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年，英国曼彻斯特文理学会的一位青年教师站在黑板前，面临着一个困扰化学家数百年的难题：为什么不同物质之间总是以固定的质量比例发生反应？比如，为什么氢和氧总是以1:8的质量比结合成水，而不是1:9或1:7？这位名叫约翰·道尔顿的教师，在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之后，选择用一个极其古老的词汇来为他的假说命名。他把那些构成物质的最小不可分割的单位称为“atom”——希腊语“不可切割者”。 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时，他心中想到的是谁？答案可以在他亲笔所写的《化学哲学新体系》中找到。在脚注里，道尔顿特别指明了术语的词源：它来自一位两千两百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而在更早的时候，伽利略将物质分为两类性质（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其中第一性质（形状、大小、运动）才是事物本身所真实具有的——这正是德谟克利特在两千多年前以“感觉与理性的对话”所表达过的命题。伽利略没有为这个命题做出更早的征引，因为它的来源早已成为古典科学教育的通用背景：那个古代希腊人德谟克利特早已在世界的感官假象之下种下了一层肉眼看不见其分界的微粒真实。 在近代科学的谱系中，这样的接力并不少见。从道尔顿到汤姆孙，从卢瑟福到盖尔曼，每一次人类对物质的认知向更微观的层级推进，都在以新的语言重述着德谟克利特两千年多前提出的那个核心直觉：万物由不可分割的原子与虚空构成，原子不生不灭，变化不过是它们的组合与分离。正如一位当代学者评价的那样，“德谟克利特对于前人提出的原子论进行了更为精密的理论加工，并且在人类思想史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自然哲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称他为“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生活在苏格拉底同时代，却被归入“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列。他游历过埃及、巴比伦和波斯，足迹遍布整个东地中海世界。他留下了一部涵盖物理学、伦理学、数学、音乐、医学、农学乃至军事技术的鸿篇巨著——据说多达73篇——却只有三百余条残篇幸存至今。他终身未娶，致力于思考世界的本质，以至于据传他为了不让感官干扰思维而故意弄瞎了自己的双眼。这很可能是后人的杜撰，却准确地捕捉到了一个原子论者的灵魂所在：他宁愿相信一个被理性揭示的不可见世界，也不愿被感官的缤纷假象所欺骗。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人生态度。在古代的记载中，他以一种极其特殊的绰号留存在文化记忆里——“欢笑哲人”（the laughing philosopher）。西塞罗说，他看见人类的愚行，忍不住发笑。他一生笑对死亡、笑对贫穷、笑对名利，被希腊化时代的诗人和历史学家反复描摹成与赫拉克利特那永不休止的哭泣相对立的开朗面容。 那么，德谟克利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那几乎横跨人全部知识领域的百科全书体系是如何被组装起来的？他何以既是冷眼研究一切的科学家，又是笑看人事是非的快乐哲人？让我们从头讲起。

在西方哲学史上，没有一个奠基者像留基波这样，其存在本身竟成为一个千古悬案。他提出了一种此后统治西方自然哲学两千多年的学说——原子论，但他的名字几乎完全被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所遮蔽。他被称为“第一个说出‘原子’这个词的人”，但在他去世不过一个世纪之后，伊壁鸠鲁——这位继承并改造了原子论的哲学家——竟然“甚至否认有留基波这位哲学家”（seems even to have denied that there was a philosopher Leucippus）。 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一个被公认为开创了西方科学思想最重要范式之一的哲学家，竟然在他的学说尚未被充分传播时就被同一条思想脉络中的后继者抹去了存在资格。这个悖论直到19世纪仍然困扰着西方学术界。留基波与德谟克利特的关系，“甚至其本人的存在，曾成为19世纪学术界一个相当争议的话题”（was a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controvers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cholarship）。一些学者质疑他是否真的存在过，另一些则努力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字里行间为他恢复名誉。 然而，亚里士多德——这位古代最严谨的哲学史家——毫不含糊地将原子论的创立归功于留基波。“亚里士多德无疑将原子论体系的创建归功于留基波”（Aristotle certainly ascrib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atomist system to Leucippus）。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特——这位编写了第一部哲学史著作的人——同样承认留基波是原子论的创始人。正因如此，一位现代学者断言：“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特明确将原子论的发明归于留基波，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几乎不可能出错。”（Aristotle and Theophrastos certainly made him the originator of the atomic theory, and they can hardly have been mistaken on such a point.） 这场存在之争实际上揭示了留基波在整个思想史上的独特位置——他是那种“被遗忘的奠基者”的原型。