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 morning everyone. I have a very big dream, and a very small hobby.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stronomer. I want to study the biggest things in existence: giant stars, black holes, and galaxies. But my hobby is painting the smallest details: the veins of a leaf, the dust in the sunlight, or the wings of an insect. Some people ask me: "Why do you look at the ground when you want to look at the sky?" I tell them: "Because you cannot love the infinite, if you ignore the tiny." Last month, I was painting a landscape in a park in Guangzhou. I was frustrated. I was trying to paint the whole forest, but it looked flat. I couldn't get the perspective right. Then, I put down my brush. I saw a tiny ant carrying a crumb of food over a stone. I watched it for ten minutes. I saw how it struggled against gravity. I saw how it followed a path. Suddenly, I realized something amazing. The gravity that pulls on that tiny ant is the same gravity that holds the solar system together. The laws of physics are the same for the insect and the star. By watching that small creature, I learned patience. I went back to my painting, and I focused on the details—the grass, the bugs, the shadows. The painting came alive. We often look for greatness in power and size. But the secret of the universe is hidden in the atoms. To be a great scientist, and a good human, we must remember: To touch the stars, we must first care for the earth. So let us treat nature as our companion and each other as family. Because on this spaceship Earth, we are all we have. Thank you.

Did you know that the iron in your blood and the calcium in your bones were actually made inside a burning star billions of years ago? It sounds like a fairy tale, but it is scientific fact. We are all made of stardust. So, when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said, "All people are my kin," they were right. We are literally part of the same family. I felt this connection deeply when I was a child. I lived in Britain for a year. It was cold, and everything was different from my home in Guangdong. II remember one rainy afternoon, sitting alone in my school library, reading Harry Potter. I was a Chinese girl reading about a British boy. I didn't understand every word, but I understood Harry's loneliness. When he discovered he belonged to a family—the wizarding world—I cried. Because I understood that feeling too. That year, I felt like Harry. Lost. Searching for home. But then something happened. I started painting the landscapes around me—the English woods, the misty mornings. And as I painted them, I realized I was no longer seeing them as foreign. I was seeing them as part of me. The trees, the rain, the river near my school—they became my companions. They listened to my sadness without judgment. That's when I understood: "Minbao" and "Wuyu" are not separate. They are connected. The water cycle has no borders. The air I breathed in Britain carries the same oxygen as the air I breathe now. When I treat nature as my companion, I am also treating all people as my kin—because we all share the same water, the same air, the same stardust. We are not islands. We are waves in the same ocean. My dream is to look at Earth from space one day. From up there, you cannot see borders. You only see one blue home, one family, one living system. So let us treat nature as our companion and each other as family. Because on this spaceship Earth, we are all we have.

