿扁一哭，老婆儿子就跟着一起哭。 阿扁喝醉了，胆也壮了，当天晚上就带了根绳子冲到徐老板家去。 徐老板家的狗在门里疯狂地叫。 阿扁找来块石头垫脚，将绳子穿在徐老板家防盗门上方的气窗的铁杠上，绾了圈。狗在里边边叫边刨着门。楼上窗口的灯亮了，一会儿之后，气窗上的玻璃也亮，有人下来了。阿扁深吸一口气后，将脖子伸进绳圈里去。 阿扁听到绳子被拽紧的吱吱声，自己脖子里骨骼的咯咯声，以及自己的脚不由自主地刨着门的声音。 来人犹豫了一阵，大概是在猫眼里观察，这增加了阿扁弄假成真的危险。阿扁绝望地感到，自己快死了。他惊恐至极，想要放弃，可他的胳膊已经不听使唤了。 来人终于开了门，啊地惊声大叫，是徐老板。但徐老板却也没有立即去救他，大概是被吓得六神无主了。 狗冲了出来，扑上来咬阿扁的裤腿，咬住了一吊，差点要把阿扁的脖子吊断。 徐老板终于把阿扁从绳圈里解下来，平放到地上。阿扁剧烈地咳嗽，然后呕吐。徐老板用手托着阿扁的头，说：“快弄点水来。”狗舔着阿扁嘴边酒气冲天的呕吐物。 阿扁喝了点水，被转移到沙发上。阿扁的脑子异常地清醒，想，总算熬过去了，总算没死。 徐老板说：“阿扁，你也用不着这样吧？不就是差三万块钱吗？你的命就值三万钱？” 阿扁急迫地呼吸着。 老板娘说：“你总也不是金口吧？总不能你说多少就多少吧？” 这是阿扁希望听到的话。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