一个思想的开创者，其贡献如此彻底地被后继者吸收和遮蔽，以致于连他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与此同时，他那唯一流传下来的残篇——也就是整个西方哲学中最简短的原文遗产之一，只有一句话——却以无可辩驳的力量宣告了他的思想存在。这句话是：“没有任何事情是随便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理由，并且是遵循必然性的。”（Nothing happens at random, but everything from reason and by necessity.） 这句话不仅仅是原子论的宣言，它是整个西方科学精神的胚胎。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道尔顿到量子物理学家，这些在漫长历史中所有试图用数学和物理法则来解释宇宙运动的人，都在某种意义上继续着留基波两千四百年前在那个未知的书桌上所写下的一切。

在哲学史上，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 of Clazomenae，约公元前500—前428年）占据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不是最深邃的形而上学家——那个荣誉归于巴门尼德。他不是最雄辩的辩证法家——那个地位属于芝诺。他也没有像恩培多克勒那样以神人自居或跃入火山口而留下永恒的死亡谜题。但阿那克萨戈拉做了一件此前没有任何一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做过的事情：他把哲学带到了雅典。 这个判断几乎得到了所有古代文献的一致确认。大英百科全书称他是“known to have settled in Athens for the first time”的哲学家，IEP的条目同样指出他“is often credited with making her the home of Western philosophical and physical speculation”。在此之前，希腊哲学的中心一直在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海岸（米利都、以弗所、科罗封）和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地区（爱利亚、克罗顿、阿克拉加斯）。雅典虽然已经凭借其海军力量和民主制度崛起为希腊世界的政治强国，但在思想和科学领域，它仍然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是阿那克萨戈拉，这位出身于克拉佐美尼的伊奥尼亚人，第一个将自然哲学的火种带到了这座即将成为西方文化首都的城邦。他在这里生活了大约三十年，成为伯里克利的导师和密友，将关于天体、物质和宇宙秩序的全新思考注入雅典的精神血脉。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知识界——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呼吸过他所带来的那一股伊奥尼亚空气。 然而，阿那克萨戈拉的贡献远不止于地理上的传播。他的思想本身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综合。在巴门尼德和芝诺以严密的逻辑论证宣告了“变化不可能”之后，在恩培多克勒以四根和爱恨两个动力原则来回应这一挑战之后，阿那克萨戈拉提出了一种更加彻底也更加精致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万物的终极构成要素不是某一种元素，也不是四种元素，而是无限多种无限小的“种子”（spermata）。每一种可感的性质——无论是金、骨、肉、毛发还是颜色、味道——都有其对应的种子；而这些种子在宇宙诞生之初完全混合在一起，由一种纯粹而不与任何物质混杂的心灵（Nous，努斯）通过启动一个旋涡运动来逐步分离和排列。心灵是最初的推动者，是一切秩序和运动的最终原因。在物质世界中，变化只是种子的重新组合和分离，而不是从虚无中生成或归于虚无。一切事物中包含着一切事物的部分——“全在一切之中”。 这个方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整个西方哲学和科学的走向。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在某种程度上是阿那克萨戈拉种子说的极端化和简化。柏拉图在《斐多篇》中以苏格拉底之口讲述的“心灵转向”——苏格拉底青年时代听说有人用Nous来解释宇宙秩序时是多么兴奋——这一哲学史上最动人的自述之一，指向的就是阿那克萨戈拉。亚里士多德虽然批评阿那克萨戈拉的Nous“未能贯彻到底”，却也承认他是“第一个清醒地引入理性原则”的哲学家。而罗马时代的伊壁鸠鲁则将阿那克萨戈拉尊为科学天文学的先驱——他第一个用纯粹物理原因解释了日食和月食，第一个提出月光是太阳光的反射，第一推断“天体与地球的成分是统一的”，从而完成了从神话宇宙到物理宇宙的根本转变。 但阿那克萨戈拉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天体物理学说——太阳是一块炽热的岩石，月亮是一团泥土——彻底抹除了天体的神性，触犯了雅典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不久，当雅典的瘟疫和战火为民众的恐慌提供了土壤，阿那克萨戈拉的政治对手们以不敬神（asebeia）的罪名将他送上法庭。这场审判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因科学和哲学观念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著名案件。阿那克萨戈拉在伯里克利的帮助下侥幸逃生，但被迫离开雅典，在流亡中度过了最后岁月。他被安葬在兰普萨柯斯，那里的人们为他树立了祭坛，每年举行纪念节日——这是对一个哲学家的殉道所给予的最高敬意。 从克拉佐美尼到雅典，从雅典到兰普萨柯斯，阿那克萨戈拉的一生是一场地理的迁徙，也是一场思想的远征。他将伊奥尼亚自然哲学的最后一批火星引入雅典的夜空，使那座即将成为西方精神首都的城邦第一次被理性的光芒照亮。