这些资料共同探讨了全球高等教育中学术身份的复杂性及其机构环境的剧烈变化。多篇文本聚焦于国家驱动的大规模转型，例如中国通过“211”和“985”等项目旨在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地位，以及欧洲在竞争压力下对教学质量的日益重视。全球化体现在国际学术流动中，这种流动不仅重塑了学生的身份，还导致了学术界在疫情期间转向虚拟交流模式，同时也揭示了语言（如英语）在文化融入中的双重作用。在微观层面，学术身份被视为一种话语建构，学者们在会议问答和在线交流等互动场景中策略性地展示和谈判专业地位和专长。此外，资料还关注了学术公平问题，包括女性科学家在学术阶梯上的进步，以及不同群体（如海归学者和本土学者）之间的身份张力和脆弱性。

这些资料共同探讨了全球高等教育中学术身份的复杂性及其机构环境的剧烈变化。多篇文本聚焦于国家驱动的大规模转型，例如中国通过“211”和“985”等项目旨在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地位，以及欧洲在竞争压力下对教学质量的日益重视。全球化体现在国际学术流动中，这种流动不仅重塑了学生的身份，还导致了学术界在疫情期间转向虚拟交流模式，同时也揭示了语言（如英语）在文化融入中的双重作用。在微观层面，学术身份被视为一种话语建构，学者们在会议问答和在线交流等互动场景中策略性地展示和谈判专业地位和专长。此外，资料还关注了学术公平问题，包括女性科学家在学术阶梯上的进步，以及不同群体（如海归学者和本土学者）之间的身份张力和脆弱性。

这些资料共同探讨了全球高等教育中学术身份的复杂性及其机构环境的剧烈变化。多篇文本聚焦于国家驱动的大规模转型，例如中国通过“211”和“985”等项目旨在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地位，以及欧洲在竞争压力下对教学质量的日益重视。全球化体现在国际学术流动中，这种流动不仅重塑了学生的身份，还导致了学术界在疫情期间转向虚拟交流模式，同时也揭示了语言（如英语）在文化融入中的双重作用。在微观层面，学术身份被视为一种话语建构，学者们在会议问答和在线交流等互动场景中策略性地展示和谈判专业地位和专长。此外，资料还关注了学术公平问题，包括女性科学家在学术阶梯上的进步，以及不同群体（如海归学者和本土学者）之间的身份张力和脆弱性。

这些来源全面探讨了人工智能（AI）和大型语言模型（LLMs）在外语教育领域带来的机遇、挑战与理论重构。研究者们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研究选题框架与方法建议，涵盖从国家政策到具体教学实施的四个维度，并阐释了混合方法、设计研究、案例分析等多种研究范式。有文章深入探讨了如何运用AI技术（如SadTalker）来提升虚拟仿真外语学习中非语言信息的自然度，有效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教学效果和学习者的记忆力。此外，学者们分析了LLMs的预测能力和语义相似度测量能力如何赋能翻译和写作等产出性任务，提供动态的评估反馈，重塑教学主体关系和教学生态位。然而，这些来源也共同关注到生成式AI在应用中面临的文化偏见、逻辑连贯性不足以及学生过度依赖等关键争议。为应对人机协作环境的复杂性，部分研究提议引入根茎理论等新的理论视角，以指导未来外语教育的转型与实践。

人工智能，尤其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LLMs），为外语教育提供了巨大的赋能价值，包括个性化输入生成、即时反馈和促进技能输出。同时，它也带来了诸如学术诚信危机、教师地位挑战、信息准确性和文化偏见等深刻风险。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来源普遍认为AI不会取代外语学科的本质，因为外语教育拥有AI无法替代的人文性和科学性。未来的外语教育应积极拥抱技术，但要守正创新，坚持以人为本。 关键建议包括：深化教学改革，将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高层级写作能力上；转变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引导者和设计者；提升师生AI素养和数字素养；以及在国家层面制定整体规划，确保外语教育服务于国家战略。 总而言之，AI技术是外语教育改革的助推剂，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人机协同知识共建，而非实现教育的“颠覆性革命”。外语教育的未来发展在于处理好技术与人文的辩证关系。

高考英语作文的常见体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 应用文 (Applied Writing)： ◦ 发言稿 (Speech Script)：例如，2024年甲卷要求考生根据图片以“Development of Transport in China”为题写一篇发言稿。2021年全国乙卷也要求考生以“Be smart online learners”为题写一篇发言稿参赛。发言稿通常论点鲜明，逻辑性强，具有针对性、条理性和激励性。 ◦ 书信 (Letter) / 邮件 (Email)： ▪ 求助信 (Letter of Request/Help)：2021年全国甲卷要求写一封邮件给外国朋友Chris，询问哪些中国传统文化更吸引外国友人，并征求建议。2020年新课标III卷也要求写邮件给外教Miss Evans，请她帮忙指导短剧。求助信要求语气委婉真诚，并表达感谢。 • 短文 (Short Article) / 投稿 (Submission)：这类体裁通常是为征文活动或英文报纸撰写，内容形式多样，可能融合记叙、说明和议论。 ◦ 记叙文 (Narrative Writing)： ▪ 人物介绍 (Introducing a Person)：2023年甲卷要求考生以一位中国历史人物为题写一篇短文投稿，并明确指出其类型为记叙文。2020年新课标Ⅰ卷也要求以身边值得尊敬和爱戴的人为题写短文。记叙文以叙述人物经历或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为主。 ▪ 经历感受 (Experience and Feelings)：2023年全国乙卷要求分享在假期中学到的新技能，强调记叙文体裁。2020年新课标Ⅱ卷也要求介绍采摘活动并表达个人感受。这类文章通常以第一人称，一般过去时为主，按事件发展顺序讲述。 ◦ 说明与议论结合的短文 (Expository and Argumentative Short Article)： ▪ 环保倡议 (Environmental Advocacy)：2022年甲卷要求就世界海洋日写短文投稿，内容包括海洋的重要性及保护倡议。 ▪ 图表分析与建议 (Chart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2022年全国乙卷要求根据图表撰写短文投稿，描述学习活动状况、进行简单评论并提出建议。这类短文可能带有记叙、说明和议论的特点。 ◦ 小议论文 (Short Argumentative Essay)：2021年全国乙卷的演讲稿“Be smart online learners”在内容上也属于小议论文，要求分析优势与不足并提出学习建议。 总体来看，高考英语作文的体裁多样，但多围绕应用文（如发言稿、书信、邮件）和短文投稿（涵盖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混合形式）展开，并且常常与社会热点、中国文化、个人成长等主题相结合。

好的，同学们，上课！请大家翻开《乡土中国》的“血缘和地缘”这一章。 同学们，我们前面讲了乡土社会的“礼治”，讲了“无为政治”，讲了“长老统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些概念都指向一个核心特点——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变化很少的社会。那么，这种稳定是如何维系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建立的呢？今天，费孝通先生要给我们讲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血缘”和“地缘”。 第一，乡土社会的核心纽带——血缘。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过年回老家，是不是经常会被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啊？”“你爸是谁啊？”“你跟那个谁谁谁是什么亲戚啊？”或者在农村，你走到一个村子，问路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先问你是哪里人，跟村里谁沾亲带故？ 费孝通先生说，这就是血缘社会的特点。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 “血缘”，严格来说，是指通过生育形成的亲子关系。在乡土社会，一个人的职业、身份、财产，往往都由“血缘”来决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贵人之子依旧贵”。 · 特点一：不容个人选择。 费老说，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但对你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你的出身，你无法选择，那是你出生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 · 特点二：维持秩序的“安稳力量”。 乡土社会利用这种“无法竞争，不易隐藏、歪曲”的血缘关系，作为分配社会资源的标准。虽然这看起来“最没有理由”，但费老认为，它却是维持既存秩序最基本、最安稳的办法。你想想，如果大家对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没有异议，很多潜在的纠纷也就不会发生了。 · 特点三：与长幼秩序的结合。 上次我们讲了“长老统治”，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教化性权力。这种长幼秩序，也正是血缘社会的重要体现。因为血缘关系天然地包含了长幼的顺序。 第二，血缘和地缘的合一——乡土社会的“原始状态”。 “地缘”，顾名思义，就是基于地域形成的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乡土社会，“生于斯，死于斯”，人和土地的关系非常固定。费老说，这时候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 · 居住上的靠近：一个家族的人，因为血缘关系近，所以代代都在一个地方生活，像一棵树的根上长出的许多树苗，在地域上自然就聚集在一起了。 · 血缘的“坐标”：我们甚至用血缘关系来划分空间上的方向和位置，比如“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些在现代看来似乎不重要的方位，在传统社会中却可能带有血缘的尊卑含义。 · “外婆家”的地域意义：我们小时候唱儿谣“摇摇摇，摇到外婆家”，这个“外婆家”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外婆住的地方，更是一个充满地域情感的地方。它和我们自己家乡的血缘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在乡土社会最原始的状态，血缘和地缘是“合一”的。村落里的人大都是一个家族或者几个世代通婚的家族，你的“籍贯”就是你的“血缘空间投影”。费老自己举例，他离开家乡吴江几十年，甚至孩子生在云南，但户口本上永远填“江苏吴江”，因为那是他们家族世代居住的地方，是他们的“血缘”所在地。 第三，血缘社会中的“细胞分裂”与“外客”。 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是要流动的。当一个家族人口越来越多，一块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时，他们就不得不“细胞分裂”，一部分人离开老家，去别的地方找新的耕地。 · 如果能在荒地开垦新村落：他们可能还会保持和老家的血缘联系，甚至给新地方也起个和老家一样的名字，这说明血缘的联系依然很强。 · 如果只能插进别的社区：这就麻烦了！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来户”，费老称他们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甚至在户口册上会注明“寄籍”。 在乡土社会，成为“村子里的人”非常困难。你必须“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并且通过婚姻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但这两点都很难！因为土地买卖不自由，受到氏族保护；“外客”也不容易娶到本地人做妻子。所以，很多“外客”即使住了好几代，依然被视为“陌生人”，不被信任，也得不到普通村民的权利。 第四，血缘关系中的“人情”与“商业”的出现。 费老说，亲密的血缘关系，也限制了某些社会活动，最主要的就是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大家“痛痒相关，有无相通”，不分彼此。而且，这种亲密关系是长期和多方面的，很多事情没法“一笔一笔地清算”。 · “拖欠人情”：亲密社群的团结性，依赖于各分子间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我们中国人最懂这个，朋友之间抢着付账，就是要让对方欠自己一个人情。你欠我，我欠你，这样你来我往，关系才能维持。所以，在亲密社群里，大家最怕“算账”！“算账”、“清算”就等于“绝交”！ 但是，人情关系再好，也总有它的极限。如果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完全不平衡，长此以往，关系也会“吃不消”。 于是，当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人和人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单靠“人情”就很难维持平衡了。这时候，“当场算清”的需要就增加了！ · 货币的作用：货币就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它，交易可以准确、当场清算。 · 商业的出现：这种可以“当场算清”的往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商业”。 所以，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难以存在的。 他们的交易更多是“相互馈赠”的方式。 费老举了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乡土社会，专门的贸易活动发生在**“街集”**。这些街集通常不在村子里，而是在一个空旷的场地。村民们要走很远的路去那里，在那里，大家都是以“无情”的身份出现，把原来的血缘关系暂时搁置，一切交易都“当场算清”。费老见过邻里之间，平时可能相互馈赠，但到了街集，宁可跑很远的路，也要“当场算清”一笔账。为什么？因为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之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 正因为商业需要这种“陌生人”的关系，所以那些在血缘社区边缘的“外来户”——“客边”，反而有了特殊的方便！村子里的人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所以，村子里开店面的，大多是这些“新客”。商业，就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发展起来的。 第五，从血缘到地缘：社会的转变。 费老总结说：地缘是从商业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 契约社会：契约是陌生人之间达成的约定，双方有选择的自由，有信用，有法律保障，交易讲究精确计算，冷静考虑。 · 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就是这种“地缘”和“契约”为主导的社会。 所以，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一个大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同学们，你们再想想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不是更多地以地缘为基础？比如我们是同一个班级，同住一个城市，因为这些“地缘”关系，我们才有了各种交往和合作。而商业活动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费孝通先生的“血缘和地缘”理论，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层逻辑，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