在西方哲学史上，没有一个哲学家的死亡比恩培多克勒更具象征意味。传说这位年逾六旬的哲人站在西西里埃特纳火山的喷发口边缘，身着青铜鞋，头戴桂冠，纵身跃入熔岩。他留下的只有一只青铜鞋——火山喷发时将它抛出，证明了这个人在火焰中的结局。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以一句精悍的铭文刻下这一幕：“恩培多克勒渴望被视为不朽的神，于是冷静地跃入燃烧的埃特纳火山。” 这个传说的真伪，至今仍是古典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古代作家说他确实跌入了熔岩之中；有些则说，火山喷发抛出了他的鞋子，恰好佐证了他“升天成神”的预言。而比较保守一点的说法是：他并没有死在西西里，而是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终老，享年约六十岁。无论真相如何，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两千多年，是因为它恰好捕捉到了恩培多克勒人格中最深刻的悖论：一个用元素和力量构建严密宇宙论的自然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宣称自己已经成为神的人。一个系统研究生物解剖、提出血液循环理论的科学先驱，同时也是一个戴着桂冠和绶带、被成千上万人追随的“先知”。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of Acragas，约公元前495—约公元前435年）是前苏格拉底哲学最后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所谓“多元论者”中最具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哲学家。他出生于西西里岛南部海岸的阿克拉加斯（今阿格里真托），出身贵族家庭，却成为推翻僭主政权的民主派领袖。他是一位用史诗般的六音步诗行书写宇宙结构的诗人，诗笔遒劲与规模宏大，足以让卢克莱修在四个世纪后以他为主要前驱书写《物性论》；他是那个将伊奥尼亚自然哲学与意大利南部神秘宗教融合为一的思想家，把泰勒斯的物质追问与毕达哥拉斯的灵魂学说编织在同一部诗篇之中。他有多个身份——就像他自己在残篇中所宣称的：“朋友们，在黄色阿克拉加斯伟大城邦高耸的卫城之上居住，关心善行的人们，我向你们致意。我是一个不朽的神，不再是凡人，我走向你们中间，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正如我所应有的那样，戴着丝带和鲜花冠冕。” 这段话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哲学家的口吻——他称自己为“不朽的神”。但恩培多克勒就是如此。他一生都在两个身份之间游走：既是冷眼剖析自然的科学家，又是在大地上流浪的被放逐的神灵。他的两部长诗——《论自然》（On Nature）和《净化》（Purifications）——恰好对应着这两种身份：前者是物理宇宙论和生物学的宏大叙事，后者是灵魂堕落、轮回和救赎的宗教教义。古代学者曾困惑于同一个头脑如何能写出如此不同的两部作品，直到1999年斯特拉斯堡出土的莎草纸残篇将二者确认为同一部连贯作品的不同部分，才终于完成了对这一思想统一性的确认。 恩培多克勒不只是那个跳入火山口的人。他用四元素和爱恨来解释宇宙的运行，他试图穿越帕默尼德“存在唯一、变化不可能”的逻辑高墙，他率先指出植物和动物共享同样的构成元素，他可能也是首次推测出物种演化的古代哲人。在罗马时代，他被赋予了“演说术的发明者”的称号；在文艺复兴时期，他被艺术史家尊称为“意大利医学学派”的创立者。所有这些分支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源头：恩培多克勒——那个既被认为跃入火山口又留下了青铜鞋的神秘人。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这样一种独特的思想姿态：一个人终其一生不是为了创立自己的学说，而是为了捍卫另一个人的思想。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论证方法——不是从正面建立命题，而是从反面摧毁对手。他假设对方的前提成立，然后沿着这些前提的逻辑推导出荒谬的结论，以此证明对方的前提本身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而其发明者——亚里士多德如此认定——就是爱利亚的芝诺。 芝诺（Zeno of Elea，约前490—约前425）是巴门尼德的学生、朋友和最为忠诚的思想卫士。他以提出一系列令人头疼的悖论而闻名于世——“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两分法”“运动场”——这些悖论触及了人类认知中最根本的裂缝：感官告诉我们的世界与逻辑推演所能证明的世界，似乎不是同一个世界。如果说巴门尼德以“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开辟了西方本体论的高地，那么芝诺就是这片高地上最顽强、最机智、也最残酷的守门人。他不允许任何未经逻辑严格检验的命题轻易通过。他站在常识的对立面，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纯粹的逻辑推演来证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运动和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芝诺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的悖论在被提出后的两千多年里，始终没有被彻底解决。这些悖论直接刺激了亚里士多德提出“潜能与现实”的区分；引发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无限和连续体的持久争论；推动了微积分的诞生——如果没有芝诺所揭示的关于无穷分割的悖论，牛顿和莱布尼茨在建立微积分时或许不会意识到必须为无穷小量寻找严格的理论基础；甚至到了19世纪，康托尔的集合论和戴德金的分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回应芝诺当年提出的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芝诺悖论“在历史上引起过各个学科的广泛探讨”，成为最令人着迷的哲学难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西方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的精密化进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位爱利亚哲人那本薄薄的《论自然》的鞭策。 