好的，同学们，上课！请大家翻开《乡土中国》的“从欲望到需要”这一章。 同学们，我们前面讲了乡土社会的各种特点，是不是觉得它非常稳定、慢节奏？但费孝通先生今天要带我们探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乡土社会是“无计划”的，而现代社会却是“有计划”的？这背后隐藏着人类行为动机的巨大转变——从“欲望”到“需要”！ 第一，行为动机的起点——“欲望”。 同学们，你们今天早上吃早饭了吗？为什么要吃？——“饿了”、“好吃”。你放学后为什么要打篮球？——“喜欢”、“想运动”。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内心有一个“想做”或“想得到”的感觉，费老把这种感觉叫做**“欲望”（want）**。 · 欲望的特点： o 自觉的：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比如想吃辣子、大蒜，因为“好吃，下饭”。想谈恋爱，因为“爱情”。 o 推动行为：欲望不满足就会“紧张不舒服”，这种“劲儿”推动我们去行动，直到获得满足，感到愉快。 o 源自生物本能：很多欲望是深植于我们生物基础的，比如“食色性也”——为了营养而喜欢某种味道，为了种族繁衍而产生两性之爱。 费老提到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说每个人只要“自私”地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最好的秩序。他认为，这种理论，在乡土社会多少是正确的！ · 为什么乡土社会里欲望能与生存条件“不谋而合”？ o 费老说，这并不是真的有“看不见的手”，而是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 o 什么意思？我们从小被文化塑造成这样。比如北方人喜欢吃大蒜，不是遗传，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们以为的“自私”，其实也是在社会里学来的。 o 所以，在乡土社会，几千年来，人们的欲望和行为模式，在不断地**“试错”和“淘汰”**中，最终与人类的生存条件相符合了。那些不符合生存条件的欲望和行为，以及持有它们的人，都被自然淘汰了。 因此，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可以**“靠欲望去行事”，因为这些欲望已经被文化“陶冶”过，它们所引导的行为，最终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的。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印合”，是“天工，而非人力”**。人们不必计划，只要跟着经验、跟着欲望走，就能活下去。 第二，社会变迁催生“需要”与“计划”。 但是，这种“不自觉的印合”有一个巨大的弊病：如果环境变了，人们就不能主动地、有计划地去适应！ 只能“盲目地经过错误与试验的公式来找新的办法”。 · 在乡土社会，环境变化慢，这种盲目试错造成的损失不致命。 · 但到了现代社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变化剧烈，如果还靠盲目试错，那“出起乱子来，却非同小可了”。 当传统文化和旧方法不再能有效地带来生活上的满足时，人类就不能不开始推敲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了。 · 这时候，人们发现，“欲望”并不是最终的动机，它只是为了达到**“生存条件”**而产生的。于是，我们开始直接关注“生存条件”本身了！ · 社会学因此产生了一个新概念——“功能”。功能是从客观角度看一项行为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所起的作用。 · 比如说，你吃米饭、肉类，不是因为“好吃”（欲望），而是因为它能提供**“营养”**（功能），提供生存所需的热量和维生素。 费老说，当我们将**“生存的条件”变成了自觉的、有意识的考量时，这个自觉的生存条件就叫做“需要”**。 · 欲望：是主观的、自发的、不一定自觉地关联生存。比如“我想吃火锅”，这是欲望。 · 需要：是客观的、自觉的、明确指向生存条件。比如“我需要均衡营养来保持健康”，这是需要。 一旦我们认识到“需要”，我们就开始理性地计划我们的行为了。 · 为了满足营养的“需要”，我们会选择更健康的食物，而不是只凭“好吃”的欲望。 · 为了社会的“需要”，我们会进行“社会计划”，甚至“社会工程”，比如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城市建设规划等。 这就是**现代社会“理性化”和“科学化”**的体现——人类根据已知的方法和目的关系去规划自己的行为。 第三，知识即权力——“时势权力”的再次出现。 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要根据“需要”去做计划，那么**“知识”就变得无比重要**了！因为谁拥有关于如何满足“需要”的知识，谁就能更好地规划和行动。 · 费老说：“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 · 而这种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正是我们上一章提到的**“时势权力”**——它不是靠传统，不是靠剥削，而是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知识来获得的。 乡土社会靠经验，靠“欲望”的自然引导。现代社会靠知识，靠“需要”的理性计划。这正是两种社会最大的不同。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理解了人类行为动机从“欲望”到“需要”的转变，这是社会从乡土向现代演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乡土社会：基于稳定的环境，人们跟着不自觉的、文化塑造的“欲望”走，形成了经验主导、无为无计划的秩序。 · 现代社会：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人们必须自觉地认识到“生存条件”即“需要”，从而**主动地、理性地去“计划”**和改变，知识因此成为了新的权力来源。 同学们，你们再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每天都在做“计划”？升学有计划，职业有规划，甚至健身都要有食谱和训练计划。这些是不是都体现了我们现代社会“从欲望到需要”的转变呢？ 理解了费孝通先生的这个洞察，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以及我们作为现代人，和祖先们在行为模式上的巨大差异。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