但芝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他还用一种同样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古代文献记载，他密谋推翻爱利亚的僭主未遂，被捕后宁死不屈，在酷刑中以自己的牙齿咬断舌头、吐向僭主。这个极具戏剧性的死亡故事，使得这位用钢铁般逻辑武装起来的的哲人，同时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思想烈士”的最早原型之一。 那么，芝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论证方法是如何形成的？他的生平、他的著作、他的悖论、他的死亡又将如何贯穿在一起，构成一幅完整的哲人肖像？让我们从头讲起。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判断出自19世纪德国古典学者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从泰勒斯到巴门尼德的飞跃是令人惊愕的。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中介。一座桥似乎是凭空出现的，一出现就已是拱形的完成体。”这道拱桥的建造者，就是巴门尼德（Παρμενίδης，Parmenides of Elea，约公元前515年—约前5世纪中叶以后）——前苏格拉底时代最具思想冲击力的哲学家之一，爱利亚学派的实际创立者。 在巴门尼德之前，希腊哲学已经走过了一段虽不漫长却相当丰饶的道路。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曼德将其推进为抽象的“无限定”，阿那克西美尼则以气为本原并引入了稀薄与凝聚的转化机制。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宣称“万物皆数”，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万物皆流、无物常住。这些方案彼此争鸣，但它们的共同特征也十分鲜明：它们都试图回答“世界由什么构成”以及“世界如何变化”。也就是说，早期的希腊哲学本质上是宇宙生成论和物质本原论的探索。 巴门尼德所做的，却是彻底扭转了提问的方向。他不再追问“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而是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我们说某物‘是’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转向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在巴门尼德的哲学出现之后，哲学不再仅仅是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推测，而是对思维本身的思维；不再是经验材料基础上的猜测，而是从逻辑前提进行的严格演绎。巴门尼德“以逻辑的理性力量，冲击了传统的自然哲学，标志着古希腊思想从早期朴素的自然哲学向柏拉图式的古代理性主义的过渡”。黑格尔因而断言：“真正的哲学思想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 然而，巴门尼德的思想并不是从一个思想真空突然降临的。古代文献证实，巴门尼德是色诺芬尼的学生，“色诺芬尼的学生，主要弟子是埃利亚的芝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写道：“据说，他是色诺芬尼的弟子。”有传说他早年还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着密切的渊源，“曾加入过其教派组织”。色诺芬尼对传统多神教的批判和“神是一”的主张，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的抽象思维和对灵魂不朽的信仰——这两条思想线索在巴门尼德身上交汇、化合，最终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以严格逻辑论证为基础的本体论哲学。 巴门尼德的全部哲学思想集中在《论自然》这一残篇诗集之中，据信它是“一个篇幅相当长的三部分的诗体作品”。这首诗被“传统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序诗、实在（Alétheia）和意见（Doxa）”。序诗描绘了一位青年在女神引导下的神圣旅程；真理之路以女神的口吻严格论证“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的核心命题；意见之路则提供了一个详细却不可靠的宇宙论叙事。正是这个三部分结构的特殊性——被认为完全正确的高峰论证与被认为完全不可靠的漫长宇宙论并存于同一作品中——使巴门尼德成为哲学史上最深奥也最富于争议的人物之一。

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有些名字如雷贯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每一个学习哲学的人都不可能绕过他们。还有一些名字虽然不那么家喻户晓，却在哲学的黄金血脉中占据着公认的关键位置——巴门尼德便是其中最耀眼的之一，他以“存在是一”的命题奠定了西方本体论的基石。然而，在这位爱利亚哲学巨匠的身后，还站立着一位更为古老、更为模糊、却同样富于思想勇气的人物——他的老师色诺芬尼。 色诺芬尼（Xenophanes，约公元前570年—约公元前478年）是古希腊游吟诗人、哲学家，出生于伊奥尼亚的科罗封城邦，爱利亚学派先驱，被后世视为巴门尼德的导师。关于他的生平，我们确知的事情少得可怜。他是一个流浪诗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希腊各地漫游，以在贵族宴会上吟诵诗歌为生。他的著作——据古代记载包括《哀歌》《讽刺诗》和《论自然》——绝大部分已经散佚，仅存118行残篇。然而，就是从这些在历史长河中幸存下来的诗歌碎片里，后世学者辨识出了一场静悄悄的思想革命。 这场革命的锋芒首先指向了希腊宗教最根深蒂固的信念——神人同形同性论。色诺芬尼是第一个公开嘲笑多神教中“拟人化神”的哲学家。他提出，如果牛、马、狮子会造神，它们就会造出牛形、马形、狮形的神来——这个朴素而有力的批判至今仍是反拟人论思想的经典范式。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一神论倾向的神学观念：神是唯一的，无形体的，与凡人迥然不同，以心灵支配万物。柏拉图称，爱利亚学派从色诺芬尼开始，“从万物是一的原则出发”。而亚里士多德则将他视为最早提出“一”概念的哲学家。 然而，色诺芬尼远不止是一个宗教批判者，也不仅仅是巴门尼德的“前奏曲”。他的残篇涉及认识论、自然哲学、伦理道德和宇宙论，构成了一套具有内在关联的思想体系——尽管他是以诗歌而非论证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却也正因如此而显得格外珍贵。他处在荷马的诗教传统与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传统的交汇点上，以诗人的直觉和哲人的锐利，同时挑战了两条古老的思想河流。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位自觉将理性批判应用于宗教观念的启蒙知识分子——比伏尔泰和休谟早了整整两千多年。 然而，在漫长的哲学史叙事中，色诺芬尼一直是个被相对忽视的人物。一方面，这固然和他的著作散佚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他那更加著名的学生巴门尼德以否定老师大部分学说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使得这位开创者被自己的遗产所吞噬。直到20世纪，随着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的深入，学界才开始认真审视色诺芬尼的独立性。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大哲学家》中将他列入“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之列，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并列。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些名字你永远绕不过去。你可以不知道他们的生平细节，可以没有读过他们留下的哪怕一个完整的句子，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你每天使用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之中。赫拉克利特就是这样一个名字。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耳熟能详。它已经成为理解“变化”的经典隐喻，成为日常生活中用来表达“世事无常”的便捷引语。然而，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究竟是不是赫拉克利特本人的原话？他在什么语境下说出了它？他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认真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条通往公元前6世纪伊奥尼亚海岸的思想之路便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4—前483年）是古希腊爱菲斯学派的创始人，西方朴素辩证法的奠基者。他的学说以“永恒的活火”为世界本原，以“逻各斯”为宇宙运行的尺度，以“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概括万物的变动不居，以“战争是万物之父”揭示对立和斗争在存在中的根本意义。他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则声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足见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枢纽地位。 然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实上，在他生前，他就已经获得了一个后来追随了他两千多年的绰号——“晦涩哲人”（ὁ Σκοτεινός，ho Skoteinos）。他以德尔斐神谕式的语句言说自己的思想，残篇的语言多形象比喻，内容是深奥的辩证法，读起来十分困难。他的同时代人常常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此后的每一个世纪都有人试图破解他的谜语。从这个意义上说，赫拉克利特是一位永远“当代”的哲学家——不是因为他的答案永远正确，而是因为他的问题永远开放。 在进入赫拉克利特的世界之前，有一个事实必须坦诚相告。我们关于赫拉克利特生平的了解，主要依赖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约八个世纪后的记述。然而，正如现代学者查尔斯·卡恩（Charles H. Kahn）在其权威研究中所警告的，这些记述是“由希腊化时期的轶事构成的一团乱麻，大多显然是基于保存下来的残篇中的陈述而编造出来的”。因此，任何赫拉克利特的传记都是“第二层皮式的重构”——通过他的残篇来反推其人格与生活切片。但正因如此，赫拉克利特才成为一个独特的案例：他的思想与人格如此深刻地融为一体，以致于我们无法脱离他的话语来谈论他这个人，也无法脱离他这个人来理解他的话语。