好的，同学们，上课！请大家翻开《乡土中国》的“名实的分离”这一章。 同学们，我们前面讲了乡土社会的“礼治”、“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是不是觉得费孝通先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独特而稳定的传统中国乡村图景？但费老也提醒我们，这种“静止”是相对的，乡土社会只是**“变得慢”而已。那么，问题来了：当一个社会变化得非常缓慢，同时又有着“长老统治”这种不允许直接“反对”的秩序时，它会怎样适应变化呢？今天，费孝通先生就要给我们揭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名实的分离”**。 第一，回顾与新增：社会变迁中的“时势权力”。 我们之前提过三种权力： 1. 横暴权力：靠压迫和强制，比如古代的暴君。 2. 同意权力：大家共同同意、共同授权，比如班级里大家一起制定的班规。 3. 长老权力：基于传统和长幼秩序的教化性权力，比如父母对孩子的管教。 费老说，这三种权力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当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迁，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方法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就会出现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 · 什么是“时势权力”？ o 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地方突然遭遇大灾难，或者一个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旧的方法都失效了。这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特别有办法、能提出新方案，并且能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的人？ o 费老把这些人称为**“文化英雄”。他们不是靠剥削（不是横暴权力），也不是靠大家授权（不是同意权力），更不是靠传统（不是长老权力）。他们是“时势所造成的”**，因为他们能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所以大家愿意追随他们。 o 比如现代社会，像乔布斯、埃隆·马斯克这种能改变世界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具有这种“时势权力”：他们提出的方案可能颠覆传统，也不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但因为他们的创新能解决问题，所以能吸引大量追随者。 费老说，在稳定的乡土社会，这种“文化英雄”和“时势权力”是很少见的，因为社会变化慢，旧方法还管用，不需要“英雄”来打破常规。 第二，慢变社会中的“无违”与“反对”。 那么，回到乡土社会，它虽然也在变，但变得非常慢。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意思就是，即使父亲去世了，三年内也不改变他的规矩。这反映了乡土社会以“孝”来维持稳定，年轻人要“无违”，也就是不能违背长辈的教导，要顺从传统。 长老权力不容忍“反对”： o 同学们想想，如果父母告诉你，你必须得好好学习，将来才能上大学。你会说“不，我反对，我就是不想学习”吗？在传统观念里，这种直接的“反对”是很难被接受的。 o 因为长老权力建立在“教化”之上，它认为自己所传授的文化、经验是**“有知对无知”的，是有效**的。如果有人反对，就等于质疑了传统的有效性，这在长老权力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区分“反对”与“反抗”： o 费老在这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反对”是异议，是在现有框架下寻求修正，比如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不同观点。而“反抗”则是推翻旧秩序，比如农民起义。 o 在同意权力中，大家可以容忍甚至鼓励“反对”，因为“异议”是达成共识、完善契约的必要步骤。 o 在横暴权力下，没有“反对”，只有“反抗”，统治者会极力压制。 o 在时势权力下，如果不同方案之间竞争，也可能产生“思想统制”，不允许“反对”的声音来分散群众对特定方案的支持。 那么，在长老权力主导的乡土社会，当传统开始失效，又不能直接“反对”的时候，怎么办呢？ 第三，乡土社会独特的适应方式：“注释”与“名实的分离”。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词来解释这种现象——“注释”。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学校规定，上学不准带手机。但很多同学会说：“我带手机是为了查资料。”“我带手机是为了方便联系家长。”甚至有些老师可能也会默认，只要你上课不玩手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就是“注释”！表面上，大家还遵守着“不带手机”这条规矩（“名”），但实际上，这条规矩的执行和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被悄悄地“解释”或“歪曲”了（“实”）。 “注释”的本质： o 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允许被直接反对的，因为那是长辈和祖宗的规矩，反对就是“不孝”、“撒野”。 o 但是，社会在慢慢变动，有些旧规矩可能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情况了。这时候，人们就不能直接说“这个规矩是错的，我们要改！” o 他们会选择一种巧妙的方式：表面上承认这个形式，但在内容上，通过“注释”来改变它。 这就导致了**“名实的分离”**。 “名实分离”的表现： o “口是心非”：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 o “虚伪”：费老甚至说，在这种情况中，“虚伪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因为你不能直接反对，但又不能完全不顾现实，所以只能通过“歪曲”来给传统留个“面子”（表面的顺从），而自己也能实际应对变化。 o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典故。表面上是挟持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但实际上，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挟持者手中，皇帝只有“名”，没有“实”了。 o 这种“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的分离，在乡土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费老不是在简单地批评乡土社会“虚伪”，而是在揭示一种深刻的社会适应机制。当社会变化缓慢，又不允许直接挑战既有权威时，“名实的分离”就成了人们在僵化形式下求得生存和适应的独特方式。 第四，总结与启发。 我们今天学到了，乡土社会在缓慢变动中，长老权力因为不能容忍直接的“反对”，就促使人们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适应机制——“注释”，这种方式最终导致了**“名实的分离”**。 同学们，你们再想想，我们今天的社会，虽然不再是乡土社会了，但“名实分离”的现象有没有呢？比如，某些规定是不是有时只停留在纸面上，而实际操作中却变了样？我们自己在面对某些情况时，是不是也可能为了“面子”或避免冲突，而出现“口是心非”的情况？ 费孝通先生的理论，帮助我们看到了社会运转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如何巧妙地应对挑战。理解了“名实的分离”，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