在西方思想史上，极少有人能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同时被数学家视为先驱、被哲学家奉为宗师、被音乐家尊为鼻祖、被天文学家引为同道，又被宗教史家当作神秘教派的教主来研究。他的名字附着在一个人人必学的几何定理之上——在世界各地的中学数学课堂上，“毕达哥拉斯定理”是每一个学生都要记住的符号。然而，这个名字的主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毕达哥拉斯是他那个时代，甚至此后多个世纪中最独特的一类人物：他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试图将数学的严谨、哲学的追问、宗教的戒律和政治的抱负融为一体。他教导门徒说，数是万物的本原；他相信灵魂可以在不同物种之间轮回；他发现了音程与弦长的数学比例，由此奠定了西方音乐理论的基础。他宣称大地是球形的，宇宙的中心是一团永恒之火。他的学派一度统治了南意大利的多个城邦，又在烈火与刀剑中几近覆灭。 然而，关于我们所知的毕达哥拉斯，有一个事实必须在一开始就坦诚相告：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所有流传至今的关于他的言论和事迹，都来自后人——最早的是他死后一百多年的记述，许多细节彼此矛盾，真假难辨。我们手中的这幅画像，注定是由许多双手共同勾勒出来的，每一笔都不免带上了那个时代的期待与想象。但正是这一事实本身，使毕达哥拉斯成为文明史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化符号：他是早期希腊思想家中被叠加了最多传说的“箭垛式人物”，他的声望使得此后数百年间无数发明、轶事和教条都被归到他名下；而剥离传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思想考古学的精彩案例。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让我们仍然试着走近这位古老而神秘的人物。在爱琴海东部那座名叫萨摩斯的岛屿上，故事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

公元前546年，米利都城。波斯皇帝居鲁士大帝的军队刚刚攻克了吕底亚王国的都城萨第斯，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在米利都的街巷之间，一个名叫阿那克西美尼的中年人，正在用伊奥尼亚方言撰写一部著作。这部后来被命名为《论自然》的书，与他的两位前辈——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的风格截然不同：它不再用诗歌的形式，不再追求神话般的暗示和玄奥的隐喻，而是以明白晓畅的散文直接陈述作者的论证和结论。 这个人，就是米利都学派的第三代、也是最后一位重要哲学家。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阿那克西美尼“用纯粹而纯粹的伊奥尼亚方言写作”。在古代世界，他的声望一度超过了他的老师阿那克西曼德；而在今天，他却常常被简化为一个尴尬的“退步者”——一个在泰勒斯的水和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定”之后，又退回到用一种具体物质来解释世界的“朴素”思想家。 但这种评价公平吗？也许，在阿那克西曼德将本原推入“无限定”的深渊之后，恰恰需要一个阿那克西美尼，将哲学从纯粹的否定性思辨中拉回可感可知的世界，用一套清晰而系统的机制——稀薄化与凝聚化——来解释万物从本原中生成的方式。他不是一个退步者，而是一个综合者：他将泰勒斯的“确定性”和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性”熔铸为一体，赋予了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思想最后的完成形态。 古代哲学史家将他视为三位米利都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在他们的理解中，阿那克西美尼是最后一位米利都哲学家，他的学说对毕达哥拉斯以及后来涌现的许多思想流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阿那克西美尼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气本原说”从何而来？他又何以成为米利都学派那个最关键的收束者？让我们从头讲起。

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悖论：被公认为第一位“哲学作家”的人，他写的书却没有流传下来；被亚里士多德及其后学反复征引的思辨体系，全部原始文献只剩下一个句子。这大概也是西方精神史最初的底色：那个率先将思维跃出神话叙事的人，也最先理解了“文本”的脆弱。 这个人就是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前610—约前546年）。据记载在公元前546年时他已64岁，由此推算其生年约为前610年。他是继泰勒斯之后米利都学派的第二位哲学家，也是整个人类智识传统中第一个走向高度抽象思辨的思想家。他绘制了希腊世界第一幅地图，在斯巴达竖起了日晷，但他的哲学之眼始终盯着比陆地轮廓和昼夜更替更为深远的东西。他没有像荷马那样记录英雄们的战争，没有如赫西俄德一般歌咏诸神的谱系，而是把目光投向那个无人曾涉足的领域——本原。他所做的，是尝试在体验世界的领域边缘打桩立界，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超乎经验日常的极端方式来思考混沌的造化。 后世学者将他尊为“科学地理学之父”，认为他“第一个发明日晷计时器”。但所有这些发明都不过是他的哲学野心投在世俗世界上的副产品。他真正追问的是：如果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本原，这个本原——在某种意义上——不可能是任何“有规定”的东西。因为任何一种特定的质料，最终都会被他物所吞噬、所限制。于是，他提出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否定性的终极概念：阿派朗（ἄπειρον），意为“无限定者”——大约可以理解为“无固定的界限、无性质的限制、无形体的约束”。 这个概念惊世骇俗。它不仅拒绝了泰勒斯将万物本原锁定在“水”上的具体判断，也拒绝了此后任何试图用某一种实际可感物质来回答本原问题的哲学企图。它给出的答案其实在它提出前就已经被设定：本原是“什么都不是”的某物——不是水，不是土，不是气，甚至不是任何能够被感知或命名者。汉语译名“无限定”（或“无定”）艰难地对应了这层意思。 从此，这张被命名为“阿派朗”的哲学之图，像一片无底的深渊，贯穿了西方形而上学两千多年。米歇尔·福柯说：“西方思想的历史，早已开始于无限定的东西如何被说出来的挣扎中。”而写下这个句子的阿那克西曼德，正是那第一个挣扎者。他的哲学之路，是从一个伊奥尼亚人的眼睛和脚步开始的。

公元前585年5月28日，下午。小亚细亚的哈吕斯河畔，两支军队正在酣战。一方是吕底亚王国的军队，由国王阿律阿特斯率领；另一方是米底王国的军队，由国王奇阿克萨雷斯指挥。这场战争已经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五年，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在这天的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太阳开始变暗。 起初只是一道微不可察的弧线，然后是更深的缺口，接着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蚕食太阳的圆盘。光线越来越弱，天色越来越暗，正午变成了黄昏。战士们的惊恐超越了彼此之间的仇恨，甚至超越了国王的命令。他们停止战斗，抬头望向天空——那个他们敬拜过的太阳，此刻正在被一种无法理解的力量吞噬。 按照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记载，交战双方“放下武器，同意缔结和平”。对于古代世界的人们而言，天象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太阳的消失意味着神明的愤怒，意味着对人间争战的不满，意味着必须停止眼前的一切。于是，一场长达五年的战争，在天象的干预下终结了。 但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并不发生在战场上，而发生在战场之外。据说，有一位哲学家早在战斗发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这次日食。他向伊奥尼亚人宣布，在某一年将会发生日食，而那一年正是日食实际发生的那一年。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年—约公元前547或546年）。 这就是后世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反复征引的“泰勒斯预言日食”的故事。它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希罗多德在记述泰勒斯的预言时，措辞相当谨慎——他没有说泰勒斯预测了日食发生的具体日期和时刻，只说他向伊奥尼亚人“宣布了发生日食的年份”。而现代的学者们大多认为，以泰勒斯所处的时代的知识条件，他不太可能精确地预测日食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他对天文学或许只有比较粗浅的认识，更合理的解释是，泰勒斯预知了这次日食可能发生的大致年份，而日食也确实在这一年发生了。近代精确的天文学研究已经确定了这次被后人称为“泰勒斯日食”的日期：公元前585年5月28日。至于它在哈吕斯河畔被准确地观测到，则不过是绝妙的巧合。 但这个故事的非凡之处并不在于它的真实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故事性比它的历史真实性更为重要——因为它在文明的黎明时分，刻下了一个崭新的人类形象：一个敢于用知识预测自然现象的人，一个不再把天象仅仅当作神明意志的表达的人。 这就是泰勒斯留给西方文明的第一笔遗产。他开启了希腊的哲学传统——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他的思想如同一颗种子，逐渐发芽、生长、枝叶繁茂。他是公认的西方哲学之父、科学之祖、希腊数学的奠基人，是任何一部西方哲学史教科书翻开第一章必然要提及的名字。但泰勒斯同时也是一个谜。他没有留下任何亲笔写成的著作，我们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他之后的人——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第欧根尼·拉尔修等人——的转述和记录。更为复杂的是，由于他的巨大声望，许多他并不一定做过的事情、并不一定说过的话，也被后人归到了他的名下。他被尊为“古希腊七贤”之一，而作为七贤之首，他的名声促使后世将许多未必属于他的事迹和格言归到他身上。胡适曾将这种现象称为“箭垛式的人物”——一个人物的名声越大，就越容易成为各种故事和说法的聚集目标，“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 因此，研究泰勒斯，并不仅仅是在研究一个人物，更是在追溯一种思想的开端，以及这种开端如何在历史的重述中被不断建构。这正是本文试图做的工作：一方面，以现有的史料和学术研究为基础，尽可能可靠地勾勒泰勒斯生平的基本轮廓；另一方面，以泰勒斯为出发点，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那个神话与理性交接的时代，一个人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用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 我们将从米利都城开始。