好的，同学们，上课！请大家翻开《乡土中国》的“长老统治”这一章。 同学们，我们上一节课讲了“无为政治”，知道了乡土社会里的皇权，也就是那种“横暴权力”，其实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过度干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皇帝管得少，那乡土社会最基层、最日常的秩序，又是谁在维持呢？难道真的是“民主”吗？费孝通先生今天就要给我们揭开这个谜底，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乡土社会是“长老统治”的社会。 第一，除了“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还有什么权力？ 我们上次讲了两种权力： · 横暴权力：比如古代的君王，靠强制、压迫来维持统治。 · 同意权力：比如我们班级制定班规，大家共同同意、共同遵守。 费老说，光靠这两种还不足以解释乡土社会的基层政治。因为乡土社会既不像完全的“横暴”，也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那还有什么呢？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教化性权力”，或者说，是一种**“爸爸式”的权力**（Paternalism）。 同学们，你们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爸爸妈妈是不是经常会说：“这个你必须做！”“那个你不准做！”他们征求过你的意见吗？有没有跟你签个“契约”？没有吧！他们可能只是觉得“这是为你好”，然后就强制你做或不做。这种，就是一种“爸爸式”的权力。 第二，“教化性权力”的来源——社会继替。 费老提出了一个词叫**“社会继替”，听起来有点高深，其实就是社会成员的新陈代谢过程**。 他把我们生活的世界比作一个“逆旅”（旅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旅馆的新住客。这个旅馆的规矩特别多，比“十诫”还多！而且，我们住进来不是自己选的，来了就不能随便搬走。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对这些规矩一无所知。 就像你刚出生，你并不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你得学习啊！比如，用筷子夹豆腐、穿高跟鞋跳舞不踩人，这些都是要学的“规矩”，而且学起来还挺难的！“不学，不习，固然不成，学习时还得不怕困，不惮烦。”但人不是蚂蚁蜜蜂，我们的规矩不是天生就会的。所以，为了让你学会这些规矩，社会就得对你进行**“教化”，这种教化里就带着强制性**，从而产生了**“教化性权力”**。 这种权力为什么既不是“同意”，也不是“横暴”呢？ · 它不是“同意”，因为它不征求你的个人意志。你小时候学规矩，爸爸妈妈会问你“你同意吗”？不会！那些规矩在你出生前就存在了。 · 它也不是“横暴”，因为它不是为了剥削你、压迫你来获取利益。父母教化孩子，是为了孩子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虽然过程可能有点“专制”，就像费老说的，“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但父母的出发点是为了**“替社会去陶炼出合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这是一种“损己利人”**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剥削。 所以，这种权力是一种为了让新成员适应社会、融入社会而产生的强制力。 第三，“教化性权力”在乡土社会中的扩大化——“长老统治”。 在变化很少的乡土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生活就是一套传统的办法。新问题很少，老经验总是管用。在这种社会里，“教化性权力”就会被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 同学们，想想看，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很慢的社会，你遇到一个问题，比如怎么种地，怎么盖房。你问谁最靠谱？是不是那些比你年长的人？因为他们活得久，经历得多，他们遇到的问题你迟早也会遇到。他们的经验就是你最好的“指南”。所以，“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 因此，在乡土社会，年龄本身就代表着经验和权威。每一个年长的人，都天然地拥有对年幼者的“教化性权力”。 · “出则悌”：你们学过《弟子规》吗？“出则悌”，就是出门在外要尊敬兄长，尊敬长辈。逢着年长的人，我们得恭敬、顺服。 · 问“贵庚”：我们见面问人家年龄，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我们社会里，长幼之序是相互对待的重要依据。 · 亲属称谓：我们的亲属称谓分得特别细，“伯父”、“叔叔”、“姑姑”、“姨妈”，分出兄和弟，姊和妹，这都体现了“长幼”原则的重要性。在很多西方国家，可能就直接一个“uncle”就概括了。 这种基于年龄和经验而产生的“教化性权力”，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长老统治”**。在这种统治下，社会秩序的维持，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长辈的威望、经验和对晚辈的教化。 第四，社会变迁中“长老统治”的衰落。 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变化太快了！传统的经验还管用吗？也许今天学到的知识，明天就过时了。在这种社会里，“活到老，学到老”就成了常态，而且解决新问题的，不一定是年龄大的人，反而可能是那些更年轻、更敢于尝试的人。 费老说：“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这时候，如果一个孩子用小名来称呼父亲，父亲反而会觉得亲切，觉得自己没有被时代淘汰。**尊卑不再完全基于年龄，“长幼”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见面不再问贵庚，因为年龄不再是衡量能力和地位的唯一标准。 总结一下： 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去衡量中国乡土社会，都会觉得不完全对。因为除了“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之外，乡土社会还普遍存在一种**“教化性权力”。这种权力源于社会新陈代谢的需要，它将长辈的经验、威望和对晚辈的教化融入到社会管理中。这就是他所说的，乡土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同学们，理解了“长老统治”，你再想想我们生活中，为什么有些老人家特别喜欢给年轻人“上课”？为什么我们过年过节要给长辈磕头、敬酒？是不是这些习惯里，都带着“长老统治”的影子呢？ 希望今天这节课，能让你们对中国传统社会最基层、最日常的权力运作模式，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

好的，同学们，上课！请大家翻开《乡土中国》的“无为政治”这一章。 同学们，我们每天生活在学校，生活在社会，是不是都会遇到“权力”？比如班长有权力，老师有权力，校长有权力，国家有权力。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权力”到底是什么？它有哪些种类？它又是怎么运作的？今天，费孝通先生就要带我们深入探讨“权力”的奥秘，特别是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种很特别的政治现象——“无为政治”。 第一，我们先来给“权力”分个类。 费孝通先生说，研究权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他们看到了权力不同的侧面： 第一种，叫“横暴权力”： o 这一派人，他们更关注社会中的冲突。他们觉得，权力啊，就像一个“老大”管着“小弟”。“老大”利用权力去发号施令，让“小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 o 这种权力是压迫性的，它维持的是一种暂时的平衡，冲突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弱势的一方暂时屈服了，但他们心里可能不服气。 o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像古代的暴君，或者电影里的黑帮老大，他们靠的是武力、强制来维持统治。政府或者国家，如果被这种权力主导，那就是统治者的工具。 第二种，叫“同意权力”： o 这一派人，他们更关注社会中的合作。他们觉得，权力是大家共同同意、共同授予的。 o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权力呢？因为社会分工啊！你们想想，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超人，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生活。医生给我们看病，农民给我们种粮食，老师给我们上课。这种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的关系，就产生了权利和义务。 o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合作，就得有规则，有监督。没有人可以完全随心所欲，大家都得遵守共同的约定。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 o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我们班级制定班规，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同意，然后一起遵守。班长执行班规，也是在执行大家的共同意志。这就是一种“同意权力”。 费老说，这两种权力，在人类社会里都存在，而且在现实中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政府，可能同时代表着这两种权力，只是侧重点不同。 第二，权力为什么吸引人？以及它受到的限制。 同学们，你们觉得权力为什么那么吸引人？是不是有人说，人天生就有“权力的饥饿”？ 费老说，这不一定。人们喜欢权力，更主要是因为权力能带来利益，最主要的是经济利益。如果权力得不到利益，或者利益可以不靠权力也能得到，那权力的诱惑力就不会那么大。 接下来，费老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横暴权力”在农业社会中，是受到经济条件限制的！ · 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统治者想去征服另一个群体，把他们变成奴隶，剥削他们。那被征服的群体得有什么条件呢？他们得能生产出剩余产品啊！ · 如果一个人只能勉强生产出自己吃饱穿暖的食物，一点点剩余都没有，那统治者征服他干什么？养活他吗？这就不划算了。费老说：“一个只有生产他生存必需的消费品的人是并没有资格做奴隶的。” 这就是农业社会横暴权力的局限性。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加上人口增长，人均剩余产品非常有限。所以，皇帝虽然名义上是至高无上的，但他能从农民那里榨取的剩余其实非常少。 你们看中国历史，很多雄心勃勃的皇帝，想开疆辟土、修筑长城、治理黄河（这些在当时都是“大工程”，好比现在国家搞高铁、搞航天），这些本来是好事，是对国家的投资。但是，**缺乏储蓄的农业经济，根本支撑不起这些巨大的开销！**农民没有足够的剩余，一旦赋税太重，他们就活不下去了，就会“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像陈胜、吴广那样造反。 结果呢？社会大乱，人口锐减。等到人口少了，国家又会进入一个“休息”的阶段。 第三，什么是“无为政治”？ 正是因为这种经济的限制，使得皇权在历史的经验中，摸索出了一种**“无为”的生存价值**，并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 “无为政治”不是说皇帝什么都不干，而是指： 1. 不过度干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皇帝知道，如果他插手太多，要钱要粮太多，就会把农民逼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必须学会“放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也就是所谓的“养民”。 2. “天高皇帝远”的实际体现： 在广袤的乡土社会里，皇权不可能对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民的日常生活都进行细致入微的控制。那些老百姓切身相关的公事，比如邻里纠纷、村庄事务，更多地是由当地的“同意权力”来处理的——比如我们上次讲的，靠乡绅长老的“评理”，靠“礼治”来维持。 3. 名义上的强大，实际上的微弱： 所以，虽然中国的皇权名义上是“专制”、“独裁”，但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它常常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皇帝只管大政方针，而地方上的事，老百姓更多地是靠自我管理。 同学们，费孝通先生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很有意思？它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传统社会看作是完全的暴政。皇权虽然有“横暴权力”的一面，但它在农业社会这个经济基础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为了自身的延续，它不得不采取“无为”的策略。而乡土社会内部的秩序，更多地是依靠我们之前讲的“礼治”和这种基于分工合作的“同意权力”来维持的。 所以，下次你们再读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比如“文景之治”，是不是就能理解得更深入了？那不仅仅是皇帝英明，更是因为他们懂得“无为”，懂得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让社会内部的“同意权力”和“礼治”发挥作用。 费孝通先生的洞察力，帮助我们打破了那些简单化的标签，看到了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运作逻辑。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