1650年2月11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冬日的晨曦尚未出现，凛冽的寒风从波罗的海呼啸而来。一处宅邸里，一位53岁的法国人在凌晨五点便从温暖的被褥中爬起，冒着零下数十度的严寒，前往王宫为年轻的瑞典女王讲授哲学。他是一个习惯于在床上沉思到中午的人，这违背天性的早起不过持续了短短数周，便使他不堪重负。1月1日清晨，他从王宫归来后开始发烧打颤，不久便确诊为肺炎。十天之后的2月11日清晨四时，这位法国哲人在斯德哥尔摩的寓所里停止了呼吸。 这个人就是勒内·笛卡尔——法国数学家、自然科学家与哲学家，人们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黑格尔说从他开始近代哲学才真正踏上陆地。他的“我思故我在”是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命题之一，他所创立的解析几何在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这位改变了西方思想方向的人，终其一生都在漂泊。他少年时便离开了故乡，足迹辗转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最后死在北欧的冰天雪地里。他曾经写道：“谁要生活得愉快，就得躲起来生活。”他用一生践行了这句格言——他把自己藏起来，却让思想照亮了整个欧洲。 他的故事，要从法国图赖讷地区一座安宁的小镇讲起。

1778年7月2日，法国巴黎东北方向的埃默农维尔庄园。盛夏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洒落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一位66岁的老人刚刚结束了清晨的散步，回到吉拉尔丹侯爵为他准备的住所。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随即倒地。当人们赶到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让-雅克·卢梭——那个用一支笔搅动了整个欧洲的人，那个让国王愤怒、让教会战栗、让无数读者热泪盈眶的人——就这样在宁静的乡间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与他的生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一个一生颠沛流离、饱受迫害的人，却在自然的怀抱中获得了最后的安宁。 十一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者们将卢梭的遗骸迁入先贤祠，沿途的巴黎民众高喊着“卢梭万岁”。这个在生前几乎被整个知识界抛弃、在穷困潦倒中死去的人，死后却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精神教父。罗伯斯庇尔将他奉为思想导师，《人权宣言》的字里行间回荡着他的声音，“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与他笔下的理想遥相呼应。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决议，为卢梭树立雕像，将其作为大革命的象征。 然而，这并非故事的全部。有人称赞他是自由与平等的伟大旗手，也有人说他是近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源头；有人赞美他发现了童年与情感的独特价值，也有人指责他遗弃了自己的五个孩子；有人将他视为浪漫主义之父，也有人把他当作危险的乌托邦幻想家。卢梭是一个永远让人争论不休的人，正如他自己在《忏悔录》开篇所写的那句话——“我生来便与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我甚至敢于相信，我与世界上生存过的任何人都不同。” 那么，卢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那些颠覆性的思想从何而来？他的一生又何以如此跌宕起伏？让我们从头讲起。

1804年2月12日，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正值严冬。凛冽的寒风从波罗的海吹来，大地冻得硬邦邦的。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在家中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据说是“够了”——Es ist gut。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他究竟是说了这句话，还是只是轻声叹息。但“够了”这个词，却意外地适合他的一生。他做了他想做的一切，说了他想说的一切，然后坦然离去。 然而，这座城市的人无法立刻与他告别。因为天寒地冻，土地被冻得坚硬如铁，整整十六天之后，人们才得以挖掘墓穴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这十六天里，柯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前来瞻仰他的遗容，尽管天气寒冷，人们仍然络绎不绝——在他们眼中，这位老人是这座小城至高无上的荣耀，是柯尼斯堡献给世界的最珍贵的礼物。 这个人就是伊曼努尔·康德——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人，一个终身未婚的人，一个身材矮小、体弱多病却活到八十岁的人。诗人海涅曾用近乎刻薄的口吻描述他：“描述伊曼努尔·康德生平的历史是一件极端困难的差事，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住在德国东北边境的一个老城哥尼斯堡城外的一条小巷子里，过着跟机械一样规律、几乎抽象的单身生活。”但正是这个看似毫无波澜的生命，完成了一场改变整个西方哲学走向的革命。 康德一生的外部事件确实少得可怜。他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柯尼斯堡，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教书，在这里成名，在这里老去，1804年在这里去世。他一生中最远的旅行，不过是到柯尼斯堡郊外的一位贵族朋友家中小住。然而，这位“足不出户”的哲学家，却用他的思想触及了人类认知的边界、道德的根基和自由的本质。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像三座灯塔，照亮了此后两百多年西方哲学的道路。他被公认为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 在他身上有一种奇妙的悖论：外部生活越是单调刻板，内心世界便越是波澜壮阔。让我们走进这位哲学巨匠的生命，看看一个马鞍匠的儿子，如何在东普鲁士的偏远一隅，掀起一场思想的革命。