好的，同学们，上课！请大家翻开《乡土中国》的“无讼”这一章。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现在一说起“律师”，是不是会觉得他们是维护正义、捍卫权利的专业人士，地位很高？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和律师差不多性质的职业，叫“讼师”或者“刀笔吏”，那名声可就差远了，大家一听就联想到“挑拨是非”、“讼棍”，是不是？ 为什么同样的职业，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会差这么多呢？费孝通先生今天就要给我们揭示这背后的社会秘密。 第一，先来聊聊“人治”和“法治”的误解。 我们总觉得，西方是“法治”，中国是“人治”。“法治”就是一切按法律来，没人的事儿；“人治”就是长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费老说，这种理解太简单了！ 他告诉我们，“法治”绝不能缺少“人”的因素。法律条文是死的，但谁来解释它？谁来执行它？是法官，是人！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他的经验、他的理解，甚至他当天心情好不好，有没有胃病（这是费老的原话哦！），都可能影响判决。所以，法治的真相是**“人依法而治”**。 那“人治”呢？是不是就是统治者凭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一切？费老说，这根本不可能！如果一个社会，所有规矩都变来变去，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社会秩序不就乱套了吗？那还叫什么“治”呢？ 所以，费老总结说，“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而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以及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 第二，乡土社会的“秩序”：无讼之“礼治”。 乡土社会不是“无法无天”，它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秩序——那就是**“礼治”**。 “礼”，同学们是不是马上想到“礼貌”、“彬彬有礼”？ 费老说，你可别想歪了！“礼”可不是你见人点个头、不骂脏话那么简单。它指的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什么叫“合式”？就是大家觉得“对”的、符合规矩的。费老甚至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古代印度丈夫死了妻子要被烧死，缅甸成年礼要砍人头，这些在现代人看来非常残酷的行为，在当时，却是符合“礼”的。所以，“礼”不等于善良或文明，它只代表了社会所认可的“规矩”**。 那“礼”靠什么维持呢？不像法律靠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礼”是靠传统！ 传统就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经验。乡土社会的环境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不变，老祖宗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有效，后代就照着学。这种世代相传的有效经验，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灵验”的感觉——照着做就有好运，不照着做就会出问题。于是，人们对传统就有了深深的“敬畏之感”**。 这种敬畏感，加上从小到大的教化（也就是教育和社会熏陶），让“礼”从外在的规范，变成了每个人内心主动服膺的习惯。 同学们有没有学过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强调的就是约束自己，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礼”。不是别人看着你才守规矩，而是你内心就觉得，不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这就像踢足球。最理想的比赛状态是什么？是裁判员形同虚设！不是说没有规则，而是每个球员都非常熟悉规则，并且主动去遵守，从心所欲而不逾规。如果有人犯规，大家不但会觉得裁判会罚他，还会觉得他这个人没“Sportsmanship”，甚至整个球队都丢脸。在乡土社会，“礼”就是那个足球规则，大家从小训练，熟记于心，主动遵守。 第三，乡土社会对“讼”的看法。 既然“礼”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能主动守规矩，那乡土社会就追求一种**“无讼”**的理想境界。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说，审案子我跟别人差不多，但最理想的是根本没有案子可审，大家都知礼守礼，就没纠纷了！ 所以，在乡土社会，打官司是一种“可羞之事”！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个人“不懂礼”，或者你的家人、老师“教化不够”。“子不教，父之过”就是这个道理。甚至出现了“连坐”——儿子犯了错，父亲也要受罚，因为“没教好”。 当乡土社会发生纠纷时，他们不是去打官司，而是采取**“调解”**。 我（费孝通先生）在乡下参加过这种调解。主持的通常是村里的乡绅或长老，因为他们读书多，懂礼，有威望。他们不是来判案的，而是来“评理”的，本质上是一种**“教育过程”。通常他们会把双方都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的脸！”然后动用伦理原则来教训。比如费老举的那个案例：儿子抽大烟，哥哥打了弟弟，还骂了父亲。乡绅怎么处理？小儿子是败类要赶出村，大儿子骂父亲要罚，老父亲管教不严也要训。最后大家“认罚回家”。你看，这根本不是在厘定权利，而是在维护传统伦理和村子的“体面”**。 第四，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矛盾。 现代都市社会，环境变化快，传统规则不够用了。于是，我们引入了西方的**“法治”。现代法治强调个人权利**，法律条文不断更新。法官不考虑道德，只关注权利的厘定。你不知道法律不叫“败类”，律师也成了不可或缺的职业。 但是，中国正处在一个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导致了很大的矛盾： 1.观念冲突： 西方法律强调“人人平等”，而我们传统的“礼治”和“差序格局”根本不承认统一的规则适用于所有人。 2.“败类”利用漏洞： 那些在乡土社会被认为是“败类”的人，比如在乡下和人通奸的，本来会被乡里唾弃。但按照现代法律，“和奸”不一定有罪，如果你打伤了人反而有罪。结果，这些“败类”反而能利用法律知识，逃避乡里的道德审判，甚至反过来状告那些维护传统秩序的人。 3.司法机关的尴尬： 于是，在老百姓眼里，司法机关反而成了“包庇作恶”的机构。它破坏了传统的“礼治秩序”，但却没有真正有效地建立起新的“法治秩序”。 所以，费孝通先生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秩序的建立，不是简单地搬几条法律、建几个法院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要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有没有跟上。否则，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又立不起来，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同学们，理解了“礼治”，我们就能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社会面临的一些挑战。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它充满了复杂的变迁和选择。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